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普陀山开山：慧锷与新罗礁
一、慧锷开山
慧锷与不肯去观音的事迹，被认为是普陀山开山最为重要的材料。其事迹大致过程是，日本僧人慧锷从五台山中台顶请得一尊观音像，经明州港（今宁波）启程回国，途经普陀山时，因触礁而不能前行。众人疑惧，认为此观音像与日本“机缘未熟”，遂留于普陀山供奉。此观音像因之名为“不肯去观音”，后人亦建不肯去观音院。慧锷因此也被认为是普陀山的开山祖师。后来的史料记载中，虽然情节基本相同，但慧锷所乘航船触礁的时间、不肯去观音院的建设时间等却有所不同。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真正触礁的航船是新罗商船，并据之认为应是新罗商人开启了普陀山的观音道场之缘。
慧锷，又译作惠谔、惠锷、慧谔、慧萼等，是唐代入华的学问僧，为日本天台宗祖师最澄大师的高徒。据日本史料《入唐求法巡礼行记》[107]、《头陀亲王入唐略记》[108]等记载，慧锷共来过中国三次。第一次是唐会昌元年（日本仁明朝承和八年，841），于楚州（今江苏淮安）登录，一同乘船的还有学问僧圆载的弟子仁济、顺昌。在中国，他朝拜了五台山、天台山，还拜谒了杭州齐安国师，并于次年偕齐安国师的高徒义空一起从明州（今浙江宁波）港搭乘李邻德的船回日本，募求五台山供养费用，并首传禅宗。第二次是唐会昌四年（日本仁明朝承和十一年，844），慧锷从登州（今山东蓬莱）登陆，携带日本皇太后橘嘉智子[109]亲手绣制的绣文袈裟、宝幡及金币等赴雁门五台山供养。“太皇太后，姓橘氏，讳嘉智子……后尝多造宝幡及绣文袈裟，穷尽巧妙，左右不知其意。后遣沙门慧萼泛海入唐，以绣文袈裟奉施定圣者、僧伽、和上、康僧等，以宝幡及镜奁之具入五台山。”[110]当年五月，在楚州校勘《白氏文集》。次年，唐武宗灭佛。唐大中元年（847），于苏州开元寺拜见契元禅师，并请禅师撰《日本国首传禅宗记》碑文。当年搭乘张友信等人的商船从明州回日本，一同乘船的还有仁好、惠运等僧人。日本文献《入唐五家传》中的《安祥寺惠运传》记载，日本承和十四年（847）六月二十二日，惠运等人从唐朝明州望海镇出港，“得西南风三个日夜，才归着远值嘉岛那留浦，才入浦口，风即止”。[111]仅三天后抵达抵日本值嘉岛那留浦，那留浦即日本五岛列岛中的奈留岛。唐咸通三年（日本贞观四年，862），慧锷第三次入唐，随平城天王之子真如法亲王（又称头陀亲王）开展文化交流，从明州登陆。在日本历史上，头陀亲王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平安时代平城天皇的第三子，本名高丘亲王，曾被立为太子，但在药子之变后被废，遂潜心佛法，出家为僧，法名真如，故又名“真如亲王”。头陀亲王曾随空海学习，为空海十大弟子之一。他在京都东大寺修行后，立志前往中国修习佛法。最终，头陀亲王于日本贞观三年（861）获准出行，并得到当时在日担任唐通事的中国商人张友信的帮助，建成海舶一艘。日本贞观四年，即唐咸通三年（862）七月中旬，头陀亲王的求法团队正式出发。慧锷是当时随行人员之一，同行者还有著名的宗叡等六十人，华人张友信、金文习、任仲元等任舵师。九月七日，头陀亲王一行抵达明州，等待唐朝批准入境。日本贞观五年（863），获准入境巡礼，“但贤真、慧萼、忠全，并小师、弓手、柂师、水手等，此年四月自明州令归本国毕”。[112]头陀亲王等继续至洛阳、长安等地学习佛法。但此时距会昌法难不久，头陀亲王并未觅得良师，遂决定再往天竺求法。他获准于日本贞观七年（865）从广州出发往天竺，但不幸在东南亚失踪。[113]次年（咸通四年）慧锷巡礼五台山，睹观音相貌庄严，恳请迎归其国，得允许，至明州开元寺，找到张友信船归国。将登舟，像忽重不可举，率同行新罗商人等尽力负之，乃克胜。及过昌国梅岑山（今普陀山），涛怒风飞，舟触新罗礁，众人惧甚。锷夜梦一胡僧谓之曰：“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风相送。”锷泣以梦告众，咸惊异。于是一起登陆，诛茅缚室，敬置其像而去。居民张氏目睹斯异，请像供奉于宅，因呼为“不肯去观音”。又有史料记载，后梁贞明二年（916），张氏舍宅建“不肯去观音院”。
以上是慧锷入唐巡礼求法的基本概况，其在最后一次入唐后返程时开启了观音菩萨与普陀山的因缘。但是慧锷入唐的次数、时间，在不同的史料中有不同的记载，不仅中日史料记载有异，即使在中国的史料中，记载也有不同。对此，李广志指出：“惠萼从841年至863年，二十多年的时间，一直往返于中日之间，记载他的史料非常丰富，仅清代以前，中国就有二十多种，日本则达三十八种。关于惠萼的名字，史书中亦有惠谔、惠锷、慧锷、慧谔、慧萼之称。近年来，最新研究表明，惠萼至少五次入唐，返回日本五次，除第一次从山东上岸之外，其余往来大唐，均从宁波口岸进出。如此频繁往来于东亚海域，时间跨度之长，入唐次数之多，在中日交流史上仅此一人。”[114]其中说到慧锷五次往返中国和日本。邹怡亦持此观点：“统观各方史料，大体能够确定慧锷至少五次来华。第一次，841—842年，巡礼五台山，求法齐安禅师；第二次，844—847年，巡礼五台山，邀请义空赴日；第三次，来华时间不确，巡礼五台山，859年归国，这一次将观音像留在了普陀山；第四次，862—863年，追随头陀亲王来华；第五次，862至867年间某年来华，这一次，慧锷可能永远留在了中国，留在了普陀山。”[115]李广志还提及关于慧锷的史料多达五十多种，其中中国二十多种，日本三十八种，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元亨释书》《本朝高僧传》《续日本后继》《日本文德天皇实录》《金泽文库旧藏白氏文集》《高野杂笔集》《头陀亲王入唐略记》等。日本的资料中，有一部成书于日本镰仓时期的《元亨释书》，其中说到慧锷入唐仅两次，而且是在唐大中年间。该书1322年由虎关师炼撰写，是日本现存记载此事最早的资料。《元亨释书》卷一六《唐补陀落寺慧萼传》载：
释慧萼，齐衡初，应橘太后诏，赍币入唐，着登莱界，抵雁门，上五台。渐届杭州盐官县灵池寺，谒齐安禅师，通橘后之聘，得义空长老而归。又入支那，重登五台，适于台岭，感观世音像。遂以大中十二年，抱像道四明归本邦。舶过补陀之海滨，附着石上不得进。舟人思载物重，屡上诸物，舶着如元。及像出舶，能泛。萼度像止此地，不忍弃去，哀慕而留，结庐海峤以奉像。渐成宝坊，号补陀落山寺。今为禅刹之名蓝，以萼为开山祖云。[116]
另《元亨释书·释义空传》对慧锷也有记载：
慧萼法师跨海觅法，吾皇太后橘氏钦唐地之禅化，委金币于萼，扣聘有道尊宿。萼到杭州灵池院参于国师，且通太后之币，国师感嗟纳之。萼曰：我国信根纯熟，教法甚盛，然最上禅宗未有传也。愿得师之一枝佛法，为吾土宗门之根柢，不亦宜乎。国师令空充其请。空便共萼泛海，着大宰府。萼先驰奏，敕迎空，馆于京师东寺之西院。皇帝赉锡甚渥，太后创檀林寺居焉，时时问道。官僚得指受者多，中散大夫藤公兄弟其选也。萼再入支那，乞苏州开元寺沙门契元勒事，刻琬琰，题曰《日本国首传禅宗记》，附舶寄来。故老传曰碑峙于罗城门侧，门楹之倒也，碑又碎，见今在东寺讲堂东南之隅。[117]
日僧人圆仁（793—864）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也对慧锷有所记载，该书卷三“会昌元年九月七日”条载：
七日，闻日本僧惠萼弟子三人到五台山。其师主发愿，为求十方僧供，却归本国，留弟子二人，令住台山。[118]
又，该书同卷“会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条载：
惠萼和尚附船到楚州，已巡五台山，今春拟返故乡。慎言已排，比人船讫。其萼和尚去秋暂住天台，冬中得书云：拟趁李邻德四郎船，取明州归国。缘萼和尚钱物衣服并弟子，悉在楚州，又人船已备，不免奉邀。[119]
据以上材料，唐大中年间（847—859），慧锷先后入唐两次。第一次是日本齐衡初年（854），奉橘之命，从登、莱入唐，朝五台山；后辗转至杭州，访齐安禅师，得其弟子义空而归。第二次是日本天安二年（858），慧锷于五台山得观音圣像。从四明（宁波地区）出发，返航日本。但船行至普陀山时，船附礁石而不得前行，此尊观音便被命名为“不肯去观音”，并结庐供奉，后演变为补陀落山寺。慧锷因此被认为是开山祖师。而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在此之前，即会昌元年（日本承和八年，841），慧锷已入唐并参拜了五台山、天台山等佛教圣地，后于会昌二年（842）从明州回国。陈翀曾对此进行详细的考释，根据橘太后和齐安禅师的卒年，结合其他史料，指出慧锷于唐会昌元年（841）首次入唐，至五台山许愿，又到天台山巡礼，并至盐官县灵池寺拜齐安禅师为师，结识了齐安禅师的大弟子义空。随后，为准备五台山巡礼时许愿供养的十方僧供金银钱币，他于会昌二年（842）从楚州出发返回日本。会昌四年（844），慧锷奉橘太后之命再次入唐，他在山东蓬莱登陆，至五台山完成誓愿。随后，慧锷邀请齐安禅师赴日，不料此时齐安禅师已去世，遂邀请其弟子义空赴日传授佛法。也正是这一年，慧锷在唐遭逢武宗会昌灭佛，他在苏州南禅院转抄了白居易奉纳此处的《白氏文集》，后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搭乘张友信的船队返回日本。与慧锷一同返回日本的义空，其所传佛法受到了日本皇室的欢迎。[120]
我国史料中，对此记载最早的是（宝庆）《四明志》，其中介绍“开元寺”时云：
又有不肯去观音，先是大中十三年，日本国僧惠谔，诣五台山敬礼，至中台精舍，见观音貌像端雅，喜生颜色，乃就恳求，愿迎归其国，寺众从之。谔即肩舁至此，以之登舟，而像重不可举，率同行贾客尽力舁之，乃克胜，及过昌国之梅岑山，涛怒风飞，舟人惧甚，谔夜梦一胡僧，谓之曰：“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风相送。”谔泣而告众以梦，咸惊异，相与诛茆缚室，敬置其像而去，因呼为不肯去观音。其后，开元僧道载复梦观音，欲归此寺，乃创建殿宇，迎而奉之，邦人祈祷辄应，亦号瑞应观音。唐长史韦绚尝纪其事。皇朝太平兴国中，重饰旧殿，目曰五台观音院，以其来自五台故也，骆登、吴矜皆有记。寺之天王堂前，有乔桧尤奇怪，康宪钱公亿为之赋诗。寺又有子院六：曰经院，曰白莲院，曰法华院，曰戒坛院，曰三学院，曰摩诃院。嘉定十三年火，废为民居，惟五台戒坛重建，常住田二百五十亩，山无。[121]
此外，（宝庆）《四明志》“梅岑山观音宝陀寺”条还载，该寺建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122]。元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也载：“梁贞明二年，日本僧惠锷首创‘观音院’，在梅岑山之阴。”[123]此后明清各版普陀山志多沿袭此说，部分山志简说为“梁”，已无法区分萧梁和朱梁。[124]（宝庆）《四明志》是根据唐末韦绚的文章归纳整理的。韦绚是白居易好友元稹的女婿，刘禹锡的挚爱弟子。而慧锷又于苏州南禅院转抄《白氏文集》七十卷带回日本，韦绚与慧锷有过交往，因此，应该说，（宝庆）《四明志》的可信度更大。[125]
比（宝庆）《四明志》晚四十年的《佛祖统纪》记载：
（大中）十二年……日本国沙门慧锷，礼五台山得观音像。道四明将归国，舟过补陀山，附着石上不得进。众疑惧，祷之曰：若尊像于海东机缘未熟，请留此山。舟即浮动，锷哀慕不能去，乃结庐海上以奉之（今山侧有新罗将）。鄞人闻之，请其像归安开元寺（今人或称五台寺，又称不肯去观音）。其后有异僧，持嘉木至寺，仿其制刻之，扃户施功，弥月成像。忽失僧所在，乃迎至补陀山。山在大海中，去鄞城东南水道六百里，即《华严》所谓南海岸孤绝处，有山名补怛落迦，观音菩萨住其中也，即《大悲经》所谓补陀落迦山观世音宫殿，是为对释迦佛说大悲心印之所。其山有潮音洞，海潮吞吐昼夜砰訇，洞前石桥，瞻礼者至此恳祷，或见大士宴坐，或见善财俯仰将迎，或但见碧玉净瓶，或唯见频伽飞舞。去洞六七里有大兰若，是为海东诸国朝觐商贾往来，致敬投诚莫不获济（草庵录）。[126]
此后，元代两部重要的文献也有记载，《释氏稽古略》云：
又庆元路（浙东道明州也）海中补怛洛伽山，乃菩萨示现之地……其后日本国僧慧锷者，自燕北五台山得菩萨画像，舍于山侧土人张氏，张奉之捐所居为观音院，《昌国志》云，梁贞明二年始建寺也。[127]
《佛祖历代通载》亦载：
补怛洛伽山，观音示现之地。……其后日本国僧惠锷，自五台得菩萨画像，欲还本国。舟至洞，辄不往。乃以像舍于土人张氏之门，张氏屡睹神异，经捐所居为观音院（《昌国志》云梁贞明二年始建寺）。郡将闻之，遣慕宾迎其像到城，与民祈福，已而有僧名即众，求嘉木，扃户刻之，弥月像成而僧不见，今之所设是也。[128]
以上记载，被认为是普陀山的开山文献，在此后的普陀山历代山志等资料中被争相转载，流传至今，广为传播。但各文献记载的时间多有不同。（宝庆）《四明志》载为大中十三年（859），此后元代的（延祐）《四明志》沿用此说法。[129]《佛祖统纪》则载为唐大中十二年（858），有一年的差距，日本文献《元亨释书》亦采用此说法。[130]《释氏稽古略》和《佛祖历代通载》均转载《昌国志》所记，认为是后梁贞明二年（916）建寺。对此，汪敏倩曾进行了考辨。[131]另外，《佛祖统纪》还记载有新事迹。如一位比丘把供奉在开元寺的观音菩萨像移到普陀山；一说有位宁波人把观音菩萨像供奉在开元寺之外，又一说其被移到五台寺或不肯去观音院；当时，在普陀山海域放置观音菩萨像的地方被称作新罗礁，等等。
陈翀曾根据中日史料，对《元亨释书》慧萼传中前半部分作如下之修订：
慧萼于会昌元年前后入唐，先至五台山许愿，其后又到天台山巡礼。此年秋天至翌年春，滞留杭州灵池寺拜齐安为师，学习马祖禅法，并结识了齐安大弟子义空。随后，为了准备五台山巡礼时许供的十方僧供金银钱币，会昌二年夏从楚州出发回到日本。会昌四年初，橘皇太后（即檀林皇后）想引进唐朝禅法，令慧萼再次入唐。慧萼于山东蓬莱登陆，转经雁门到五台山完成誓愿，献上橘皇太后所奉祀的宝幡镜奁。之后又携袈裟等物到杭州，不料此时齐安已经去世。慧萼献上聘礼，诚邀义空回日本讲授禅法。四月，慧萼一行来到苏州南禅院转抄藏于寺中的70卷本《白氏文集》，不幸卷入灭佛事件。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会昌五年七月三日”条的记载，慧萼离开苏州之后暂时停留在了楚州。又据《续日本后纪》卷一七“承和十四年七月”的记载，他们是在唐宣宗即位的大中元年（847）才回到日本的。橘皇太后为其创建了檀林寺，义空所传禅法也在王室中大受欢迎。[132]
他还指出，现存文献中有关慧锷入唐时间的记载止于咸通初年。根据《入唐五家传·头陀亲王入唐略记》的记载，慧锷于咸通三年（日本贞观四年，862）伴随废皇太子头陀亲王一起入唐求法，最后于咸通五年（日本贞观六年，864）和入唐僧贤真、忠全等一起从明州回到日本。从此以后，其名便消失在这一时代的史籍之中了。
有学者指出，慧锷在普陀山留下观音像的时间是他于咸通四年（863）与贤真等回国时。[133]但从《头陀亲王入唐略记》的记载来看，这次慧锷在唐停留期间没有巡礼五台山的记录，在他归国之后，仍旧滞留于唐的宗叡又拜访了五台山，所以，唐咸通四年的可能性也不大。根据《元亨释书》所记慧锷生平，他在邀请义空前往日本后，又曾重登五台，抱像而归，故可推测慧锷在陪同义空前往日本与跟随头陀亲王来华之间，还至少来华一次，唐大中十二年（858）和十三年（859）两说均有可能。又，陈翀的研究拈出了日本方面的一条重要史料。江户时期著名汉学家赖山阳之父赖春水，在《寄题释豪潮所藏江大来画巨幅天台山图肥后教授辛宪伯所托》一诗中写道：“君不见，贞观年间僧慧萼，停船孤岛普陀落。铲削岩壑嵌佛陀，更起铜塔与珠阁。”[134]此处的贞观当为日本年号，而唐大中十三年（859）正是日本贞观元年。另外，成书于日本贞观九年，即唐咸通八年（867）的《安祥寺资财帐》中记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塔一基，唐慧萼大法师所建”[135]，法号前冠以“唐”字，可见，慧锷最终确如《元亨释书》所言“哀慕而留”，成为唐人。但他又于唐咸通三年（862）追随头陀亲王来华，可见859至862年间他又曾归国，（宝庆）《四明志》中的记载“敬置其像而去”亦不虚。
综合以上各种史料和观点，学术界有两种流行观点，一、日本学术界有人认为，日本和尚慧锷触礁于普陀山并在此供奉观音菩萨像的时间为唐咸通四年（日本贞观五年，863）。中国学术界也有人接受了这一说法。[136]1991年出版的《普陀县志》中，也综合了唐咸通四年和后梁贞明二年的观点，认为慧锷在咸通四年把观音菩萨像供奉在普陀山，于贞明二年建立了不肯去观音院。[137]二、确定日僧慧锷渡海留像、普陀山开基的时间为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也就是日本清和天皇贞观元年。因此，慧锷被尊为普陀山佛教开山祖师。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慧观的硕士论文《普陀山开山问题研究》主要考察了慧锷禅师事件及不肯去观音院与普陀山开山的关系。该文在汉文文献《佛祖统纪》、《释氏稽古略》、（宝庆）《四明志》、（大德）《昌国州图志》和日文文献《元亨释书》、《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头陀亲王入唐略记》、《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等文献的基础上，重点梳理了慧锷留观音像于普陀山的事件，论证其与普陀山开山之间的关系；同时对韩国所存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就该事件的异说重新进行解释。最终认为（宝庆）《四明志》与《佛祖统纪》的记载相对较为可靠。关于《高丽图经》中所讲到的“新罗贾人”，给予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认为是后人把慧锷与承担其回国船运的商贾进行混同的结果。此外，该文还对不肯去观音院进行了考证，认为不肯去观音院是张氏目睹慧锷事件后舍宅为寺以供奉观音的结果。不肯去观音院也是属于普陀山最早出现的佛寺（或佛殿），在普陀山佛教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该文通过考证，更进一步认为，日僧慧锷留观音像于普陀山，从而使得居民张氏舍宅为寺，创建不肯去观音院以供奉观音像，由此普陀山作为佛教道场得以开山。各种方志以及历代普陀山志对于不肯去观音院的创立事件均记载为后梁贞明二年（916），这一时间与慧观法师所考证的慧锷留像事件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异。据考证，方志与普陀山志的记载是将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的创立时间与宁波鄞县开元寺观音院的修建时间混同的结果。[138]
二、“新罗贾人”与新罗礁
上文慧观所提到的“新罗贾人”，是近年来韩国一些学者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他们认为“不肯去观音”应该与新罗商人触“新罗礁”有关。新罗礁位于朱家尖蜈蚣峙码头附近，被当地渔民称为“缸爿礁”，“缸爿”在舟山方言中指的是海鸥，因为此岛经常有海鸥。礁石呈长条形，东西走向，长约百米，海拔约十米，由花岗岩组成，东边有一处约一百平方米大小的乱石坪地，西边为高坡；西南海面上有许多干出礁，分布在长约三百米的水域中。唐朝时，新罗国清海镇大使张保皋以官方名义，带领船队，经常载着金银、药材、珍兽等货，来中国沿海换取丝绸、瓷器等物，进明州港时，必经普陀山海域，由于当时所掌握的航海技术有限，穿梭往来的新罗船不时在眼前的这片礁搁浅甚至触礁沉没，时间一长，这片礁便被称为“新罗礁”。后来，因为明朝长时期海禁以及清朝顺治、康熙时期沿海居民两次迁徙，每次迁徙，都使人民流离失所，大量文献遗失，许多地名湮没。后来当地居民看见该礁上停满了海鸥，就把它称为“缸爿礁”。2002年，王连胜发现“缸爿礁”就是“新罗礁”。这块礁石，被认为是“中日韩文化交流的标志性礁石，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是普陀山观音信仰的历史起点”。[139]
据北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
昔新罗贾人往五台，刻其像，欲载归其国。暨出海遇焦，舟胶不进，乃还，置像于焦上。院僧宗岳者，迎奉于殿。自后海舶往来，必诣祈福，无不感应。[140]
有人据此认为，前往五台山的是“新罗贾人”，出海遇礁的自然也是新罗商人，自始至终未提及“慧锷”。南宋志磐《佛祖统纪》载慧锷留观音像一事时，将（宝庆）《四明志》中观音“像重不可举”这一情节变为“舟过补陀山，附着石上，不得进”，也就是触礁，并小字注有“今山侧有新罗将”。从元大德《昌国州图志》开始，历代方志和山志，沿袭了日本僧触礁留像的故事，并将礁石写作“新螺礁”。从乾隆《重修南海普陀山志》开始，又记为“新罗礁”，“新罗礁，在西南大洋中石牛港口，即日本僧慧锷触舟祷佛处也”。[141]事实上，有人详考有关记录和说法，认为这两者是基于同一事件，即持新罗商人和日本和尚慧锷同一说。[142]对此，有学者指出，五代时，舟山群岛属吴越国，吴越钱氏笃信佛教，境内佛寺林立，名僧辈出。彼时因经过会昌法难、唐末战乱，中土佛典散佚，弘法无凭，而此前由学问僧传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典籍却多有保存，为此，吴越钱氏多次派遣使者前往高丽和日本求取经典。[143]同时，吴越国国土狭小，资源有限，遂借助沿海优势，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以资国用，促使大量新罗商人在舟山群岛一带活动，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至两宋。北宋时成书的《墨庄漫录》中写道，普陀山“东望三韩、外国诸山，在杳冥间，海舶至此，必有所祷。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商贾所施者，多刻彼国之年号”。[144]唐末五代至宋初，朝鲜半岛先后经历新罗时期，新罗、后百济、后高句丽三国鼎立的后三国时期，进入高丽时期。鸡林为唐宋时期对朝鲜半岛各政权的泛称。[145]来自朝鲜半岛的僧侣、商贾，虽无法确证必定与普陀山“法址始开”直接相关，但无疑参与了唐末五代普陀山佛教道场的早期建设。[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