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理想的书房，应该是一个知识地图
虽然听杨早描述过陈平原教授书房的规模，但走进陈教授家的书房，我还是大吃一惊。客厅、餐厅以及通往厨房的墙体都是书架，几乎看不到露出来的墙面，整个客厅也堆满了书、杂志和资料。此外，陈平原和夏晓虹老师还各自有间书房，也被书塞得满满的。我们一行四人的到来，更增添了客厅的拥挤感。
陈平原教授随手把沙发上的书和资料挪了挪，我们和书挤在一起，喝茶、聊书。过程中，他反复提到找不到书的问题，这可能是读书人的通病。书越来越多后，书房的功能性就越来越弱，想找的书也越来越难找到了。陈教授坦言他理想的书房里，书不用太多，但要有舒适的阅读环境。然而，整理这么大规模的书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陈平原和夏晓虹都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对晚清及近代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陈平原教授除了文学史，还对大学、城市、声音和图像等诸多方面有持续研究，出版了晚清画报研究大作《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登上当年年底众多好书榜。夏晓虹教授多年从事晚清妇女文化研究和梁启超研究，著有《晚清文人妇女观》及多部梁启超研究著作。
从事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要涉及的面很宽很杂，古代、现代和外国都要涉及，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艺术的也脱离不开。所以，陈教授家的书房可以算是学术大百科，方方面面的书籍包罗万象，加之一直以来入得多、出得少，以至于形成了现在的书房规模。
多年前我在编《新京报·书评周刊》时，曾做过一个书房走访系列，每期一个版。那些年，我参观采访了很多文化名家的书房，后来，这个版面取消了，但这个计划一直在我心里留有念想。二〇一九年，我重启书房走访系列，走进作家、学者、艺术家、文化名家的书房。通过书房这条小径，抵达思想的彼岸，在他们构建的知识地图中，找到人与书的共情之源。
我的书房走访系列，就从陈平原、夏晓虹教授的书房开始。
绿茶：陈老师好，一进您的书房令我大吃一惊，这样规模的书房真是少见，我很好奇您的书房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规模的。
陈平原：多年前，《南方都市报》对我的书房做过采编。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叫《父亲的书房》，其实看一个人的书房，便能知道这个人的气质、兴趣等，同样的道理，看一个人的书房，也可以看到他孩子的未来。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从小在那个环境里长大，自然而然地会受到熏陶。其实，我们家当时只有很少的书，因为那时我们的房子都不大，所以有几本贵书已经很了不起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的书基本没有上交，我爸爸所在的汕头农业学校是一所中专，学生们来了以后就把书房里所有的书给封起来，贴上了封条，别的红卫兵来了就没有再去弄。后来，我妈妈自由了，所以就要求把书取出来，那些书就拿回来了。
那时候我已经在乡下了，爸爸还在干校里面，因妈妈已经可以出来自由活动了，就把书拿回我们家。我们家在一个山村里，就是我插队的地方。所以，“文革”期间，我和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不缺书。这一批书虽然没什么了不起，但对我很重要，因为我爸爸妈妈是教语文的，初中、高中的语文教材以及教师读本，还有各种各样的备课读本都很全。围绕教学，我爸爸有几方面的书，比如古典文学方面的、现代文学方面的，还有文学史方面的。又如，翻译方面的，主要是俄、苏的，这一类的书为下乡时期的我创造了一个很好的阅读环境。像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文革”以前出的，我们家就有；后来，我在中山大学念书时的老师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当时我家也有；北京大学的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的书也都有，尤其是王瑶先生的书，王瑶先生“文革”前出的书，我好像就缺一本。那个时候的中学老师是很厉害的，为了备课，为了研究，或是为了满足最终的阅读需求，连大学教材和大学教授们的著作家里面都有。当时我并没有认真地阅读，但不管怎么说，上大学之前家里这些书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但我后来检讨过自己的阅读趣味，应该说有一些缺憾，比如我们家没有现代派的书，因为我爸爸不喜欢，还有社会科学方面、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也很少。现在发现，人文科学这方面的书，早年的阅读除了提供知识以外，定下那个调子、那个趣味也十分重要，哪些东西你读得进去，哪些东西跟你有点隔阂，这些都会不知不觉地影响到日后的成长。所以，我才会专门写《父亲的书房》，其实是想说，五六十年前小时候的阅读，就知识含量来说不会特别多，因为家里的藏书跟我们今天完全不能比，但是那个时候对读书习惯的养成、读书兴趣的培养，还有徜徉书房的那个乐趣，以及对具体学科的鉴赏能力，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还在。
你问我的书房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局面。其实我不是藏书家，我的老师王瑶先生说书房分两种，一种是为读书而收藏，另一种是为收藏而读书，我的书房里基本上是常用书，除了个别有纪念意义的，我从来不考虑书值不值钱的事情。我们藏书是为了自己的阅读需要、研究的需要。
我和晓虹有一种特殊的状态，就是我们俩的专业本来就有重叠，但其实又各自有所延伸，加上研究近现代这一块的特点就是它必须古代也有，现代也有，外国也有，所以古今中外都会有。还有就是不能只有纯文学，只在文学这个圈里面打转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涉及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艺术的，加上我们本身读书的兴趣比较杂，所以我们家里的藏书不好的地方就是专业性不太强。比如，江晓原说他就做科学史、科技史，这样专业性就很强。
当然，我也有像晚清画报这样的一些小专题收藏。我在深圳演讲的时候，有一个人还专门提问，说他追着读我的书好多年，这次是特意从长沙赶过来的。他说最早读到的我的一本书，为什么今天不再往下做了，那本书就是关于明清插图的《看图说书》。我说很遗憾，因为那个我觉得做得不满意，但还会再往下做，这方面资料收集了很多，退休以后一定要把它做下去。这个和画报是两个系列，明清插图研究很有意义，因为插图在阐释文本的时候会有一些拓展，还有一些延伸的功能。将来我会专门做成一个专题性的著作。早些年我就是从这个地方入手的，对图像和文字的关系很感兴趣。画报是先有图才有文，文字配合图像，适应以后才跟新闻、艺术等其他的结合在一起。
绿茶：我今天带了一本您的《读书的风景》，谈大学时代的风月和读书。您从北大读博一直到现在，北大这个氛围，对您的阅读、研究和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能再谈谈您眼中理想的读书风景应该是什么样的吗？
陈平原：这本书印了很多版，中间也新增了好几篇文章。关于阅读与北大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讲：一方面就是相对来说，北大比别的学校在人文学方面要从容一些，北大要求你读书，而不是整天写论文。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过一点，之所以大学时不要发表太多文章，是希望你把水坝筑得高一点，这样放水的时候才会冲得远一点，要是有一点点就泄，你不可能走远。所以在北大，读书时间比较宽裕，读书的兴趣也会比较广泛。
另一方面，大家可能想象不到。你别看我的藏书这么多，但我不刻意去追求藏书的全，原因就是我靠着一座大图书馆，我怎么收藏都不可能比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多。所以，大套的书，不急着用的书，都是靠图书馆。家里的藏书，基本上是日常用的书，而特殊的藏书，还得靠图书馆。
绿茶：您还有一本书叫《读书是件好玩的事》，那种坐拥书城的感觉的确很好玩，但是现在的阅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手机阅读、知识付费等，导致我们的阅读被弄得支离破碎，感觉现在阅读已经不那么好玩了。那您觉得读书这件事情除了自己做研究，或者说好玩，还有什么样的趣味在里头，可以让更多的人投入到阅读这么一件好玩的事情中来呢？
陈平原：其实是这样的，专业的读书有时候会有功利性，或者说不能没有功利性，你想做什么事情，你必须穷尽资料，这是一种阅读；还有一种就是他不是为了具体的课题，而是凭着自己的兴趣来阅读。现在大学的问题是，很多人已经丧失了凭个人兴趣来读书的能力和意愿，都是为了写论文而读书。我想说，读书读好了会写作，但是不能为了写作而读书，要不你的趣味会特别窄。坐拥书城和漫卷诗书的好处是在专业阅读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阅读。我们不能完全排除网上阅读和手机阅读，我自己也有片段的、零碎的阅读，但必须有书斋里正襟危坐的阅读做底子，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变成一种纯粹的消遣，或者变成像杨早说的“知道了”。很多事情都变成“知道了”，就没办法进入，因为现在的资讯太多了，这样大的资讯流量过来，你会被冲得站不稳的。
阅读必须有自己的立场，有一套自己的主线，同时不排除、不排斥各种各样的风吹浪打。鲁迅说有的书是要靠数据计量来读的，有的书是随便翻翻的，只说一方面是不够的。所以我说，书房要连着网络。书房有自己的藏书，网络有外面的世界。
绿茶：您的学术脉络是很清晰的，有自己阅读的主线在那里，但其实也是一个个小专题的组合，像画报、文学史等，这些专题方向和专项收藏，在您的书房场景中大概是什么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陈平原：我没办法做到像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那样，她的地下车库很大，所以她把自己的研究分成一个个角落。刘梦溪也告诉我说，这个书房是研究谁谁谁的，那个书房是放什么类型的书的。我家书房就这么大，我们两人的书会互相交叉，所以没办法做到这么清晰。我的困难是，在不同的话题之间来回穿梭时会想找一些书，却一下子找不到。我做画报研究期间，也不是一年到头都只研究画报，中间还会不断穿插其他选题。除了日常的文学研究、思想研究之外，大学、城市、声音和图像也是我关注的四个研究方向，所以总是在不同选题中穿梭。
绿茶：您的学术版图这么大，旁征博引那么多，要怎么找到这些书呢？光靠记忆吗？
陈平原：有报道说，人在二十五岁以后记忆力就开始衰退了，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力。人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知识地图，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这比一下子获得某个知识更重要，因为学会这个地图的建构，即使现在忘记了，等你需要时也知道到哪里去找。所谓学术训练，就是建立这个知识地图，具体到每个人，就是建立自己的书库、自己的书房小径。所谓书房小径，便是知道在这么大的书房里，各种各样的小路会通到什么地方。其实到了一定时候你会发现，有读书经验的人，每个人的小径都不一样。
从画报角度来说，我因为有在世界各国讲学的便利，大体知道哪个国家的哪所大学的哪个图书馆有相关资料可寻。说起来，太容易找到资料固然对研究来讲便利了很多，但乐趣也少了很多。寻寻觅觅本身也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在不断的寻觅过程中，思路和眼光也会发生调整，像揉面一样，新的资料进来会挑战原来的设想。
所以，在整个学术界，需要一个知识地图。对个人的话，需要一条书房小径。
绿茶：您现在的学术和生活的比例是什么样的？
陈平原：很难说比例。除非有人来找，否则更多的时候是在阅读和搞研究，学术已经生活化了。我们通常是每隔一两个小时，休息一下，出来走走。
绿茶：能描述一下您理想的书房是什么样子的吗？
陈平原：理想的书房其实藏书不必很多，像我今天这样，并不是理想的状态。理想的书房，最好既舒适，又方便，还整洁。书多了，在北京会有很大的灰尘。不讲清洁，只是一味地追求坐拥书城，是不够理想的。书应该是用来阅读的，而且应该在舒适的环境中阅读。目前我已经在努力减少了，有兴趣的书、日常需要的书才保留，其他的书都去图书馆借阅。今天的书房，对我来讲不理想的地方是我想要用的书找不到。葛兆光告诉我一个经验，他和戴燕达成一个决议：我们书房就这么大，进一本出一本，保持恒定的数量，保证这些留下来的书真的对我们有用。我们没能像他们那样，而是每天都有大量的书进来，而出去的书很少。
绿茶：那您现在除了给老家捐一些之外，还有什么往外清书的手段吗？
陈平原：有学生要用的书就送给学生，还有一些书捐给老家图书馆，实在没用的就当废纸处理掉。但是送的速度很慢，虽然想送书，但整理的过程很漫长。
绿茶：您对书有占有欲吗？
陈平原：会有，凡是读书人都会喜欢书。从占有欲的程度来讲，夏晓虹比我严重，她是集邮出身的，凡是集邮的人，都有收藏癖。
绿茶：占有欲是爱书人的通病，那您书房中这么多的书，有没有一种或几种是您的镇房之宝？
陈平原：我没有这种类型的书，但有一些是对我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我不能散出去的书。它们并不是特别珍贵，这种有纪念意义的书只对我有价值，对别人就不一定有意义了。比如，我对《国故论衡》的初版本特别感兴趣，当时我是从网上拍下来的；我对鲁迅的几个早期本子特别珍惜，因为是当年岳父送的；我还对一本特别小的《唐诗一百首》很珍视，因为那是我小时候读过的。诸如此类，都是跟个人生活经验有关系的书。还有朋友的赠书，一般也不会往外散。
（陈平原 口述 绿茶 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