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吴钩里的地震，患难与共
暑假终于来了。
这一天，师里来了两辆改装中吉普，要接吴钩里的孩子们去营区军训。
坦克师多年来有个好传统，每到暑假，都要组织干部子女到军营里住上十天半月，过过集体生活。据说这个做法是师长邢长征首创，多少年来一直坚持下来。尽管一场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把军队许多优良传统当作“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加以批判，但这个做法却有幸保留下来。因为它符合当下的政治形势和要求，毛主席号召全民皆兵，各行各业都向解放军学习，作为军人的子女，用这种集体生活的形式学习解放军，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汽车左拐右拐，穿过城南狭窄而古老的街巷，驶上中华路。向南走三里路，在中华门城堡前向西绕过城堡，开上由刘伯承元帅题字的长干桥，视线豁然开朗。
在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北大门前右拐，向西行两公里，汽车又左拐，爬上一个陡长的高坡，驶向宁丹公路。路两边稻子已经泛黄，田地里成群结伙的社员正在劳作，路边时时可见不大的水塘，牛在水里消暑，一些农家小孩光着屁股在池塘里嬉闹。这一切，对城里的孩子都是极其新鲜的。小兰和马社教、马淑红、刘成虎兴奋地比划，议论着。不一会，前方出现了层层叠叠的群山，砂石公路像一条灰色带子，在群山间蜿蜒。在一个不显眼的拐弯处，汽车向左一拐，驶上一条更窄小的砂石公路，径直向群山的怀抱里奔去。
这是古城南郊著名的牛首山，因主峰两峰并立，远看似牛角冲天，因此得名。古城有“春牛首，秋栖霞”的民谚，每当春风浩荡，山上野花盛开之时，这里是人们踏青郊游的好去处。此山距市区十公里左右，如一条蜿蜒的巨龙，横亘在城市南边，扼守南进要冲，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至今还能依稀寻到古战场的遗迹。
坦克师师部座落在牛首山腹地。因地理位置重要，这座营盘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单从营房结构和建造年代，就可看出不同时期军营的风格。师部办公楼，座落在半山腰上，背依高山，面向两山间的深沟，石墙、灰瓦，歇山式大屋顶，古朴而庄重。这是清朝末年大建新军时，在江南组建了陆军第九镇，镇即今天的师，师部即驻扎在这里，主要任务是拱卫古城。辛亥革命爆发，第九镇官兵受孙中山革命党反清思想影响，在协统徐绍桢的带领下举兵起义，发兵攻占古城，曾在雨花台下与守军激战。
民国建立后，这里驻扎过国民党的战车团和少量卫戍部队，主要是保卫首都。师部对面的山坡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一排排青砖、灰瓦的平房，就是民国驻军留下的。车子进了营门，顺着两山间的公路往里开，便能看到红砖红瓦的大礼堂和排列整齐的红砖黑瓦的平房，这是建国后，我军按苏军图纸建造的。经过近百年不同军队的经营，这个营盘已初具规模。再向东三公里，还有一处同样规模的军营，那里驻扎着师炮兵团和坦克一团。再向前行五公里，在宁溧公路旁，还驻扎着坦克二团、三团和装甲步兵团。
汽车在一幢平房前停下。
孩子们拎着装有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的各色各样的提包、挎包，略显疲惫地走下车。汽车开走了，孩子们三五成群，围在一起叽叽喳喳。以前来过的都热情地向第一次来的大声做着介绍，面对群山和房屋指指点点。刘成龙多次来过，显然对环境非常熟悉。他热情地向赵小岳介绍说：“你看，那个红色的是大礼堂，那边大屋顶的楼房是师部，马木兰的爸爸就在里面办公。”
“那我爸爸在哪办公呢？”赵小岳心急地问。
“你爸他们团还要向前走三公里。”
“那你爸爸呢？”
“噢，我爸他们团顺着这条路还要走七八公里，比你爸他们团还要远一点。”
从办公楼方向跑来一个人。刘成龙指着远处的人影，对赵小岳说：“那准是曲叔叔。”
“曲叔叔是干什么的？”
“噢，师政治部的一个小干事，叫曲正平。”刘成龙显出既熟悉又不屑地说：“去年军训就是他带队。”
不一会儿，曲干事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一米八〇的个头，眉清目秀，脸膛红红的。由于天热，汗水将军装上半段湿透了，汗水顺着娃娃脸往下淌。红五星帽徽和领口上的两片红领章显然是新缀钉的，格外的新，耀眼，腰间扎着人造革的皮带。
“这么早就到了，俺还以为要晚一会儿呢。”他来到人群前，一边说，一边用两只大眼扫视着孩子们。
“曲干事，今年还是你带队呀？”刘成龙迎上一步，老练地挥挥手，以期引起他的注意。
“嗬，是刘成龙呀，一年不见，又长高了。”曲正平友好地向他点点头，目光却落在赵小岳兄妹身上：“这两位去年好像没来嘛。”
“他叫赵小岳，这是他妹妹，他爸爸是一团的赵团长。”刘成龙抢着话头介绍说。
兄妹俩人轻轻地叫一声：“曲叔叔好。”
“噢，是赵团长家的。你爸爸来师里时间不长，但大家都很佩服他呀。”曲正平友好地拍拍赵小岳的肩膀，谦虚地说：“不要叫俺叔叔，其实俺比你大不了几岁，还是叫俺曲干事吧。”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时，慢腾腾地走来一位女干部，身高不到一米五，圆脸，上身和下身一般粗，大号军装紧紧绷在身上，仿佛要把军装撑破。她走近人群，眼睛望着天，居高临下地对曲正平说：“人都到齐了吧。”
刘成龙拽拽赵小岳的衣袖，悄声说：“这是谭护士，是师里谭政委的女儿。”赵小岳点点头示意知道了。刘成龙又神秘地说：“她和曲干事正在处对象。”
曲正平不亢不卑地向她点点头，说：“都到齐了。”
接下来，曲正平叫大家整队，然后分配住房。这是师警卫连的宿舍，东头共三间，住十二个男孩，西头一间住六个女孩。床是铁架焊的双人床，分上下铺，床上已铺好了席子，放着一床堪用的军用毛毯；床下还有两只脸盆和一个小方凳，这是师后勤为孩子们准备的。
分好房间和床铺后，曲正平吹哨要大家带小方凳到一间空房子开会。在宣布了有关纪律之后，曲正平说：“现在俺们集训队就正式成立了，俺是队长，谭护士……”他用手一指站在队伍后面，双手抱肩、无所事事的谭玲：“是副队长。下面，大家选举一位班长，主要是协助咱们抓好管理工作。还是老传统，发扬民主吧，大家看谁当班长比较合适？”
大家的眼光互相扫射着。刘成龙边举手边站起身，没等曲干事同意他发言，急不可待地说：“曲干事，去年是我当的班长，这里的情况我比他们熟悉，还是由我当吧。”
曲正平示意他坐下，微笑着看着大家，用征询的口吻说：“大家看怎么样？”坐在后排的马木兰举手：“我不同意。去年刘成龙当班长，光顾自己玩，一点都不负责，我建议重选一个。”
刘成龙回头，用眼睛狠狠瞪了一下她：“那你来当吧，看见狗都吓得嗷嗷叫，胆子比兔子还小。”
“我当不了，也当不好。我建议让赵小岳当。”马木兰涨红了脸。
大家的目光都射向赵小岳，看得他有点不好意思。
其他孩子都喊着赵小岳的名字。
“好，综合大家的意见，今年集训队的班长就由赵小岳担任。”听得出，曲正平心里早就有了谱。
“同意。”小兰第一个鼓掌，赵小岳用眼神狠狠地制止了妹妹。
“同意。”大家几乎异口同声答道。刘成龙一看大势所趋，也鼓起掌来。
太阳渐渐隐到山后面，夕阳把层峦叠嶂的山峦染成金黄色。晚饭后的军营是一天中最恬静的时光。可大喇叭里喋喋不休地播放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曲，歌词直白，像喊口号；旋律也呆板直露，像一个说谎惯了的老太婆，生怕别人不相信而颠来倒去、絮絮叨叨。
这会儿有的孩子在冲澡，有的孩子在水池边洗衣服。赵小岳带着妹妹蹲在水池边，守着两个脸盆，一边自己洗，一边教妹妹怎样把领子上的污渍搓掉。昨天妈妈就反复交代，叫他生活上照应妹妹。马木兰等几个女孩已把清好的衣服晒在屋前的铁丝上。
曲正平到水池边，对赵小岳说：“洗好衣服后，咱们去走走。”赵小岳三把两把搓完，站起身要去冲洗。马木兰走过来：“我来帮你过，小兰的衣服你也别管了。”他感激地点点头，把脸盆递给她。
沿着高低不平的小道，赵小岳和曲正平并肩向师部方向走去。从个头上看，两个人几乎一样高，只是曲正平显得魁梧粗壮一些，赵小岳显得单薄一点，毕竟还是十五、六岁的少年。
曲正平是河南安阳人，那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出土的地方。
一九六八年，在乡亲们热烈的锣鼓声中，参军来到坦克师。新兵集训后，因身材魁梧，长得眉清目秀，特别是一张娃娃脸，见人就笑，招人喜爱，分到师警卫连，为师首长担任公务员。部队大兴学习毛泽东著作之风，他初中毕业，文字功底不错，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通读了毛选1—4卷，还有《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大部头经典著作，写下了十几万字的读后感。师里主管宣传教育的副政委谭森龙也是河南人，发现这位小老乡后，十分赞赏，指示师宣传科在军区报纸和当地省台大加宣扬。于是，曲正平入伍第二年入了党，被评为“五好战士”，并作为军区装甲兵系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多次到装甲兵机关和军区机关作讲用报告。第二年年底提干，在师宣传科任干事。
今年夏天，已任师政委的谭森龙指名叫他再次担任干部子女暑期集训队队长，又让自己在师医院当护士的小女儿谭玲担任副队长。其实师里的干部们都清楚，谭政委有意将女儿许配给他。此前，两人在谭家见了一次面。谭玲心里很满意，可表面却很矜持，面对一个农家娃，始终放不下干部子女的架子。曲正平有些犹豫，主要原因是他受不了谭玲居高临下的气势和眼光，还有她鼻梁周围色素沉着，让人惊心动魄的大面积雀斑。师政治部副主任找他谈了几次话，让他珍惜和把握这千载难逢的时机，要看到光明远大的前途。目前这事还悬着，曲正平说需要和家里商量商量再答复。
今天曲正平一见赵小岳，便有一种见到知心朋友的感觉。他相信命运，家乡几千年古老的占卜习惯，在他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对赵团长印象极佳，自己有二十多个老乡在一团，周末老乡在一起聚会时，大家都交口赞颂赵团长的人品和治军风格。因此他充分相信，这样的父亲养育的儿子，一定具备父亲的优良品质，一定是一个可以交心之人。
两人默默无语走了一段。赵小岳不知道他约自己出来要谈什么。谈集训队的管理？抑或今后十来天的安排？曲正平首先打破了沉默：“哎，小赵，俺领你去看一样东西。”“好呀。”他没有追问要看什么，他相信自己的眼睛，眼见为实嘛，这也是爸爸的教诲。两人登上高高的台阶，绕过大礼堂，一步一步登山。
夕阳的余晖仍在不遗余力尽情挥洒，山上荆棘丛生。曲正平走在前面，用手拨开浓密的灌木丛，在一处用块石堆成的、一米多高、一米多宽的矮墙前站住，用手指指说：“你看，这就是。”
赵小岳看见，石墙高低起伏，在茅草和灌木的掩隐包裹下，顺着山脊向上蜿蜒而去。他们登上山顶，往北看，石墙又犹如一条起伏的长龙，弯弯曲曲顺坡而下。
“这是岳飞抗击金兵时留下的工事。”
“是吗？”赵小岳大喜过望。想不到在父亲的军营里，目睹了这位民族英雄几百年前留下的战斗遗迹。他开始佩服起曲正平。
“你是怎么知道的？”他好奇地追问。
“是俺爹写信告诉俺的，”曲正平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摘下军帽扇着凉风：“俺当兵到这里后，给家里写了信，告诉他们俺在牛首山军营。俺爹立即回信，讲述了岳飞大战牛首山的故事，并说现在山上还有战争的遗迹，让俺有空时去找一找。俺上山一看，可不是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原来就在礼堂后面的山坡上。俺把这个发现写信告诉爹，爹别提多高兴啦。据当地老百姓说，这个山因为岳飞驻扎过，又叫将军山。”
“将军山，多响亮的名字呀！”赵小岳由衷地感叹道。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他小心翼翼地问。按个性，他从来不愿意随便打听别人的家庭出身。但曲正平父亲的学问膨胀了他的好奇心，忍不住问个明白。
“农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曲正平的脸上流露出些许自豪：“一个农民知识分子。”他补充道。“俺家的情况按老说法叫耕读传家，祖祖辈辈一边读书，一边劳动。俺爹从小就读了很多书，像岳飞的故事，是他在《宋史》上读来的。解放后在本村中心小学当民办教师，农闲时教书，农忙时回家干活。说到底还是一个农民。”
赵小岳也找了一块大石头坐下，两人促膝谈心。
赵小岳告诉他，父亲十分崇敬岳飞，认为他是中国古代军人的楷模，尤其赞叹他“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的至理名言。赵小岳说父亲给自己起的名字，原名是“效岳”，还有一个弟弟叫“效飞”。后来别人叫顺口了，便把“效”字改为“小”字。
“你爸爸是个好人。”曲正平突兀地冒出一句。
“是啊，爸爸平时对我们要求很严。”
“你爸爸是个好人，俺在一团的老乡有几个人去过你家，送团里分的蔬菜和鱼、肉什么的，你爸爸非常客气，招呼战士休息、喝茶，就像回自己家一样。你妈妈对人也很客气。”
“这是应该的，他们的为人就是这样。”赵小岳平淡地回答。
“那不一样，”曲正平认真地说：“去有的领导家，脸色就不好看。俺在二团的老乡说，他们最怕派公差去刘团长家，就是刘成龙家。家里地板擦得锃亮，进门还要脱鞋子。你想，战士整天穿着解放鞋，脚上的气味一定不好闻。脱了鞋子，把东西放进屋，刘团长挥挥手，叫他们赶快走。更叫人受不了的是刘成龙他娘，人还没走，又是开窗子通风，又是拿拖把拖地。有一次，一个老乡去送苹果，两大筐苹果，一个人从楼下扛到家里，累得满头大汗，进屋把苹果筐放下时，脸上的汗滴在地板上，刘成龙他娘一边用拖把拖，一边对俺老乡说‘赶快出去，到走廊里擦汗。’简直拿兵不当人嘛。”
“有这种事吗？第一次听说。”赵小岳心里隐隐有点厌恶。刘成龙他妈是个夹生的女人。在整个院子里，也就只有妈妈有时与她说说话，其他人家都好像有意躲着她，尤其是马家更是唯恐躲避不及。
“后来，二团的战士都怕去团长家出公差。只要一听说去团长家，大家都推三阻四，有的找借口躲避，好像去刑场受刑一样。”曲正平说完，又说：“不谈这些了，还是谈点别的吧。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呀。”
“当兵，像你们一样，做一个军人，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锻炼成长。”
“你要争取当干部。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当将军不敢奢望，那得多少人中间才能产生一个。我的理想就是当一个和爸爸一样的团长。”
“不，你应该超过你爸爸，长江后浪推前浪嘛。”
“超过可以，也许只能超过一点点。”
“唉，要有志气、有自信心嘛。”曲正平重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两人会心地笑起来。
因为共同的兴趣，两人谈得很投机。不经意间淡淡的夜幕笼罩了山峦，曲正平站起身，说：“时间不早了，回去还要组织你们读报呢。”两人拨开草丛灌木，高一脚、低一脚地下山。往下望去，遍布在远近山坡上的营房都亮了灯，有几处星星点点，有几处连成一片。战士的歌声从一扇扇窗口飞出，暮色中的军营仍像白天一样活力无限。
赵群英最近时常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吃过晚饭，他一个人关在宿舍里，坐在藤椅上发呆。这种苦恼过去没有，自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令他苦恼、矛盾的事接踵而来。从四四年十四岁参加八路军，枪林弹雨，每天与死神做伴，有疲劳和困顿，但精神充实，整天想着杀敌立功，解放全中国。建国后，作为全军的战斗英雄，尽管荣誉的光环始终罩在头上，但自己保持了十二万分的清醒。入朝参战，尽管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但与凶狠的美国人交了一下手，在军人的履历上又增添了辉煌的一页。回国后上学深造，然后到基层部队任职。尽管物质生活匮乏，训练和管理压力很大，但正值青年的他，就像油满弹足的战车，开足马力，勇往直前。六四年全军大比武，使他找到了失落多年的感觉。作为军区装甲兵的尖子营营长，他带领全营一举夺得全军装甲兵系统营团战术比武的冠军，受到叶剑英、陈毅元帅的亲切接见。当叶帅得知他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时，十分高兴地竖起大拇指夸赞道：好汉再提当年勇，和平时期逞英雄。很快，赵群英被调往军区装甲兵司令部任训练科长，正团职。可是，大比武的轰轰枪炮声刚刚停歇，形势急转直下。一年后，大比武被当成错误批得体无完肤。一夜之间，仿佛全军将士训练、努力的方向全都搞拧了，这使他第一次产生了不解和困惑。但对党的忠诚和坚信，使他不敢往深处想，只有按照上级的指示，在自己的头脑深处挖掘需要肃清的东西。但怎么挖也挖不出什么来，最后只能恨自己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太低，大老粗一个。
“文革”开始后，赵群英与大家一样，欢呼雀跃，争颂毛主席反修防修、确保中国一万年不变色的英明和伟大，积极地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可形势的发展，总与人们的美好愿望相悖。踢开党委闹革命，在一串串红得发紫的口号中，社会像一台出现了“飞车”病状的失控坦克车，横冲直闯，秩序大乱。
抓走资派时，装甲兵机关的造反小将把正副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统统当作走资派押上批判台。小将们两人押一人，反缚双臂，硬逼着这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老八路跪在舞台上。
批斗会开始后，许是觉得这种跪法不足以解除革命群众对走资派的切齿之恨，一位小将拿来六根扁担，一一塞在“走资派”的膝盖下。见此情景，坐在台下的赵群英血直往头上涌，他想冲上台去，责令停止这种恶作剧式的胡闹。但他犹豫不决，当年在枪林弹雨里飞身向前的勇气消失了，他恨自己的双腿怎么无力从座椅上站起来。当然，最大的障碍还是来自心里，来自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大革命的根本态度上。
伴随一阵激越的口号声，时针指向夜里十一点，批判会结束了。官兵、职工、家属鱼贯出场。张牙舞爪的造反战斗队，也丢下批判对象，一哄而散回去睡觉。六位领导低头跪在舞台上一动不动，汗水顺着面颊无声地落下，耀眼的灯光，在舞台地板上投射下六个扭曲变形的身影。赵群英随人流走出礼堂。等人们走远了，又悄悄折回。他走上舞台，搀扶老司令员的胳膊，试图将这位红军出身、曾佩授少将军衔的机械化师师长扶起来。可老司令员双腿麻木，试了几次都站不起来……当赵群英把他们一一送回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第二天刚上班，造反小将便打上训练科办公室，要揪斗“保皇党”的总头子……
难道共产党发动的群众革命，就是要将老一辈的共产党人统统打倒吗？否定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将这十七年定性为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不是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贯彻到基层，应该是这等景象吗？这是“文革”初期，面对一片乱哄哄的局势，赵群英头脑中留下的几个大大的疑问。这个困惑一直持续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让他信服的答案。
赵群英调整了一下坐姿，抓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继续他的思索。最初两三年的大乱刚过，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花样翻新，新名词新口号，像连珠炮不断涌现。但主题只有两个字：争斗。
眼下，“文革”已持续了九年，人们对“文革”的认识，由刚开始时的狂热、虔诚，变为冷漠、疲惫。尤其是“九·一三”林彪投敌叛国、折戟沉沙之后，人们对“文革”伟大意义的认识开始动摇；对这种“你斗我，我斗你”“今天为敌，明天为友”，看似严肃认真，你死我活，实则像村童游戏一样的政治斗争产生怀疑，产生厌倦。今年年初，毛主席、党中央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位昔日的总书记不负众望，大刀阔斧地对各行各业进行整顿。赵群英认真研读了他的一系列讲话，感觉到所谓整顿，实际上就是试图整掉“文革”中泛滥的派性、惰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他为自己的发现暗中拍手叫好。偌大个国家不能再乱糟糟地下去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对待整顿，中央明显有不同的声音。反映在军队里，一些人大力赞颂“文革”的成果，用大批判压制整顿，用政治学习冲抵军事训练。像一团这样一个装备精良的坦克团，已经五六年没打靶，没组织战术技术训练了。现在从排长到团里部分领导，都是从大批判的讲台上杀出来的。一些人对训练场不感兴趣，更不要说对未来战争的研究了。这一切，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上半年刚到团里，他主持制订了全年军事训练计划，决心从坦克驾驶、射击、通信三项技术抓起，一点一点恢复一团的军事活力。军队的存在就是练兵保国，军人的职责就是练兵习武，除此，其他都是假大空。但在执行中，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和压力让他喘不过气来。师里对此反对最激烈的是谭森龙政委，简直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百般干扰。一会儿带着庞大的工作组来蹲点，调查官兵学习梁效文章的情况；一会儿在这里召开战士评水浒、斥投降派赛诗会。训练计划被冲得七零八落。为此，他在党委会议室与谭森龙争论了两次。谭森龙警告他不要犯单纯军事主义的老毛病，要注意把握部队政治斗争的方向；赵群英提出师里要好好学习邓小平的讲话，深刻领会中央的意图；谭森龙劝他不要被一时的情况迷住双眼，要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嗅觉；赵群英反唇相讥，劝他回去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论述，不要带着部队走偏了道。两人针尖对麦芒，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欢而散。谭森龙回到师里后，在师党委会上对赵群英的言行严加斥责。随后又去装甲兵机关和军区机关，到处宣扬，说他发现了一个“妄图否定‘文革’、借军训为名开倒车”的“黑团长”。一时关于一团的议论甚嚣尘上。对这些，赵群英默默地忍受，他从未将这些情况告诉妻子，更不会到处述冤。他相信公理，相信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前几天，谭森龙一个人又来到团里，把其他领导支开，在赵群英办公室里单独和他谈话。谭政委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脸上堆着和蔼可亲的笑，一口一个“老赵、老赵。”让赵群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老赵呀，今天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谭森龙有意将“商量”二字提高音量。
他也没有让座，自己一屁股坐在藤椅上，虎着脸说：“什么事呀？”
谭森龙明显感到赵群英的冷漠和抵触，他怔了一下，但迅速又恢复了笑脸，自己拉过一张椅子在他对面坐下，靠得很近，然后压低嗓门，故作神秘地说：“我先给你透个情况，师参谋长老吴最近要调到装甲兵任副参谋长。参谋长人选我们有考虑，想让你来当。不过师里争议很大，二团刘团长、三团林团长呼声都很高。”说到这，他有意停顿，两眼盯着赵群英的脸，观察他的反应。他认为赵群英会兴趣大增，立马转变对自己的态度。谁知赵群英的面部表情无一丝一毫变化。面对这位靠整人、斗人爬上来的政委，他从心里充满了鄙夷。别说这种胡编乱造、拉人上钩的瞎话，就是天大的喜讯从这类人的嘴里吐出，也要将欢喜程度大打折扣。赵群英见他打住话头，盯着自己，便轻轻摇了摇头。
谭森龙急了。平时豪爽直率，有时还暴跳如雷的山东大汉，什么时候学会打起哑谜了？这摇头怎么理解？是不相信自己说的话？还是对师参谋长一职不感兴趣？真叫人搞不懂。他见笼络人心的小计谋没达到预期目的，便尴尬地咳了一声，继续往下讲：“老赵，你尽管放心，到时候我一定会为你摇旗呐喊的。另外，有这么一个事，军区一位首长介绍了两位来自北京的记者，想在我们师里找一个全面建设过硬的标兵团队，搞一个调查和采访……”
“调查什么？采访什么？”赵群英警觉地打断他的话。听说中央有人到处派记者，写文章，实际上是寻找攻击别人的炮弹。北京来人搞采访，原可以光明正大，按组织程序办，不必这样偷偷摸摸见不得人。
“唉，你别急嘛。”谭森龙见他发急，认为鱼儿上钩了，兴奋地从口袋里掏出中华香烟，递给赵群英一支。赵群英摆摆手，从桌上拿起一包南京香烟，说道：“我一直抽这个，其他的烟抽得头晕。”
谭森龙将伸出去的手收回，将烟叼在嘴上。他原指望赵群英一定会给他点火，因为他手上抓着火柴。谁料想赵群英自己点上烟后，顺手将火柴盒抛给他。
“这头犟驴。”谭森龙心里暗骂着，接过火柴自己点上火，然后尽量语调平淡地说：“主要是采访干部战士学习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心得体会。另外，顺便调查一下，部队官兵对整顿工作的意见。哎，老赵，你听我说，这些记者可是通天的，和他们挂上钩，今后你政治上的进步可是有了保障了。”
赵群英更证实了自己先前的判断，他不会当某些别有用心人的喇叭筒，更不会攀龙附凤，削尖脑袋以这种方式搭建进步的阶梯，这是他向来不齿的行为。他猛抽了一口烟，吐出大团烟雾，然后用手在空中挥了挥，仿佛要把烟雾驱散。
“谭政委，团里的情况你比我清楚，你前前后后来了三四趟，还蹲过点。咱这个团，讲军事训练，促一促，还能恢复原先的标兵团队。但政治理论学习一直抓得不紧，主要是我文化水平低，政委又长期住院，学习中央领导的文章不深不透，还要继续努力。至于对整顿，据我所知，大家没什么意见，只觉得整顿得太晚了一些。我想记者还是不来为好，来了也是空手而归，到时候会影响你向上面交差呀。”
谭森龙听完呼地站起身，将只抽了几口的香烟丢在地上，用脚使劲碾压，刚才的笑脸已经变成怒容。他气呼呼地说：“赵团长，不要给你梯子不上架。师里有五个团，还有七个直属营，哪个团都能去，其他团还巴不得有这个机会呢。”
“那你另请高明吧。”赵群英也站起身，将烟蒂狠狠丢在地上。谭森龙气急败坏地甩门而去。
第二天，赵群英听说谭森龙引着两位记者去了二团，受到刘团长和查政委的热情接待。记者在二团活动了半天，又神秘地离去。后来又听说，记者之行，师里其他领导都不知情。
“笃、笃、笃。”几声清脆的敲门声打断了赵群英的思绪。
“进来。”他对着房门喊道。
门开了，通讯员小李探进头来：“报告团长，你的两个孩子来看你。”
“噢，”赵群英惊喜地站起身，走到门口，只见赵小岳带着妹妹站在门外。
“快进来呀。”他高兴地招呼道。两个孩子满头大汗，脸上沾满了灰尘。小李端起脸盆，在屋外水龙头上打了一盆水，让兄妹俩擦脸。赵群英挥挥手说：“小李，让他们自己来，你回去休息吧。”小李把脸盆放在脸盆架上，转身出门。
“还不快谢谢李叔叔。”
“谢谢小李叔叔。”两个孩子异口同声。
洗完脸，赵群英让他们在床沿上坐下，慈爱地望着同样兴奋不已的孩子。
“你们在师部集训好好的，是怎么过来的？请假了吗？”
“今天晚上师部放电影。我们开头还以为是战斗故事片，可一放，才知道是样板戏《杜鹃山》，我们都看过十几遍了。小兰一定要来你这玩玩，看看爸爸生活的部队，我跟曲队长请了假，就过来了。”
“前面还是新闻简报。还是那个阿弥陀佛的西哈努克亲王，还有那个歪着脖子的宾努亲王。”小兰快嘴接上，边说还向一边歪着脑袋，赵群英哈哈大笑。
赵群英把小兰拉到自己怀里，关怀地问：“天这么黑，又是高低不平的山路，害不害怕？”
小兰仰着脸说道：“不怕，和哥哥在一起，我一点都不怕。”
“好呀，你们都长大了。暑假作业都做了吗？”
“都做了。”
“你们饿了吧，跑了这么远的山路。”赵群英说完，起身走到文件柜边，打开下部的橱门，捧出一个绿色的铁盒。他把铁盒放在桌子上，用力打开，从里面拿出几块压缩饼干，递给孩子：“吃一点吧，肚子一定饿坏了。”
小兰伸手接过饼干，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赵小岳摆摆手说：“爸爸，我不饿，你留着吃吧，你的胃不好。”他知道爸爸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平时饭量不大，医生说要少吃多餐。这些饼干是爸爸夜里加班工作饿时吃的，他实在不忍心吃。赵群英还是将一块饼干塞给他。他只有先拿着，趁爸爸转身倒开水时，又悄悄将饼干放进铁盒内。
赵群英又问了一些集训队的事，要求他们刻苦训练，遵守纪律。然后看看表，说：“快九点钟了，你们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这一带山上有狼。”
一听有狼，小兰紧张起来，睁大眼睛对赵群英说：“有狼呀，我怕……爸爸，让团里的吉普车送我们回去吧。”
“这不行。”赵群英坚定地说：“团里的车是办公时用的，怎么能送自家的孩子呢。”又对赵小岳说：“你带着妹妹，不要害怕，但要小心。”说完递过一只手电筒。
赵小岳说：“爸爸放心，我们不会害怕。”又招呼妹妹：“走吧，让爸爸早点休息。”两个孩子恋恋不舍地向外走。
赵群英站在门口，一直目送孩子们出了营区大门。他想了想，还是不放心，就招呼通信员说：“小李，你推两辆自行车来，我们跟在他们后面送一段。”
半个月的军训生活终于结束了，在依依不舍的心情中，赵小岳与曲正平告别。现在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曲正平甚至将自己婚恋问题上的矛盾和困惑，也说给他听。
当送孩子们回吴钩里的车子停在院子门口时，吉亚月和弟弟站在自家门口，用羡慕和欣喜的眼光，望着又说又笑连蹦带跳下车的同龄人。按照学校的要求，中小学生按住家远近组成暑期学习班，在一起做作业、读报纸、写思想汇报。放假前，秦老师把赵小岳、刘成龙、马木兰和吉亚月分在一个组里。一放假，赵小岳等三个人就去了军营。吉亚月十分孤独，天天盼望着他们早点回来，这样她又能和赵小岳一起说话，做作业了。等送人的汽车开走后，她背着书包，与弟弟一人拿着一个小木凳，跨进吴钩里小铁门。
刘成虎一见吉亚星，忙对哥哥说：“敲他毛栗子。”刘成龙二话不说，左手抓住吉亚星的衣领，右手五指弯曲，突出中指关节，在他头上‘咚咚咚’凿了三下。吉亚星哇地哭起来，泪水和鼻涕混在一起，引来刘成虎、马社教拍手大笑。
赵小岳走过来，对刘成龙说：“人家进来是办学习班，干吗要欺负人家？”刘成龙夸张地甩甩手，说：“和他闹着玩玩。”赵小岳招呼大家说：“都做作业吧。”吉亚月和弟弟怯生生地坐下来。
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地震，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惨重，报纸、广播做了大量报道。驻北方的解放军有十万多人投入了抗震救灾工作。
马木兰舅舅住在唐山。刘英听到广播后，发疯一样跑到电信局，给哥哥打长途电话。电话打不通，又拍加急电报。十多天后，唐山方面传来消息，说舅舅一家都在大地震中遇难，马家顷刻哭声一片。姥姥哭得最伤心。她二十四岁守寡，把一儿一女拉扯成人。上半年她还一人去唐山看望儿子一家，住了两个月。谁料想刚回来，竟成死别。大地震的阴影和威胁通过哭声传染给吴钩里的每户人家，除了秦琴，妇女们纷纷来到马家，一边说着宽心的话，一边陪着落泪。马穷达请了几天假，去唐山料理大舅子的后事，回来后描述了唐山断垣残壁、死伤巨大的的惨况。特别说到地震发生时，天降暴雨，电闪雷鸣。原先便有唐山一带可能发生地震的预报，大家也做了防震准备。因为老喊狼来了，狼没有来，人们渐渐丧失了警惕。再加上暴雨如注，许多人从野外防震棚搬回屋里。谁知凌晨三点多，人们还在睡梦之中：“狼”真的来了。听着马穷达的述说，大人小孩对地震的伤害仿佛有了亲身的体验，恐惧感又着实增加了几分。
八月中旬的一天，居委会的干部挨家挨户通知，说上级预告，今年是我国地震活跃期，南京、扬州一带近期可能有大地震，据说震级可能超过唐山。同时要求大家不要惊慌，如果真有地震，市里会用防空警报器报警。
中午，赵小岳一家正在吃饭，秦琴急匆匆地推门进来，神秘而严峻地说：“小岳妈妈，你们知道不知道，南京要发生大地震了。”
没等田一曼说话，她又连珠炮似地说：“我刚刚下班，单位上已经传达市里的紧急通知了，说这次地震特别大。”
“噢，居委会上午已通知了。”
“你看我们怎么办呀？孩子的爸爸都死在南营房不回来，叫我们一帮孤儿寡母怎么办呀？”
“不用着急，师里一定会安排的。”
“打电话！赶快给师里打电话。我在路上就想好了，叫师里派战士来帮我们搭防震棚。刚才我骑车回来的路上，看到外面大街安全岛上、人行道上，还有学校、工厂的操场上，老百姓都在用塑料布搭防震棚呢。”
“师里最近好像很忙。我看我们自己动手，就在菜地上搭个简易的吧。”
“自己搭得不行。你没听老马说地震时有大暴雨嘛。支几个木条，盖上塑料布，大风一来，不全吹跑了吗？还是叫师里来搞。”
秦琴急急慌慌地到邮局去打电话。那个年月，电话极稀罕，整个吴钩里没有一部电话，要打电话，只有去附近邮局。
下午，师里果然派来一台卡车，还有警卫连的十多个兵。车子进院后停在大松树下，各户的女主人和孩子都跑出家门，围在卡车前问长问短。
带队干部对田一曼说：“师里的防震抗震工作搞起来了，部队都搬到野外或帐篷里住了。师首长派我们来，给你们搭一个防震篷。请你牵头组织一下，让大家把菜地的菜都收回去。我们把菜地平整一下，然后搭一个大帐篷。”
车厢里放着一个硕大的军绿色帆布包，还有长长短短十几根簇新的军绿色铁杆。
田一曼大声地叫道：“大家都听着，请各家各户到菜地，把自家的菜全收了。”说完，第一个往菜地走。
这一茬的军官妻子，绝大部分都是从农村随军进城的，人进了城，但勤俭持家，热爱劳动的本色没变。在古井周围的空地上，除了刘家之外，每家辟了一小块当菜园子，每块约三四分大，种些大蒜大葱和蔬菜。秦琴来自苏州城里，对这种小农生产不屑一顾，认为每天搬弄伺候、浇水浇粪，也省不了几个钱；每到夏天，对别人用粪水浇菜，更是深恶痛绝，老是抱怨院子空气里总弥漫着臭烘烘的味道。
眼下，菜地绿油油的，长势喜人。几个家属望着刚刚栽下去的菜苗，流露出舍不得下手的神情。田一曼走到自家菜地里，蹲下身，呼哧呼哧将已长成熟的和刚出芽的全部拔出来丢在一边，然后对着互相观望的家属们说：“还愣着干什么？快拔呀，拔完了好让同志们搭帐篷呀。”
田一曼的示范感染了每一个家属，大家走进自家菜地，麻利地收拾起来。有几户人家女主人上班没回来，田一曼就招呼他们的孩子，回家拿来菜篮，并叫赵小岳等几个初中生帮助他们一起收拾。
黄昏时分，一个一人高、顶部面积足有一个半篮球场大的帐篷支撑好了。北面正好搭在围墙根下，遮风避雨；东西南三个方向是敞开式的，井正好位于帐篷的中央。战士们收拾工具，喝下田一曼赶烧的绿豆汤，坐上车回师里去了。
帐篷支好了，但如何分配地盘？各家怎么住？成了大家关注和计较的问题。田一曼望着一些家属暗中支派孩子回家搬床、搬桌，抢占地盘，觉得这样下去容易产生无政府状态。谁家孩子多，搬的东西多，抢占的地盘就大；几户大人上班未回，家里仅有老人孩子的，抢占的地盘就少，甚至会住不进去。这样明显违背了师里为大家统一建防震棚的初衷，也容易造成邻里之间的矛盾。她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出来，组织大家把这件事办好、办公平。想到这里，她大声吆喝着，叫大家先别往帐篷里搬东西，每户来一个代表，大家共同把地盘分配一下，然后再搬。
由于平时建立起的威信，大家纷纷放下手中的东西，聚拢到帐篷里开会。
田一曼提出，把帐篷的有效面积分成十等份。把古井周边一圈留出来，作为大家用水、洗衣、淘米的公用部分。考虑到几户有老人和婴儿，建议将靠北墙的几个等份分给这些人家。“大家有意见吗？”她大声征求意见。
有几个女人小声嘀咕，好像心里不情愿，但又说不出反对的理由来。
田一曼又说：“有三户人家的妈妈没来，只来了小孩做代表。我的意思，等分在北面的几户搬进去后，先让这三户搬。”
嘀咕声明显增大，一个女人大声说：“凭什么呀？”
田一曼提高了嗓音，高声回答道：“就因为他们大人不在家，来的只是小孩子，我们大人要发扬风格。”
“那你家住哪里？”还是那个女人，但说话的声调明显降低。
“我家最后搬，就住在最南边，怎么样？”
田一曼的大公无私、先人后己，让大家觉得再争执下去就太掉价了。不管怎样，男人都在一个部队，又都住在一个院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太计较会伤了感情。见大家不吱声了，田一曼招呼大家按分配的地点和先后顺序搬家。
刘英对田一曼的做法始终支持，并流露出深深的钦佩。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姥姥竖起大拇指，说：“小岳妈妈办事公道，大家服呀！”
这时，秦琴下班走进院子，看到新搭起的帐篷和一派忙碌的景象，忙把自行车往大松树下一搁，风风火火地冲进帐篷，大声责问道：“太不像话啦！这个帐篷是我打电话叫师里来搭的，小岳妈妈可以作证。凭什么不等我回来，就往里搬啦？”
其实，中午秦琴确实到邮电局给刘俊皆打了电话，叫丈夫从团里派几个兵来帮自家搭个防震棚。刘俊皆说部队都在忙着防震抗震，还要搞大批判，实在抽不出人来。再说，专门派兵给自家搭防震棚，影响也不好。他叫妻子主动与田一曼商量一下，互相帮助，两家合搞个防震棚算了。秦琴在电话这头骂了丈夫两句，气得撂下电话就去上班了。为吴钩里搭帐篷，完全是邢师长的主意，是他亲自交代司令部办理的，与秦琴的所谓电话根本不搭界。
大家对她的怒骂只当没听见，仍旧各自忙碌。刘英和马木兰抬着一张竹凉床走过来，拉长脸冲着她说：“你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话好不好，院子里没人把你当哑巴。”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噢，我打电话叫师里搭的帐篷，你们倒先住进去了，这像话吗？”
刘英有意激一下她：“怎么了，我们就不能住了？这坦克师也不是你家的，这帐篷也不是你家的，我们凭什么不能住呀？”两人正你一言、我一语争斗，刘成龙从帐篷里跑出来：“妈妈，咱家的东西田阿姨都帮着搬好了。”秦琴听了原委，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在众人嘲笑的目光中显得不好意思。刘成龙也为妈妈刚才歇斯底里般地发作难为情。当她听儿子说，赵家还没开始搬时，拍了一下儿子的肩膀，说：“还不快去帮小岳家搬东西。”
天彻底黑了下来，经过半天的忙碌，全院十户人家都住进了帐篷，大家悬着的心也落回肚里。每家都搬了一张大木床或竹凉床，搬了一个书桌给孩子们写作业，另外就是水桶、手电筒、蚊香、被子等生活必需品。各家还把搁置多年，落满灰尘的煤油灯找出来，灌满煤油，安上新灯芯。田一曼将墙上的合影照片小心翼翼地取下，用一块红布包上，放在书桌的抽屉里。她知道，这是丈夫心爱的纪念品，千万不能在地震中损坏。
古井发挥了意外的作用。过去井水只用来浇菜，或是天热时打一盆井水，将西瓜冰镇一下。现在，几十口人在高温下聚在一起，古井自然发挥了土空调的作用。每到后半夜，井里冒出幽幽寒气，使帐篷里的气温大大降低，同时井水还可以给小孩擦身、洗洗衣服。但没有人饮用井水，院子里多少年来流传着解放前有人投井身亡的故事。
白天，人们在自家屋里吃饭、洗澡、休息，晚上住进帐篷。白天来地震不怕，就怕晚上睡死后措手不及。为了增强白天防震的可靠性，每户都在家具的最高处倒放一个空酱油瓶，小口朝下，瓶底朝上，这样只要稍有动静，酱油瓶便会倒下，摔在地板上，权当家庭警报用。
孩子和老人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帐篷里，除了吃饭、洗澡，不敢轻易回屋。在严峻的防震形势下，人们对住楼房瓦房产生了剧烈的恐惧感。大家都说住平房草房最好。刘成龙对赵小岳说：“吉家好像就没有搭什么防震棚，她家的破瓦房即使倒了，也保准砸不死人。”
马木兰说：“那你就住到她家去算了。”
刘成龙不屑地说：“哼，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住她家的破房子，简直是猪窝。”
赵小岳不同意他的极端表白：“不能讲人家是猪窝，人家也是人嘛。”
刘成龙说：“是呀，是呀，是人，当然是人。”说完又眨巴着小眼睛，意味深长地说：“怎么，你是身在院里，心怀天下呀。”
马木兰说：“我发现什么话到了你的嘴里，都要变味。”
这一天，黄昏时分。田一曼在厨房里熬好一锅绿豆稀饭，又蒸了一笼馒头。她把稀饭和馒头送到帐篷里，招呼两个孩子吃饭。小兰嚷着要在稀饭里放糖。田一曼折回家，在碗橱里取上午刚用糖票买的白砂糖。这时，搁在碗橱上的空酱油瓶突然倒下，落在地板上：“啪”地一声摔得粉碎。她起初没在意，防震十多天了，吴钩里几乎每家都闹过虚惊。老房子老鼠多，爬上跳下弄翻了瓶子，次数多了，大家也就见怪不怪。田一曼抬起头，想看看老鼠是从什么地方窜到碗橱上的，可她发现悬挂在半空的电灯泡一个劲晃悠。一个念头在脑海里闪过：地震真的来了。她左手抱着糖罐，一步跨到门前，右手拉开房门，边跑边喊：“地震来了，快跑呀。”在厨房里做饭的秦琴和刘英听到喊声，丢下锅铲，咚咚咚地往楼下跑。大家都说感觉到有摇晃感。田一曼大声招呼道：“大家一起叫，看看还有哪家人没出屋。”
孩子和老人们都在帐篷里，有的在吃饭，有的在等妈妈把饭从家里端出来。主妇们不敢回屋，呆坐在帐篷里，大家瞪大双眼，望着楼房和平房，胆小的闭上眼睛，不忍心看见即将出现的惨景。
几分钟后，大地恢复了平静，看来是一场小地震。
下班的人陆陆续续回到吴钩里。从她们口中得知，刚才确是一场小震级的地震，全市都感到明显晃动。据说有人从三层楼上跳下，还有的妇女正在家里洗澡，听见喊声，吓得光着身子冲出房门。
妇女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刘英说小震之后必有大震，唐山就是这样的。说得大家都不敢回屋，仿佛一踏进家门，就会地动山摇、房倒屋塌。田一曼见多数人家的饭都没做好，就叫儿子把馒头分给孩子们吃；又盛了几碗稀饭，给姥姥和另外两个老奶奶喝。姥姥端着饭碗，感激地说：“小岳妈妈心真好，好人有好报呀。”
田一曼说：“都是邻居嘛，应该互相有个照应。”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大地没有一点动静。主妇们壮着胆，回到家里，关灯，锁门。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黄昏终于过去了。
夜里，天上乌云翻滚。不一会儿，远处传来沉闷的雷声。伴着一阵飞沙走石的狂风，一场暴雨从天而降。帐篷里的人都睡不着，大家躺在床上，听着哗哗的雨声，一阵恐惧袭上心头。
夜深了，孩子们早已入睡，主妇们也支撑不住，歪在床边睡着了。
“噹，噹，噹……”院门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在风雨中，依稀还能听见叫喊声。
“深更半夜的，什么事呀？”刘英神经衰弱，睡得不沉，第一个醒来，揉着惺忪的眼睛自言自语地问。
“不知道，咱们两个过去看看吧。”田一曼也被惊醒。她披上外套，穿鞋下床，一边拧亮电筒，一边对刘英说。
两个人打着雨伞，提着手电筒，在大雨中深一脚、浅一脚走到院门。
“谁在外面敲门？有什么事吗？”刘英提高嗓门叫道。
“噹，噹，噹。”敲门声更加急促，还夹杂着女人和小孩的哭声。
“听不清。怎么办？”刘英望着田一曼问道。
“打开门，看看再说。”田一曼果断地答道。她抓住小门上的铁栓，用力一抽，小门打开了。只见门外站着吉母和女儿、儿子，三个人只穿着汗衫和短裤，浑身上下湿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两个孩子冻得瑟瑟发抖。
“你们有什么事嘛？”田一曼不解地问。
平时，一道大铁门，内外两个不同的世界。院里的人和院外的人极少来往，尤其是听居委会的同志说，吉家出身不好，还有海外关系，干部家属们更不愿与之交往。
“阿姨，帮帮我们吧，”吉母哀求道：“我家的房子被大雨冲倒了，没地方呆了，就让我们进去躲躲雨吧。”
田一曼借着闪电，看见门外不远处吉家的房子屋顶已经看不见了，平时一人高的房屋，变成了黑压压地一堆瓦砾。
刘英望着田一曼，似乎在问：让她们进来合适吗？田一曼望着刘英，明白她眼里传达的信息。望着落难的孤儿寡母，田一曼犹豫了片刻，然后像下了决心，果断地说：“还站在外面干吗？赶快进来吧。”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大恩大德。”吉母一个劲地点头作揖。一家人跨进小门，田一曼将雨伞举到吉亚月的头上，刘英也将雨伞举到吉亚星头上。五个人踏着积水走进帐篷。
“我们在这躲躲雨，天一亮就出去。”吉母站在古井边说：“咱家的房子太破了，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亏好没睡死，房子倒的时候，一下子跑出来，要不然人非砸在里面不可。”
秦琴被吵醒，她把煤油灯点上，帐篷里顿时亮了起来。当她看清帐篷里多了吉家三口人时，把田一曼拉到一边，轻声说：“小岳妈妈，我们是部队大院，让这家人进来不太好吧？”
“她们的房子倒了，就在这里躲躲雨。”
“房子倒了可以去找居委会解决嘛，我们这又不是收容所。”
“人家遇到困难，帮一帮也是应该的嘛。”
“帮他们？你的脑子不要糊涂呀。他们是什么人，你不会不知道吧？”
“知道又怎么样？起码他们不是现行反革命吧？你明天还要上班，先睡吧。”
“你呀，就是心太软。我可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出什么政治问题，别怪我没提醒你呀。”秦琴气呼呼地吹灭煤油灯，倒在床上，拉过毛巾被盖上。
田一曼见三个人呆呆地站在井台边，便拿了三个板凳让他们坐下，又从床下拿出热水瓶；刘英拿了三只饭碗，让他们喝点水暖暖身子。
田一曼又递过一条毛巾：“擦擦头上的雨水吧，小心着凉。”吉母小声地千恩万谢。
赵小岳早就醒了，当妈妈和刘英打着手电向院门走去时，他已支起身，一种男子汉的责任感和警惕性，让他随时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看到妈妈和刘英引着几个人走进帐篷，他又睡下，一边听着她们的小声对话，一边思考。起初，他认为秦琴的话有道理，但再一想，让他们进来躲躲雨、避避寒，算不上原则问题。他相信妈妈的处事判断能力。
师医院的走廊静悄悄。墙壁上半截雪白，下半截深绿，走廊里没有一个人，更衬托出病房的静谧。田一曼带着儿子、女儿跳下中吉普改装的面包车，急匆匆地走进病房。
他们轻轻推门进屋，病房里更静。两张病床，一张空着，另一张躺着赵群英。雪白的被子一直拉到颈脖，左手伸在外面，半空吊着药瓶，一根细管连着针头，扎在他的手腕上。赵群英闭着眼，鼾声轻轻的，显然是睡着了。明显消瘦的面庞胡子拉碴，一丝浅笑在嘴角时隐时现，睡梦里仿佛还在回味着满足和欣慰。
田一曼长吁一口气，拉过一张方凳，在床前坐下，仔细看着熟睡中的丈夫，像端详一位久别不遇的亲人。两个孩子围在床边，以同样的心情望着爸爸。
门开了，护士进来换药瓶。田一曼轻声地问：“不要紧吧。”
“不要紧，没关系，赵团长喝酒过量，引发胃出血，已经止住了。”
“噢，谢谢，谢谢。”
“不用谢，赵团长是师里出了名的好人，好人要长寿嘛。”护士麻利地将吊篮中的空瓶取出，挂上满瓶，又从空瓶的橡皮塞上拔下针头，戳在满瓶上，试了试药液正常流淌，接着说：“你们不要吵醒他，让他多睡一会儿。”
“好的，好的。”田一曼和孩子们点头。护士拿着空瓶蹑手蹑脚地出去了。
“爸爸醒了，爸爸醒了……”小兰发出一连串的惊呼，田一曼霍地站起身，伏在床头看着丈夫。
赵群英睁开眼睛，看见噙着泪水的田一曼，又看看两个孩子，嘴角的笑纹一下子裂开：“哈，你们都来了。”
“老赵，你怎么搞的，师里来车接我们，说你得了重病，可把我们娘几个都吓死了。”田一曼怪嗔地说。
“没什么大事。刚才我还做了一个梦，老天爷叫我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可马克思说，你五十岁还不到，年富力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要靠你出力，你回去吧，二十年以后再来。”
孩子们笑了起来。爸爸就是这么乐观，当遇到挫折和困难时，刚毅和乐观总是他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怎么搞的，胃大出血？”田一曼关切地问。
“高兴呀，实在太高兴了。你们听广播了吧，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呀。我怎么能不多喝两杯庆祝庆祝呢！”
“刚才在路上，我们看见到处都是游行的队伍，举着横幅标语，敲锣打鼓，呼喊口号。”赵小岳说。
“是呀，粉碎了‘四人帮’，中国有希望了。”赵群英欠起身，想坐起来。田一曼示意他躺着，可他执意要坐，没有办法，只好把枕头一折为二，靠在床头架上。赵群英挪动身子，半卧半坐靠在枕头上。
“主席逝世一个多月了，大家像冬天掉进冷窟窿，全身都凉透了。这一段时间我常想：如果中国再这样折腾下去，非要把我们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全赔光不可。现在好了，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我们又看到新的希望了。”赵群英的眼里泛着亮光。他侧过头对小兰说：“告诉你，昨晚爸爸喝酒时还吃了四只大螃蟹，三个公的，一个母的，真过瘾呀。”
看着爸爸眉飞色舞的神情，赵小岳感到几分惊讶。在他的印象里，爸爸平时严肃多于欢笑，尤其是“文革”开始以来，总见爸爸紧锁眉头，像有很重的心思。星期天回家，三言两语问问孩子的学习情况，然后闷着头在里屋读书。《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合订本，已让他翻得卷了毛边，上面圈圈点点，划划杠杠，仿佛要从书本里寻找什么。家里有规矩，大人的事，小孩不准打听。每当遇到这种情形，两个孩子大气不敢出，走路都轻手轻脚，生怕打扰了爸爸的学习和思考。其实，赵群英也察觉出孩子们的小心翼翼，他这时会放下书，走到外屋，和颜悦色地拉着小兰，问长问短，有时还说两个笑话，待孩子们开心了，又回到里屋继续看书。
“老赵，我把你的剃须刀带来了，我给你刮刮胡子吧，”田一曼从网兜里拿出剃须刀，还有毛巾、肥皂：“你的胡子都快赶上关公了。”
“好，刮刮胡子，干干净净，精精神神。”
“我来给爸爸刮。”赵小岳说。
“你会吗？你不要给你爸爸脸上开个口子呀。”田一曼疑惑地问。
“没关系，让孩子锻炼锻炼嘛，我愿意当试验品。”赵群英鼓励道。
赵小岳第一次给爸爸刮胡子，他努力回忆着爸爸平时刮胡子时的动作程序。他从床底下抽出脸盆，小兰提起热水瓶倒上热水。他用手指试试水温，不烫，将毛巾放在水里荡了几下，双手用适当的力拧了拧，既不干，又不湿，然后将毛巾叠成长方形小块敷在爸爸的嘴上。等了几分钟，将毛巾拿掉，放进脸盆，拿起刮胡刀装上刀片，走到床头一侧，一手轻轻按住爸爸的上唇，一手拿着刀柄顺着一个方向轻轻刮动。赵群英两眼微闭，全身放松，惬意使他禁不住哼哼着。田一曼和小兰紧张地睁大眼，仿佛刀片架在自己的心尖上。
经过几次热敷，几次操刀，胡子终于刮好了。小兰从网兜里拿出小镜子，让爸爸照照。赵群英边照边高兴地说：“很好嘛，小岳第一次操刀，比我自己刮得还干净。你们看，我是不是又年轻了二十岁呀！”一家人开心地笑了。
坐了一会儿，病房门又被推开。这次进来的不是护士，而是师医院的丁院长，他大声说：“赵团长，师长和政委来看你了。”紧跟着话音，邢师长和谭政委走进病房。
赵群英挣扎着要下床，邢师长抢上一步，按住他的肩头，说：“坐着，坐着，不要乱动。”然后看着田一曼和孩子们：“嗬，一家人都来啦。”
田一曼说道：“邢师长好，谭政委好。”
孩子们齐声叫道：“伯伯好。”
“这两个孩子真懂事，都是老赵和小田教育的好呀。”谭政委脸上堆着笑，亲切地拍拍赵小岳的肩膀：“这是老大吧，个头赶上他爸爸了。”
邢师长说：“老赵，我和政委来看看你。你要安心养病，你的胃是老毛病了，一定要多加小心。”
谭政委接着话茬说：“是呀，胃这个东西很娇气，又怕冷，又怕热，更不能暴饮暴食，要少吃多餐。”
赵群英望着邢长征深情地说：“谢谢师长，这么忙还来看我。”
谭政委见赵群英不愿搭理自己，显得有些尴尬，干咳了一声，说：“老赵呀：‘四人帮’被粉碎了，过去我和你的争论也初步有了结果，我要向你道歉呀。”
田一曼看谈话扯上了工作内容，便向师长政委说：“你们谈工作，我和孩子先回去了。”
“不用，不用。你们从城里大老远的跑过来，干吗急着要走呢，我们随便谈几句话，不碍事。”
邢师长执意让留下，田一曼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只能局促地站在一旁，听他们说话。丁院长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事，转身出了房门。
“老赵，谭政委和你说话呢。”邢师长生怕尴尬的局面发展下去，有意提醒他。
赵群英梗着脖子，眼睛始终不看政委一眼，缓缓地说：“我们之间的争论是有一定结果，但还不完全。”
田一曼看着丈夫耿直不阿的模样，心里直发急。她和邢师长一样，最了解他的性格。他钦佩的人，刀架在脖子上也说好；他认准的理，九头牛也拉不回；他看好的事，刀山火海也敢上。可对从心里瞧不起的人，他看都懒得看一眼。他是只认死理，从不低头。直肠子，不拐弯，让政委下不了台，急死人了。田一曼心里暗暗数落道，手心都出了汗。
邢师长见赵群英不愿和政委讲和，便对谭政委说：“老赵身体不好，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吧。另外，老赵，顺便先通知你一件事，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下来一个副团职干事，师里研究决定到你们一团代理政委，这样你的担子可以减轻一些，有助于你恢复身体。你看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意见，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找个机会我给新政委介绍一下团里的情况……”
谭政委插话说：“我已经安排好了，过一会儿他和徐副团长一起过来看你。”
赵群英似乎这时才发现政委的存在，自言自语似地轻声说道：“噢，好，好。”
邢师长说：“那我们先走了，有什么困难就向丁院长说。小田，你们在这吧，我们先走了。”
赵群英的眼睛仍然只望着邢师长：“感谢师首长的关心。”
邢师长转身大步走了，谭政委面有愠怒地向田一曼挥挥手，跟在师长后面出了门。
赵群英在师医院住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全国上下开展了清查“四人帮”黑爪牙的斗争，师里也发生了两件让赵群英感兴趣的事。
第一件是刘俊皆在军区装甲兵系统揭批大会上主动上台，声泪俱下、义愤填膺地揭发了谭森龙威逼利诱二团为“四人帮”派来的记者制造假典型的事实，赢得了上上下下的一致赞誉，被树为揭批斗争积极分子；第二件是谭森龙作为紧跟“四人帮”黑线的人物，被军区隔离审查。后来经过调查，发现他与“四人帮”没有直接联系，定性为“路线斗争立场不坚定”：“有个人野心”，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职务降了两级，调到装甲兵农场当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