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禁止的葡萄牙贸易

明朝中央政府对社会和经济控制的失败，不仅表现为让民间的对外经济和商业成了“漏网之鱼”，还表现为对外国人也无力禁止。虽然皇帝不喜欢西方人（尤其是葡萄牙人），并屡屡下达禁令，但他也同样无法让对方在帝国的沿海消失。

就在正德十二年（1517）之后，随着葡萄牙使者被囚，皇帝第一次下令禁止葡萄牙人来华贸易。但事实上，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葡萄牙人继续到来，并未断绝。由于皇帝直接下诏到广州，这里的官员不敢抗命；但在其他地方，官员们并不在乎，他们受到民间商业的鼓励，反而乐于忽略禁令。

被迫离开广州之后，葡萄牙人选择继续北上福建和浙江。他们最喜欢的地方是宁波附近的双屿港、厦门湾南端的浯屿和漳州的月港。这些地方都有一定的商业规模和人口，但相对于庞大的陆地帝国而言，它们又是非常边缘化的。葡萄牙人也并不想与帝国对抗，于是双方默契之下形成了一定的规则：到了贸易季，葡萄牙船只到达时，人们会在港口附近搭起临时性的棚子，各地商人带着货物和货币来这里进行贸易，一旦贸易季结束，他们就把临时性的棚子拆掉，不留下任何痕迹。(72)

葡萄牙人的做法也并不是他们独创的，之前日本人也是这么做的。所谓“倭寇”，更多时候只是日本人与沿海走私商人勾结的团伙而已。

然而，对于走私行为，明朝政府也是有一定防范能力的。在明初，为了应对倭寇等海上势力的骚扰，皇帝就在边疆地区设立了一些军事机构，分别是卫（五千六百人）、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和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在沿海地区还设立了护岸舰队，葡萄牙人从广州被赶走时，就见识过这种舰队。

由于浙江和福建地区面临的国际形势比广州地区简单，因此对于护岸舰队的维护并不好。随着明朝中期的怠政，皇帝已经拿不出足够的经费维持良好的舰队了，缉私船十不存一，根本无力应对来自海外的挑战。

沿海地区的居民也是欢迎葡萄牙人到来的。葡萄牙人带来了胡椒、苏木、象牙、麝香、沉香、檀木和其他香料，价格便宜；同时，他们也从老百姓手里购买吃喝物品，包括粮食和肉禽，他们给的价格通常是平常价格的两倍。官员们对此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他们想管，商人、小贩甚至一些官吏也会向葡萄牙人通风报信，让管理无法落实。

嘉靖二十一年（1542），事情再次起了变化。这一年，葡萄牙人发现了日本，与之直接接触，之后葡萄牙人成了中日贸易的中间商。由于他们获得了日本的贸易许可，同时又能与明朝商人进行半地下的贸易，所以他们在中日之间建立了中转贸易：将日本的银锭转卖到明朝，将明朝的丝绸和黄金卖到日本。此时，由于明朝政府对银和铜的需要，日本已经开始逐渐扭转自己在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之前明朝看不起日本货，但由于明朝庞大的经济体需要货币润滑剂，日本的白银和铜成为大宗交易品，大明开始从日本进口金属。同时，由于中日之间剿灭倭寇的战争，双方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改善。

中日之间的不友好，反而成了葡萄牙的机会。葡萄牙人不希望明朝与日本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他们与日本的中转贸易，导致他们在明朝海岸频频出现，其间倭寇的势力也在增强。

对于倭寇的担心，使得明朝政府内部产生了一批更加强硬的鹰派。他们不顾禁止贸易会带来的财政收入不足等问题，坚持遵守老祖宗的法度，生怕有任何放松。不仅对日本人要防范，对做中间贸易的葡萄牙人也要防范。此时，贸易派中有人提出要缓和对葡萄牙人的禁令，却遭到了鹰派的反对。给事中王希文打出重重一拳，请求继续禁止一切非进贡的贸易，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73)

鹰派的逆袭还在继续。嘉靖二十六年（1547），浙江来了一个严苛的巡抚朱纨。在其任上，对外贸易大幅度收缩，出现了中国对外关系史上著名的事件。这一事件又与内政混合在一起，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柳暗花明一般地让明朝千疮百孔的闭关政策再也无法维持下去(74)。

在明朝的官僚体系中，朱纨是一位保守却刚正不阿的官员。在他执政时期，福建、浙江沿海有许多大的走私头子（官府称之为“海盗头子”），比如李光头、许栋、汪直(75)等人，他们的活动基地在宁波的双屿。这些人得到了当地百姓的配合，与官府对抗。而当海盗强大时，官府的海军却非常孱弱，战船、哨船只有定额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负责海防的漳泉巡检司定额是二千五百人，但实际上只有一千人。

朱纨上任后，决定改变这样的局面。他认为要想清缴这些海盗，必须首先禁止一切船舶，再在民间采取保甲措施，实行连坐。在他的费心张罗下，官军的势力得以重整，在一次行动中，将著名的走私头子许栋擒获。朱纨的声望由此达到顶峰。

嘉靖二十七年（1548），一支葡萄牙船队抵达宁波双屿试图做生意，遭到严防之后，又向南来到泉州，在当地官员的默许下进行了贸易。到了第二年，货物还没有卖完，船依旧停在那里。随着朱纨对海防的加强，船已经不可能继续停留。葡萄牙人只好将没有卖完的货物集中到两艘当地人的走私船上，又留下三十个人与其一起继续销售剩下的商品，其余的船只回航。这两艘船属于走私头子李光头(76)的。

这两艘船在停泊时被明朝军队发现了，这支军队由都司卢镗(77)指挥。他装作要开火，引诱葡萄牙人先动了手后，明朝的大部队立刻进攻，将这两艘船只缴获，李光头也和葡萄牙人一并被抓了起来。(78)

抓获葡萄牙人本来就是一种巨大的荣耀，卢镗还选择了一个更巧妙的计策：他逼迫其中四个葡萄牙人宣称自己是佛郎机在马六甲的国王。(79)当葡萄牙人和李光头等人被送往朱纨处时，朱纨也同意了这种说法，并下令将九十六个明朝人（包括几个孩子）全部杀掉，只留了三四名青年和一个成年男子——要向皇帝作证。至于被俘的葡萄牙人，则被全部送往京城。

在朱纨等人的曲解下，葡萄牙人普通的贸易行为就这样变为由葡萄牙国王率领的入侵事件。如果得到皇帝的褒奖，朱纨的权力会大大提升，并且获得更多的支持来加强海防，到那时，宁波、泉州一带的自由贸易体系将彻底被切断。

但朱纨的做法并不是没有反对声音，在浙江和福建，当地的商人由于做不成生意，对他的意见很大。这些意见通过乡绅与官场的联结，最终传到远在北京的朝堂之上。朱纨的政敌陈九德乘机告了他一状，奏他滥杀无辜。

明朝的法律是一个奇特的混合体：一方面草菅人命，官员在审判阶段就可以通过刑讯将人打死；另一方面皇帝又表现得非常珍惜人命，任何判决之后的死刑案件，在执行之前都必须经由中央确认，只有刑部同意了才能杀。而朱纨一次性就杀害了九十六人，且没有经过正常备案手续，显然构成滥杀罪。

当时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免除他的责任，那就是必须证明他杀的人犯有反叛罪，包括僭号、流劫等。如果能够证明有上述情形，就相当于发生了外国对明朝的入侵和战争，而在战争中的杀戮当然是可以被理解的。

说到最后，事情又回到了起点：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来攻打明朝的佛郎机国王？

皇帝首先停了朱纨的职务，然后派两个钦差下来，分别是给事中杜汝祯和巡按御史陈宗夔。二人到达后开始提审。葡萄牙人记载的明朝的提审手续非常完备：首先，两位大臣并不在一起提审，而是一个审被告时，另一个人就审原告；然后，把口供放在一起对比，寻找不一致的地方，进行推敲或者再审；最后，还要去现场查勘，获得更真实的证词。(80)

通过一系列的审讯，两位钦差最终认定：这只是一起走私事件，没有所谓的葡萄牙国王。

根据钦差的意见，皇帝下诏抓了朱纨。朱纨早已知道自己的结局，他慷慨流涕，说道：“我又穷又病，为人又太骄傲，不甘心与人对簿公堂。就算皇帝不想让我死，闽浙地方的人也必然杀我。我死也要自己死，不需要别人动手！”(81)于是他作了一首绝命词，服毒自尽。

朱纨知道浙江和福建百姓恨他，但坚称是天下人的错，自己严格执法，为皇帝守卫边疆是无比正确的，不需要道歉。就连《明史》也替他惋惜：朱纨一死，人心涣散，海寇大作，祸害东南十几年。但如果不是当时的官场和社会之间还有制约作用，在他的严格执法之下，明朝的外贸将荡然无存。

朱纨死后，那些被俘的葡萄牙人也有了新的裁定，除了个别人因涉及杀害明朝士兵而被继续关在监狱里直到死亡之外，其余的五十一人都被流放到了广西。(82)

这些人中，有一位叫作盖略特·伯来拉的，趁流放广西的机会细致地观察了这个“老大帝国”，留下来一本《中国报道》。(83)这本书后来又成了西班牙人门多萨的材料，他撰写了另一本更加著名的书：《中华大帝国史》，(84)成为当年欧洲人争相阅读的中国指南。根据他的记载，中国人对这些俘虏很友好，一路上将他们放在轿子里抬着，通过水路和陆路联运，可能走的是江西赣江经过梅岭，转入北江，再通过西江进入广西的路线。(85)

到达桂林后，他们被分散在各个城镇，每月可以获得一斛大米，可以自由活动。多年后，一些人想办法和澳门取得了联系，最后偷渡去了那里。(86)

朱纨之死最大的影响就是让鹰派官员们彻底泄了气。他们再也不肯在海禁上下功夫了。浙江和福建的四十一个卫所和四百三十九艘战船都慢慢地报废，朱纨在河口和海岛设立的堡垒也都废弃了。这次事件的另一个结果，是葡萄牙人的贸易方向再次发生了改变。由于朱纨摧毁了双屿、浯屿和月港的葡萄牙驻地，他们从福建和浙江又转回广州。出于对皇帝之前禁令的不满，广州当地的官吏请求皇帝放松管制、开放港口。一两年后，葡萄牙人已经在广东海岸的上川岛和浪白滘找到了新的驻地，这显然是得到了官方的默许。

这时，葡萄牙人在贸易中的重要性已经逐渐显露。朝廷一方面要防范倭寇，另一方面又需要日本的白银，这导致他们需要一个与海外有联系但又不是倭寇的中间商，而葡萄牙人恰好能胜任这个角色。(87)

中间商地位的提高，使得葡萄牙人在与广东地方的谈判中具有了一定的优势地位。贸易形势也不允许他们永远在临时性的棚子里做买卖，他们需要永久性的建筑。广东巡抚林富上奏，请求划出一片地方进行互市。皇帝同意了林富的请求，允许海外贸易商人在一个叫作香山滘的地方进行贸易。

嘉靖三十三年（1554），葡萄牙船长莱昂尼·德·苏萨经过漫长的谈判，与明朝船队的海道副使汪柏达成口头协议，葡萄牙人获许按照与暹罗同等的条件在广东进行贸易。他们最初在上川岛，后来到了更风平浪静的浪白滘，最后在嘉靖三十六年前后转移到了澳门。(88)三年后，葡萄牙人开始在澳门建造教堂，教堂高六七丈，异常壮观。之后澳门开始堡垒化，被明朝口中的佛郎机人据有。

隆庆四年（1570），教士格列哥略·贡撒维斯在信中提到葡萄牙人已经在澳门盖了一座很大的房子、三座教堂、一所医院等等，居民有五千多人。(89)到了万历十年（1582），澳门依然没有武器和法庭。他们有一位葡萄牙长官和主教，有五百间房屋，每年缴纳一万杜卡特（约一千两白银）给明朝的官员。

在澳门之前，广东的外贸地点也变了好几次。最早允许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等国贸易时，地点设在广州，到正德时期改在屯门岛，之后又改为上川岛，后又移到香山滘，最后才选择了澳门。

人们常常把嘉靖三十六年（1557）当作葡萄牙对澳门实行殖民式统治的开始，但我认为，此时的澳门更像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特区。

首先，澳门依然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归广州府香山县管辖（一直到1840年，葡萄牙人都没有取得澳门的管理权）。其次，如果有外国人犯罪伤害了中国人，必须交给中国政府审判，澳门的葡萄牙人必须负责将涉案的外国人移交给中国。我们必须明白，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没有治外法权的概念，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外国人之间（不涉及中国人）的罪案交给外国人处理只是一种便宜行事，并非出让主权，这也是历史上的通常做法。(90)

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葡萄牙人拥有的是居住权和贸易权，以及一部分“出于善意”而获得的司法权（外国人之间的案件），中国政府保留了行政权、大部分的司法权和军事权。因此，这样的澳门依然处于中国政府的管理之下，并非殖民地。

到了万历二年（1574），明朝政府在澳门半岛的腰部筑了一道土围，围子上留了一扇门，由明朝政府派兵把守，由此也控制了澳门的防卫系统。另外，葡萄牙人还每年缴纳一千两租金给香山县政府。(91)

澳门模式的创新是明朝地方政府、海外商人和国内的外贸势力共同寻找出的“最大公约数”，在这个并没有丧失主权的偏僻小村开辟出一片外国人居住地，以便于贸易。这种做法，促进了明朝后期的外贸发展。也正因为有了澳门的成功尝试，明朝末年才有信心打开一点点国门，迎来了一次思想、技术和商业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