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664年9月初，我从邻居们那里听说了瘟疫重回荷兰的事。1663年的时候，那一带的疫情便已十分猖獗，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人们对这场灾难的来源各有说法：有人说是意大利；有人说是地中海东部的黎凡特一带，疫情隐匿在土耳其舰队回乡的船货里；有人说是爱琴海南部的干地亚；还有人说是塞浦路斯。不过大家一致认为，瘟疫来自哪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已在荷兰卷土重来。
在那个年月，我们还没接触过纸质报刊这种传播见闻、报告时事的媒介，它会随着人类的发明得以改进，让所有的消息在顷刻之间传遍全国，像我在以后的生活中习以为常的那样。所以，当时的消息只能通过商人与海外的书信往来，以及民众的口耳相传，不过政府似乎早已了然于胸，并为此召开了几场会议，商讨防止疫情入侵的办法，但一切行动都是秘而不宣的。因此，流言再次消于无形，人们开始淡忘，仿佛它从未来过，大家也希望这不是真的。直到1664年，11月末还是12月初的时候，有两人死于瘟疫，据说是法国人，就在朗埃克大街靠近德鲁里巷北端的住处。死者所在的那户人家想尽办法隐瞒事实，但还是在邻里闲谈时走漏了风声。政府官员获悉此事，为了了解真相，他们来到这户人家问询，并派了两名内科医生和一名外科医生去事发地详查。医生们检查过后，发现死者身上均有明显的疫病迹象，于是对外宣称二人死于瘟疫[1]。此事很快就呈报给了教区[2]执事，之后上报给市政厅，并按照一贯格式刊登在每周的死亡统计表上，如下所示：
整个城市，包括周边一带，都对此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和警觉。1664年12月的最后一周内，紧张气氛更甚，因为又有一个人死在了同一间房子里，症状一模一样。随后在大约六周的时间里，再没传出过有人死于瘟疫感染的消息，我们又宽心了不少，有人说疫情已经结束了。然而不久以后，大概是第二年2月12日，又有一个人死在了同一个教区的另一间房子里，死状与前几位相同。
这件事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城市的另一端，每周公布的死亡报告显示，圣吉尔斯教区下葬的人数超过了以往的情况。尽管这一切都被极力掩盖着，但大家还是开始怀疑，人们之所以接连死去，就是因为瘟疫隐匿在城市那一端的人群中。这让大家仿佛得了魔怔，没有几个人愿意踏足德鲁里巷，或者其他有疫情隐患的地区，除非有特殊情况不得不去。
周死亡报告的增长情况如下：圣吉尔斯教区和霍尔本区的圣安德鲁教区，每周死亡人数在12到17人或12到19人的区间内，虽略有浮动，但自从圣吉尔斯教区的疫情暴发开始，人们发现每周的死亡人数也逐渐开始增长，例如：
同样的增长情况也出现在圣布莱德教区和克拉肯威尔区的圣詹姆斯教区，二者分别位于霍尔本区的两侧，与其毗邻。这两个教区的每周死亡人数基本在4到6人或4到8人不等，但自从疫情开始后，两个教区的死亡人数出现了以下增长：
此外，人们还观察到，本来每年的这段时间里，周报上的全城死亡人数都没有太大变化，但这几周上涨得十分厉害，这一情况令人非常不安。
通常，在教会公布的统计报告中，每周死亡人数为240到300人不等。300这个数字已经相当高了，但表格上的数字还在持续增长，如下：
最后的数字实在是触目惊心，自1656年的灾难[3]爆发以来，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周的死亡人数。
不过，一切又渐渐平息了，天气明显转凉，12月开始的霜冻顽强地撑到了将近2月底，伴随着时而凛冽、时而温和的寒风，死亡人数再次减少，城市开始焕发生机，人们以为隐患就这样消失了。只有圣吉尔斯教区的死亡人数居高不下，特别是从4月初开始，从每周的25人增加到18—25日这周的30人；其中2人死于瘟疫，8人死于斑点热[4]，而二者被认为是同一种疾病。另外，死于斑点热的人数也增加了，上周8人，这周已经12人了。
这下我们又紧张起来，人人自危，尤其是眼下天气逐渐转暖，夏季就要到了。不过，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大家似乎又看到了一线希望：周报上的数字并不高，总死亡人数也不过388人，瘟疫0例，而斑点热也仅有4例。
可惜，再下一周的数字很快反弹，疫情开始向其他两三个教区蔓延，其中就有霍尔本区的圣安德鲁教区和圣克莱门特·戴恩斯教区；更让人害怕的是，已经有人死在了城墙内的圣玛丽·乌尔乔奇教区，就在贝尔班德巷，离证券交易所非常近。本周共有9人死于瘟疫，6人死于斑点热。经调查考证，这位死在贝尔班德巷的法国人，之前就住在朗埃克大街那所被感染的房子附近，为了躲避疫情才搬离那里，殊不知自己已经被感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