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一带一路”和中国研究的范式转换

张　焮(1)

摘　要　中国研究的诞生及发展与中外的互联互动密切相关。以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的演进为线索，可以发现中国研究已经经历了古丝绸之路带动下的欧洲汉学、近代丝绸之路带动下的美国中国学两大范式，并有望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迎来新一轮的范式大转换。与欧洲汉学、美国中国学相比，形态初显的世界中国学呈现出全球转向、实践转向、价值转向和未来转向等新特点。在新的研究范式下，中国有望从“对象”升级为“方法”，从知识、话语、理论的“消费领域”升级为“生产领域”。中国研究也有望进一步影响、辐射主流学术，逐渐成长为一门从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出发，反思传统现代化理论、构建新发展理论、探索人类未来发展的新学问。

关键词　“一带一路”　欧洲汉学　美国中国学　世界中国学

众所周知，海外关于中国的研究(2)有汉学（Sinology）和中国学（China studies）之分。在国际上，基本上认为研究古典中国的为汉学，研究当代中国的是中国学，二者有明显的分野。尤其是在欧洲学界，大多学者认为汉学和中国学是截然不同的两大体系，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傅熊（Bernhard Fuehrer）就反复强调自己所研究是汉学而不是中国学。(3)在国内学术界关于汉学的概念辨析中，又涉及中国传统学术中汉代的训诂之学、民族区域研究中的汉族之学问，以及与西学相对应的国学等，问题的讨论更趋复杂。有论者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出发，认为汉学和中国学是“兄弟关系”；有论者认为中国学的概念更广，以当代中国研究为主题，但也包括传统汉学和国学；(4)还有论者认为汉学和中国学是“异名共体”，内涵完全一样(5)。虽然学术界广泛认为汉学侧重古典中国，中国学聚焦现实中国，但汉学和中国学两大概念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如果置于地理学及研究范式的视野，或许能够更好地厘清汉学和中国学这两大概念之间的关系。作为学术上连接中外的天然媒介，中国研究的诞生及发展与东西方的连通程度紧密相关。回溯中外关系史可以发现，历史上东西方的接触往往是以贸易为先导，商贸往来深化会促进文化交流的深化，而中外商贸往来的前提条件是商路的畅通。中国研究本身就是中外互联互通的产物。一部中国研究的发展史，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通史”。(6)而从古丝绸之路，到近代丝绸之路，再到“一带一路”，中外连通的广度和深度之变化，也深刻影响了不同时期中国研究的取向与发展。在此视野下，所谓汉学和中国学之分，可以视作欧洲对中国的研究和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即两种范式之分。换言之，实际上是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之分。

结合“中外交通史”和中国研究的范式变迁，可以发现欧洲汉学是古丝绸之路带动下，以人文学术的方法研究传统中国的学问，美国中国学是近代丝绸之路影响下，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当代中国的学问。在研究范式上，欧洲汉学向美国中国学的转换，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中外连通中古丝绸之路转向近代丝绸之路的结果。时至今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带一路”正在重新连接中国与世界，新时代的中国研究正在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也有望在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之外，开创出一种不同于过往的研究新范式。根据其新特征，这种正在孕育的新范式可以称为世界中国学。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研究新变化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首先，这一变局最大的一个变量就是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越来越强的全球辐射，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经济版图的变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2017年中国经济GDP为19.89万亿美元，美国GDP为19.48万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7)2019年11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文章，分析2000—2019年全球贸易的变化发展。文章指出，2000年全球大多数国家进口的商品都来自美国，但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全球贸易结构开始发生变化；2005年，中国制造已经占据整个亚洲市场，并开始在欧洲和非洲市场稳步推进；到2019年，除了美洲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所需商品主要从美国进口外，全球大部分国家最重要的商品进口国已经变成中国。文章甚至指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最主要的供应商，贸易正在日益单极化而不是多极化。(8)2023年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9)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超过美国，以及未来能否超过美国，还存在不少争论，但中国成为全球头号货物贸易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发展壮大，正在加速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2022年数据显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已达60%。(10)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远远高于G7等发达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11)其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年在30%以上。尤其是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进一步凸显。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与150多个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覆盖全球2/3的经济体。共建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了中国与共建国之间的优势互补，进一步深化了中外贸易往来，推动这些国家激活发展动力、增强减贫能力并有效改善民生，同时增强了全球发展动能，深化了区域经济合作，促进了全球贸易发展。更重要的是，共建“一带一路”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改变“世界经济发展由少数国家主导、经济规则由少数国家掌控、发展成果被少数国家独享的局面”。(12)

其次，欧美发达国家内部问题不断涌现，“过去的好时光”不复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欧洲的主权国家债务危机、欧盟内部的分裂危机，再到民粹主义甚至极右翼力量在发达国家的兴起，都反映出欧美发达国家内部开始出现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全球夜间灯光的变化非常直观地呈现出了这种变化。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先后发布过2012年和2016年两次地球夜间灯光图。(13)对比两次地球夜间灯光图可以发现，欧美夜间灯光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减弱趋势，尤其是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以及美国中部地区灯光减弱非常明显。夜晚灯光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类活动的活跃程度紧密相关。欧美夜间灯光减弱，说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类活动的活跃程度已是今不如昔。美国中部地区夜间灯光的变化，更是直接反映了美国“铁锈地带”的“乡下人的悲歌”。2022年10月数据显示，美国通胀水平已经达到近40年最高，四分之三的美国中等收入者表示收入已不足以覆盖生活成本。(14)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波斯金（Michael J. Boskin）甚至认为美国经济“在悬崖边缘”。(15)

就国际层面而言，二战后美国作为主要建设者确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和多边机制，正在遭受美国自己的严重破坏。正是因为国内经济复苏乏力，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开始奉行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实行“美国优先”政策，频频“毁约”“退群”，退出多边机构和多边协议。拜登政府虽尝试进行调整，重回多边主义、重整联盟体系，但国内问题不解决，尤其是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等得不到有效缓解，重振美国经济就会困难重重，也很难扭转美国国力衰退这一颓势。多重因素影响下，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秩序上，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从事实上宣告了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死亡”；政治秩序上，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意味着美国对世界控制力的大幅下降，也宣判了“冷战”后以实力为担保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正在走向终结。可以说二战后所确立的国际秩序几近崩塌。

最后，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孕育，科技成为各国竞争的关键性场域。数字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区块链和量子计算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科技革命的重点，科技一旦取得突破，势必带来第四次工业革命，进而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从根本上影响未来世界的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将远超前三次工业革命，很可能会带来颠覆性变革。谁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得先机，谁就将领导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和谷歌前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甚至联合撰文称，中国在5G和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明显领先于美国，美国如果不能举全国之力率先实现技术突破，那么未来的技术及其所创造的机遇都会被中国所主导。(16)

正因为对中美科技竞争的担忧，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就开始动用国家力量打压华为、大疆等中国科技公司。此外，还有一大批中国机构及企业被美国列入实行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之中。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的“实体清单”有增无减，这一态势并没有得到缓解。2022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更是在对华政策演讲中，强调美国将通过“抱团式”的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方式限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以维持美国的科技优势，甚至公开鼓吹将联合盟友等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17)对第四次工业革命而言，芯片至关重要。正因如此，2022年8月，美国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案》，一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转而以产业政策积极投资技术创新，尤其投入巨额资金扶持芯片研发与产业发展。该法案把芯片提升到了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并试图以此来制约中国。毫无疑问，中美两国未来在科技和产业领域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总的来说，世界进入了更加复杂动荡的变革期。虽然目前“西强东弱”的世界格局并未出现根本性的转变，但“东升西降”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对比前述夜间灯光图也可以发现，欧美夜间灯光减弱的同时，“金砖国家”以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夜间灯光有所增强。(18)这一方面从侧面印证了在“一带一路”的带动下，沿线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另一方面，就更深层次而言，揭示了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重心首次向非西方世界转移。经济上，一批发展中国家崛起及欧美实力的相对衰退，此长彼消必将深刻地影响世界格局的演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以及国际影响日益增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也有望在新的世界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这一大背景下，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与研究与日俱增，中国研究开始迈向新一轮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时期，并日益成为一门世界显学和时代显学。同时，当前的中国研究在立场、方法和取向上，也呈现出了一系列与欧洲汉学、美国中国学不同的新特点和新趋势。这或将孕育出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甚至迎来一场不亚于历史上欧洲汉学向美国中国学转换的新一轮“典范大转移”。(19)在探讨可能出现的中国研究新范式前，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研究发展史上的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两大范式及其大转移作一下回顾。

二、中国研究的两次范式大转换

自从古丝绸之路连接起东西方以来，中国研究的发展史上，经历过两次关键性的范式大转换。第一次是在古丝绸之路滋养下，从传教士汉学转向专业汉学，确立了欧洲汉学的研究范式；第二次范式大转换是在近代丝绸之路的带动下，从欧洲汉学转向美国中国学。

就欧洲对中国的研究而言，从希腊罗马时期对中国最初的论述，到游记汉学的出现，再到传教士汉学乃至专业汉学，这些对中国的描述和研究都与古丝绸之路有着紧密的联系。希腊时期，沿着古丝绸之路就已经有一些中国的丝绸零零星星流向欧洲。欧洲著述中提到了中国乐于出售丝绸产品，开始用塞里斯人（Seres）称呼中国。所谓的塞里斯就是此后英语的丝绸（silk），但因为东西方的接触极为有限，欧洲对于中国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依靠一些道听途说的信息，如希腊人以为中国人寿命特别长，长寿者可达“三百多岁高龄”(20)。直到古丝绸之路真正贯通并出现“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之后，欧洲对中国的认知才开始逐渐告别“想象”阶段，不断向真实的中国趋近。

元代丝绸之路走向兴盛后，欧亚大陆两端的经济往来日趋活跃，东西方之间的直接往来开始变得频繁。尤其是一些欧洲人踏上中国的土地，并撰写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游记，游记汉学开始出现。游记汉学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马可·波罗游记》，该著作本身就是古丝绸之路的产物，马可·波罗本人就是沿陆上丝绸之路来到当时的中国。传教士汉学可以说是海上丝绸之路大发展的产物。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后，海上丝绸之路更趋繁荣。16世纪开始，欧洲的耶稣会士陆续从海路来华。17世纪，利玛窦由海上丝绸之路先到澳门，再经肇庆等地至南京，最后取道京杭大运河进入北京。这些传教士远渡重洋，之后成为中国儒家经典西传的主力军。传教士从中国寄去欧洲的书信、著作及翻译作品也成为欧洲研习中国文化的关键材料。当时欧洲的知识阶层也对中国推崇备至。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是一位“中国迷”，为了深入研究中国，他几乎通读了当时欧洲出版的各类有关中国的书籍，还和部分来华传教士有深入交往。莱布尼茨曾四处收集入华传教士的往来通信和文章，并专门收入其编辑整理成的《中国近事》（1697年）一书，力图推动欧洲知识界更好地认识中国并吸收中国的优秀文化内涵。(21)该书是最早以第一手资料向欧洲介绍中国的著作之一。莱布尼茨在书中极力推崇中国以儒学为中心的仁政德治模式和以“礼”为中心的社会关系总则，盛赞中国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22)，甚至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远胜欧洲。

同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顺畅和海上贸易的繁荣更是直接掀起了一场弥漫在整个欧洲的“中国热”。从皇室到贵族再到平民，社会各阶层无一不着迷于中国——竞相追逐中国风尚，疯狂抢购中国商品，争相阅读中国相关书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多次派遣传教士团出使中国。1688年，路易十四还给康熙写了一封亲笔信，称康熙是“最高、最杰出、最有权、最宽宏的君王”，自己署名为“你最亲密的好朋友路易”。(23)更为荒诞的是，1694年一位贫穷到走投无路的法国女人闯进法国宫廷，她自称是“康熙的女儿”，为海盗所掳，流落巴黎。“落难的中国公主”引得法国贵族趋之若鹜，锦衣玉食竞相供奉。(24)欧洲开始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赞颂”，“中国热”也越演越盛。

到了18世纪的启蒙时代，中国更是成为欧洲知识精英心中德政国家的典范。中国的君主政体被视为最佳政体，道德观被视为最完备的道德规范，中国哲学被视为最富理性的哲学。从“欧洲的孔夫子”伏尔泰到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Francois Quesnay，亚当·斯密深受其影响），启蒙哲人们甚至视中国为欧洲的“灯塔”。伏尔泰盛赞中国的政治体系、宣扬儒家学说，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广阔、最美丽、人口最多、管理得最好的国家”。(25)魁奈服膺于中国的科举制度，认为中国是“开明专制”的典范。狄德罗也一度是中国风尚的狂热分子。启蒙哲人大多认为中国具有高度的理性文明，中国文化中从理性转化而来的纯粹道德是欧洲人的目标，当时各种关于中国的研究甚至推进了启蒙运动的历史进程。正是在启蒙哲人的影响下，路易十五等君主开始在各个方面效法中国皇帝，如君主在每年春天亲自参加犁地仪式，以求来年有一个好收成，等等。(26)这一“中国热”也为19世纪初专业汉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181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八颁令，在法兰西学院创设汉学教授的席位，27岁的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成为首任汉学教授。此后，欧洲各大学纷纷创设汉学教席，专业汉学的时代也由此开启。

专业汉学作为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的分支在欧洲确立之后，欧洲汉学作为一种新的范式才开始出现。欧洲主导着全球中国研究的方法、主题和议题，尤其是19世纪晚期直至二战期间，法国一直是全球中国研究的中心。法国学者沙畹（Edouard Chavannes）是“欧洲汉学泰斗”，他培养的弟子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ro）、葛兰言（Marcel Granet）等都是大师级的汉学家。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在学术上无外乎紧紧追随法国汉学的脚步。1920年代，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创办时，就试图礼聘伯希和为创始社长，被婉拒后，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改聘伯希和的弟子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欧洲汉学的范式主要以人文学术的方法，尤其是语文学（philology）的方法来研究古典中国，大体属于“书斋里的学问”，其基本取向是“从文献看中国”。其特点是从异域文明“独特性”的视角出发来研究中国，关注的重点是东西方的不同之处。除了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中国文字、语音等外，关于中国文明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想象的异域”。启蒙运动及之前，欧洲汉学的典型特征是把中国“乌托邦化”，即把中国视为高度理性的文明、国家治理的典范，并将其当作攻击教权、王权，帮助欧洲走出中世纪的重要武器。这种对中国的“工具性美化”，也让欧洲对中国的倾慕达到了历史顶峰，但同时也让中国成为一个偏离真实的存在。

鸦片战争西方以胜利者的姿态打开中国大门后，关于中国的见闻录中对中国的评价越来越多地从正面转向负面，但欧洲汉学受东方主义等因素的影响，其研究所呈现出的中国依然维持着一个近乎“完美的存在”。这一时期，欧洲汉学的新特征是把中国“博物馆化”，采取类似于研究埃及学的方法，即以一种追思之情来研究现实中“行将消逝”的古老文明。这种研究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丝绸之路探险和考古的兴起，与之相伴的是中国文物典籍尤其是大量敦煌文献流失海外，以及泛滥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国文物收藏热。

随着近代丝绸之路的形成，欧洲汉学开始转向美国中国学。近代资本主义体系连通全球后，丝绸之路在近代演变为“战争之路”和帝国主义扩张之路，中国被动开启现代化进程。但迟至20世纪初，中国研究依然是欧洲汉学的天下。当时，懂得古汉语、能够阅读中国古代典籍、研究要使用中文材料，依然是研究中国最基本的门槛。甚至到1930年代，费正清（John K.Fairbank）用英文档案来撰写其研究中国海关的博士论文，都不为主流汉学圈所接受，以至于他博士研究生期间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都遭到拒绝。事实上，侧重古典中国的欧洲汉学已经难以满足全球大连通后的实际需求。在列强对外扩张、东西方贸易不断深化等多重因素的刺激下，不同于欧洲汉学、聚焦现实中国的新范式——美国中国学迅速兴起，并在二战后完成了欧洲汉学到美国中国学的范式大转移。

通常认为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之父”，作为“学术企业家”，他以一己之力推动了欧洲汉学向美国中国学的范式转换。但事实上美国中国学有多重起源，除了费正清一脉外，美国国内至少还应包括以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为代表的太平洋学会群体。曾有学者指出，美国中国学至少存在两个不同的学术传统：一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口岸研究；二是以拉铁摩尔为代表的边疆研究。(27)1920年代，随着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形成，美国一些大财团开始关注自己在环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利益，并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相关研究。太平洋学会也由此于1925年成立。该学会由一批关心太平洋地区社会经济问题的商界、教育界、宗教界人士所发起，其研究重心一直在远东地区，主要研究美国政府亟需了解的“人口、土地占有和农业技术问题、工业化问题、家庭问题、殖民机构问题、民族运动问题、劳工组织问题、国际政治关系问题、商业和投资问题”。(28)从关注的问题上就可以明显看出，太平洋学会群体关于中国的研究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当代转向和现实导向，并开始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其中最典型的学者就是拉铁摩尔。拉铁摩尔年轻时曾在外国在华洋行工作过一段时间，期间写过不少和中国有关的研究报告。1926年，他开始实地调研中国西北边疆，并在1928年出版了著作《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29)，由此开启了其研究中国边疆的学术生涯。1932年，拉铁摩尔出版了用地缘政治学方法分析东北亚变局的著作《满洲：冲突的摇篮》(30)。可以说，太平洋学会的成立是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出现重大转向的标志。这一群体对中国的研究已经从古典中国转向了现实中国，研究路径也从人文学术转向了社会科学，甚至具备了一定的资政功能。

就费正清所开创的学术脉络而言，同样与中外商贸的深度交融紧密相连。费正清本人就极为强调中美贸易的重要性，认为在美国的中国事务中“国旗和传教士都是追随着商业贸易之后来的，而条约上的特权又都主要是为了促进商业发展”(31)。费正清在学术上的“精神之父”马士（Hosea B.Morse）就曾在清廷的海关总税务司任职35年之久。马士本人在中西贸易研究中着力甚多，其享誉学界的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就是以中国海关为核心分析中国的对外关系，而以海关为中心实际上就是以中外贸易为核心。马士另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则是以直接处理对华贸易问题为主要内容。费正清研究中国的开端同样是因贸易问题。他于193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研究议题、方法和观点都深受马士影响。其博士论文经修改和补充后，更名为《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并于1953年正式出版。(32)1949年后，美国中国学虽然因“麦卡锡主义”的破坏一度陷入停滞，但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一直在费正清等人的努力下持续推进。正是在费正清的运作下，哈佛大学在1955得到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专门聘请了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主攻中国经济。亚历山大·艾克斯坦也不负所望，很快成为中国经济研究尤其是研究中国对外贸易的权威学者。1960年代，在大批商业团体的推动下，美国中国学开始缓慢复苏，逐步打破了保守主义群体关于中国的各种刻板论述，最终推动了美国中国学走出“麦卡锡时代”的阴影。关于新中国国际贸易的研究，也成为了美国对华政策从“遏制并孤立”转向“遏制但不孤立”的关键突破口。

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范式和欧洲汉学大不相同。从研究对象上来说，这一范式聚焦当代中国而非古典中国，方法上更多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而较少用人文学术的方法，功用上现实性更强甚至有资政的面向，视角上的转换则体现在开始从“普遍性”而非“独特性”出发来研究中国。但也必须注意到，这种“普遍性”是西方意义上的特定概念，即以欧美历史经验为尺度来研究现实中国。美国中国学这一范式背后的核心架构是现代化理论。该理论预设了人类社会有一条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发展道路，认为现代化是所有国家发展的归宿，所有国家都追求现代化，中国也概莫能外。无论从何种专业、领域切入中国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美国中国学无法绕开的一个中心命题。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美国中国学有一个不曾言明的预设，那就是视中国为一个“受困的现代化者”（troubled modernizer）。这一预设认为，强大的西方尤其是美国有能力帮助中国实现“（西方式）现代化”，同时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也符合美国利益。他们认为革命中国看起来“咄咄逼人”是因现代化陷入困境，需要将中国引导至现代化的“正途”。一个成功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终将放弃革命意识形态并向美国靠拢。(33)

这些认识背后实际上和美国一直以来的“传教士情结”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美国认为自己是“天选之国”，有传播基督教文明的责任，后来又演变成为肩负在全球推广“美式自由民主”的责任。从晚清至民国，美国一直致力于将基督教传遍中国每一个角落，再到之后试图在中国推广“美式自由民主”，都与这一情结相关。美国中国学也内在于这一情结之中，其研究背后也有一股强烈的执念，即以所谓的“更加优越的、先进的文明”来“改造中国”。这一思维下，相关研究会天然地认为中国和美式道路相符的部分就是“进步的”，反之则是“落后的”、需要“改变的”。毫无疑问，这背后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三、“一带一路”与世界中国学的兴起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自专业汉学在欧洲诞生以来，海外中国研究已经经历过一次关键性的“典范大转移”，即从欧洲汉学的研究范式转向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范式。这一轮范式大转移也成就了美国在中国研究上的霸主地位，而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重新连接中国与世界的“一带一路”，正在不断刺激、滋养及丰富全球的中国研究。不管是欧洲汉学，还是美国中国学，抑或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研究，都开始呈现出一些新范式的特征。不论是否定中国还是肯定中国，新时代的中国研究所指向的中国都不再是传统的中国研究框架下的中国。尤其是“一带一路”的理论与实践，正在不断催生中国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观点。与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相比，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出一种新的范式正在孕育之中。鉴于各种新的特点，可以称其为世界中国学。不断发展的世界中国学未来也将更加成熟，有望成为继美国中国学之后全球中国研究的新主流。这一初露端倪的新范式与传统的中国研究相比，有四大转向——全球转向、实践转向、价值转向和未来转向。

一是全球转向，即从西方中国学到世界中国学。海外中国研究自诞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西方中国学，正是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西方中国学加速向世界中国学迈进。世界中国学这一新范式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世界”二字。此前海外研究中国的力量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及地区，甚至长时间为西方国家所垄断，只能称为西方中国学。迟至2008年，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还在惊呼中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几乎找不到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专家。(34)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和“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化，世界各国相继成立中国研究机构。在传统的欧美重镇之外，巴西、阿根廷、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突尼斯、亚美尼亚等传统意义上中国研究的“荒村”中一大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开始聚焦中国，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相继成立中国学机构，关注中国、研究中国已蔚然成风。如哥斯达黎加大学教授帕特里西亚·罗德里格斯·奥尔凯梅耶尔（Patricia Rodriguez Hölkemeyer）关于中国政治和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在国际社会有广泛影响。(35)后因精通中国事务，她从学界进入政界，被任命为哥斯达黎加驻华大使。类似的专家学者还有很多。

随着世界化进程不断加速，中国研究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问。从全球中国研究最新成果的集中交流平台——世界中国学论坛和世界中国学大会上也可以明显看出这一趋势，截至2023年底，先后迎来2 941人次中外专家，其中近半为海外代表，覆盖全球102个国家和地区。2021年，出席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外籍代表来自41个国家，其中参会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研究专家总人数首次超过发达国家。2023年举办的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外籍代表的国别更是达到近60个。由此可见，中国研究专家开始真正遍布全球。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研究专家总人数也有望超过发达国家，成为中国学的主力军。这些新生力量迅速崛起，正在创新研究方法、提出学术新见，为中国学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非西方的新兴的中国研究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正在冲击西方中国学占据主导的旧格局。

全球转向在研究视角上则体现为从研究“中国之中国”转向聚焦“世界之中国”。此前，不论是欧洲汉学还是美国中国学，大都是在研究“中国之中国”，或是基于典籍研究中华文明的肌理，或是从内部发展来探讨中国道路，或是围绕与中国的双边、多边关系展开论述。新时期以来，一个明显的学术转向就是聚焦“世界之中国”，全球视野成为研究中国的前提。如2023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主题就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大批此前“就中国论中国”的海外专家学者开始从全球视野来理解中国乃至中国式现代化。“跳出中国看中国”、中国发展的全球影响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词、关键词。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从全球史、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等维度来理解中华文明、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已经成为学术界普遍遵循的研究取向。在全球史的研究取向下，关于中国的研究强调克服“民族国家”范畴的局限，把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置于不同文明的交往体系和网络中进行长时段、跨文化、跨国界的分析。(36)在世界经济的研究取向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是最热门的研究。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各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开始涌现出大量研究中国经济全球影响的著作。相关研究都认为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深度融合，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不单单是关乎中国国内发展的问题，同样也关乎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国际秩序的研究取向下，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改变则是研究的重点，这一取向在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中体现得尤其明显，甚至有论者认为“一带一路”致力于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的国际秩序。这些研究兼具“从世界看中国”和“从中国看世界”的视角，既是重新发现中国，也是重新理解世界。

二是实践转向，即从传统社科研究到智库研究。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及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智库专家正在成为各国研究中国的核心群体。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专家，其研究大量聚焦于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战略合作，以及中国道路对本国的现实启示等。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在传统议题之外，开始更多关注中国和西方的竞争甚至对抗，尤其是中美之间在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竞争，成为新的焦点。这些研究很多都直接服务于所在国的外交政策。换言之，在“一带一路”的带动下，各国智库类中国研究都在普遍兴起，并且所占比和重要性都在日益凸显。无论是强调与中国合作还是强调与中国竞争，其方法和取向与传统的中国研究都有显著差异，这也为中国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同样会深刻改变全球中国研究的原有格局。

世界中国学中的智库研究方兴未艾。这一研究与作为人文学术的欧洲汉学存在显著差异（这里无需赘言），与作为区域研究分支的美国中国学亦有明显不同。美国中国学虽然与现实政治、对华政策有较为紧密的关联，但在学术体制上从属于社会科学，总体而言依然是学院派。学院派知识分子非常强调理论的效用，写作所预设的目标读者是学术界的同侪。这些研究通常都是在某一理论的指导下去思考问题，甚至于将理论视为解释世界的密钥。美国中国学也同样受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框架，尤其是现代化理论根深蒂固的影响。黄宗智就详细批评过中国研究中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脱节，转而倡导一种从实践出发的中国研究。(37)而智库研究是彻头彻尾的实务派，强调从实际出发、注重解决现实问题，目标读者明确指向政策制定者。(38)实务派研究在方法上也不再单纯采取之前学院派一般社会科学的方法，而是采用实证性、跨学科和综合性的研究。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基于实践的智库类中国研究是非理论甚至是反理论的。需要指出的是，智库研究对理论的质疑，并不是要否认理论的重要性，而是强调理论本身必须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发展。任何理论如果做不到与时俱进，一定会在新的现实面前陷入解释力不足的困境。在对现行西方主流理论的批判和反思中，开启实践转向的世界中国学，有望生长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

短期来看，智库类中国研究容易为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影响，但长期而言，实务派研究较少受既有理论和刻板印象的束缚，更容易摆脱美国中国学的“元叙事”，更利于从具体的实践中重新理解现实中国。此外，智库类中国研究还有一些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包括与中国相关的生物学、地理学以及科技领域的研究等，如美国科技界涌现出了大量关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分析，以及中美科技竞争的研究。(39)这会带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碰撞，为中国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三是价值转向，即从西方中心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转向既是世界中国学的主要特征，也是中国研究全球转向和实践转向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不论是欧洲汉学还是美国中国学，都有着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这些研究大多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旨在展示西方的优越性而非真正理解中国。具体而言，其一，否认中国道路的合法性，顽固地认为西方文明更加优越，西方模式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唯一标尺，并以此来分析中国；其二，罔顾中国内在的延续性，人为割裂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认为历史上中国灿烂辉煌，但作为一种古文明业已消失，现在只存在于博物馆中；承认当代中国经济成就巨大，但不愿意认可中国的政治体制；其三，排斥中国空间的整体性，在西方学术体制下，关于中国边疆的研究独立于中国研究板块之外，如美国的新疆研究从属于内亚研究，欧洲的藏学、蒙学、满学从属于中亚研究。正因如此，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中国实情相去甚远。

西方中心主义笼罩下的中国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认为中国需要按照所谓的“普世价值”进行“改造”，但是这一“普遍性”视角在当下已经陷入了自洽性危机。一些欧美精英已经承认西方主流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崛起。《纽约时报》在2018年就提到，中国共产党用“（西方）教科书”上断言必然失败的政策成功领导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了40年。与此同时，大批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研究专家及各国年轻一代，也不再全盘接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各类既定观点，尤其是各国年轻一代正在成为中国研究的中坚力量。老一辈“中国通”成长于中外隔绝时期，“冷战”影响植根于其无意识之中。新一代“中国通”不少都有在华学习、生活或工作的经历，中文水平更高，对华认知更全面，也更客观。尤其是1995年后出生的“Z世代”，正在成为各国攻读中国研究学位的主力。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互联网，和其他对华认知已经定型的群体相比，对中国充满偏见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他们的影响力已经明显衰退，因此，他们的对华态度更加开放，更愿意了解真正的中国。

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绝对笼罩后，中国研究呈现出更加开放的态势。不论是从空间上还是代际上，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国、研究中国，肯定中国的声音也在不断壮大。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国际青年眼中的中国与世界》调查报告显示，国际青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青年对中国普遍抱有好感，这一比例达64%，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受访青年比例为62%，认为“他国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利益”的比例为51%。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一代，对中国国内治理的认可度高于发达国家。国外的年轻一代更加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持本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调查还显示，对中国的了解越多，对中国的好感度就越高。(40)此外，价值转向后的中国研究正向文明交流互鉴之学回归。从古至今，中国研究既是中学西传的关键载体，也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更是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桥梁，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国知识的广泛传播，推动哥伦布远涉重洋寻找中国，最终催生了近代的“地理大发现”。明代的传教士汉学家，既推动了儒家思想走向世界，也带动了西方科学进入中国。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世界中国学，正在“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可以说，世界中国学正在有意识地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病。当然，这只是新学术发展的第一步。对成长中的世界中国学而言，还需克服西方和中国的二元对立，既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又不陷入中国中心主义，进而孕育出一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向的新时代的中国研究。

四是未来转向，即从“以中国为对象”到“以中国为方法”。中国研究是专门以中国为分析对象的学问，在学科体系中属于区域研究的分支。区域研究长期游走于各学科专业的边缘，但正因为其非主流性，往往能够透过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发现西方“正统理论”的问题与不足，从而打开探索新理论框架的空间。过往的区域研究也孕育出了不少新的学术成果，对西方主流理论构成了重大挑战，甚至发展出了新的理论范式。如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等人提出的依附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等，都与他们对拉美的研究、对非洲的研究打开的新视野密切相关。

早在1980年代，美国权威“中国通”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就感叹过，中国研究对主流政治学发展的学术贡献微乎其微。(41)此后，美国学者裴宜理同样指出，中国研究还停留在套用西方理论的阶段，尚未从理论的“消费领域”转换为具有理论的“生产理论”，意指中国研究的原创性不足。(42)同样是区域研究，关于拉美、非洲等地区的研究，已经生长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理论，其影响力早已辐射至世界各国学术界，但中国研究却迟迟未能取得突破。问题的症结或许就出在美国中国学这一研究范式上。当前在全球中国研究中占据主导的美国中国学范式，实际上是“冷战”的产物和“历史终结论”的表征。如前所述，此类研究是在欧美主流理论的框架下，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把中国作为“普世理论”的检视对象进行分析。符合西方主流理论的中国实践和经验，被认定是“正确的”，而不符合西方主流理论的实践和经验则被判定为“错误的”，是需要进行更正的。此种范式下的中国学本质上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研究。这从China Studies的中译名中也可以窥得端倪。除了标准的中国学这一概念外，中文学术界早在20世纪初期就广泛采用了另一译名——“中国问题研究”，与之相对应的是China expert，被译为“中国问题专家”，这种译法流传至今，依然在不自觉中普遍使用。这一阴差阳错的中译名背后，暗含着一层未曾明言的意味，那就是此类研究往往把中国视作一个“问题”或一种“症候”来处理，解决问题的“药方”在西方，中国只是一个用以证明西方理论普世性的具体案例。在此意义上，“以中国为对象”的中国学实际上就是前文所述的“没有中国的中国学”。

在中国研究领域真正实现从理论的“消费领域”成长为理论的“生产领域”，势必需要突破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范式。就当前而言，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新时代的世界中国学呈现出一种与美国中国学所主导的“中国问题研究”不一样的气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的两百多年历程里，除了极少数国家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和全球经贸体系的底层，迟迟无法实现现代化。“穷国越穷，富国越富”，而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互利合作的方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摆脱贫困、迈向现代化的全新可能。正是在“一带一路”实践和理念的推动下，各国中国学也呈现出一种未来转向。

这一未来转向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不再视西方道路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唯一路径，不再认为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开始视中国道路为现代化的替代性方案之一。正如塞尔维亚前总统鲍里斯·塔迪奇（Boris Tadić）所说，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中国正在给“现代化”的概念赋予新的内涵，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43)中国被视为多元现代化的探索者，中国研究开始呈现出某种“未来学”的新趋向。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学者，尤其是对中国取得显著成就和综合国力有客观认识的中国问题专家，开始就所在国的发展道路提出一些与过去不同的主张。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中国学，正在超越传统的国际关系范畴，呈现出“未来学”的态势。一些专家学者开始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乃至中国方案中描绘一种面向未来的、不同于现有发展模式的新图景，以中国的发展为蓝图，构想本国的未来。他们把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推动自身工业化、现代化的机遇，甚至“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探寻中国道路对本国发展的有益启示，正在成为一些国家中国研究的热门议题。中国道路正在成为一些国家专家学者，乃至战略界思考本国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各国正在通过研究中国来更好地认识自身、理解世界，更好地把握时代脉搏、洞察未来趋势。

正因如此，西方认为，与中国的竞争涉及朝向未来的“道路之争”。这实际上也从反面说明了世界中国学的未来转向。西方中国学中随处可见一种论调，即中国道路是西方道路的挑战者、威胁者，认为中国正在以一种柔性的、经济的方式重构世界秩序，“一带一路”是这一战略的关键。尤其是美国中国学上，大多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挑战二战后所确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进而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重要战略。尤其是在第四次产业革命前夕，中国科技特别是数字技术正在不断进步，“一带一路”的蓬勃发展又能为新技术的突破以及产业化带来极大的便利，未来中国极有可能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西方中国学所担忧的是，“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对外模式输出——西方所谓的“数字威权主义”——的重要平台。

事实上，“一带一路”并不是为了达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的霸权体系，而是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未来“一带一路”的成功，必将冲击现行国际秩序中海权／陆权的结构，带来一种海陆并举的新格局。其革命性远不只为大批远离海岸线的内陆国家及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更重要的是它再造的不是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而是一种互联互通、平等合作共赢的世界体系。正因为这一革命性，从“一带一路”相关的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也有望生长出一种新的发展理论，引领广大后发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从中国小康到世界大同，最终实现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全人类的共同进步。

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不论是欧美已成建制的中国研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兴起的中国研究，均呈现出一系列与过往研究不一样的特质。不论是站在维护欧美文化霸权立场上对中国道路进行质疑，还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对中国经验充满期待，这些研究所指向的中国都不再是过往意义上的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世界中国学这一新范式，中国研究则有望从“以中国为对象”升级为“以中国为方法”，从知识、话语、理论的“消费领域”升级为“生产领域”，成为一门从中国出发，反思既有西方主流理论、探索新发展理论的学问。中国将不再是欧洲汉学中充满东方主义意味的“独特性”存在，亦不会是美国中国学中以欧美道路为标尺分析的“普遍性”存在，而是从中国特色的“独特性”中生发出的新的“普遍性”。中国不再是作为“对象”而是“方法”，即从中国道路看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

2023年11月24日，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44)聚焦中国道路、胸怀世界发展、观照人类未来，期待新时代的世界中国学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为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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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焮，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美国中国学，长期跟踪国外意见领袖对华认知、中国道路的国际反响，著有《美国中国观的历史变迁及其现实启示》等书。

(2)　为避免在汉学和中国学两个概念上作过多文字意义上的纠缠，本文用海外关于中国的研究来统称海外专门研究中国的学问。为行文方便，后文简称“中国研究”。

(3)　陆益峰：《他们有个共同的兴趣：中国——访世界中国学论坛上的各国“中国通”》，《文汇报》2006年9月22日。访谈中傅熊向记者强调其“只做自己喜欢的汉学”。

(4)　黄仁伟：《通过“中国学”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观察》2010年12期。

(5)　阎纯德：《汉学是什么》，《光明日报》2017年6月12日。

(6)　这里借用了历史学中“中外交通史”的概念。中外交通史所涉范围广泛，相当于中外关系史，研究内容包括中外之间的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甚至于军事战争。之所以用“交通史”而不是“关系史”的概念，更多的是因为这一研究尤其强调地理交通（包括交通路线等），也是其首先关注的对象。参见毛瑞方：《从中西交通史到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1年第1期。

(7)　GDP的测算有购买力平价法和汇率法两种。前者会更多考虑不同国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如果按照汇率法，中国GDP还未超过美国。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

(8)　Steve Johnson, “The Great Haul of China, Illustrated,”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9,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4975eb8a-0ab6-11ea-bb52-34c8d9dc6d84.

(9)　杜海涛：《我国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40万亿元　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地位》，《人民日报》2023年1月14日。

(10)　Jorge E. Malena, “‘BRICS Plus’can boost multilateralism,” China Daily, June 21, 2022.

(11)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金砖：全球发展的新未来》2022年6月21日，http://rdcy.ruc.edu.cn/zw/jszy/rdcy/grzl_rdcy/266e277885bd492f99a6606cb9c0b269.htm。

(12)　郑青亭：《2021年“一带一路”成绩单：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创8年来新高，一批“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见效》，《21世纪经济报道》2022年3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2023年10月10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310/content_6907994.htm。

(13)　NASA, “Earth at Night: Flat Maps,” https://earthobservatory.nasa.gov/features/NightLights/page3.php.

(14)　Aimee Picchi, “Most middle-class Americans say they can＇t support their cost of living, survey finds,” CBC News, July 20, 2022, https://www.cbsnews.com/news/inflation-75-percent-of-middle-class-americans-say-income-below-cost-of-living/.

(15)　Michael J. Boskin, “America's Economy on the Edge,” Project Syndicate, Jun 29, 2023,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economy-recession-risks-tax-and-spending-policy-fights-by-michael-boskin-2023-06.

(16)　Graham Allison and Eric Schmidt, “China Will Soon Lead the U. S. in Tech,”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8, 2021.

(17)　Ant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18)　NASA, “Earth at Night: Flat Maps”, https://earthobservatory.nasa.gov/features/NightLights/page3.php.

(19)　陈珏是较早就汉学“典范大转移”进行论述的学者。陈珏提出存在两次“典范大转移”：第一次是从传教士汉学转向专业汉学；第二次是从欧洲汉学转向美国中国学。本文关于中国学发展史上范式转换的具体阐释，大体延续陈珏的思路。参见陈珏：《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以“学派”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期。

(20)　张西平：《西方游记汉学简述》，张西平编，《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21)　参见［德］G.G．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梅谦立、杨保筠译，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22)　转引自周宁编：《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23)　［美］卫三畏：《中国总论（下）》，陈俱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97页。

(24)　王海龙：《遭遇史景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3页。

(25)　［法］波莫：《伏尔泰》，孙桂荣、逸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

(26)　［美］孟德卫：《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江文君等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法］谢和耐等：《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耿昇译，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

(27)　张世明：《拉铁摩尔及其相互边疆理论》，《史林》2011年第6期。

(28)　侯且岸：《费正清与中国学》，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上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29)　Owen Lattimore,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London: Methuen, 1928.

(30)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Macmilla, 1932.

(31)　［美］欧内斯特·梅、小詹姆斯·汤姆逊编：《美中关系史论：兼论美国与亚洲其它国家的关系》，齐文颖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32)　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33)　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oral Inqui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28—52.

(34)　《中国学研究没有全球化》，《联合早报》2008年9月9日。

(35)　参见帕特里西亚·罗德里格斯·奥尔凯梅耶尔：《变动中的世界秩序和中国软实力的崛起》，《中国学》（第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36)　2023中国学贡献奖得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是代表性学者之一，其主编的6卷本《哈佛中国史》被誉为从全球史视角重写中国史的典范之作。参见［加］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全六卷），王兴亮等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37)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38)　智库研究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区别，参见房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智库学者》，《光明日报》2015年12月30日。

(39)　美国科技界关于中国的相关研究，可参见范英杰、樊春良：《寻求共同基础　推进交流合作——对美国智库和科学界主要科技政策报告的解读与启示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年第2期。

(40)　《中国影响力受到国际青年普遍认可——〈国际青年眼中的中国与世界〉报告发布》，《光明日报》2021年10月20日。

(41)　Kenneth Lieberthal, “China and Political Science,”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ume 19, Issue 1, Winter 1986.

(42)　裴宜理：《半个世纪的伙伴：美国的中国研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晓虹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43)　鲍里斯·塔迪奇在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嘉宾演讲。可参见《解放日报》相关报道，王珍、夏斌、杨瑛：《世界的中国，赋予“现代化”新内涵》，《解放日报》2021年10月19日。

(44)　《习近平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人民日报》2023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