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潜明兹

一部有独创的专著，固然不易，而编出一部有特色的作品选集，同样能显出编者的功力、知识的深广以及理论水平的高低。为什么有的作品选集，只跟读者打了个照面就消失了，而有的作品选集，却一版、再版，为读者所关注，原因就在此。自从民间文化走出困境，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瞩目后，民间文学作品在书店的柜台上便占有了一席之地。仅以神话言，各种神话的译本、选本、改编本，数量不算不多，而真正涵盖中国几十个民族的活形态神话集，陶阳、钟秀伉俪合编的《中国神话》（1990年4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很有代表性的选本之一。此书连印六次，并在台湾出过繁体字本，可见很受读者的欢迎。时隔17年，陶阳又独立进行了修订、再版，不但作品有增有删，而且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每一类都写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导言，使这本选集能起到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作用。

中国神话的丰富和质量高，经过多年同仁的宣传和介绍，大概持异议者不多了，但中国神话在对外文化交流上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不能片面指责外国朋友的误解，我们自己对外确未做到充分的宣传和介绍。陶阳再版的《中国神话》，其中重要的主旨之一，便是能代表中国神话的基本面貌，可供世界友人阅览。中国古典神话，多保存在古籍文献中，简略难懂，普通的读者接受起来障碍较多。这方面，先辈袁珂先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功莫大焉。而陶阳则是将我国几十个民族的口头活形态神话择优选取，既能为文化交流提供可靠的作品，又能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神话精品。这些精品，与古希腊神话、埃及神话、罗马神话、希伯来神话、印度神话相比较，毫不逊色。其品种齐全，叙述优美，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史价值，又是优美的文艺读物，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文明是如此琳琅满目，多彩多姿。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的祖先是英雄的、极有创造力的，无论在与自然做斗争，还是在为文化而创业上，想象力加勇敢，形成了无与伦比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色。

神秘的天体，即使科学发达的今天，人们也未完全认识。天体的神秘莫测，既是永恒的谜，又具有无限的诱惑力。人们一直为接近天体、了解天体、利用天体，前仆后继地努力。而征服天体的先行者则是我们的祖先。

例如太阳、月亮、星星的关系，原人是不理解的，为什么太阳一出，月亮和星星都不见了；太阳一落，星星与月亮又重现了。“天人感应”的思维，严格说并不始于儒家，古已有之，儒家只不过继承和利用了这一古老的原始思维，即将天体人格化、世俗化，进而发明了一种控制人间的理论，人的吉凶祸福取决于天的意志。天界是人间的翻版，天界并管着人间。这一兴盛于东汉的思想，其实源头在神话。用人间的关系理解天体的关系的神话，几乎从汉族到少数民族都有大致相近的叙述。《中国神话》所选的天体神话，极具典型。另有一种射日射月的神话，尤其展现了原始初民征服大自然的意志和魄力，有的此类作品，令人惊心动魄，叹为观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体神话正是人类向太空首次发出的控制信号，尽管难免有敬畏和崇拜的感情，但却是原始先民最具理想的杰出创造”[1]。

修订本中的“爱情神话”是这次加入的新内容。在人们长期的观念里，古老的民间口头的爱情题材作品，一般都归类到传说。其实有些很古老的传说和神话界限极为模糊，它们经常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人们习惯把希腊的神话与传说合称，原因在此。人类的情爱感情起源颇早，在兄妹婚未绝迹时，两性之情爱便已诞生。从彝族、纳西族等民族的原始情歌中不难发现。我所见到的最为典型的则是基诺族原始血缘情歌“巴什”。当基诺族已发展到禁止血缘氏族内婚的阶段时，一旦发现内婚现象，按照习惯法，男女双方必被处死。这正是“巴什”情歌反映的基本内容。如果氏族内男女有了纯真的爱情，又不被现实所容，那么他们只能以死殉情，死后到祖先那里去安家。这类情歌男女对唱，情真意切，声声血泪，艺术感染力极强，真正有感人肺腑的效果。演唱的方式并不像后来男女谈情说爱那样，找个僻静的地方悄悄地唱，而是全民性的隆重场面，即用集体的方式唱民歌。一人领，众人和，唱到动情处，声泪俱下。[2]说明原始情歌和后世文明社会的情歌大有区别，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都是表达男女之间的情爱，不能爱则死。这类原始情歌约产生于血缘家庭后期，也就是血缘婚的崩溃期。以此为例证，说明后人不能用文明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去挑剔原始情歌，而应看重它的文化史价值和艺术性。与原始情歌同步，必然产生古老的爱情神话，这类神话反映的历史阶段也并不尽同，从原始氏族社会一直延续到奴隶制社会都断断续续地产生。不同社会阶段的爱情神话，结局各异。无论是完满的结局还是悲剧结局，都有浓浓的原始思维所特有的虚幻色彩，赋予人们想象的空间和希望的憧憬。这正是神话超现实的魅力，并不受时空的限制而形成俏丽的奇葩。读者必将从“爱情神话”领略到祖先们丰富的、诚挚而坚贞的情感。

就总体而言，神话本身都是巫术艺术的叙述文学，也是巫术文化的语言载体。巫术则是原人借助超自然的力量以影响并控制客观世界的信仰与崇拜的总和，也是原人征服现实的一种补充手段。用语言表达，则是神话。与其他原始文学相比较，神话之所以更具巫术艺术的特点，乃在于它的变形的神话，这是事实，非我杜撰，原人混沌的、综合的、非分析的、非科学的世界观，使其深信此物与彼物可以互变，世界万物都可互变，人变物，物变人，此物变彼物，原始思维都是视为可信可行的，由此便产生了奇妙的、将有限变无限、将静变动的超精神力量。这同时又是神话内在的积极的核心。修订本增加一辑“巫术神话”当然非常必要。不过编者所选择的角度，偏重于与巫术有直接关联的作品。这组作品中的西藏“尸语故事”七则比较鲜见，读者不妨细品。

这是一部倾注了编者思想和精力的选本。他所倡导的“原生态”、研究性、可读性，都得到一以贯之的体现。这三百多篇神话，既全面反映了中国神话的丰富，又很有意味地显示了中国神话的独特。尽管在个别枝节问题上我并不完全认同编者的安排，但对神话的整体认识，彼此大体上是一致的，所以才敢放开胆子略举一二。这是一部民间口头文学的佳作。编者这些成就的取得，非一朝一夕之功，其间有一些可贵的经验。

我与陶阳先生认识近五十年，从某种意义上称他是民间文学领域的全才，绝非夸张和吹捧。他最早志在写新诗，曾经是初露才华的新诗人。后来从事民间文学编辑工作，也是先从民间诗歌入手。“文革”前在《民间文学》（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总会机关刊物）编辑部当编辑。20世纪80年代初，《民间文学论坛》创刊，他在当时民协总会的领导安排下具体负责创办该刊，有过汗马功劳。离休前曾一度任该刊的主编。另外，他还陆续编过一些民间文学方面的书。因此，我认为他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编辑。

殊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有不少田野作业的经历。1956年6月，他曾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的云南白族民间文学组，与白族民间文学专家杨亮才深入底层搞调查收集，回京后他们合作出版了《白族民歌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等。20世纪60年代初，民研会总会派他赴新疆从事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的调查采录。其间历尽艰辛，险些丧命。“文革”使《玛纳斯》的翻译、整理、出版工作前功尽弃。听陶阳说，他从调查笔录上整理出一本《柯尔克孜部落史故事》，已由新疆柯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出版。他还正在撰写《英雄史诗〈玛纳斯〉采风录》，这还能为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化留下些宝贵资料。

拨乱反正后，他又身负重任，带领两位青年同事登上泰山，进行泰山故事的采录，出版了《泰山民间故事大观》（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东岳大帝、碧霞元君与泰山石敢当的传说故事，吸引了他的注意。此后，他的研究逐步转向神话，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在同代人中，他的调查采录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这一优势，我经常自叹不如。尽管20世纪60年代，我也接受任务，到湘西苗族地区做过长达半年的调查采录，并为当地整理了一批保持原貌的民间故事，也对苗族的风俗习惯有了初步了解，这是我后来常写点苗族民间文学评论的原因。然而由于自己对民间文学尚存偏见，那次调查的效果并不好，不仅收效甚微，甚至更坚定了我必走的决心。每思至此，深感在我的学术之旅中，不能不说是个缺陷。后来虽有所提高，但已经没有了再长期下去搞田野作业的条件和机会。短期带学生下去实习，只不过走马观花而已。

陶阳为人不张扬，做学问亦如其人，实在。从不以天才的快手自命，他很谦虚。他与夫人牟钟秀合著的《中国创世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2006年再版）出版后，不但再印，且再版，受到学界的肯定。现在又以八十高龄，为读者贡献一部优质的《中国神话》，活一日干一日的上进精神，能使学术之树常青。他很热爱民间文学，他说：“人寿有限，假若还有来生的话，我还将从事民间文学事业……我甘心为她献身。”[3]

这原是一部合编的书，另一编者钟秀不幸作古。她与我共事多年，是无话不谈的密友。重病期间，我每年必去探望。每去，她都特别兴奋。记得最后一次，我告别时，她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你要再来啊！”想不到那次竟然是我们的永别。她的仙逝，使我失去了一位挚友，失去一位对我充满信心、在我身后不断鼓劲的支持者。遗憾的是我竟错失了遗体告别的时机，心中无限惆怅！今日，她参与编选的书再版，见书如见人，稍感欣慰。今以此序，告慰故友在天之灵！

2007年4月28日15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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