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述评

严格学术意义上的普陀山文化研究，大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普陀山佛教文化专题之研究是重中之重，涉及的研究内容有普陀山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普陀山佛教史研究、普陀山观音信仰研究、普陀山高僧研究、普陀山佛寺与建筑研究、普陀山佛教造像、图像及石刻研究等。因为普陀山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应化道场，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被纳入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信仰体系，因此普陀山观音信仰是研究之核心，关于其佛教文献整理研究与内容、普陀山佛教建筑与艺术、普陀山高僧等也多有研究。[6]

在普陀山佛教史研究方面，现有成果比较少，迄今未见通史之研究，也鲜见有明确的断代史之研究，实为一大遗憾。

国内学术界的相关著作中，张坚的《普陀山史话》[7]，虽名为“史”，但笔法是“文史”，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关于普陀山佛教史的研究，部分论著在文中有所述及，如郭万平、张捷主编的《舟山普陀与东亚海域文化交流》[8]中收有明代万历年间普陀山的复兴以及日本遣明使与普陀山的相关论文等；石静编著的《佛教名山：佛教名山的文化流芳》[9]中有一些普陀山对外文化交流史与名山形成史之内容；李利安在《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中对普陀山观音道场的中国化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12世纪以后，因为印度佛法的消亡和随后而来的南印度观音道场的消失，特别是中印佛教交流的中断，中国人最终以浙江梅岑山取代了南印度的布怛落迦山，这一大胆的改造持续了几个世纪才得以完成，它使观音的道场从南印度海边转移到中国东海的舟山群岛上，从而对中国佛教产生巨大影响。”[10]此外，在《普陀县志》《普陀山志》《普陀洛迦山志》中亦有相关记载。

关于普陀山佛教史的专题论文，大陆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20世纪80年代吕以春的《普陀山历史沿革考》，系统梳理了普陀山的历史沿革，认为普陀山春秋属越；秦置郡县，属会稽郡句章县；唐朝时属明州翁山县；宋时属昌国县；元代时，昌国升县为州；明代复州为县；清代为定海县；新中国成立后，置普陀县[11]，其中多次涉及佛教发展史，并附录有普济、法雨、慧济三大寺的沿革。20世纪90年代，王德明《普陀山六十年变迁目睹记》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普陀山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12]21世纪初，李桂红在《四川大学学报》[13]和《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4]所发表的一系列《普陀山佛教文化》论文认为普陀山的得名源于佛典。自唐代佛教传入普陀山后，历宋、元、明、清，至今千余年间，虽经几度沧桑劫难，但屡废屡兴，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普陀山佛教文化。这是对普陀山佛教历史的梳理。王连胜在《普陀山佛教名山形成原因新探》[15]、《普陀山的新罗礁、高丽道头在“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16]、《普陀山观音道场之形成与观音文化东传》[17]等文中探讨了慧锷之前山上已有观音信仰且兴盛已久的传说、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发展历史等。汪敏倩的《普陀开山考辨》[18]认为早在晋太康年间或之前普陀山就存在一定的观音信仰。此外，2009年，《佛教文化》杂志刊登了普陀山专题，论述了其名山渊源[19]、洛迦山[20]、风景名胜[21]、历史人物[22]、观音信仰[23]、寺院通览[24]、高僧大德[25]、宗教传说[26]等，可谓是关于普陀山的全方位的历史扫描。王连胜[27]、张明华[28]、汪敏倩[29]、华定谟[30]、李云华[31]、方牧[32]等人还对普陀山的开山史、名山形成史、佛教兴衰史与发展史、佛教文化史等进行了研究。

在我国台湾学术界，徐一智是一位代表性学者，他的《明代观音信仰之研究》[33]对“明代普陀山观音信仰发展之各部分”进行了研究，该书在“地域名山与观音：明代普陀山观音信仰之研究”中有详细的论述。徐一智的《明代政局变化与佛教圣地普陀山的发展》也探讨了明代普陀山佛教的发展。[34]《慈航大师全集》中的《怎样知道有观音菩萨》对此也有所涉及。[35]此外，在论文方面，有赵洪英、徐亮的《普陀山观音信仰的历史、传说及其影响》[36]、张仙武的《朝廷意向与民间社会——以盛清普陀山佛教发展为讨论中心》[37]、廖肇亨的《圣境与生死流转——日本五山汉诗中普陀山文化意象的嬗变》[38]等。廖肇亨还在台湾举行的“大好山：东亚圣山信仰与神圣空间”学术研习营提交《普陀山在东亚》等论文。

在国外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籍华人于君方的《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其中专辟一章“普陀山：朝圣与中国普陀洛迦山的创造”，研究了普陀山观音道场，讨论普陀山的建构与解构、开创与衰微以及兴建与重建历史。[39]

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日本和韩国。

日本关于普陀山佛教的研究比较早。早在1926年，常盘大定、关野贞就出版有《支那佛教史迹》[40]，此后还出版有其他著作[41]，对普陀山法雨寺背屏式造像进行了研究。妹尾匡海的《补陀落思想と“普门品”の问题点》[42]也有专题研究。松本文三郎的《观音的语义及古印度与中国对他的信仰》[43]也对普陀山观音信仰进行了论述。石野一晴的《明代万历间における普陀山の复兴——中国巡礼史研究序说》[44]也研究了万历年间普陀山佛教的发展。此外，于2009年11月14—16日在普陀山召开的普陀山文化论坛暨“东亚的观音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吉原浩人提交论文《杨柳观音和月盖长者——日中受纳〈请观音经〉的诸种形态》，以我国绘就于14世纪的《补陀落山圣境图》为切入点，对中日两国都非常罕见的“普陀山观音三尊”即观音菩萨、善财童子、月盖长者这一组合作了分析考察。[45]

韩国与观音道场亦渊源深厚，何劲松在其《韩国佛教史》中专门论述了“义湘与洛山观音道场的建立”，义湘亦曾于洛山寺撰有《白花道场》发愿文。[46]韩国学者的研究，虽然不多，但有新意，如朴现圭的《中国佛教圣地普陀山与新罗礁》[47]指出，过去多数学者认为“不肯去观音”与日本和尚慧锷有关，但其实亦应该与新罗商人有关。曹永禄以徐兢《高丽图经》“梅岑”条的记录为中心，论述了普陀山潮音洞不肯去观音殿的开基说。[48]曹永禄还在《东亚海洋佛教故事与法华信仰》中论述了普陀山观音道场。[49]崔显植的《新罗梵日禅师重建洛山寺及其意义——关于梵日禅师在浙东地区求法》以《三国遗事》的记录为中心概述了洛山寺的创建和再建。[50]此外，文明认为普陀山潮音洞和韩国的洛山寺比较相似。[51]

综上，不论是大陆学术界、台湾地区学术界，还是国外学术界，均在普陀山佛教史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仍有不足。首先，从研究角度来说，现有成果更多地关注了观音道场的内容与功能，而忽视了对普陀山佛教史的整体研究，亦即，并未从完整的普陀山佛教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因而，至今尚未出现一部关于“普陀山佛教史”的专著。其次，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的研究方法虽综合运用了宗教学、历史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但是在历史学方法的运用方面仍需深入，且需要在已有文献基础上系统梳理普陀山佛教发展史。再次，就研究体系来看，已有的普陀山佛教史研究成果体系性和系统性不足，缺少宏观体系和理论建构，因而很难从中看到普陀山佛教发展的整体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