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实验室危机

1997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一大清早，一辆出租车离开了皇家自由医院，拐到了医院大楼前方的庞德街（Pond Street），街上挤满了转院的病人和寻找停车位的访客，出租车再次转向，加速驶向南方。那是一个温暖的雨天，是11月以来最潮湿的一天，灰蒙蒙的天空就像遗弃给小狗的绒毛垫，笼罩着英国首都。

出租车上只有一名男性乘客，体格健壮，一头黑发，穿着名牌衣服，神情忧郁。他是个40岁的白人，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湾区，职业是工程师兼企业家，拥有一家电解抛光公司，专营不锈钢和铝制品。他富有、精明，有着工程师的精准特质。我将称呼他为“十一号先生”。

他要去的地方是著名的皇家切斯特·贝蒂实验室（The Royal Chester Beatty Laboratories），这是一家癌症研究中心，与邻近的皇家马斯登医院（The Royal Marsden Hospital）合作，曾被评为全球排行前四的癌症研究中心。皇家切斯特·贝蒂实验室由一位号称“铜王”（King of Copper）的纽约人捐资成立，总部设在切尔西市富勒姆路（Fulham Road）上的一栋狭窄砖楼中。这个实验室解开了众多生物学难题，堪称科研领域的“绩优股”，位于汉普斯特德的皇家自由医院跟这个实验室相比，就相形见绌了。

十一号先生手中紧紧抓着一个塑料瓶。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个瓶子，仿佛瓶中装着他的生命。出租车在伦敦市中心穿梭了六英里，行经帕丁顿、海德公园和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他能够感觉到，随着出租车转弯或刹车，瓶中的液体也轻微摇动。

同一时间，在皇家自由医院，他的儿子——十一号孩子已经完成了内窥镜检查，回到了马尔科姆病房。这个五岁的孩子已经被贴上了自闭症的标签。但是，正如许多出现发育问题的儿童一样，他们都难以获得更为准确的医学诊断。与二号孩子和四号孩子不同，十一号孩子非常聪明。我见过他，他看上去就像一位害羞、略显古怪的少年，在社交方面有点笨拙。

“我的孩子有时候非常无礼。”他的父亲告诉我。我们在洛杉矶南部的一家餐厅见了面，那时十一号孩子已经16岁了。“他喜欢阅读科技杂志，会给教授发电子邮件，用傲慢的态度和他们交流，但他的观点都是正确的。”

因为未知的原因——他的父亲怀疑是疫苗有问题——十一号孩子的幼年发育更令人担忧。两岁时，十一号孩子还没有开口说话，同时也有明显的消化不良和免疫系统问题，认知能力的发展较慢，经常出现强迫性和重复性的行为。“所有的情况都不对劲，”十一号先生告诉我，随后又修正自己的说法，“也不是所有，五分之一吧。”

作为一个父亲，十一号先生带领全家努力寻找孩子的病因和治疗方法，这与很多家庭不同。他相信“自闭症可能有200种不同的类型”，并把孩子的问题归咎于疫苗、重金属、杀虫剂、氟化物和病毒。“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有可能。”他说。这次伦敦之行只是十一号先生尝试的无数对策中最新的一个，他试图像一个监控仪表盘的技术员那样，对自己的儿子进行诊断和调整。

在这之前，十一号先生学到了“氧化应激”这个概念，阅读了无数书籍和论文，研究相关的病因和治疗方式，还把大量的资金花费在血检以及购买维生素B₁₂、叶酸和谷胱甘肽这样的营养补充品上。“我可以告诉你，我儿子的大脑正在逐渐恢复，”他说，“我找到了特殊的检验方法，非常特殊的检验方法，我希望能够针对他的情况，从他身上寻找我所认为的失调问题，或者说缺陷。”

十一号先生并不知道那篇《柳叶刀》论文，因为那篇论文的发表是在他这次伦敦之行一年之后才发生的事。他只是从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免疫学家那里听闻——这位免疫学家喜欢抽烟斗，个性非常古怪，名叫休·弗登博格（Hugh Fudenberg）——皇家自由医院正在进行一项研究，可以检验疫苗造成的损害。

“如果有机会尽快将我们的孩子带到伦敦，前往您的医院接受检验，我们将不胜感激，”在皇家自由医院的研究即将结束时，十一号先生在写信给韦克菲尔德的信中写道，“我们相信，如果能够识别出导致疾病的病毒及其感染的范围，这个孩子就可以获得有效的治疗，从这场磨难中解脱出来。”

六个星期后，十一号先生坐在出租车里，手中握着塑料瓶——瓶中装有福尔马林，保存着从他儿子体内取得的肠道组织样本。

“我和妻子一起待在内窥镜室，”他告诉我，“他们切下活体组织，把它切成两半，将其中的一半放进一个特殊的瓶子里。我跑出医院，跳上一辆已经等候多时的出租车，不到半个小时就抵达了目的地。”

他解释说，前往皇家切斯特·贝蒂实验室是免疫学家的主意，69岁的弗登博格建议他再做一次检验。纵然韦克菲尔德非常有自信，认为是肠道中存留的麻疹病毒引发了炎症性肠病，但通过检索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PubMed数据库的文献就能发现，这并非医学界的共识。尽管韦克菲尔德提交给法律援助委员会的报告看起来非常乐观，但后来陆续有新的科研团队想要重复验证韦克菲尔德的病毒研究结果，这些团队一个接一个地遭遇了失败。

——

对于韦克菲尔德研究结果的核验约开始于四年前，也就是韦克菲尔德在《医学病毒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之后。克罗恩病的病因是胃肠病学的圣杯，对病因的研究不可能被一家机构所独占。所以，自1993年4月起，核验皇家自由医院研究结果的竞赛便开始了。

率先举旗的是一个来自日本的研究团队，由秋田大学的饭冢政弘（Masahiro Iizuka）教授领导。1995年1月（韦克菲尔德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的三个月前），饭塚政弘的团队写信给《柳叶刀》，说他们检验了15名克罗恩病患者的活体组织，但采取了不同于汉普斯特德研究团队所使用的方法。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分子生物学技术：聚合酶链式反应检验（即著名的PCR检测，哪怕只是拿到罪犯在许多年前舔过的邮票，也能够通过这种技术抓到强奸犯和连环杀手）。编码麻疹病毒细胞核、包膜和包膜刺突的基因组共有六个，饭塚政弘团队选择寻找其中的四个。

饭塚政弘团队告诉《柳叶刀》：“我们没有任何发现。”

随后是来自康涅狄格大学的一个美国研究团队。在二号女士拨通韦克菲尔德办公室电话的同一个月，《胃肠病学》刊登了一篇九页的研究论文——第一作者是刘颖（音译）——作为一个更大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刘颖等人试图重复韦克菲尔德采用的研究方法。他们检验了16个病人的组织样本，使用免疫组化技术（韦克菲尔德发表在《医学病毒学杂志》上的论文所使用的三种方法之一）寻找麻疹病毒的蛋白质。韦克菲尔德在他的论文中声称在15个病人的组织样本中检测出了13个阳性结果。

免疫组化技术是一种染色技术，可以用显微镜观察，但不属于分子技术。具体而言，就是让特异性抗体结合在想要寻找的蛋白质上，并采用特别的荧光素（通常是棕色）来标记目标蛋白质。刘颖团队所用的抗体是从皇家自由医院实验室那里得到的。虽然韦克菲尔德团队宣称他们成功找到了病毒的蛋白质，但刘颖团队却失败了。刘颖团队得出结论，特异性抗体似乎结合并定位在人类细胞的正常成分上。

“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他们在论文中写道，“没有证实韦克菲尔德等人有关麻疹病毒存在的结论。”

弗登博格无须费力就能得到这几篇论文的研究信息。任何一位免疫学家都不难看出，康涅狄格大学团队研究结果说明了皇家自由医院所做研究的检验结果很有可能来自交叉反应：抗体产生了错误的识别结果。这并不奇怪，在生物学界，各种诡异的现象都会出现，一种抗体可能与多个不同的目标产生反应。

但是，韦克菲尔德一如既往地冷眼面对各种批评。他对批评者的研究不屑一顾，反而认为他们的研究“有瑕疵”或“欠缺考虑”，认为他们寻找麻疹病毒的区域不正确，或者认为人体组织内的麻疹病毒数量非常稀少，所以批评者使用的方法无法找到病毒——但韦克菲尔德团队的方法可以。韦克菲尔德坚称，他本人在显微镜中看见了麻疹病毒，麻疹病毒的感染是“持续”且“确定”的。

虽然韦克菲尔德做出了回应，但是学界的批评并未减少。1996年2月，韦克菲尔德正式和理查德·巴尔达成了交易，一年之后，十一号孩子将会被带往伦敦接受内窥镜检查。同时，日本弘前大学的羽贺洋一（Yoichi Haga）及其团队在《肠道》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六页的研究报告。羽贺洋一团队声称，他们采用了高灵敏度的PCR检测——他们认为这种检验方式甚至可以检测到单个的麻疹病毒粒子——将寻找目标设定为韦克菲尔德在《医学病毒学杂志》论文中使用原位杂交技术时寻找的基因序列。韦克菲尔德在论文中提到，他们检测了10个病人的组织样本，得到了10个阳性结果，但是，羽贺洋一团队检测了15个病人的组织样本，却完全没有找到麻疹病毒。

“克罗恩病的病因依然未知，”羽贺洋一团队在论文中表示，“虽然长久以来，学界都在寻找证据，试图证明病毒是克罗恩病的病因。”

弗登博格希望在深入了解韦克菲尔德的研究计划之前能够核实这些研究结果。于是，十一号先生带着儿子的肠道组织样本，坐上出租车前往皇家切斯特·贝蒂实验室，检验肠道组织样本中是否有病毒。

十一号先生前往伦敦不是为了证明某个假设或者参加某次集体诉讼。美国旧金山也有比伦敦皇家自由医院更好的医院。“我只是想要一个简单的结果——与疫苗有关，还是无关，”他告诉我，“我不想听长篇大论。”

——

前一天，十一号孩子和父母一起乘飞机抵达伦敦后，立刻被转入马尔科姆病房。他和其他孩子一样，在检查的前一天晚上做好肠道准备，在星期一早上被送到内窥镜室。他的父母在监视器上看着内窥镜逐渐深入他的身体：直肠、乙状结肠、降结肠、横结肠、升结肠、盲肠、回盲瓣，以及回肠……

注意看。

在亮晶晶的粉红色黏膜中，十一号孩子的父母看见了斑点。它们是苍白突起的结节，丑陋肿胀的腺体，也就是回肠末端结节状淋巴组织增生。

这能证明麻疹病毒假说吗？在向法律援助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韦克菲尔德就是通过回肠末端结节状淋巴组织增生来证明自己的结论的，但十一号先生并不知道这些。十一号先生得知，这些肠道腺体是由于感染而产生了反应，而韦克菲尔德自信地认为这是由于病毒引发的感染。这将成为韦克菲尔德团队投给《柳叶刀》的第二篇科学研究论文（被拒稿）所讨论的主题。

但是，当十一号孩子完成内窥镜检查被送回病房时，关于麻疹病毒的观点出现了更多争议，而且产生争议的地点就在汉普斯特德。来自美国的十一号先生前往皇家切斯特·贝蒂实验室的时候，“协调研究员兼分子研究专家”尼克·查德威克正忙于处理《柳叶刀》论文提到的12个孩子与其他人的肠道组织、血液和脑脊液的PCR检测。

查德威克这位安静、孤僻的年轻科学家曾被诊断患有克罗恩病。他以韦克菲尔德门生的身份来到皇家自由医院，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作为卑微的实验室技术员辛勤工作了一年。首先，查德威克要审查并尝试重复韦克菲尔德团队在《医学病毒学杂志》论文中提出的结论。

查德威克是一位口碑很好、个性顽强、一丝不苟的研究人员，他能够忍受在实验室里一遍遍地重复完全相同且永无止境的化验分析，也能处理好实验室内部的人际关系。在医院工作的乐趣之一就是能够看到科学研究的现实背景，例如检验十一号孩子的组织样本，安抚十一号孩子双亲的情绪。对查德威克而言，他自己就是患有克罗恩病的病人，负责医治查德威克的医生是罗伊·庞德尔，也就是韦克菲尔德的导师。

查德威克在医院十楼的324室工作。他所在的研究团队通常有四个人，大家穿着白色实验室外套，共同使用两张平行摆放的实验工作台。他们用放满瓶瓶罐罐、大小盒子的架子分隔彼此的空间。与实验工作台垂直的方向上有几扇玻璃窗，透过它们能够看见北伦敦的迷人景色。

查德威克一开始所做的研究是评估麻疹病毒RNA的扩增技术。这个研究后来产出一篇12页的论文，刊登在《医学病毒学杂志》的姊妹刊《病毒学方法杂志》（Journal of Virological Methods）上，韦克菲尔德是共同作者中的最后一位。随后，查德威克将最灵敏和最特别的技术应用于克罗恩病研究——然后，唉，他的职业生涯开始走下坡路了。

检验结果是阴性，与日本团队和美国团队的检验结果一致。查德威克能够找到病毒，但只能在额外添加的控制组样本以及被严重污染的样本中找到。查德威克向自己的博士生联合导师——韦克菲尔德——报告他的发现时，韦克菲尔德一点也不紧张。

“他倾向于相信符合他假设的阳性数据，”查德威克告诉我，“并且否认阴性数据。”

这就是在医院从事研究工作的缺点——研究工作由医生来主导，而不是由科研人员主导。“安迪实际上从来没有自己从头开展任何一项技术工作，”查德威克回忆，“他会用很多时间观察组织切片或者了解数据结果。他的工作和大多数实验室主管一样，都是筹集资金、解释实验数据，以及撰写论文。但是，就实操角度而言，就我个人的回忆，他从来没有真正穿上过实验服。”

那一年的2月，查德威克开始检验样本，而提交给法律援助委员会的申请书——查德威克对此一无所知——已经在前一年的6月通过了。查德威克在22位孩子的生物组织样本中寻找麻疹病毒（以及腮腺炎病毒和风疹病毒），其中包括十一号孩子以及六位控制组病人的样本。

“你检验的孩子，”我在一次电视采访中问他，“是否就是后来发表在《柳叶刀》上的那篇引发麻腮风三联疫苗恐慌的论文中所提到的孩子？”

“是的。”他回答道。

“你在那些孩子的组织样本中找到麻疹病毒了吗？”

“没有。我没有在那群孩子体内发现任何麻疹病毒。”

“通过腰椎穿刺手术获得的脑脊液也是由你检验的吗？”

“是的。”

“你在脑脊液中找到麻疹病毒了吗？”

“没有。”

“因此，你没有在那些孩子体内找到麻疹病毒，而那些孩子的相关情况后来被社会大众所知，引发了麻腮风三联疫苗恐慌——韦克菲尔德医生的理论认为是麻疹病毒引发肠道疾病并由此导致了特定类型的自闭症——但你没有找到任何麻疹病毒，对吗？”

“没错。”

查德威克检验的肠道组织样本和十一号先生拿走的那份样本不同——十一号先生携带的样本被固定在病理学研究常用的福尔马林中——查德威克检验的组织样本从病人体内取出之后，在五分钟之内就被用液氮冷冻起来了。尽管具有这个优势，并且在韦克菲尔德团队中拥有“协调研究员兼分子研究专家”的地位，但查德威克的检验数据并没有被公布出来，也没有写进韦克菲尔德向法律援助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之中。

我从查德威克的另一位导师那里拿到了这些数据，此人名叫伊恩·布鲁斯（Ian Bruce），一位受人尊敬的分子生物学家。当时，他执教于伦敦东南的格林尼治大学，为这位年轻科学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做出了担保。“尼克开发出了当时可能实现的最佳检验方式，用于在人体组织样本中检验麻疹病毒。”

韦克菲尔德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查德威克所做的PCR检测的灵敏度不够，PCR检测技术本身存在“严重的局限”。此外，他还说，检验结果出现了“假阴性”。

但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韦克菲尔德在显微镜中看见了麻疹病毒，但使用分子生物学方法——肯定比显微镜的灵敏度要高——反而一直找不到病毒。事实上，我和生物学系的本科生们谈起韦克菲尔德的观点时，他们哄堂大笑，觉得那就是一个笑话。

十一号先生并不知道韦克菲尔德和查德威克之间的分歧，但是，他知道韦克菲尔德不喜欢让外部机构进行病毒交叉检验。他将装有组织样本的瓶子交给皇家切斯特·贝蒂实验室的病毒学家罗宾·韦斯（Robin Weiss）处理，然后和妻儿一起回到了加利福尼亚。这位父亲等待着检验结果，一直等着。

“他们不愿意告诉我检验结果，”十一号先生告诉我，看起来依然很困惑，“坦白说，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十一号先生等了又等，他写过信，但还是没有收到任何回音。1997年的夏秋两季过去了，韦克菲尔德似乎总是很忙。他在当年6月将发现麻疹病毒的科研论文投给了《柳叶刀》；8月，他在《脉搏》上发表声明，煽动媒体；9月，他和医学院高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两个星期之后，他又搭乘飞机前往美国弗吉尼亚州，在一场反疫苗大会上发表演讲。

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十一号先生饱受煎熬。他听取了伦敦律师的建议，发出了他可能会提起法律诉讼的警告。然后，在检验结果已经无法产生任何影响的时候——此时媒体已经掀起了一场疫苗风暴——皇家切斯特·贝蒂实验室的病毒学家终于公布了十一号孩子的组织样本检测报告。

这一次，皇家切斯特·贝蒂实验室采用了另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判断病毒数量是否能够在人体细胞中增多。检验结果是：病毒数量无法增多。十一号先生让我看了报告，报告中这样写道：“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组织样本中并不含有麻疹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