擒拿汉奸案

就在整个沿海地区被一封告状信折腾得鸡飞狗跳时，突然宁波又递上报告：又有一艘英国船来到这里。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原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派船计划是提前安排好的（在洪任辉事件之前），这一年按照计划有两艘船前往宁波。船到澳门之后，他们才听说清朝的皇帝已经禁止西方人去宁波了，可公司的计划也不好更改，大班委员会出于谨慎考虑，决定只派一艘船前往。(48)

船的到来，仿佛是给了宁波官员一个证明自己忠诚的机会，他们三下五除二地将船赶走，并立刻上报皇帝。(49)皇帝也顺水推舟，正式下令不准西方船只前往宁波进行贸易。

英国船只的再次到来让皇帝更加确信西洋人的刁蛮。而就在这时，事情出现了转折：当皇帝的钦差兢兢业业地调查时，在广州的外国商人（一共二十一人，包括英吉利、法兰西、荷兰、瑞典、丹麦等国的大班和其他人员）仿佛串通好一样，联名要求解决贸易中的不公问题。由于人数众多，总督只好接见了他们，本以为哄一哄就行了，没想到他们竟敢再次递上告状信，内容与洪任辉的类似。

李侍尧连忙表示：皇帝待夷人是恩典最宽的。你们看洪任辉一递上告状信，皇帝生怕他委屈，立刻差遣官员查看。可见无一不体恤尔等了，尔等须安静守法，不可听人引诱滋事啊。(50)既然新递的告状信与洪任辉的类似，我们就一块儿办了，还单独递上来干什么！

洋人的告状信并没有流传下来，但总督的答复书却传了下来，因此我们可以从答复书中窥见洋人究竟写了什么。总督的答复书内容如下：第一，你们想在广州久留，但是禁止洋人在广州过冬是祖制，所以必须拒绝（制度不能改）；第二，你们不想要保商，但设立保商是为了你们着想，你们还不知感恩（维护稳定不可乱动）；第三，所谓勒索，你们也没有真凭实据，而且历任总督和监督都曾经发令严禁勒索（不知体谅官员的爱护之情）；第四，海关官员的职责就是严查进出口，没什么可抱怨的（该条问题不明）；第五，你们想随时见海关监督，但我们是“华”，你们是“洋”，总有些吃饱了撑着没事干的外国人随时找事，加上语言不通，经过通事转达不是更好？

总督在答复书中还宽慰外国人：原来的时候你们的税更高，乾隆皇帝继位当年，就免去一项了（指的是缴送银，见本书第二部），这项减免每年相当于四万数千两到十三四万余两不等，二十多年就是一百八十七万三千余两，你们还不知道感激吗？而且，你们对于内陆的货物充满了渴望，可是你们的那些玩意儿对于天朝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你们如果遵纪守法，我们既不赶你们，也不招你们，该满足了。宁波是不能再去了，在广州应该知足了。

对于这些大班，总督还算容忍和客气，但对于洪任辉，李侍尧就不能忍受了。在刚接到他告御状的消息时，李侍尧恼羞成怒，立刻下令禁止洪任辉再来广州。可是接着新的消息传来：洪任辉跟随钦差大臣朝铨一同从北京回来了，由于他有了皇帝的背书，总督只好收回自己说的话。

总督显然咽不下这口气，不过这次洪任辉控告的内容也确实事出有因，总督暂时无法抓到他的把柄，只能在其他方面做文章。皇帝对洪任辉不满，只是苦于没有证据，这一点总督也是知道的。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特别提到洪任辉会说汉话，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挑头的。皇帝最关心的是洪任辉有没有与内陆的奸民勾结，于是总督就建议在这方面严查，看告状信是谁代他写的，只要查到洪任辉与内陆人勾结的证据，就有理由把他驱逐出境。

皇帝在奏折中该建议的位置专门批示：是。(51)

到底怎么查？接下来轮到福州将军新柱出马了。洪任辉跟随朝铨回广州时，曾经说过他在宁波认识几个做买卖的，分别姓郭、李、辛，这次他终于说出了这几个人的名字，分别叫作郭四观、李受观、辛文观(52)。按照他的说法，最后一个人已经死了，但其弟弟尚在。新柱等人立刻意识到这些人可能是开洋行的，那么洋行的人很有可能与洪任辉有勾结，于是连忙派人去查。

闽浙总督杨廷璋那里又是一番鸡飞狗跳，最后不得不上奏称“洪任辉到宁波的时间太短，的确没有机会与浙江商人勾结”。(53)

但新的线索又在其他方面涌现出来。根据新柱等人的汇报，洪任辉还说过，他的告状信是居住在巴达维亚的福建人林怀写的，这个信息不知道是否属实。于是他们又把洪任辉等六人传来详细审问。这次的信息更具体了：据说林怀三十二岁，长得白净，他的家族已经在印度群岛（现印度尼西亚）居住了三代，就连穿着和头饰都已经是当地人的特征了。三月份时，英国人专门请他来到澳门，书写了这个状子，他收了三百两银子，之后就搭船回印度群岛了。(54)

新柱等人又把在广州与洪任辉熟识的陈祖观、刘亚匾、罗彩章、叶惠等人都抓来审讯了一番，他们都供称只是在广州与英国人有交集，没有协助洪任辉告状。

但他们又供出了第三条线索：安徽商人汪圣仪及其子汪兰秀曾经借钱给洪任辉，还帮助洪任辉代买货物，交往甚密。

皇帝听说后，立刻下令安徽等地官员前往捉拿汪姓父子。(55)汪圣仪早已经接到消息逃走，官员们搜查他的家中，并没有找到其与外国人勾结的线索。不过，在清朝，皇帝一心想要抓住的人是不可能逃掉的，汪圣仪逃到江西乐平县，在这里被抓住了，他的儿子汪兰秀也一并被抓获。

对于那位居住在遥远海外的林怀，皇帝暂时没有想到好办法，而且将信将疑：已经在海外居住三代，怎么还会写汉语，而且写得这么好？总之，福建人实在太刁蛮了！他下令杨廷璋仔细查访林怀是什么时候出的国，如果其家属中还有在内陆的，就赶快抓起来，设法引诱林怀回来，将其治罪，以儆效尤。

到了阴历八月底，浙江方面又传来消息，三位郭姓、李姓、辛姓人员终于找到了。原来，最后一次（在洪任辉之后）去往宁波的英国船上带了六块玻璃。这些玻璃是一年前户部郎中范清注向洪任辉（他一年前也曾经去过宁波）订下的，当时洪任辉没有货，只好叫后来的船带过来。在订玻璃的字据上，有保商信公抡的名字，所谓“辛”姓其实是“信”姓之误。最终查实，这三人分别叫郭益隆、李元祚和信公抡（弟弟信绍芳）。这三人与洪任辉只是正常的买卖关系，并无勾结。(56)

皇帝直到听说了这三人的名字，确信他们查到了具体的人，方才放心。虽然浙江与洋人没有勾结，但经过这样兴师动众的折腾之后，官场上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皇帝的真实意图，再也不会允许任何洋人的船只停留了。

不过，随着三人的浮现，调查洪任辉内应的工作也走进了死胡同。到底是谁写的诉状呢？难道真的是那位他们抓不到的已经在海外定居的林怀？既然无法抓到林怀，那又如何彰显皇帝的权力无远弗届呢？

就在这时，事情突然间朝着完美的方向跳了过去：与洋人勾结的人抓住了，而且就在广州。

由于我们没有找到钦差和总督的原始奏折，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抓住这个内应的。我们只知道，之前已经出现过的洪任辉在广州的朋友之一、四川人刘亚匾最后被认定就是那位替洪任辉写诉状的人。也许是经过笔迹比对发现的，也许是他在讯问中的回答无法自洽，最后只能承认，也许是被别人告了状，更可能的是，他只是一只替罪羊。

但不管怎样，广东的官员如释重负地将刘亚匾上报给皇帝。这令皇帝也松了一口气：既然有了刘亚匾，就证明洪任辉勾结内陆人为实，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驱逐他了。皇帝立刻颁谕旨，谕旨中的腾腾杀气在两百多年之后依然可以感觉得到。(57)

谕旨是这样要求的：“刘亚匾为外夷商谋砌款，情罪确凿，即当明正典刑。”皇帝还特别注明用刑的方式。由于司法实践中官员权力的弹性很大，很多时候，地方为了省事，直接以打板子的方式将人打死了事，但对刘亚匾不能这么便宜，不仅要正刑，而且需要示众。更妙的是，处决刘亚匾和审判洪任辉必须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在当日，李侍尧必须一面将刘亚匾提出大牢，一面秘密召见洪任辉，避免他先期逃走。当洪任辉来到后，要当面给他念谕旨，让他知道自己罪大恶极、罪该万死，但是皇恩浩荡，念他是个外国人，只判他在澳门监禁三年，然后驱逐。向洪任辉宣布完毕之后，立刻将刘亚匾正法示众。

这份谕旨的特殊之处在于，中国古代的历代王朝事实上都有着完善的司法体系，除非是牵扯到权力斗争的情况（特别是宗室内斗），皇帝对于一般的案件并不直接进行审判，而只进行复核。但这一次，皇帝不仅直接宣判刘亚匾死刑，而且连死刑执行的步骤都规定得一清二楚，表明了他对这个案件的关注和用心。

乾隆二十四年（1759）12月6日，总督李侍尧执行乾隆皇帝的命令，传话接见洪任辉。感到事情不妙的其他大班要求与他同去，获得了准许。到了总督衙门之后，有人建议他们逐个进去，这样就可以将他们分开，英国人不同意，最后获准一同进入，但他们的武器（剑）被拿走了。见到总督后，由于是宣旨的场合，要求他们下跪。英国人并不知道是要宣旨，拒绝了，于是他们被强行按在地上，但并没有行礼。李侍尧让洪任辉上前，指着圣旨告诉他：将他放逐到澳门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永世不得回来。宣布之后，总督下令将刘亚匾斩首。

12月9日，法兰西、丹麦、瑞典和荷兰人在英商馆开会，一致抗议12月6日总督对洪任辉的宣判。但由于这是皇帝的本意，抗议无效。洪任辉被监禁在澳门一里格（葡制长度单位，一里格约等于六千米）内的地方，乾隆二十七年（1762）11月期满后被驱逐。(58)更不幸的是刘亚匾，不管他是否代写了诉状，但从自由贸易的角度来看，他并没有做错什么，却被扣上叛国的罪名，被皇帝亲自下旨杀死。按照英国人的记载，他们给刘亚匾的遗孀和孩子送去三百两银——他是无罪的，只不过和商馆发生过交易而已。(59)

处决刘亚匾之后，皇帝又想到了汪圣仪父子。虽然他们摆脱了替英国人写诉状的嫌疑，但皇帝认为，在广州发出抓捕的命令时，他们选择了逃跑，本身就说明他们心中有鬼，因此要好好审理，至少要治他们闻信脱逃之罪。之后的事情未见记载，父子二人的结局已经消失在了历史洪流之中。

处理完人，接下来就是制定规矩了。此时，人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与他的爷爷康熙完全不同的乾隆皇帝。康熙皇帝曾经对外国人的军事技术、民用科技和医学赞叹不已，总是想着怎样利用这些先进的技术为自己服务；(60)而乾隆皇帝却是一个对海外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只想着如何彰显帝国广大的人，他缺乏好奇心，却又想控制一切，这一点官员们是一清二楚的。

处于事件中心的两广总督李侍尧显然是最了解皇帝的人。借着洪任辉事件，他乘机上奏，提出了一共五条防范外夷的规条，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防夷五事》：

禁止夷商在广州过冬；

夷商到广州，应令寓居洋行，由行商管束稽查；

禁止中国人借夷商资本及受雇于夷商；

严禁夷商雇人传递信息之弊；

夷船进泊黄浦，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这些条款并不是全新的，大都在之前已经设立了，只是执行得不严，没有形成文字规定。但这一次，皇帝借着李侍尧的上奏将条款下发。再加上严禁外夷赴宁波通商的条款，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口通商制度正式启动。

洪任辉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指望向皇帝告状来放松贸易管制，减少制度（陋规）对贸易的限制，以为这是对两国都有利的事情，他的努力确实获得了皇帝的回应，但回应的结果，却是使事情变得更糟，中央帝国也变得更加铁板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