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幸的人生遭遇

1937年，正当焦裕禄幻想着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翱翔之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5月19日，徐州被日寇占领，山东全境沦陷，焦裕禄被迫辍学。

山东沦陷后，共计有4万余日本精锐军队驻守山东，另招募伪军16万人协助其管辖，并修建了3 000多个据点、炮楼，散布在广阔的农村地区。为了更快地筹措战争经费，日伪在各地建立起伪政权组织横征暴敛，他们要求每亩农田每年上交基础税3~40斤小麦。除此之外，每户还要缴纳建设费、情报费、日军娱乐费、联合费、子弹费等苛捐杂税。

如此外患之下，山东各地为保全自身，纷纷组建起各类会门组织。除了红枪会这一老牌组织外，还诞生了堂天道、中央道、罡风道等。巅峰时期的山东会门多达200多种。

1938年，日寇占领博山后，经常到北崮山一带扫荡，加之汉奸和国民党游击武装四起，到处抓丁拉夫，逼粮要款，老百姓被逼得没有办法，只能揭竿而起，奋起自卫。恰好此时，南崮山村以李星七为首的一群人组织了红枪会，16岁的焦裕禄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也加入了其中。

入会后，红枪会不允许吃葱韭芥蒜，也不允许吃肉，并且每天都要烧香叩头，说是这样就可以刀枪不入。在红枪会的煽动下，周边几十个村子很快就组织了数千人入会。这年6月，日寇来扫荡，红枪会迅速集合人马准备抵抗，但是刚交火，冲在最前面的20余人就被敌人的机枪大炮打死打伤，队伍很快就被打散。焦裕禄逃到山里住了两天才敢回家。

这时虽然各种抗日组织仍有不少，但很多都是打着抗日的名义祸害百姓的，焦裕禄也不知道该相信谁、依靠谁，只好老老实实回家种地。

不久，日寇在北崮山村周边设立了据点，这里也成了敌人活动的中心地区，经常有汉奸来向老百姓要粮要钱，群众的生活日益困难。为了生存，焦裕禄除了在家种地，农闲时也会挑起担子四处卖菜卖油卖锅饼，有时还会冒着生命危险到附近的煤窑下井挖煤维持生活。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焦家的厄运在此后的几年接连而来……

1941年秋，博山大旱，汉奸又来催粮派款，加之焦裕禄来年还要结婚，他的父亲焦方田，这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于终日愁闷中在家里的油坊上吊自杀了。

父亲死后，焦家的生活愈发艰难，欠下不少外债，焦裕禄也与哥哥分了家，和母亲共同生活。为维持生计，有一次他和本村的焦念钢、焦念石一起前往南崮山村，从李奎正酒店赊了一担酒，原本打算挑到沂水县去卖，然后再买些油回来挣点钱，但到了临朐县却碰到国民党游击武装暴力盘查，酒桶被他们用刺刀穿破，洒了一地，赔了大本。这次遭遇也让他彻底打消了对国民党的幻想。

就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沂蒙山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已逐步建立起来，根据地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积极配合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抗战。此时的焦裕禄虽然听说距离北崮山村东南七八十里的小冯村附近的山沟里，有八路军的游击队在活动，他们经常昼伏夜出四处扒路炸桥，是一支真正打鬼子的队伍，但是当时他觉得，国民党正规军都打不了鬼子，八路军没有好枪大炮更打不了，所以就没有第一时间投奔。正是这一思想认识的局限，让他错过了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1942年，随着八路军力量的壮大，日寇的扫荡更加疯狂，开始以强化治安为名，四处抓捕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这年6月22日，焦裕禄被抓到日寇宪兵队。在这里，他受到各种非人的折磨，最终在排除其“共产党嫌疑人”的罪名后，于当年年底被送上开往辽宁抚顺的火车，来到大山坑煤矿当特殊劳工。

关于这段历史，焦裕禄在自传中写道：

十九岁（四二年），我村东南两方山沟的八路军游击队，力量较大了，经常扒公路炸桥梁，打鬼子汽车，有时夜间还能到我村要粮食贴标语。日寇扫荡也更加疯狂了，开始了五次强化治安，大规模地屠杀中国人民。这年闰六月二十二日早饭后，天气很热，吃过早饭，刚睡到床上想睡觉，忽然大门外狗叫非常厉害，我赤着脚光着背到大门口一看，两个鬼子一个翻译，持着枪在看我家门牌，我见势头不对，便出大门向南拐弯，想跑走，但未走多远，从正南过来两个汉奸便衣，各持手枪，迎头碰上，一把将我抓住，叫我带路，找一开杂货铺的焦念镐，到了焦念镐的小铺，人已跑了，汉奸将小铺的钱、纸烟等收拾一光，便带我到了村外三辆汽车跟前，我一看汽车上已捆满了邻近三村的人，我对门一家的祖父焦念重也被捆上了汽车，鬼子汉奸还正在从四面向汽车跟前抓人，又从外村开来很多汽车，一齐开到了博山城西冶街赵家后门的日寇宪兵队，从此开始了人不能想象的地狱生活了……[5]

这份长达近万字的自传，可谓字字血，声声泪！苦海一般深重的阶级仇、民族恨，在年轻的焦裕禄的心上打了难以磨灭的烙印。这烙印既标志了焦裕禄个人的苦，也书写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它也必然昭示焦裕禄最终要走向革命的征途。

焦裕禄被抓走以后，李星英非常焦虑，只能到处借债上下打点，甚至每隔一天就去县城一趟，为的就是能看上儿子一眼，来回70里的山路，她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也许，正是母亲的坚强给了焦裕禄活下去的勇气。

大山坑煤矿位于抚顺千金寨村东南，是日本最早在抚顺开凿的煤矿之一。1905年日本打败沙皇俄国占领抚顺煤矿后，于1907年投入巨资开凿该矿，同时，为最大限度掠夺这里的煤炭资源，采取各种手段四处招骗中国劳工。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解决劳工严重不足问题，日本在沦陷的华北地区设立了伪新民会和劳工协会，并在北平、济南等各大城市设立了集中营，把抓获的抗日军民集中起来，经过“短期训练”后，作为“特殊工人”，被分批押送到日占区各地充当苦力。大山坑煤矿就是其最早使用“特殊工人”的煤矿之一。由于日本长期施行“人肉开采”政策，根本不顾矿工死活，致使各种事故频发，死伤情况十分严重。相关资料统计，在1905～1945年间，抚顺煤矿伤亡的矿工累计不下25万人次。其中，由于大山坑煤矿是高瓦斯矿，伤亡人数最多。例如，1931年大山坑煤矿的一个坑道失火，日本煤矿当局为了避免造成更大损失，不顾矿工安危强行封井，一次性就造成了井下3 070名矿工丧生，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焦裕禄等人被押送到大山坑煤矿以后，所有人都已经被日寇折磨得走不动路了，但仍然被强迫下坑劳动。不仅如此，煤矿的“大把头”（旧时对把持一方或某一行业的行帮头目的称呼）每天早上还要拿着棍子检查宿舍，谁不下坑就毒打谁，除了少数人侥幸逃走以外，很多人都被活活折磨而死。在自传中，焦裕禄写道：

到煤窑后，因所有人都在宪兵队被折磨了半年多，只剩一身骨头，不能走路，但还要下坑，每天早晨，大把头拿着棍子到宿舍查一遍，谁不下坑便用棍子毒打。再加上有些人因在宪兵队吃不饱又吃不到油盐，到煤窑后吃饱了，但吃得过多肠子胀破了，有些人得了病不能治，不到一个月，我们附近村被抓去的老百姓又死去十几个，只剩下我们三人了，我对门一家的一个祖父焦念重也死在此煤窑了……[6]

1943年4月的一天，焦裕禄刚下煤窑，就遇到了他岳母家的一个邻居。在攀谈中焦裕禄得知，此人姓郑，在抚顺干消防，早前二人在老家时曾见过，这次过来就是受了焦裕禄岳母的委托，想办法搭救他的。老乡告诉了他自己的地址，当晚焦裕禄回去就稍做准备，第二天早晨，趁下窑的时候，他偷偷跑到消防队住了两天。后来，在老乡的帮助下，焦裕禄在抚顺谋得了一份扫马路的差事，干了两个月攒够了路费，便搭乘消防队的汽车到了沈阳，坐上了回家的列车。

1943年7月，焦裕禄辗转回到家乡，见到母亲后，母子二人久别重逢，抱头大哭了一场。但由于没有“良民证”，他又先后受到日伪两次迫害，为了救他，家里的地和爱人的嫁妆都变卖得差不多了。最后，家里实在没有啥吃的了，恰好此时他听对门的邻居说夏庄村成立了一支队伍，是正规军，现在刚成立，人少，将来人多了便打鬼子、打汉奸，重新建立政府。为了寻得一条活路，他便投奔了过去。但是到了这支部队后，他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正规部队，不仅武器装备落后，而且经常欺压百姓和革命群众，跟汉奸土匪一样。这时的他虽然还不知道什么叫觉悟，但一想到自己受到日寇汉奸残害差点死掉，再当汉奸实在对不住自己的良心，便在第四天夜里天快亮时跳墙跑回了家。回家后，焦裕禄担心连累家里人，只好带着妻儿跑到郭庄村岳母家住了几天，随后带上岳母跟黄台村几户人家，一路南下，踏上了背井离乡外出逃难的道路。然而，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岁月，无论在哪里，人的生命都犹如草芥，随时都可能被无情地夺走。

焦裕禄一家刚离开山东不久，就遭遇到了逃难路上最大的一次打击，他的儿子在徐州火车站不幸夭折。据焦裕禄的侄子焦守忠后来回忆：

在徐州火车站，焦裕禄一家夹杂在横流的、凝结的人堆中挤向铁罐车门，拥挤上车的逃难者却堵严了车门，双方争执不下，你上不得，我下不去。将生命和希望押向火车的人，火车以外的东西是顾不了的。拥挤之中，吵叫之中形成一片嘈杂，一片混乱。焦裕禄肩上背着破烂行囊，手牵年迈岳母趔趄于其中，既不能兼济他人也不能自持其身。那个襁褓中的男婴由妻子抱着，已没了哭声或根本听不见哭声。日本站警闻声赶来，举起枪托一阵乱砸。待下车的人们纷纷栽落站台，上车的人群“罐装”密实之后，倒卧于地的焦裕禄及妻子、岳母这才发现，孩子已经被挤扁了脑袋，气绝身亡。[7]

人间百痛莫若丧子，焦裕禄望着苍天，欲哭无泪，可前路茫茫，他只能安慰妻子要坚强地活下去。于是，他们一家连同几个亲邻，一同走出兵荒马乱的徐州城，一路号啕，一路乞讨地向着东南方向逃亡。在逃出博山之前，他只听说徐州东南的地面广、人烟稀，凭一身的力气，兴许能够寻得一条活路。但是，一路上到处都是面黄肌瘦的流民，焦裕禄和他的同行者们只能靠打短工果腹：收一亩地的玉米，砍两亩地的秸秆换来几斤粮食；挑几亩地的粪肥，赚几张煎饼；垛一座柴垛，挖一个粪塘挣些许汤饭……晚上，一家人也只能睡在雇主的车屋、草屋、牛棚或者草垛旁。但这样也不见得总有雇主，太多逃难的人、太多卖力气的人都集中在这里，经常一活难求。所幸阴历的八月，还不是绝人的季节：大豆、玉米、地瓜都在收成之季，每一粒捡拾的粮食，都能给人以生的希望。在找不到活干的日子里，焦裕禄一家只能蹒跚于秋后的野地，从玉米地里捡拾秸秆皮毛，从红薯地里寻找可以充饥的断块根茎。在黄土地上挖出一个土坑，垒起一个土窑，燃起捡来的柴草，烧烤着红薯的零碎。这便是他全家的一顿饭，有时能吃饱，但绝大多数时候只能忍饥挨饿。

当时，正值日寇侵华最疯狂的时期，一路上不时传来日军扫荡的消息，不时传来中国人被集体掠杀、集体活埋的噩耗。鬼子在乡间巡逻，看见不顺眼的目标，或感兴趣的目标，举枪就打，不管男女老少。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焦裕禄带着残缺不全的一家，在饥寒交迫、惶惶不安中度日如年。就这样，经过几天艰难跋涉，焦裕禄一家靠一路拾荒乞讨终于来到了江苏宿迁。

新中国成立前，宿迁是淮海区的一个县，距离焦裕禄的家乡博山300余公里，这里北望齐鲁、南接江淮，为南北交通要塞，且相对比较富裕。正是这片土地，给了焦裕禄和很多与他一样的南下逃难者们一线生机。

1943年秋，21岁的焦裕禄来到宿迁县城东15公里的双茶棚村，借住在早前逃荒至此的一户黄姓表叔家。第二天黄姓表叔托人把焦裕禄一家介绍到了张姓一家饭铺做杂工。焦裕禄岳母的婆婆每天出去要饭，岳母给张家饭铺烧锅做饭，爱人给他家纺花，焦裕禄主要负责打水。饭铺老板50岁出头，人忠厚老实，老婆去世不久，儿子尚小，在宿迁读书，女儿已经出嫁，虽能经常来家照料饭铺，但家里家外，招待来往客商，全凭张老板一人操持。焦裕禄来此才几天，就把他家收拾得井井有条，他十分开心，但他家店小，雇不了三四个人，如果光给吃的不给工钱，他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所以半个月后他打算找一个合适的人家，安排焦裕禄去帮工。

张老板想到了园上村的胡泰章家，胡家家境不错，他们曾打过几次交道，人还算忠厚老实，于是他就找到了胡泰章并说明了来意。但是胡泰章家地少，劳力够用，不能常年雇工，他就把焦裕禄介绍给了本家胡泰荣。当时的胡泰荣家有3间主屋、2间东屋、3间过道和二三十亩地，由于家里没有青壮年男丁，平时的农活也都是找人干的，之前的长工李景志随家人去了南京，刚好焦裕禄来了，就得到了这份工作。双方商定，胡泰荣家负责焦裕禄的吃住，焦裕禄如果常年帮工，每月有一斗小麦（每斗12.5斤）作为工钱。随即，焦裕禄就把岳母和妻子都接了过来。

生活安顿下来以后，焦裕禄除了收种大忙季节在胡家种地外，农闲时还做些小生意补贴家用。

1944年，在焦裕禄的辛勤工作下，胡泰荣家粮食大丰收，13亩小麦地收小麦5 000多斤，12亩玉米地收玉米6 000多斤，2亩洼地春大豆和5亩春玉米代种大豆收大豆1 200多斤，3亩洼地秋大豆收大豆500多斤。另外3亩红薯，2亩小豆还不计算在内，总共比去年多收粮食6 200多斤。

园上村西边有个雨露庵，常年生意不断，天天人流不息。曹、马、郝三家客栈，专门接待南来北往的客商。山东、山西客商贩卖山货较多，也有买卖驴马牛羊的，还有贩卖细瓷粗窑烧制品的。有一定经商头脑和经验的焦裕禄乘农闲时便经常去雨露庵转转，北方客商一听他口音，就知是“山东老乡”，加之焦裕禄相貌可亲，语言可信，有什么能挣钱的，人家都能告诉他，甚至把剩下的零星散货交给他售卖。焦裕禄开始时卖些针头线脑，做些土窑烧的瓦罐、茶壶等小百货生意，后来干脆就在胡泰荣家南边，雨露庵至大兴大路北旁，摆个摊子卖些杂货。

有年腊月，驴马客商交给焦裕禄两头驴请他代卖，价钱由他说了算，卖多少是多少，人家来年只来收一半。正好胡泰荣家西边第三家胡俊清、第四家李广富看到驴不错，一人牵一头回家推磨赶办年货，年后两家都要买下驴，价钱由他们两家给，焦裕禄不收钱，要他们直接交钱给外地客商。来年4月，驴马客商路经雨露庵，焦裕禄才叫胡李两家将买驴钱直接交给他们。外地客商未想到这两头驴卖价如此之高，胡李两家也是老实巴交的人家，实事求是按本地驴价付款。驴马客商便想按三分之二价款接济焦裕禄，而他拒收分文，双方推来推去，最后还是依据原来说的“按售价二分之一收取售驴价款”。这件生意三方四家都很乐意，焦裕禄还做东招待买卖双方。从这件事情，就可以再次看出焦裕禄的人品和德行。

焦裕禄在宿迁两年时间，其一言一行，深得当地群众敬重，人们都喜欢听他讲话，喜欢听他讲故事，喜欢听他拉二胡，喜欢听他讲自己的经历。每到晚上，许多人都爱到他住的地方闲谈。特别是为胡家耕地的李振武，他们两人非常要好，经常形影不离，李振武拉二胡，就是焦裕禄手把手教会的。1944年，焦裕禄得了个女儿，很多人都去为他贺喜，为他家送些好吃的东西，李振武更是欢喜得不得了，三天两头去焦家做这做那。由于焦裕禄一直很瘦弱，加之先天长相显老，所以大伙都喊他“老焦”。

这几年的悲惨经历，让焦裕禄彻底认识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无情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加深了他对底层劳苦大众的同情，这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