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媒介中的记忆与创新
空间媒介中的城市记忆建构与再现
——以十六铺码头为例
丁 凡 刘冬语 张 灿(1)
摘 要 上海是一个“以港兴市”的商埠名城，十六铺码头曾是其水上门户，拥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对上海城市历史记忆和文化个性的塑造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源头性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公共交往丰富的生活空间，更是表征着文化符号的精神空间，输出着全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将十六铺码头视作空间媒介，通过追溯场所内经济交流、文化交融、社会交往等多个层面的历史记忆，可以明晰十六铺码头在上海现代性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重拾其“先有十六铺，后有上海滩”的城市记忆地位。在城市生长和社会转型的漫长进程中，人们通过共享这一空间媒介的功能、情感串联起文化认同，形成对上海城市性质和地位的认识。十六铺通过共享群体身份、保存集体记忆，延展了空间媒介的内涵和意义。
关键词 媒介空间 城市记忆 社会转型 十六铺码头
一、码头与城市记忆建构：从媒介空间出发
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城市化运动和工业化发展，在当代西方社会学以及社会理论中，空间转向开始成为趋势。列斐伏尔在分析“空间生产”时发现，空间结构中社会事物的生产方式开始转为空间结构本身的生产方式，社会性与空间被关联在一起，“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2)同为该领域领头人的福柯也表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3)空间的实质是其社会性，人们慢慢意识到空间因表征着社会关系并体现了媒介的属性，带来了信息交互、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空间理念的嬗变。对空间的关注触发了传播学的研究转向，从而将空间自身视为一种媒介。
“城市是交换发生的场所，这些交换并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换，它们还是话语的交换、欲望的交换、记忆的交换。”(4)信息的交流、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建构，时时刻刻在城市的各处场所发生，空间媒介化被进一步引申到城市空间范畴，物质空间与虚拟媒介一样承载了城市文明发展所需要的信息传播功能。它作为媒介具象地参与日常生活场景，连接地方化集体记忆的历史，其传播内涵和意义因此而独树一帜。(5)
哈布瓦赫（Halbwachs）于1978年提出“记忆场所”（Les Lieux de Mémoire）的概念。他发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空间场所，对国民建构文化认同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倡导通过挖掘记忆场所来进一步保护残缺的社会集体记忆，以此找回族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6)“集体记忆的研究应该从‘场所’（lieux）出发，这些场所是社会、民族、家庭、种族、政党自愿寄放它们记忆内容的地方，是作为它们人格必要组成部分而可以找寻到它们记忆的地方。”(7)这些记忆场所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保留集体记忆的活化石。
码头的生长发育与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共生共荣。作为重要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它见证了人类推动历史的漫长进程。一方面，其场所内的建筑、物品、历史事件等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反映城市的生长肌理，折射城市发展的一角。通过码头空间结构和功能内涵的变化，可以得到城市性质和地位的变动、城市空间的变迁、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等重要结论。另一方面，码头文化是无数城市生活镜头中的一种实态，人们在当中品读关于城市文化的理解。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已经建立了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并透过相关的风俗、语言、行为、价值观等折射出来。例如，码头上某种特定的身份地位或职业活动，以及由此而呈现的社会层级属性和族群特性，甚至会影响整个城市的行为方式和文化性格。(8)因此，码头作为集体记忆和城市文化的重要符号，已经从功能型空间走向象征性场所，不仅在经济生活上提供城市发展的助推力，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码头作为媒介的空间嬗变进程，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知城市文化，留存集体记忆。以上海为例，上海开埠始于航运的肇兴，经济繁荣为工业、商业、服务业，及文化产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崇洋“西化”的社会风气和移民社会性格随之而来，形成开放包容、独立自主、多元多样的城市氛围，这种氛围至今在上海的城市文化中仍留有深刻烙印。
本研究聚焦的码头场所是名称上沿袭为“十六铺”的码头区域。十六铺在很长时间内经历了多次地理范围和内涵变化，并依靠十六铺码头航运贸易衍生出区域内多样的生产生活关系。其始自宋朝至近现代的空间形成史、媒介发展史，将十六铺码头与城市记忆紧密结合起来。
二、城市记忆建构：见证城市形成及生长
（一）新事物的门户：再造城市空间与现代性的发生
作为一处水上门户，十六铺码头开启了上海从小镇崛起并成为重要商埠的城市发展进程，引入了全新的经济形式、经营手段和生产关系，不仅形塑了城市空间面貌，还带来了现代城市管理理念。南宋年间，由于海上要道淤塞，行船无法靠岸至白鹤镇，而改泊于现十六铺附近，上海镇因此繁荣，号称“华亭县东北一巨镇”，出现了“人烟浩穰”“海轮辐辏”的景象。明代后，上海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级的超级良港，而十六铺也升级成国内乃至东南亚的贸易航运枢纽。海禁开放以后，更是“南北物资交流，悉借沙船”，十六铺码头水域桅杆林立，实乃壮观。丝绸、棉花、茶叶、陶瓷、布匹等出口大宗货物和糖、海货、香料、器皿等进口货物令人眼花缭乱。来自天津、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沙船、商船等聚集在南市十六铺，数量最多时可以达到三千余艘，方圆五六里的水面“密泊如林，几无隙处”。(9)这些船每日满载各地特产而来，易取上海之百货而去。(10)
传播是一个空间过程，不仅指涉空间，同时建构空间。(11)十六铺码头川流不息的货船，带动了小东门到董家渡一带，以及整个老城厢的经济发展，甚至改变了这片区域的空间结构，以此促进经济交流的密度、频率，进而形成特殊的交往方式和节奏。以职业、行业和地域祖籍为单位的聚集地产生，如会馆码头、竹行码头、盐码头、永盛码头、杨家渡码头等许多与港口码头有关的街道地名一直沿用至今。此处也聚集了繁荣的农副特产交易市场，其命名表明了用途：洋行街（今阳朔路）——闽粤商贩在这里出售南货、洋货，如油、糖、香料、海味等；豆市街——众多米豆、杂粮、油饼商行汇集在此；里、外咸瓜街——沿街林立店铺主要出售咸货、腌货、腊肉、瓜果，以及几十家大中规模的医药行，其批发业务遍布全市，甚至是国内六大医药集散地之一；竹行街——顾名思义经营竹料生意；花衣街——棉花的集散之地，全国各地棉农在秋季后收获、运输棉花至此贩卖，各处客商来此采购后以船运出；大、小裕兴街（今平湖路）和中山南路附近交易来自江浙、闽广、华北、东北等地的果蔬和粮油；上百个鱼行设在现在方浜东路和中山东二路一带；桐油苎麻商铺多位于老太平弄和中山南路。(12)除货运仓储和农副产品集散以外，篾竹街、狗肉弄等手工业作坊和公馆、钱庄也在此配套集聚，资本支配生产，分工明确，经济繁荣之景，前所未有。以街为单位进行集中贸易，促进生产流程高效运转，经济模式形塑了十六铺的内部空间结构，并反过来为社会生产提供便利。
临海口岸惯常是打开内地的门户和窗口。上海港由十六铺起势，进而以十六铺为重心，把早期商品经济的诱人之风吹进上海城镇，自然经济衰退，钱庄、会馆、公所等现代经济和社会组织自然形成并快速发展。船主、字号主、牙人、佣夫、帮工等社会关系使劳动关系和社会交往更加复杂，较为完善的金融结算体系创立起来，商业竞争观念也由此盛行。为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资本主义萌芽，十六铺码头周围的房屋建筑形成“上居下商”“前店后厂”的样式功能，私人场域与公共场域打破传统界限，在商品流通格局下自然交融，码头、街市等各层级空间内的交流更加复杂多样。十六铺码头街区作为公共生活空间，为往来商贩和居民提供了沟通、交流、实践和联结的场所，呈现出包容、尊重的社会生活风气。
来自各地的小道消息，每日货价、船价的交易变化，各色身份阶层的人员往来……即使在上海这样一个惯为中国先行者的城市，也会有需要领队带着抢跑的时候，而十六铺就扮演着“以港兴市”的平台和媒介。开埠前，十六铺码头帮助上海接替苏州作为南北洋航运中枢，上海因此以中心城市的地位跻身于江南城市群之中；(13)开埠后，绝佳的地理位置和突出的航运地位为十六铺一带提供了走入近现代的土壤，新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悄然萌发，并以锐不可当的势头快速生长。
距巨变中心最近的是航运业，十六铺出现了上海最早的近代航运企业。美商旗昌洋行于1862年在十六铺建成旗昌轮船码头，创办旗昌轮船公司，这是上海第一家专业航运公司。1873年，清廷在十六铺设立了轮船招商局，十六铺码头就是由这十三座沿滩建造的浮码头演变而来。1904年，张謇在十六铺的老太平码头一带创立大达轮步公司，这是上海第一个由民族资本家组织经营的码头。先进的近代航运运营模式最先由十六铺渗透进这个商业城市，上海航运的运量、航线都大幅增长，通往江南、长江的客货运出现颠覆性变化。外资长期占据十六铺码头的有利位置，这个时期，民族资本开始了他们的反抗、博弈和发展。
紧接着，现代性的燎原之火从经济领域蔓延到城市基建的各个角落，上海最早的市内电话和发电厂(14)、有轨电车(15)等都在十六铺出现。上海华界最早近代意义上的市政机构，正是为发展十六铺和南市而成立。1898年建设十六铺通往南码头的道路时，政府用招标承包的方式，采取市场经济经营手段进行基础设施建设。(16)从十六铺一角开始，上海逐渐有了现代城市的影子。
城市空间是一种“关系型”媒介，可以通过视觉形象及意义传播，发挥最大化建构城市认同和整合城市社会关系的传播功能。通过与其相连接的社会关系和空间关联，都市景观凝结着人类关于城市的记忆与认识。(17)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十六铺区域早已脱离了单一的码头功能，在经济、生活、文化、市政等方面引领了上海多个领域的“首次”或者“卓越”。它是现代性进入上海的风口，近代经济交往、生产方式、经营手段和城市理念在这里生长，引领上海迈入近代城市的门槛，为上海成为发达的近代城市奠基。这种从码头和“滩”发源而来的历史记忆，使得十六铺对上海人具有绵长悠久的情感寄托作用，这样的记忆代表着上海深厚的历史底蕴、强大的城市文明、自信的城市形象。十六铺码头逐渐成为一个城市符号，是城市精神、城市文化、城市历史集中而具体的体现，象征着上海城市发展的起点和顶点。上海在人们眼里被广泛定义为一个港城形象，十六铺码头成为“上海滩”的形象代言人。
另一方面，十六铺码头催发了市民对公共生活和现代精神的集体感知，促成了新的社会交往。十六铺内诸如花衣街、咸瓜街等商贸手工业街区、农贸市场中的商品经济流通促进了市民公共意识的觉醒，人们通过具身实践进行社会交往。随航运和贸易而来的新型雇佣关系、现代企业制度等，激发了现代民主精神。十六铺为市民遵循公共秩序和培养社会公德提供了环境，鼓励群体超越个体，加深对共同整体的体认，在交往、讨论、磋商、协作中，找到普遍共识和共同价值。公共空间意识和民主精神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借助十六铺的现代性成长，上海多元、聚合的城市精神，以及发达、先进的城市形象深入人心。无论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还是慕名而来的外地人，都藉由十六铺历史生出自豪骄傲之情。这是历史的硕果，也是时代洪流中每一个平凡人的硕果。
（二）新文化的温床：诠释异质文化与流动中的共性
媒介的物质性条件是一种资源，可以使某种形式的传播和交往成为可能。(18)除了通过经济等现代性手段哺育上海成为一方重镇，十六铺码头以实体空间为媒介，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互鉴提供平台，催生了新的文化形式和社会观念，实现码头文化向“文化码头”的转身。码头人员流动大、内外交流频繁的特点，使其常常成为最早接收外来思想、文化碰撞最激烈的地方。十六铺码头连接南北洋、国内外，又是华界租界交汇处，这里的文化交流，尤其为处于新旧世界之间风雨飘摇的上海，提供了可以尝试的思想实践方案。
与上海自治运动同期展开的新舞台运动，是戏剧改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1908年，上海京剧名角潘月樵等人在沪商的资助下，于十六铺太平码头周边、背靠里马路（今中山南路）、面向黄浦江之处建成了上海地区最早的新舞台建筑，也是中国第一座仿欧式、日式的新剧院。随后，十六铺地区内春喜园、丹凤舞台、同乐戏院等十五六家新式戏院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在这里，新舞台上演文明京剧《目连救母》《党人碑》《黑籍冤魂》等，提倡社会进步、民主思想，潘月樵宣布以新戏“扶助社会共同进化为主义”。同时，新戏吸纳西方戏剧“写实”的特征，兼收并蓄中外戏剧精华，创造出落地本土的改编戏剧，如改编自法国作家小仲马《茶花女》的剧目《新茶花》，是中国最早提倡男女平等的文艺作品。
这些戏剧样式受到十六铺平民阶层欢迎，极大丰富了市民生活，民族思想和改良观逐渐在普通百姓之间传播。陈独秀等进步人士，将新戏剧看作当时最有效的思想宣传手段：“现今国势危急，内地风气不开，慨时之士，遂创学校，然教人少而功缓。编小说，开报馆，然不能开通不识字人，益亦罕矣。惟戏曲改良，则可感动全社会，虽聋得见，虽盲可闻，诚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也。”(19)孙中山亦常造访十六铺新舞台听戏，还亲自题写“警世钟”幕布相赠：“孙君特亲笔‘警世钟’三大字幕帐悉幅……并用军乐队过十六铺桥，悉路奏乐……在坐观剧者咸高呼民国万岁。”(20)彼时，十六铺遍地剧院每日上演好戏，歌舞升平。各地移民、各色人等汇聚在此，通俗文艺、大众文娱兴盛，新思想关口前移，重心下沉。
此后，十六铺码头一直是仁人志士走向全国及世界各地、引进先进文化技术、探求救国之路的窗口。1919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创办的湖南新民学会20多人从十六铺码头上船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底，周恩来于十六铺码头乘坐“波尔多斯”号留学法国，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空间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空间的生产属于某些特定团体，这些团体为了管理、利用空间而占有它。(21)在东西方意识形态交织的近代上海，社会思潮很难以二元中的任何一方简单定义。相反，在码头区域独特的文化包容态度下，本土思潮对西方文明主动学习并进行改良：一方面为传播西方文化提供了群众基础广泛的舞台，“崇洋”风气日盛；另一方面，结合本土传统文化精华，融合市民文化和商业气质，将中国社会要求现代转型又强调传统伦理人情的文化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改良派、革命派、普通市民……各色人等在这里构筑历史，十六铺码头为各种新文化交流提供了宽容空间，藉由这段历史，其包容多元、追求进步、崇洋但不媚外的文化发展理念被传承，至今影响着上海城市精神的内核。
上海是中国最特殊的异质性城市，始终有着全球主义的文化特征，进入新时代后，这种文化背景又成为上海走在中国对外展示前沿的优势。那么，上海异质性文化背景的摇篮和根基在哪里？什么样的符号是它的代表呢？答案是码头文化。
全球化是地球上相对分离的诸地域在单一的想象上的‘空间’中，相互进行交流的过程。(22)这个“想象上的空间”是世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基于空间历史文化叙事而产生的精神场所，在这里，某个城市或空间、场所的精神特质被类型化、具象化，以独特的文化个性产生吸引力，从而形成跨文化背景下的多元认同。全球化背景下，人、信息和文化的流动不断加强，认同往往也趋向一种流动而多变的状态，码头文化以其高流动的特点，开阔包容的文化气质以及创新趋变的进取精神，符合高认同感的城市文化特质。文化之间的相似性，是世界民族之林中两个民族互相认可的基础，优秀的精神内涵会突破语言的阻碍，使不同国家的城市看见对方的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十六铺为迎接世博会而进行了文化遗产方面的改造。这座见证上海百年历史的码头迎来新生，也向世界展示了上海城市文化的“想象上的空间”。
在十六铺这个具有流动性、异质性特征的文化空间内，可以找到多种价值观念流入和形成的源头，各群体借助它寻找外来先进意识形态，新的文化样式和文明观念在城市中蔓延、延展，上海开启了绮丽壮美的城市化之路。中西文化交融使十六铺码头有了地域、民族、全球三个层面上的文化意义，不管是“东方的巴黎”还是“西面的纽约”，这些美称彰显了上海在上个世纪掀起的“东方全球主义”热潮，上海的城市精神也随着开埠之风传向海外。此时重建上海码头文化，是赋予十六铺和上海更新的时代意义，十六铺码头文化的重新展示，是将“无意识的继承”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这种创造的过程，正是一种“文化的生产”和“文化的再生产”的过程，使单一的民族文化进入到世界共同体之中。(23)十六铺码头通过对浦东、浦西两岸的意象连接，通过对历史文化与民间日常的记忆连接，通过对西方文化和东方文明的想象连接，将全球视野下“东方人眼中的东方主义”进行了新的诠释，这种开放自信的文化形象，是上海迈向世界级都市的应有姿态。“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也从中孕育。
（三）新转型的见证：打破地缘限制与宗族观念变化
上海城市印象除了文化多元，还常有“许文强式”的倜傥潇洒、热血江湖，一部《上海滩》万人空巷，给几代人留下关于上海的初印象，巧的是在上海有句话：“先有十六铺，后有上海滩”，指的不仅是十六铺码头对近代上海的起源作用，还一言道出其在帮会组织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层次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新空间单元和具有更高生产力组织效率的新空间结构形式不断涌现。(24)码头因流动性强、社会关系复杂的特殊空间性质，常成为社会变迁和结构转型的冲突点和爆发点。在这个过程中，十六铺码头不仅接纳大量流民和移民，鼓励突破地缘和职业限制的人流流动，还向整座城市输出了适应社会转型的新型宗族观念和组织形式。
随着19世纪70年代漕运被清政府强制取消，大批水手、船工丢掉饭碗而流入上海讨生活，青帮也随之在上海迅速发展。(25)青帮最早是在漕运水手之间彼此扶持、传承技能、保护行业的民间秘密结社团体。民国初年，十六铺的三大码头霸主——沈关生、李茂龄、张春宝，门下有数以千计的跟随者，流民如果想在码头站住脚跟，就必须投靠他们成为其徒子徒孙。许文强的原型为青帮领袖杜月笙，即在十六铺码头一带发迹，早年在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后来通过四通八达的社会关系，在工商界、军政界、教育界等都有重要影响力。最初青帮有“十大帮规”“十戒”等规矩，如“不准欺软凌弱”“戒偷盗财物”“要尊孝睦忍”等，这时的青帮以侠盗精神和互助目的为主，但一段时间后，十六铺码头一带出现产业恶霸，有码头霸、鱼市霸、菜市霸、人力车霸等。青帮从码头漕运水手组织走向城市型黑社会组织，形成了模仿宗族伦理关系的、新的集体主义共同体。
码头成为联结流民的节点，不同地理背景的人在上海重新集结为新的帮会组织，这些组织为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及传统乡土观念制造了承上启下的过渡期。从异地到沪的码头工人，因传统社会关系约束，不少都得借助老乡才能到码头谋生。黄浦江沿岸的肩运、扛运工人绝大多数由“湖北帮”和“苏北帮”包揽，轮装工人大都是“广东帮”，堆装工人则以“宁波帮”为首。(26)码头工人的工作大多是临时性的，他们缺乏劳动保障，长期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受到工头盘剥压榨，生活条件极差。
十六铺码头的饭摊，经常出卖饭馆里吃剩的下脚，里面还常夹杂有烟灰、火柴梗之类的东西。有家属的则大多由家里送饭，吃的也不外乎杂粮和咸菜萝卜干，碰上接连有几天活可干，才能吃上几顿粗米饭。(27)
1914年，宁波堆装工人打着同乡会“裕后社”的旗号进行罢工，集聚在十六铺小东门庆贺帮会成立，散会后，工人们举着旗帜和罢工书游行，这次罢工从几个码头迅速发展成黄浦江两岸十七座码头所有堆装工人的同盟罢工。(28)发展到后期，帮会融入到除码头工人以外的上海众多行业，各种产业的职工自发组织的兄弟会、姐妹会、关帝会等，加上如山东帮、江北帮等地方帮口的人数，在全上海市职工总数中帮会成员占比已非常大。(29)
空间背后是政治经济，权力关系是空间媒介的本质属性。开埠急速拉动经济繁荣，带动上海社会转型变迁，人流、物流、资金流等优质资源过快地集聚在码头，在没有成熟的配套管理机制的情况下，码头的特殊社会政治环境为帮会组织，尤其是青帮，提供了发展条件和生存空间。在此过程中，正如包亚明在《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中所说：“建构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传播的本质。”(30)因流动而产生的全新关系，导致传统宗族观念和乡土意识发生转变，大批小农失去在传统社会的恒业，同时大批离乡船夫、工人等社会基层人员游离于社会体制之外。受传统农耕思想观念的影响，码头工人对码头的依恋和固守，实际上就是对土地的坚守，码头和码头之间，一个劳动团体和另一个劳动团体之间，都划下了清晰明确的界限。(31)近代上海社会变迁引发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可以说，码头帮会这种畸形的社会征候，与开埠引起的社会转型紧密联系。(32)
来自五湖四海的码头工人共同在上海讨生活，和千千万万移民一同组成上海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青帮、同乡会成了他们的心理寄托和权益保障。从明清打开门户到民国时期的动荡，社会巨变中产生了众多新型社会关系，而十六铺码头作为帮会势力诞生、发展乃至组织社会运动的摇篮，在上海工商发展、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中占有特殊位置。它是这场社会变革中最典型的缩影，见证了上海从积贫积弱走向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艰难转型。一个城市的成长不只有顺遂，一个场所的记忆不只有温馨，社会转型的阵痛是历史的必然，而幸运之处是一个民族可以在特定的场所内回溯其历史。
三、城市记忆再现：重唤城市化进程中的“上海梦”
（一）重塑功能：交通方式与现代城市崛起
随着社会变迁，十六铺码头的功能和形态发生多次变化，回应时代需求的同时也折射出了时代记忆。进入新时代，十六铺在移民城市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51年，上海港务局接管十六铺码头后，将它正式更名为十六铺客运码头。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十六铺客运码头的鼎盛时期，这时候它担负着上海港近90%的客运任务，共有3—4个出港泊位、2—3个进港泊位，开辟了通往重庆、武汉、九江、南通、宁波、定海、泗礁、普陀山、福州等地的12条航线。每天几十个航班进出，仅上海到重庆的一条航线，就有13艘轮船往返。巅峰期的十六铺客运码头年发送量达435万人次，日发送量甚至可达2万人次。据统计，十六铺码头发送旅客数在1988年达到峰值，达678.6万人次。硬件方面，候船面积达六千平方米，总建筑面积可达三万五千平方米。(33)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浦东响应号召加快开发。浦西地区沿江的黄浦、杨浦、虹口、南市、徐汇等区为解决居民及职工住房难题，以政府和大型企业为主体，牵头在浦东新区建设一批公房新村，浦西市民纷纷涌向浦东，并出现“家在浦东，工作在浦西”的通勤者，渡江客运的刚需骤增。当时黄浦江上还没有建起跨江大桥，浦西到浦东只能坐轮渡，“过江难”导致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轮渡公司对基础设施进行了新一轮的建设，延长渡线、增加渡船，形成了更加现代化的客运设施和管理。1954年和1982年，十六铺客运码头分别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不仅建造了高大宽敞的客运大楼，底层还有等候大厅、母子候船室等当时的新事物，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新的客运总站建成后，十六铺码头人流如织，轮船如梭，当时在上海生活工作的人，大都感受过排队买票、随着喇叭声蜂拥上船的经历。两岸通勤的人，更是用轮船的航线描画着生活的轨迹，用积累的船票记录着日子的厚度。
除了穿梭在黄浦江两岸，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十六铺码头也是外地移民大量涌入上海的最主要入口。芜湖、温州、南通、宁波、重庆、武汉、宜昌等地的人看到改革开放后上海滩现代化大都市的荣光，都想到这里碰碰运气。老上海人们凭栏远眺，仍可以回想起十六铺客运码头的光荣时代：“东方红”“江申”“江渝”等当时知名的轮船在此靠岸，一些紧俏的航线甚至一票难求。当长江客轮鸣响汽笛拐过陆家嘴，人们早已欢欣雀跃而至，他们寻觅着十六铺码头上巨大的红字——上海——这就是当年“追梦者”们期冀命运改变的吉祥图腾。(34)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上海吹响冲锋的号角。空间的生产是社会关系的生产，社会空间总是社会的产物。(35)十六铺码头客运功能，是新的城市定位和区域规划的产物，它带来通勤、工作等现代城市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交通体验，鼓励通过自由流通完成效益和目标。人们在浦江通勤的过程中凝视现代建筑拔起，在移民过程中完成对城市形象的认知。同时，它强大的交通辐射功能，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发挥着枢纽作用，分配着优质的劳动资源。十六铺码头见证了浦东崛起和移民城市的繁荣，在新老上海人心里留下难以忘怀的人生记忆，传达着勤劳、奋斗的城市冒险精神。
（二）重唤认同：身份自觉与城市共同体
身为五方杂处的枢纽中心，十六铺码头催生着对移民城市共同体观念的再思考。上海话里有句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侬阿是十六铺刚刚上来嗰啊”，意思是“你是从十六铺上来的”。这句话意思是说你这个人没见过世面，乡下人，土得很，一百样侪弗晓得（什么都不懂）。在当时的上海，外地人就是“乡下人”，形容一个人没见过世面，就用“你是十六铺码头坐船来的外地人”来比喻。这不仅使十六铺成为一种用以强调上海人身份界限的标志符号，更体现了这种身份在群体内部被广泛认同的优越性。上海人对己身的自尊感，主要来自于对本群体成员的社会认同感，这种“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区隔基础是对上海城市地位的自信，也因此使作为移民入口的十六铺成为表明“异己者”身份的靶子。
然而，上海是一个因开埠形成的移民城市，“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起步于码头滩涂的上海，五方杂处、方言丰富，其社会构成向来不是“熟人社会”，而是“陌生人社会”，因此，它的基础是地缘而非亲缘。各地移民汇集于上海十六铺，在这里可以听到宁波话、山东话、广东话及福建话，甚至还有洋泾浜英语（带有上海话和其他方言的蹩脚英语）。宁波话曾经是十六铺地区的通用语，连洋泾浜英语里都有宁波话，如“来叫come去叫go，对是yes错是no”，这句顺口溜只有在用宁波话讲的时候，才能押韵。在十六铺乃至整个上海，以语言为代表的知识和经验，在个体之间、代际之间交换和保管，从而形成大量集体自我意象和集体记忆，集体成员在其中达成了整体意识和集体身份的确认。另外，在如今十六铺新开河路一带，整条街都是“温州帮”，以温州移民后代居多。像这样以同乡移民为单位聚居的街区在十六铺还有很多，它们都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对周边城市形成强烈吸引力的空间产物。
城市空间为人们选择的存在方式提供了展开互动的场所，传播和实践成为群体在场所内生成意义的方式。聚居空间的交叉、语言文化的融合，基于空间记忆和生活体验的共享，使不管是即将成为新上海人的外地移民还是往上数三代都是外来者的老上海人，都在上海这个“他乡”里找到了“故乡”，在上海人这个“他者”里找到了“自己”。尽管来者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在这个文化熔炉中，每个人、每种文化都可以影响多元聚合文化的生成，因此海派文化成为移民者新的共同文化追求，新的“上海人”身份自觉也逐渐建立。而在这个过程中，十六铺码头为上海成为伟大的移民城市提供了发展的基础、融合的熔炉，是追溯上海人共同体历史时无法避开的源头。通过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个体与集体从其他群体获得记忆并引发情感共鸣，在共享彼此的经历和历史的过程中，逐渐融汇成共同的文化生活。属于上海人的集体记忆和情感认同，就基于码头这个最初的空间媒介而形成，一个共享的过去在社会化语境下被一代代传承和延续。
四、结语：十六铺码头是上海城市记忆建构与再现的媒介
记忆场所是保留和繁衍集体记忆的代表性场所，通常涵盖国家、民族和群体三个不同的层面。(36)而十六铺码头的历史是上海城市记忆的基础，正是从国家、民族和群体等多个层面引领了关于上海城市形象的想象，其历史地位及空间功能的嬗变，折射着实体空间对城市生长肌理乃至文化品格的重要影响。
从明清引领上海成为一方重镇，到民国助力近代经济的野蛮生长，十六铺码头是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媒介。从中西文化碰撞、移民文化交融，到20世纪“上海梦”及今天的“世界会客厅”，十六铺码头是海派文化包容、多元、创新的文化土壤。从码头帮会盛行到“从十六铺上来的”俚语，十六铺码头是上海城市化进程的缩影。它不仅见证了上海从滩涂走向都市的发展进程，更在不同时代带来了全新的城市生活方式，承担了社会转型期的功能变化，储存着作为海派文化根源的移民历史，承载着上海“全球主义”的梦想。
在这个过程中，实体空间扮演着孕育社会关系的媒介，其传播意义早已突破了虚拟媒介缩短时空界限范围，而将传播定义为更广阔意义下的自身生产。信息的产生和传递，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实践，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乃至城市化和社会关系的演变，都在十六铺码头这一空间内发酵、凝练，最终影响甚至塑造了海派文化“海纳百川”的内在基因。正是有了十六铺码头这一记忆场所，我们才能追溯上海城市发展记忆中新的社会观念，生活方式，交往经验的产生、冲突及和解。
在上海历史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十六铺码头地区映射了市民不同的情感依恋。不论是先进的上海城市形象、深厚的上海城市历史，还是市井的上海城市生活，都为十六铺增添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感，使其成为人们心中既“高大上”又“接地气”的记忆场所，深深镌刻着人们对深远历史进程的怀旧、对城市地位的自豪。从空间媒介的层面审视码头，将为“以港兴市”的上海重新找回共同体认同的情感价值，体现其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也将在全球化视角下重新召回上海的文化自信。
(1) 丁凡，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助理教授、学术发展部副主任、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建筑跨媒介传播、城市文化、城市更新，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更新语境中都市水岸再生的文化重建路径及方法研究——以上海为例”（编号：52008299）的研究成果；刘冬语，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毕业研究生；张灿，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在读研究生。
(2)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3) 余易达：《福柯的空间权力辩证法：语境、内容及意义》，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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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顾健娣、林齐模：《杜月笙和上海工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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