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暗黑森林：令人困惑的矛盾
第一章 事与愿违
不合理啊！
那年在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大量的橄榄无人采收。老年人年纪大了，年轻人又看不上这份低廉的工资。在托斯卡纳，1985年的严冬摧毁了很多橄榄园，人们甚至懒得重新栽种，因为无法回本。钱少活多，橄榄种植成了一门濒危生意。
同样改变的还有那些小型家庭饭馆。这些小饭馆通常由妈妈经营，女儿帮厨，再在中午和晚上的饭口雇个小时工做服务员。随着很多国家的法律不再支持这类工作时长的零工，外出就餐变得越来越贵。许多小饭馆也像橄榄业一样不再赚钱。“我就是在给意大利政府打工，”一位饭馆老板表示，“既纳税，又创造就业，最后自己一分没挣着。”
我们给许多工作的定价，让它们无法在工业世界继续存活。人们需要较高的报酬或者薪水才能在这些国家生活，政府也需要税收，但并非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能负担起这些成本。擦窗户的活配不上手艺人的工资；在英国，每天送到家门口的牛奶所花的成本要比一瓶葡萄酒还贵。一旦不补贴，这些活就没人干了。
现在，很多基础的工作都需要极高的人力成本，只有负担得起的人才能享受高价的商品和服务。其余的人就唯有自助，自己摘橄榄，自己擦窗户，自己取牛奶。这也很公平。然而，尽管橄榄在意大利无人采收，在仅仅与意大利隔着一条狭长海域的阿尔巴尼亚，却有很多陷于极度贫困，迫切愿意为一点点钱去摘橄榄、擦窗户的人。每个富裕的国家都有自己的“阿尔巴尼亚邻居”。可如果让他们入境去做那些无人愿意做的工作，就需要有人承担他们的住宿、医疗乃至养老费用。因此，我们通常将他们拒之门外。
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这儿了。他们是我们城市的居民，但又不完全是。或许由于不够勤勉，他们为这个城市提供的价值仅够获得让他们自己在这个费钱的社会活下去所必需的薪水。不夸张地说，他们不够资格获得一份合适的工作。但他们是我们城市的居民，有权在这里生活，可以说，他们不仅有权谋生，更有权从事使生活有价值的工作。他们也是其他工作的消费者，只把他们当作潜在的廉价劳动力，让他们一直穷困，也抑制了市场需求。目前，让他们打零工，提供给他们微薄的薪水，似乎已经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了。1973—1989年，相较于整个西欧500万的新增就业人数，美国成功地创造了3200万的新增就业人数，但大部分都是“手停口停”的零工。
这是富裕社会的困境之一，然而困境还远不止于此。比如，体面的工作对于职场人来说也常常是甲之蜜糖乙之砒霜，有体面工作的人面对着很多的要求和期望。我曾邀请一位新入职伦敦银行的朋友晚上出来喝酒。“我晚上九点前没办法下班呀。”他说。“天天都是如此吗？”我问。“也不是，”他回答，“我的团队期望我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周六也如此，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大部分时候这都是一份令人兴奋的工作，薪水也高，但也真的耗人。”他那总被忽略的家属则表示：“这是个变态的体系，根本不合理，为什么你们不用两倍的人，每个人给一半薪水呢？这样所有人都可以正常生活。”
但是他们现在不会、将来不会，也不能这么做，除非他们不想保持竞争力。一位大型制药公司的董事长从另一个角度算了笔简洁的账：1/2×2×3=P。也就是，以五年为例，雇用核心业务一半的员工，付给两倍的薪水，要求三倍的产出，等于生产力和利润。其他的企业可能没有这么直白的公式，但也都是同样的思路：好工作、高工资、高产出，人数少。这造就了优秀的企业。
这样的工作并不适合所有人，尤其不适合那些希望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做其他事的人，例如，想要兼顾家庭生活的人。如果女性想要照顾家庭，这类工作对她们来说就太困难了，当然，对家庭投入度高的男性也一样。“我坚持要求公司为我支付国际电话费，让我能够在出差时打国际长途给我的孩子讲睡前故事。”一位身为客户主管的母亲表示。然而，为人父母不仅仅意味着电话里的睡前故事。
这样的工作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谴责社会中的年龄歧视，但是每周70小时的工作真的让人疲惫不堪。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我们的智慧在增长，但是精力在下降，有时候甚至只是精力在下降。如果没有现实映射，“倦怠”就不会成为流行语。在诸多此类过于充实的工作中，我们似乎将过去一辈子100000小时的工作塞进了30年，而不是从前的47年。但是，然后呢？对于那些不能再这样工作的人，我们真的不欠他们一份保障吗？隐藏在这些高薪工作和巨额工资背后的风险就是，或许有一天，你会变得不值这个钱。
如果我们没干什么傻事，大概率会活到75岁，那么一份30年的工作会留给我们20年或更多的非工作时间。把这些非工作时间统称为退休并不恰当，它给我们所有人提供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荣格认为，我们的前半生就是在为后半生做准备。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完全有机会走到人生下半场，但奇怪的是，我们对此毫无准备。许多人浪费了它。“我想要的就是生活不要有太多变化。”一位朋友说。很不幸，这很难实现。
这些困境和矛盾还没完。索尼公司前总裁盛田昭夫曾说，日本人在1989年的平均工作时长为2159小时。在德国，这个数字是1546小时。其他国家的时长在两者之间。他表示，年轻的日本人不会长久地忍受这么大的差异，尤其是当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妇女也开始参加工作。这种差距相当于他们比德国人每年多工作15个40工时的工作周。有人会想到，难怪东京的生育率降到1.1，是维持总人口所需生育率的一半。年轻人实在是没有时间既工作又生娃。在这样一个传统国家，这些工作传统将如何改变？何时改变？谁也说不准。但如果不改变，日本将面临民众日益不满、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的局面。盛田的言论引起了日本高层的关注，但在1993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仅8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改变。
此外，对于德国来说，挑战在于它需要让每一个德国人1小时的工作效能能够达到日本人1小时20分钟的工作效能。这样德国才能保证自己的竞争地位。哪怕日本人开始懈怠，这也是一项非常严苛的标准。尤其是对于现在统一的德国，这么高的标准会引发两种工作传统的冲突。
德累斯顿的一个朋友说：“工作曾经就是一个我们要去的地方，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不能一直高产出地工作，因为我们没有必需的工具或者零件。顾客也习惯了等待，而且干不干活我们拿到的都是一样的钱。”我很震惊。他继续说：“我不是说这是对的，或者作为一个体系是可持续的。但是，这意味着我们曾经有很多时间和精力给家庭、朋友，可以过节和娱乐。现在，”他惨笑，“全都是利润和绩效、薪酬和生产力。我想我更喜欢从前，而不是现在。现在这些有什么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与日本和德国有着共同的困境。当我们努力确保自己的生存时，这样做是艰难但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大多数人都幸运地解决了温饱，达到了生存之上的生活水准时，“生存之上”也带来了“现在干吗”“接下来干吗”的问题和各种各样的答案。这些问题越来越需要我们的领导人、企业、学校、医院和监狱作答，当然，更需要我们自己作答。有一个思路是重新定义生存。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不比别人差，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公司。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采纳这个定义，生存就会是一场无穷无尽的、必输的噩梦。只有一家公司可以成为行业领导者，总有更富有或更成功的邻居可以与我们进行比较。竞争是健康的甚至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但生活必须比赢更重要，否则我们几乎都会是输家。
以上可能并非预言，而是现实。1992年，严谨的无党派机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1977—1989年，美国经通胀调整后的个人收入增长了7400亿美元，其中2/3流向了最富有的1%的家庭。这些幸运群体的平均收入从31.5万美元增长到56万美元，增长了77%。在此期间，中产阶级的收入仅微涨4%。同时，还有四成的家庭实际上在这十几年的大发展后变得更穷困了。激励措施原本是增加财富的肥料，最终却消耗了他们创造的所有财富。
虽然以上数字的准确解读尚存一些争议，但很显然，财富在里根时代并没有很好地渗透到美国社会各阶层。其他国家也不例外，比如，英国的数字就非常类似：1993年的政府报告表示，1979—1990年，位于最底层的10%的人群实际收入下降了14%，而全国家庭平均收入增加了36%。其他成熟经济体的财富倾斜程度略低，但趋势是一样的。和以往一样，富人变得更富，穷人相对而言更穷，有时甚至是绝对值意义上的更穷。这个社会还能凝聚不散，全靠穷人的希望——在一个经济不断增长的世界里，寒门也能出贵子。
戈尔在成为美国副总统之前写道：
“我们在我们的文明中构建了一个虚假的世界，其中有塑料花和人造草皮、空调和荧光灯、打不开的窗户和永不停歇的背景音乐、不知道是否下过雨的白天、天空永远闪亮的夜晚、随身听和便携式电视、娱乐茧房、微波速冻食品，以及全靠咖啡因、酒精和幻想而跳动的困乏的心。”
如果他看到许多城市的城中村，这段话听起来会更糟糕。在这些“蛮荒之地”，有的地方每30秒就会无端地发生恶性事件，完全漠视人的生命和财产，麻木地、无差别地诉诸暴力。
戈尔的写作是出于对环境的关注，他本可以同样关注到人类的心灵。大多数人都深信，人是有智慧和灵魂的，我们不是偶然的神迹奇事或大自然进化的突变。如果我们舍弃了灵魂，只追求虚无的效率，那将是对人类所有进化的浪费。
中东的困境无休无止，非洲有残酷的战争与饥荒，还有我们无力拯救的全球环境，都要遗留给子孙后代。即便我们暂时忽略这一切，所谓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有足够多的问题引发我们的怀疑：我们本以为已经赢得的这条未来之路是否是条歧路？
好心的意外结果
千禧年只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概念，但是这千年历史的结尾奇妙地聚合了各种思想变迁，许多世代默认的事情也刚好在这个节点迎来终止，比如就业组织。
去年圣诞节，我们的家庭游戏是列出过去10年所有变得更好的事情，希望以此开心一下。在新西兰葡萄酒和临终关怀成为共识之后，我们陷入了沉默。有人支持CD随身听，有人支持手机，但是这些似乎很难归类为文明的进步。游戏很快就变得令人沮丧，不好玩了。
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事情已经变得更好了。它们归功于我们过去50年的努力，工业化社会的每个人都拥有了更多的东西、更多的设备、更好的医疗和住房，这都是好事。但当我们冷静地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就喜忧参半了——这些事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代价。过去50年是我这一代人的黄金时代，而我们正慢慢地步入自己的第三个阶段，开始脱离组织和全职工作。我们这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全新的世界秩序，遏制了核战争这个怪兽。但是，有些事我们没有预见到。
我们这代人利用技术的跃迁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但是很少考虑到那些从事曾经必不可少的工作的人失业了。许多人的工作在未来都不再有必要存在。比如，我们不再需要构建浮夸的黄页就可以愉快地卖东西，提供服务。
生产力提高的回报是日益新增的消费。连英国大肆吹嘘的《公民宪章》，从某种视角上都成了“客户宪章”。人们很晚才意识到过多的消费是有代价的。比如：驾车自由常常变成了堵车自由；当你遇到的每个人都是游客时，旅游的乐趣也就稀疏了。我们把消费作为衡量成就的标准，不知不觉中创造了一个攀比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贫穷仅仅意味着比平均水平差，哪怕这平均水平已经相当高。
我们误解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想法，以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顾好自己的利益，“看不见的手”就会进行神秘安排，让最终结果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我们宣扬个人权利和自主选择，却没有要求相应的自我约束，既不用关心邻居，也不需要考虑后代，自由成了特权和纯粹的自私。然而，亚当·斯密是一位道德哲学教授，并非经济学教授，他的理论建立在道德共同体的基础上。在《国富论》（A Theory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前，他已经在自己的权威著作《道德情操论》（A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强调，一个稳定的社会建立在“同情”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有尊重他人的道德义务。市场只是一种区分高效和低效的机制，它不能代替责任。
作为过去50年所有“进步”的结果，即使在富裕社会，人们的发展也参差不齐。放眼至全世界范畴，人们更是贫富分化加剧。纵贯整个世纪，我们怀抱着美好的初心，选择了管理、计划和控制的发展道路。我们曾认为，站在社会顶端的人最能看清前路，他们能够并应该为其他人规划路线，并确保他们遵循它。站得越高，看得越远、越清晰。我们将这种管理方法应用于我们的组织，也同样寄望于我们的政府为我们规划最优路线。尽管我们总是说，政府不应该干扰它们的人民，但我们并不真的这么认为。因为那样的话，人民也无法获得最大利益。我们试图规划和控制世界贸易和金融，以构建一个更环保的世界。我们曾认为对任何事物的反应都应该是理性的，我们应该可以打造一个很美好的世界。
这些并没有奏效。管理和控制在各地溃败，新的世界秩序看起来很可能以失序而告终。无论在家庭还是在工作中，我们都不能让事情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发生，当然，在全世界范畴看更不能。很明显，管理是有局限性的。
科学家将这种时期称为混沌的边缘，新的秩序将会在这个充满动荡和创造力的时代中诞生。大约400万年前，第一个活细胞从简单分子和氨基酸的“原始汤”中出现，没人知道为什么或者是怎么出现的。从那时起，宇宙就无可阻挡地走向了衰退、无序和混乱。然而，就在这一团混乱中，它成功地产生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物、植物、细菌以及行星和恒星。新的生命永远从旧的腐朽和混乱中涌现。
在圣达菲研究所，一群科学家正在研究这些现象并称之为“复杂性理论”。他们认为，这个理论与油价、种族关系和股票市场的相关性不逊于其与粒子物理学的相关性。米切尔·沃尔德罗普（Mitchell Waldrop）的书《复杂》（Complexity）记录了他们的研究，将混沌边缘描述为复杂系统可以自发适应和存活的地方。混沌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是不舒服的，就像我们现在的许多社会机构一样。
无法避免的矛盾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我们的问题和未来。如果矛盾的冲突和意外就是未来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感到惊慌失措。接纳矛盾是生活的特色，是与它共存和管理它的第一步。
我曾经认为，矛盾的存在显然标志着一个不完美的世界，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会被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组织起来。我相信，一定会有一种经证实正确的方法来抚养孩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完全不合理的；自由不一定意味着放纵、暴力甚至战争；一些人的富有并不一定意味着另一些人的贫穷。我们只是缺乏解决矛盾的知识和意愿，只是对事物的运作方式还不够了解，但最终，我们会有科学家所谓的“万物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我们会像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所说的，了悟上帝的心意。在我自己的领域，我写了很多书，并暗示必然有一种正确的方法来管理我们的组织和我们的生活，即使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它是什么。我被科学的神话所控制，坚信从理论上讲一切都可以被理解和预测，因此也可以被管理。
现在，我不再完全相信万物理论，也不再相信完美存在的可能性。我认为矛盾是不可避免、普遍存在和永恒的。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减少极端的冲突，将分歧最小化，理解矛盾中的谜题，但我们无法使它们消失，也不能完全解决它们或逃避它们，直到建立起新的秩序。矛盾像是天气，只能忍受、不能解决，我们能做的是缓解坏的、享受好的，并从中找到前进的线索。接纳、处理和理解矛盾是个人生活、工作乃至社会的必修课。
在我小时候，卧室里挂着一个印着格言的小相框：“生活就像高尔夫小调，没有粗粝，也就没有华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小相框，我家人都不玩高尔夫，可能是我母亲从慈善义卖中买的。这句话让我第一次认识到矛盾在人生中的必要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所谓选择，是上帝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这礼物本身就是个矛盾，因为选择的自由也意味着选错和过失的自由。二者一体两面，不可分离。我更意识到，恰恰是矛盾让生活变得有趣。如果真的万事如意，那么生活很快就会变得令人厌烦，毫无改变和前进的动力。相较于没有矛盾的天堂，我宁愿选择地狱。完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值得向往的。
这个结论对于我来说是一项启示。生活永远不可能一帆风顺、尽善尽美、一如所料。做事后诸葛亮容易，可人生总要向前看。从任何维度讲，我们想要创造价值，都必须利用矛盾、平衡矛盾冲突，并从中找寻创新的解决方案。美国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曾说过：“一流的智者是看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世行事。”如果他是对的，我们着实处于一个无能的时代，因为周围没有那么多一流的智者。英国经济学家E. F.舒马赫（E. F. Schumacher）说得很好：“（有些人）总试图追求终极解决方案，事实上，人生除了死亡就没有真正的终极解决方案。建设性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建某种程度的平衡。”
与矛盾共存，不舒服也不容易，宛如暗夜行路入林，阴森恐怖、四处荆棘、方向全失，每一步都困难，任何声音都被放大，哪里看着都危险，似乎最安全的做法就是站在原地不动。然而，当黎明到来时，你会发现路就在眼前，夜晚的声音原来是鸟儿的歌唱和小兔子在灌木丛里刨地。荆棘定义了路径，而非阻塞了路径。黎明时的树林成了一个与暗夜时完全不同的世界。
先知与国王
英国政治家托尼·本恩（Tony Benn）说：“我一直被告知，这世界存在先知和国王，国王有权力，先知有道义。”我选择站在国王这边，站在成事者这边。但是，每个国王都需要先知来帮助他在迷茫困惑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没人想要先知实际操盘。
先知并不能预言未来，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也不应该有人声称自己做到了。先知能做的就是说出他们所看到的真相。他们可以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指出事情并不是人们想要的那样。他们可以警告人们，如果不改变路线，前方有危险。他们能够且常常做的是指明谬误、偏见与不公，提供一种思考方式，一种看清困境、集中思想的方式。
先知不能也不应该做的是，指挥做事的人怎么做。让先知发令是在窃取他人的决策权。先知可以提供航海图，但不能规定舰队如何航行，驶向何方。
我希望本书能帮助人们更容易地透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困惑，看清自己的路。有些读者会成为各机构的领导者和高管，在我看来，当组织时代结束时，他们的机构将不得不找寻各自迥异的出路。然而，在其全新的形态中，它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有些读者会试图为自己的人生找寻意义，尤其是年轻人，他们面对的世界与其父辈成长的世界大不相同。这个世界没有太多现成的榜样可供借鉴，他们必须重塑自己的生活、目标、标准和优先级。
最后，我认为本书中的想法对各层级的社会治理者都会有用。当社会诸多的底层逻辑都已经改变时，社会治理者的责任更加重大。他们要找寻新的社会结构，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对正义的诉求，不仅是不同群体间的正义，更是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正义。
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生活、人生目标和责任。有些人陷于舒适的茧里，有些人还穷困潦倒。但是，无论哪个群体，如果生活的唯一重点只是自己的生存，那么我们最终会一败涂地。如果我们想要改变，就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