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杜甫
朋友圈与人生际遇

杜公子的朋友圈都有谁

站在中国文学史巅峰的杜甫，最不缺的就是后世的鲜花与掌声，更不乏对他作品的精辟解读、对他生平的详细研究。然而，在繁花锦簇之中，我们容易忽视杜甫那并不如意，甚至称得上贫困漂泊、默默无闻的一生。

交游应酬是人生在世的重要内容，从“朋友圈”切入观察一个人的生平便是一条可以信赖的途径。朋友圈里隐藏着主人公所处的阶层、喜好和奋斗，朋友圈的反馈则映射出主人公的地位声望、冷暖得失。朋友圈的质量，一定程度上也是他的人生质量。

杜甫的一生，大约有1500首诗歌传诵至今，其中属于在朋友圈明确给他人的赠诗就有736首，占存量总数的近一半，涉及杜甫的402位朋友。杜甫赠诗超过10首的亲友，分别有严武30首、高适20首、章彝13首、李白13首、郑虔13首、李之芳10首。相应地，杜甫却仅仅收到16首赠诗，收赠比低至1:46；回应他的仅有8人，不及赠诗对象的1/50。尽管由于诗歌佚失会影响对比结果的精准度，但我们仍然大致可以窥见一个热衷于赠诗却极少得到回应的杜甫形象——杜甫交游应酬的质量并不高，折射出他生前的几缕落寞、一丝悲凉。

个人交游和人生的状态、际遇密不可分。杜甫的人生大致可以分为追求不同、命运各异的三个阶段，进而展现了内涵各不相同的三段朋友圈。伴随着大唐王朝的盛衰起伏，他快意轻狂过，也强颜欢笑过，攀附过权贵，也长期困顿于失意与贫困的泥潭，每个阶段都是杜甫真实的人生。

杜甫的前半生，也就是在天宝六载（747年）西入长安之前，似乎不知困苦为何物。受惠于蒸蒸日上的盛唐国势，有赖于杜氏家族祖荫未消，杜甫沉浸在读书和壮游之中，度过了十多年裘马轻狂的快意生活。

海内升平，一个官宦公子纵马驰骋在“樽中酒常满、良夜人尽欢”的清风明月之下，堪称盛世大唐的上佳注脚。杜甫自诩为官从政是家族“素业”，自我确立的人生目标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漫游途中，他不时迸发出心底的雄心壮志。在巍巍泰山顶，杜甫留下一首《望岳》，结尾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流传上千年，成为泰山最著名的题咏之一，流露出诗人不凡的抱负；在画作前，杜甫热情地歌颂雄鹰和骏马（《画鹰》《房兵曹胡马》），留下“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的托物言志。尽管科举落第、年纪渐长，杜甫依然相信前面有一条金光大道在等着自己。年轻的杜甫固然飘在云端，有好高骛远之嫌，但他并未完全目光高高在上，只盯着豪门士族。他将纸笔对准州县内外和百姓疾苦，他的赠诗对象从皇亲国戚到贩夫走卒，不一而足。他终生保有那份少年的纯真，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只要所遇之人足够有趣或难忘，都平等相待，一律诉诸笔端。

这一段时间，杜公子杜甫结识的朋友，奠定了朋友圈的基调。后人称呼杜甫为“老杜”，除了亲切，还赞誉他是属于平民大众的。杜甫朋友圈中普通人占比颇高，这是研究者通常首先关注的特征：

在杜甫的“朋友圈”中，普通民众是大多数，哪怕是没有具体姓名的“田父”。比如流落山东一带的京兆武功人苏预，京畿王倚，成都家中“花满蹊”的邻居黄四娘和喂鸟的朱隐士，夔州做生意的胡商和仆人阿段，羌村看到杜甫一家人团聚满墙头“感叹亦歔欷”的邻人，隐居在东蒙山的道士董炼师和元逸人，以及唐十五诫、唐十八、寒儒李衔、僧人赞公等等。此外，杜甫也有一些具有一技之长的艺术家朋友，比如梨园弟子李龟年、画师曹霸、画家王宰、书法家顾戒奢等。[1]

可贵的是，杜甫始终与这些普罗大众保持平等往来——不以自己或交往对象的境况的变化而改变。20年后，担任华州司功参军的中年杜甫，遇到故人卫八处士。当年正值青春的两位故人，都已经携家带口，鬓发花白了，“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二人就着黄粱米、春韭菜，举杯畅谈。30年后，流落夔州的杜甫有过两年躬耕田园的生活，来自异族的仆人阿段不避虎豹，不与他人争水，而是深入山林，用竹管引来泉水。杜甫写诗称赞阿段的聪明能干（《示獠奴阿段》）：

山木苍苍落日曛，竹竿袅袅细泉分。

郡人入夜争余沥，竖子寻源独不闻。

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

曾惊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杜甫沦落湖湘，遇到了同样落魄的著名乐师李龟年。江南春花飘零，杜甫仿佛回到了当年同样暖煦飞花的盛唐长安，回到了自己和李龟年都最美好的年华，提笔写下了《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可以说，杜甫是一个天真单纯的人、一个重情重义的人，是不错的朋友人选。一个人在青少年期奠定的言行特性是不会轻易变更的。杜甫快意交游的前半生，最值得一书的便是他与李白的友谊。即将结束人生第一阶段的杜甫，在33岁时于洛阳遇到刚被“赐金放还”的李白。彼时，李白已经名满天下，比杜甫年长11岁。李杜二人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两人同游梁宋，其间同样默默无闻的高适加入进来，三人畅饮酣睡、纵游秋冬、慷慨怀古。中间一度分别后，杜甫又与李白于第二年在山东短暂重逢，又因为人生状态不同而各奔东西——杜甫西入长安，闯荡庙堂，李白则漂向江湖深处，从此再无聚首。

杜甫与李白、高适的交游，没有任何功利考量，而是寒微之交，是基于才华、志趣的精神之交。这也是杜甫与朋友交往的一贯理念。诗人与文豪之间的惺惺相惜，没有因为时间短暂、天涯两隔而淡化，情谊历久弥坚。杜甫将李白视为终生挚友，思念因时空不便而肆意生长，流传下来13首致李白的赠诗。在赠诗中，杜甫一如既往地抒发自身的抱负和理想，比如“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又如“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既是夸赞李白，又何尝不是自诉自勉？留存下来的李白致杜甫的诗歌虽然仅3首，可考虑到李白洒脱疏简、不尘于世的个性，已经足以证明这段友谊在李白心中的分量了。

如果杜甫继续快意滋润的生活，唐代文坛会多一位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诗人，不过这样的诗人在当时并不少见，他至多算是一个二流的诗人；杜甫也将在游历途中认识更多的文人雅士、凡夫俗子，继续壮大自己的朋友圈，不过那样的朋友圈风平浪静、缺乏层次感。杜甫的人生也将是单面相的，欠缺色彩的。改变发生在天宝六载（747年），杜甫走出舒适圈，一头扎进恢宏的长安城求官。从此，大唐少了一位轻狂潇洒的公子，多了一位命运多舛的文豪。

36岁的杜甫从“杜公子”升级为“老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