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集部之外的要籍

集部是文体学研究的主要文献来源，但经、史、子著作中也有不少文体学史料，为文体学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值得重视。举例如次。

《说文解字》十五卷。汉许慎撰，北宋徐铉等校定（即大徐本），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常用注本有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此书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通过分析字形来探求文字本义的字书，收录并解释了不少与文体相关的语词，如祷、议、诫、诰、谚、谜、札、祝、诗、谶、奏、训、册、谕、谟、论、诏、誓、语、说、记、诂、讴、、谥、诔、诅、谱、碑、史、笺、简、符、牒、帖、吊、券、檄、颂、铭等，数量相当可观。作者对这些语词的训释虽非自觉的文体研究，但在对其本义的探求中，或涉文体体性，或论文体功能，或及文体使用对象、场合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人所理解的各种文体的原始意义。又，此书创立部首编排法，同一部首的字，往往有某种意义关联，如“言”部所载言、语、诗、谶、讽、诵、训、谟、论、议、誓、谏、说、记、讴、谚等，都与文体形态相关，暗示了早期文体产生与语言活动的密切关系，对研究古代文体发生学颇有价值。《说文》对于文体的释义，往往为后人解释文体本义所征引。

《独断》二卷。汉蔡邕撰，《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记录、研究汉代典章制度、名物、官文书的著作。这些文书，大致包含下行的诏令文和上行的奏议文两大类。其中诏令文是皇帝向臣下发布命令的御用文体，分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四类。奏议文是臣民向皇帝进言的文体，分章、奏、表、驳议四类。书中对每一类文体的适用场合、体制规格、行文用语、书写载体形制乃至发布方式等都有详细说明，如：“戒书，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等，是最早比较系统研究文体与典章制度、文体载体形制的书籍。

《释名》八卷。汉刘熙撰，常用注本有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版。此书采用音训即通过语音追寻语义来源的方法，考察每一字词最初命名的原因，是中国第一部语源学专著。全书收录和训释的文体语词极为丰富，计有语、说、序、颂、赞、铭、纪、祝、诅、盟、誓、奏、簿、籍、檄、谒、符、传、券、莂、契、策书、示、启、书、题、告、表、约、敕、经、纬、图、谶、传、记、诗、赋、法、律、令、科、诏书、论、赞、叙、铭、诔、谥、谱、碑、词等。这些文体语词，集中于《释言语》《释书契》《释典艺》三篇，客观上反映出早期文体产生的三个主要来源：言语交流活动、行政公文和日常文书、典籍文化。这三种来源，暗含着对多种文体形态共同功能属性的归纳。又，此书“因声求义”的训释方法，对《文心雕龙》确立“释名以章义”的文体学研究内容和方法有重要影响。

《典论·论文》。魏曹丕撰。《典论》是一部有关社会政治文化的论著，原书五卷，已佚，今仅存《自序》《论文》两篇较为完整。《论文》最早见于《文选》，对后世文学批评尤其是文体批评有较大影响。《论文》提出“文气”说，认为每个人所禀受五行、阴阳之气不同，造成作者才性不同，遂使为文各有偏至、长短。特定的才性类型，往往更擅长特定的文章体类，而鲜有兼善众体者，如“王粲长于辞赋”，“然于他文，未能称是”，“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等。因为各体文章在体式规格和艺术风貌上各有不同要求，如“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等，这些区别，对作者的才性、气质等也提出了特殊要求。曹丕的文体批评在继承前人对语体、格式等形式探讨基础上，引入“文气”说，开始关注形式规范与主观性情、艺术风貌等的有机融合，是对文体学的新拓展。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刘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年校点本。此书大量抄录奏疏诗赋，详细著录传主的文体创作情况，并形成较为规范的著录体例，如《孔融传》载融“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张操传》载操“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等。如此细致地记载文体创作，在史书中非常罕见，充分反映了东汉以来各体文章写作繁盛的史实与学界对文章文体之重视。全书共著录60余种文体，除去同体异名、文类泛称、不明何体等情况外，还有诗、赋、碑、诔、颂、铭、赞、箴、答、吊、哀辞、祝文、注、章、表、奏、笺、论、议、教等40多体。此书虽为南朝人所撰，但这些类目，大致反映了汉人的文体观念，并非晋宋以后的归纳和命名，对研究汉代文体创作、文体分类等较有参考价值。

《南齐书·文学传论》。梁萧子显撰，王仲荦校点，中华书局1972年版，近有景蜀慧修订校点本，中华书局2017年版。《文学传论》把文章视为情感、声律、辞藻的统一体，强调感性直觉的审美创造，标举气韵天成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境界，并以此为标准，评价了汉代以来诗、赋、颂、章表、碑、诔、俳谐文等文体的名家名篇，提出“五言之制，独秀众品”说，与钟嵘“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若合符契，反映了南朝五言诗高度发展、逐渐成为诗歌主要体式的史实。作者主张文体新变，反对雷同，故在承认文体时代风貌的同时，更强调作家的艺术个性和作品的独特风格。作者把当代文章写作分为“三体”，分别源出谢灵运，傅咸、应璩，鲍照，实即当时文坛的三个流派。文体概念融入了体派的内涵，这是文体学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颜氏家训·文章》。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颜氏家训》原为训诫子孙所作，也论及文章。文体论内容主要集中在《文章篇》，此篇起首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继承了刘勰各体文章源出五经之说。颜之推又以人体论文体：“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认为文体各要素之间血肉相连，不可分割，共同构成整体艺术生命。任何一方面的缺陷，都会破坏文体的和谐完整。作者严厉批评文坛上“趋末弃本，率多浮艳”的不良风气，提出了改革文体的主张，即既学习古人的体度风格，又吸收今人在辞藻、音律、对偶等方面的成就。

《史通》二十卷。唐刘知幾撰，常用注本有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吕思勉《史通评》，收入《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此书内篇着重阐述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达要求和撰史原则，而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为主。刘知幾通过考察以往全部史学的发展历程，对史书体例进行了系统总结，认为历来史著虽然繁多，但探溯本原，不外乎《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家，也即六种体裁。这六种体裁，概括了唐以前史著的主要类型，有些到后世便没有续作，唯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和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长盛不衰。正因如此，《史通》专设《二体》篇，探讨这两种体裁的长短优劣及写作要求。刘知幾以六家、二体为史之正体，正史之外的旁流别派为杂史。杂史又可分为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种。《史通》强调文史之别和史著的叙事功能，高扬直笔与实录精神，反对文人修史、以文学手法撰史、在史传中收录诗赋辞章等，是较早系统研究史学文体与叙事文体的著作。

《事物纪原》十卷。宋高承撰，明李果订，金园等校点，中华书局1989年版。自任昉《文章缘起》开始，追源溯流、探讨各体文章的起始之作成为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事物纪原》旨在考察世间万物起始及得名之由，而文体作为精神文化领域的重要存在，自然也在关注之列。此书卷四“经籍艺文部”考察了诗、赋、论、策、议、赞、箴、颂、连珠等文体的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状况，卷二《公式姓讳部》还论及敕、制、诏、诰、册命、教、表、上书、移、檄、露布、祝文、诔、启、简、书、题笺等实用文体的起源，其中许多材料往往溯至上古典籍，不同于《文章缘起》只考察秦汉以来有明确作者和创作时代的独立篇章。

《玉海》二百卷，附《辞学指南》四卷。宋王应麟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版。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王应麟著作集成》收为《词学指南》。规模宏大的私编类书，分天文、律宪、地理、帝学、圣文、艺文、诏令等21门；每门各分子目，计240余类。其中“艺文”门收录诗、歌、赋、箴、记、志、传、录、铭、颂、论、序、赞、奏疏、诏令、诏策、律令等多种文体。每种文体有序题，多汇集前人之论，简单介绍其名称、功用等，然后详细著录历代此种文体的创作情况，列举代表作家作品。对于简短的作品，往往全文收录；篇幅较长的作品，则介绍其创作背景、主要内容等。最后往往引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文章流别论》《文心雕龙》等对该种文体的论述。这种编纂体例，既保存了丰富的文体史料，又可使人对每一种文体的性质、特征及发展历程有具体、清晰的认识。书末附《辞学指南》四卷，对博学宏词科备考方法、考试内容、文体试格和试卷形式等都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并分析作文之法、语忌和博学宏词试格的十二文体（制、诰、诏、表、檄、露布、箴、铭、记、赞、颂、序）特点，有助于了解宋代博学宏词科考试文体形态，对考察科举文体渊源流变也颇有价值。

《郝氏续后汉书》九十卷。元郝经撰，《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此书卷六十六上上“文章总叙”将历代文章归入《易》《书》《诗》《春秋》四部。其中《易》部有序、论、说、评、辨、解、问、难等体，《书》部有诏、册、制、制策、赦、令、教、檄、疏、表、奏、议、笺、启、状、奏记、弹章、露布、连珠等体，《诗》部有骚、赋、古诗、乐府、歌、行、吟、谣、篇、引、辞、曲、琴操、长句杂言等体，《春秋》部有国史、碑、诔、铭、符命、颂、箴、赞、记等体。文章源于经书说，六朝已有之，差不多是古人的共识，但把后世各体文章归为《易》《书》《诗》《春秋》四大类，在古代文体分类中颇为独特，因为源于经书是文体发生学观念，而按经书归类则是文体分类学思想，着眼点并不相同。这种分类，其实质是按文体功能把古代所有文体分论说、公文、抒情、叙事四大类。每部有总序，每体有小序，论述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有较高的文体学意义与史料价值。

《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一百三十四卷。元刘应李编，《续修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现存较早、影响较大的民间交际应用类书。全书分诸式、活套、冠礼、婚礼、庆诞、人事、第宅、器物、衣服、饮食、花木等25门。其中卷一“甲集诸式门”集中讨论各类文体的性质功用、源流演变和行文规范等，每式实即一大类，类下各有子目。如“书奏式”有上书、封事、奏对、奏议、奏疏、奏札、奏状等文体，“表笺式”有表、笺二体，“书记式”有手书、长书、家书、小简诸体，从中可以看出编者的文体分类思想。每式之下，先以小序论述某类文体，再列举历代的代表作品，以便读者揣摩。“甲集诸式门”从卷二开始，一一介绍各种文体的使用对象、适用场合、格式章程及行文用语等，内容详尽，颇便初学，可谓古代应用文体写作指南，充分体现了这种民间类书的交际目的和实用功能。

《原始秘书》十卷。明朱权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此书旨在探讨世间万物之始，分开辟造化、天地文理、阴阳历数、君臣德政、符玺诏敕、文史经籍、婚礼吉庆等57门，每门各分子目。其中“符玺诏敕门”录玺、敕、黄敕、制、诏、赦、诰、节命、教、令、策文等20种以“王言”为主的文体；“文史经籍门”录诗、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律格、表、笺、书、上疏、启、策、驳、论、议、荐、铭、箴、赋、记、碑、赞、碣、颂、序、誓、引、说、问、解、檄、传、训、告、辞、诫、祭文、哀策、诔、篇、图、约、关、门状、名纸、谜、童谣、手札、妖书等96体。两门合计，多达116种文体，数量超过此前的类书和许多文体学专著。其新增类目，一方面反映出后代文体滋生的新情况，如判、律诗、诗余等唐以后产生的文体；另一方面编者发掘、收录了不少学术、宗教及日常应用文体，反映出其独特的文体分类观念。

《日知录》三十二卷。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中华书局2020年版。此书内容丰富，考据精详，其中涉及历史制度和艺文部分包含较多文体史料。如卷十六“举人”、“进士”、“科目”、“制科”、“甲科”、“十八房”、“经义论策”、“三场”、“拟题”、“试文格式”、“程文”、“判”、“经文字体”、“史学”；卷十七“生员额数”、“中式额数”、“通场下第”、“北卷”、“糊名”、“搜索”、“座主门生”、“举主制服”、“同年”、“先辈”、“出身授官”、“恩科”、“年齿”、“教官”；卷十八“科场禁约”等，广泛涉及古代科举制度与相关文体，对研究明代八股制度、文体程式及其演变尤其重要。在诗歌研究上，顾氏善于从声韵入手，考察古代诗体形态的发展变化，多自得之见；倡言“诗体代降”，强调“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为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在古文写作上，顾氏认为，列传之作，乃史官之责，非任史职，不得为人作传；又倡言“志状不可妄作”，表现了对史传类文体的独特认识。这些观点，都对清代文体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清陈梦雷编，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影印本。《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类书，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汇编，每汇编又分若干典。其“理学汇编”中的“文学典”又分49部，除“文学总部”外，其余48部皆以文体分，如诏命部、教令部、奏议部、颂部、铭部、策部、判部、题跋部、传部、记部、论部、说部、墓志部、经义部、骚赋部、诗部、乐府部、词曲部、格言部、隐语部等。每部卷帙不一，但大致包含汇考、总论、艺文、选句、纪事、杂录等纬目，汇集、保存了无比丰富的文体史料。与《文体明辨》等著作相较，《文学典》文体分类较简明，合并了许多类目，但又增设了四六、经义、对偶、格言、隐语、大小言等文体，为考察明清文体观念提供了重要视角。如设经义部，反映出明清两代八股文的重要性；词曲部收录大量戏曲尤其是杂剧资料，标志着戏曲已在明清知识谱系和文体谱系中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清永瑢等撰，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作为一部官方组织、集体编纂、旨在对历代文化典籍作总结与批评的目录学著作，此书对于图书的收录、编排以及集部提要对先秦以来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类著作所作介绍和评价，集中反映出中国古代后期社会的主流文体学观念。如以诗文为中心的文体谱系，视词曲（散曲）、小说（文言）为边缘文体，而完全排斥作为叙事文学的白话小说与戏曲作品；对于传统文体分类类目琐碎、标准不一、归类失当的批评，以及建立合理的文体分类体系的要求和努力；对各种文体源流演变的探讨及对“文本于经”说的不满；对骈散之争的调和；以及在子部小说家类中强调小说的补史、证史、考史功能等，都代表了清代前中期的文体学思想与认识水平，对当时和后世的文体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陔馀丛考》四十三卷。清赵翼撰，《续修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1963年版《学术笔记丛刊》本。此书以类相从，是一部关于经史艺文的考据性笔记。其中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为艺文，集中了丰富的文体学史料，如“诗笔”、“序”、“古文用韵”、“谜”、“敕”、“一二言诗”、“三言诗”、“四言诗”、“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十言十一言”、“五七律排”、“绝句”、“长短诗”、“乐府”、“六句律诗”、“拗体七律”、“回文诗”、“迭字诗”、“联句”、“柏梁体”、“集句”、“禁体诗”、“拆字诗”、“口吃诗”、“寿诗挽诗悼亡诗”、“帖子词”、“口号”、“即席”等条目。其中许多诗体，如“一二言诗”、“十言十一言”、“六句律诗”等，一般诗学研究很少关注。此外，卷二十六、二十七官制，卷二十八、二十九科举，卷三十二丧礼等也有一些文体学文献，如“奏本抬头”、“授官表让”、“诰敕”、“旌门法式”、“程文墨卷”、“帖括策括”、“门帖”、“名帖”、“神道”、“碑表”、“墓志铭”、“行状”等条目。几乎每一条都是一篇文体学考证之文，其特色是以史学为基础，结合典章制度进行考据，综核名实，多发前人所未发。其论文体每引《日知录》，然亦多补充、引申和深化之功。

《文史通义》八卷，附《校雠通义》三卷。章学诚撰，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又有《章学诚遗书》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此书为史学批评名著，但并非就史论史，而是以文史校雠之学为基点来观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故其文学思想、文体观念迥别于传统集部之学。首先，作者高倡“六经皆史”，对“文本于经”的传统文体观形成一定冲击，为宋代以来开始盛行的“史诗”说注入新的内涵，催生了“以史为宗”的独特古文观，所谓“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文章以叙事为最难，文章至叙事而能事始尽”等，极大提高了叙事文的文体地位。其次，作者提出“文体备于战国”说，尽管在以《文选》诸体论证此问题时，有牵强、片面之失，但此说在描述战国文章的繁荣局面，揭示战国文章发扬《诗》教、深于比兴、敷张扬厉等特点，以及战国之文对后世文体的影响等方面，具有相当的深刻性、正确性。此外，作者对辞赋、传记、碑志、小说等文体的体性特征及其发展演变，对于《文选》等书文体分类混乱、标准不一等，都提出了独特看法，在乾嘉文坛别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