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百年社会生活变迁与掌故学
第一次到上海图书馆作讲座，感到很荣幸。这次能和大家交流，主要是因为最近我出了一本小书《故人故事》。故人故事，也就是旧人旧事的意思，由于内容涵盖近百年，因此也就牵扯到百年生活的变迁和掌故学的问题。这本小书这次在上海首发，说它是文化随笔也可以，说它是关乎社会生活的笔记也可以，但是从归类上来说，有一部分是属于掌故学的。内容相对比较杂，什么都有，也谈到了旧时的居住、服装、饭店，以及生活的细节场景等。
掌故是以笔记为载体的，笔记在中国文学体裁中，是非常特殊的形式，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随笔。笔记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史料笔记，也有人称作野史，是个人对某些历史片段的记录。还有读书笔记，指在读书过程中，每有心得，或者在多种书的校勘中，随笔记下来的内容。像著名的清代学者李慈铭，他的《越缦堂读书记》就属此类。再有一类，是社会生活笔记，这一类笔记相对比较多，而且最贴近生活。我们的正史主要记载一些国家大事，像朝代的更替、政治制度的改革、战争的攻城略地，等等。至于生活琐事、社会生活的场景、市井的变化，古人并不是很重视，所以正史不会记载这样的内容。皇家的祭祀、灾异、艺文是会有的，但是一般老百姓的社会生活，城市变化，史料是不多的，有些完全依靠笔记的记载。比如说我们想要了解北宋的城市生活，今天比较直观的是去看《清明上河图》，可以了解非常多的东西，当然这是绘画的材料。如果你要研究北宋汴梁，也就是今天的开封，那么最有价值的文字资料就是宋代孟元老所著的笔记《东京梦华录》，从市肆商旅、娱乐活动，到其他方面，非常真实地记载了社会生活的许多内容。到了南宋，社会生活笔记更多了，像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粱录》，还有像《西湖老人繁胜录》等。在宋代以后，社会生活与城市经济的繁荣程度关系很大，由于承载社会生活的主体是城市，政治背景决定了社会背景，这就牵涉了历史发展的大问题。
谈到城市，世界范围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规划性的城市，比如说北京，有中轴线等，国外虽然没有这种理念，但也有很多规划性城市，例如罗马、巴黎。第二类是弥漫性扩张发展的城市，比如说英国伦敦，我们的上海。这类名城原来都是从渔村、教堂、集市发展起来的，从一个点开始，越扩越大，没有太多的规划性。上海在清末开埠以来就开始有租界。和租界有关的，我们知道现在平行的几条路，例如北京路、南京路、延安路、淮海路，都是面向黄浦江的，这是因为当时在上海的列强要求划定租界，于是道路就都开向江边，因此上海基本上形成开放型的城市格局。2003年我在上海，和复旦大学的朱维铮教授对谈上海文化和北京文化的比较。一直有人说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朱先生更加激烈，他说上海不是移民城市，而是一座流民城市，从太平天国开始，从浙江杭州北上的，从苏北南下的，从安徽东进的难民，都集中到了上海，这就决定了它的城市文化特点。因此，城市文化是和大的政治环境与背景密不可分的。
一百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比生命还长，但是对于历史来说，只是短暂的一瞬。我们生活的这一百年的历史与社会变化，更超过了过去的两百年、五百年，甚至一千年，这是变化最疾速的一百年。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到1919年民国八年的北京政府时期，当时南北和谈，首都定在北京，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虽然由皇权帝制变成了共和制度，但是单论政治人物，很多主要的政治成员，基本上还是从清代过渡到民国时期。辛亥革命以后，各省的督抚不少都是原来清代的巡抚，实质的人员组成变化不大。第二个阶段是从1919年到1928年，军阀混战时期，直皖战争，直奉战争，虽然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和人们生活的不安定，但是军阀混战的影响面、波及面并不是非常大，不像全面抗战时期，也不像解放战争时期。那时的形势是，这边直系打皖系，那边各方军阀的姨太太们还在桌上打牌呢！谁打败了，通电下野就完事，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这样的军阀战争，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也不大，袁世凯以后，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总统换得不多，但是总理走马灯一样地换，一两个月、半年，甚至时间更短。
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后，国民意识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怎么去认识五四运动？应该说是从思想文化上产生很大影响的新思潮。但对普通人的生活影响如何？就值得思考了。比如我谈书札的时候讲过，我们今天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很多具有不同特色的书札，例如李大钊致胡适、胡适致徐志摩的信，用的完全是白话文。李大钊对胡适，信的开头就是“适之”，然后直截了当就是正文。落款是“守常”两字，免去了旧时的繁文缛节。徐志摩要到北京了，给胡适写信，开头也是“适之”，讲明明天几点到哪儿，都用大白话，非常简单。但是很多人，一般民众，或者旧时代的遗老，还是用旧的行文格式。旧式体裁在绝大多数的民众中，至少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给父母写信，还是“父母大人膝下”“父母大人尊前敬禀者”等，旧戏也依然是生活、娱乐的主流。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新文化运动对于文化人，影响的确很大很迅速，但对普通民众就不一定了。
1928年国民革命成功，随后，张学良东北易帜。1928年6月21日，国民政府宣布南京为国家首都，北京被称为北平特别市，上海被称为上海特别市。因此1928年6月21日以后，北平、上海两个特别市，可能不再是政治中心，但依然是文化与经济的中心。1928年到1937年，有的人称这段时间为“黄金十年”，我觉得不免夸大了，我们现在也不赞成这种说法，但是客观上承认这十年还是比较安定的，物价相对比较平稳。1928年以后，以国家法定货币代替了银圆，原则上一块钱法币等于一块钱银圆。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到了抗日战争前夕，一块钱法币远远不值一块钱银圆了。银圆虽然不允许民间流通，但是仍然是屡禁不绝，二者的兑换不是等值的。这十年，北平和上海的文化特点充分反映出来。上海属于新的、接受外来文化的地方，北平则属于传统文化的中心，尤其是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因此泰戈尔等人到中国来，都要到北平去。关于北京和北平的称谓，有的人说，1928年到1937年称之为北平，1937年改名为北京，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因为1937年把北平改为北京，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的，是我们不予承认的，如果将沦陷时期的北平称为北京，政治立场是错误的。所以北平的称谓，应该是从1928年到1949年。1928年到1937年相对平稳，尤其是教育，北平和上海都比较发达。
1937年以后就变天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人进入东北觊觎关内，到了1937年，就开始大肆入侵了，入侵北平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入侵上海是从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日本人轰炸闸北开始。从1937年到1945年，是大部分国土的沦陷时期。北平比较简单，就是1937年到 1945年都是沦陷期。但是上海不同，在沦陷期应该分为两个阶段，1937年“八一三”之后到1941年11月之前，应该算是孤岛时期。这个时期，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其他地区，但是不敢进租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珍珠港事变之后，日美宣战，因此，日军把英美人也都关到集中营或是驱逐，情况就不一样了。1941年11月到1945年抗战胜利，应该属于全上海的沦陷时期。1945年以后还有解放战争，到了1949年，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66年到1976年是“文革”十年，1976年到1979年是我们拨乱反正的十年。1979年到今天，是我们持续不断改革开放的时期，因此，我们的城市发展也非常快。从1979年以后，大批外来人口到了大城市，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首先是人口，我不太了解上海，就说北京现在城市里到底有多少老北京人？今天我们在座的“老上海”又有多少？其次社会大背景的改变，也使得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生活方式到思想理念都是如此。在这段时间内，作为笔记类的记载社会生活的东西，相对是比较少的。1949年以后，我们主张新的思想文化，认为写旧时代的东西是颓废、怀旧、不健康的，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时间，文字记载的笔记非常少见，记载社会生活的笔记，史料笔记即使有一些，也都有很多忌讳之处。
掌故的社会基础来源于社会形态，也来源于意识形态的变迁。“有一代人的心史，就有一代人的掌故。”
下面我们重点讲讲什么是掌故，什么是掌故学。掌故，最早是汉代官名，是执掌旧例、旧制的机构，追寻古礼，而不太清楚古礼的情况，于是就设立了一个机构，叫掌故，专为熟悉旧时的典礼、制度，尤其是礼乐的仪式，比如说祭天的礼仪如何？都可以到掌故那里去查询。发展到后来，掌故就不是这个含义了，而是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逸闻轶事。至于典故学，就是研究掌故的题材、种类、特色、价值的学问，也包括了掌故本身。例如我们今天请某位老先生来讲清代掌故、民国掌故，就是清代与民国的旧人旧事，也包括社会、生活上的逸闻轶事。掌故一般是有头有尾的事件，听起来很有意思。也有关于人物的，当然不是普通的老百姓，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政治人物、学术人物、演艺人物，他们本身的轶事，也称之为掌故。有些掌故会有不同的版本，或许原来语言文字的记载比较简单，或者是和别种口碑性的说法不一样，因此也会有较大的差异。
《故人故事》这本小书就是我兴之所至写来的某些旧人旧事，多是我亲身经历或辗转闻听，其实谈不上是掌故，与真正的掌故还有很大的差距。
有人说，我没有听说过掌故，但是听说过典故，这就涉及了掌故与典故的区别。典故是约定俗成的，有规范意义的、具体的词语的出处，比如说，朝三暮四、刻舟求剑、邯郸学步等，都是先有故事，而后变成了一个典，大家在叙述的时候，以这些典为依照，变成了一些成语，或者特定事件，成为约定俗成的东西。也有从掌故变成了典故的，比如我们常说的“东床快婿”，就来自《世说新语》的一个掌故。东晋太傅郗鉴为选女婿，派了一个使者到当时的士族、丞相王导家里去相亲。我们知道，王谢两家在江南是很了不起的大姓。王导家子侄知道使者是来招亲的，无不矜持，正襟危坐。唯独一位郎君在东墙边的床上坦腹而卧，完全没把相亲当回事。回去后，使者向郗鉴汇报，郗鉴一听就选中了他。这个人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文学家、大书法家——王羲之，这个典故就来自《世说新语》。掌故基本上是逸闻轶事，没有经过史料认定，不免带有主观成分和需要商榷的内容，但是一些耳熟能详的掌故，也会逐渐成为典故，这是不完全一样的。掌故无须规范用语，叙述也相对复杂一点，这是掌故和典故的区别。
下面我们谈一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掌故类笔记。
首先，掌故类笔记的鼻祖就是《世说新语》，有的人把它看作小说，事实上，它是有依据的。它的作者是南朝刘宋的宗室、临川王刘义庆，他是贵族，见闻多，结交也非常广泛。一部《世说新语》，分为二十八个门类，例如风雅、品德，将前朝或本朝轶事按不同的内容归类。他很熟悉贵族社会，所以《世说新语》是有依据的。刘义庆的记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到了南齐萧梁时刘孝标就为他作了注，什么叫注？这是大有学问的，注是对原文的注释，不仅仅是词语的解释，还有对某一件事情的延伸，它能够把某些刘义庆没有提到的东西补充进去。刘孝标也是南朝人，只隔了一代，所注内容已经丰富很多了。到了近代，又有学者余嘉锡作笺疏。注是注原文的，笺疏是给注作注释的，余嘉锡引用了大量的史料，使《世说新语》在人物、史实方面有了大量增加。因此在典故类的史书中，《世说新语》完全可以作为重要史料引用。唐宋以后的书很多，魏晋时期留存的书很少，《世说新语》被大量征引，就是因为它有严谨的考据，这是掌故类笔记的始祖。
唐代也留存有很多笔记，像《朝野佥载》《大唐新语》《封氏闻见记》《唐摭言》等都是著名的掌故类笔记。
到了宋代，掌故类笔记更多，有一部很有名的叫《齐东野语》，它的作者是南宋著名的词人周密，可能喜欢文学的人比较熟悉。其书记载了大量南宋的典故，内有很多当时的逸闻轶事，内容很杂，包括名人轶事、社会交往等。周密还有一部非常重要的《武林旧事》，和它比肩的就是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了当时临安（今杭州）的景况。记载南宋掌故的还有王明清的《挥麈录》，也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野史，是史料上的个人补充。掌故是有人物，有事件发生的始末，虽然叙述相对简单，但还是非常有可读性的。在当时的笔记中，也有些不属于掌故类，但都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例如《武林旧事》叙述当时临安的市肆街巷风貌，不属掌故，但它也是社会生活的笔记。
再近一点，有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万历野获编》是明代史料性的掌故类笔记，记录了很多明朝初年的事情，例如靖难之变等。这些与正史的叙述可能有所出入，是不同的版本，可以作为旁证和参考。《万历野获编》着眼于作者所处的时代，是从明朝初年到万历末年的事件、人物的记录，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虽然是掌故，但是它有很强的史料性，是明代笔记中质量最高的。
谈到近现代的笔记掌故，不得不提的是黄濬（秋岳）的《花随人圣盦摭忆》。首先要说一说黄秋岳这个人，他和上海有密切的关系。他出生于福建，从小就聪明，才气高。梁启超做财政部部长的时候，他给梁启超做过秘书。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后，黄秋岳身为简任级秘书。什么叫简任？部长级的官叫特任，司局级的官叫简任，处长级的官叫荐任，他就是司局级的秘书。他的学问很好，结交也很广泛。从1934年开始，他在《中央时事周报》上，一段段地写《花随人圣盦摭忆》，全部用文言文写，写的是他所知的清末民初史料，价值极高，文笔非常好。但很可惜，黄濬为了自己的私利，做了民族的罪人。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陈绍宽做海军部部长，向蒋介石呈递了在吴淞口防御日本军舰的布防材料，后来黄濬把这些材料全部出卖给了日本人，以此来换取日方的金钱。他的儿子叫黄晟，父子两个都是汉奸。两个人同时在南京、上海出卖情报，上海、南京两头跑。日本间谍戴了一个呢帽，他也戴了同样的呢帽，都到同一家饭馆吃饭，帽子挂在一个衣架上，情报藏在帽子里，临走时互换呢帽，交换情报。后事情败露，蒋介石震怒，下令处以极刑，父子两个人在南京同时伏法。黄家在福建是了不起的大家族，他们的后人也有很高的成就，黄濬的《花随人圣盦摭忆》可以说是近代掌故笔记中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因此，1943年瞿兑之先生为之刊行。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中华书局印成了竖排繁体字本，十六开。可能我们读起《花随人圣盦摭忆》来有些困难，全部是文言，但是其史实交代非常清楚，是价值很高的掌故类笔记。陈寅恪先生认为，《花随人圣盦摭忆》在“近来谈清代掌故诸笔记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
还有一部掌故类笔记，目前还没有面世，我为此也做了很多工作，就是郭则沄（啸麓）所编写的《知寒轩谭荟》[1]。郭则沄原来是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也是北京的名士，20世纪30年代沦陷初期，他坚决不就伪职，在北京北海旁边的团城上面成立了一个古物研究所，召集了一些旧时士大夫，每周聚会一次，聊一些掌故，或者交一篇掌故类的笔记，后来郭则沄就编成了《知寒轩谭荟》。因当时历史背景所限，这本书没有刊行，刻了一百部油印版，我有其中一部。郭则沄是1946年去世的，和他一起参加聚会的人，例如吴廷燮、夏仁虎等也都是当时的北京耆宿，这些旧时的文人聚集起来，做了这么一本讲旧时的典章制度、人物、古建、工商、艺术等方方面面的掌故，一些清代的典章制度由来都说到了，始末缘由记载得十分清楚，所以我觉得《知寒轩谭荟》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现在北京出版社已经在排印，不久就会出版。
1949年以后，没有多少新的掌故类的笔记，我想应该提到的是《春游社琐谈》。这本书是张伯驹编写的，虽不是价值很高，但是很难得。张伯驹是大家熟悉的大收藏家，他把很多藏品捐献给了故宫，和陈毅交往也很多。他后来被保护性地调离北京，到吉林长春当文史馆员，为博物馆鉴定做了很多事情，但也是一个闲差。那个时候反右刚刚结束，张伯驹在吉林待着没事，就找了很多学者和旧时文人，如于省吾、苏州周瘦鹃等，也有很多上海人士，都参加了春游社，有几十位成员，每个人谈一段。为什么说它价值不是很高呢？因为它对一个事情的始末叙述得不是很清楚，有些事情也是道听途说。但是非常难得，因为它成书于20世纪50年代，没有印刷，到了改革开放后，北京出版社才把它刊印了。
其他的很多撰写掌故的作家，无法一一列举，仅随意举几个人。一个是上海的包天笑，后来移居香港。他的掌故有所侧重，包天笑混迹于演艺圈，尤其是民国时代上海的演艺圈，他非常熟悉，所以他的掌故侧重于演艺圈的逸闻轶事，也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八卦”。到了老年，他也出了《钏影楼回忆录》及其续编，洋洋洒洒几十万字，每件事情的叙述，都是比较长的，不是几十个字就解决的。包天笑活的岁数比较高，九十七岁在香港去世。还有一位是上海人比较熟悉的“补白大王”郑逸梅，也写了很多掌故。我在1987年去拜访他，他的精神、记忆力都很好，爱好也方方面面都有。但是有一个缺憾，就是每则掌故都太短，有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郑逸梅先生交游广博，知道的旧事也非常多，但是有的也存在记忆上的偏差。还有一位是中国台湾的掌故大家高拜石，很有名的一部书是《古春风楼琐记》，大家可以看看，但是不要全部相信，他写的政治生活方面的掌故非常多，包括清代的政坛掌故也有很多，但是不可靠的成分也相当大。所以读高拜石的东西，不能认为是信史。
还有一位是中国台湾的唐鲁孙，喜欢美食的人们都知道。所以有一个误解，认为唐鲁孙是专门写吃的，实际上不然。他是珍妃家的侄孙辈，腹笥甚宽，著作有很多，后来大陆出了其中十三种，里面写饮食的不过两三种，其他很多是写历史的。由于他的社会交游很广，所以一些材料我们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也有的是耳食之言。例如写我的伯曾祖赵尔巽收服张作霖的事。张作霖当时是绿林，不肯为朝廷所用，他提出来，如果要大帅降服我，那就请赵大帅给我包鸡舌头馅儿的饺子。大家想想，一个饺子馅儿有多大，鸡舌头有多大，要找多少只鸡才能包鸡舌头馅儿的饺子？后来东拼西凑，几百只鸡给他包了十八个鸡舌头馅儿的饺子，张作霖只吃了两个。后来据他说最佩服的人就是赵大帅，觉得从包鸡舌头馅的饺子就可见诚意云云。为此我去查了很多材料，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记录，所以我很怀疑唐鲁孙写东西的出处可能是道听途说。他关于清宫、民国时代的逸闻也很多。还有很多作者，更近一点的是上海的邓云乡先生，他也是熟知掌故的。邓云乡先生是我的长辈，我们也很熟悉。应该公允地说，他写的东西很好看，原因就是里面兑的水很多，他能把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东拉西扯，说得很复杂。掌故如果干巴巴的，全部是骨头没有肉，是没法看的。邓先生写的掌故不但有肉，而且还兑了水，读起来有意思。他关于文化类的掌故写得也很多，例如《文化古城旧事》等，但是也有错谬之处。
掌故的内容和范围，以及叙述体裁不拘。我们写书信，有固定的格式，诗词也有格律，但散文应该怎么写没有定例。最好的掌故是亲历亲闻，把“我”放进去，如果没有，也最好是亲闻，如果是第三手、第四手炒的冷饭就差了。所以有人说，掌故是活的学问，也是活的历史，都是和个人生活有关系的。读掌故可以开阔阅读者的视野，提高对文史的兴趣。《史记》你可能读着还有点意思，如果读《资治通鉴》，可能觉得有点枯燥，读不下去。但是读掌故，就会提高对历史的兴趣。啊，原来还有这么回事？那么正史上是怎么说的？你由此会再去查史料。可以这么说，有的人对文史发生兴趣，是由两个方面入门的，一个是从诗词入手，朗朗上口的韵文，最容易接受。另一个就是掌故，先读了掌故，再了解正史上怎么说，由此及彼、由旁及正。掌故好懂，有故事性，便于阅读，带你进入了文史的世界。但是掌故不免带有主观性质，我写一些随笔的时候，尽量想克服主观色彩。人对于周边的事情，不能以自己的好恶审视，还是应当以旁观者公允的态度来看待。但是有些人对一些掌故类的东西，不免带有主观成分、主观意识，这是需要注意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记忆的偏差，例如，我一直认为我第一次来上海拜访许多老先生，是在1986年，我在很多书里面也写的是1986年。最近，有人给我抄录了黄裳先生的一段日记，1987年5月22日，我到他家去拜访他，告诉他李慈铭晚年的日记——《郇学斋日记》是怎么失落了，后来怎么被樊樊山借去不还，后来我社出版了影印线装本，等等。黄裳先生记录得非常详细。那段日记是在他的日记本里面，分明是1987年，我的记忆肯定是偏差了，这是我的错。很多日记，就会证实一些东西，你自己的随笔，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错误的记忆。我也会有记忆的偏差，我的小书《故人故事》中有个问题，红豆馆主溥侗死在上海是哪一年，是1950年，还是1952年？我这本书写的是1952年，现在声明一下，我错了，应该是1950年。后来从历史背景想想，也应该是1950年。有件事可以印证，就是溥侗死了以后，梅兰芳住在马斯南路，赶过来吊唁，那天下着暴雨。中国人的规矩是人死了棺材钉了钉子，不能够再打开，为了梅兰芳和溥侗的交谊和感情，竟然破例重启棺盖，梅兰芳抚棺痛哭。那么到底时间是1950年还是1952年呢？我考虑了一下，先不说其他旁证，就以社会背景而论，也应该是1950年。因为1952年梅兰芳已经当了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政治觉悟提高了，立场鲜明了，溥侗却是有一些政治污点的人。他是旧贵族，后来曾经在汪伪政府挂了虚职，梅兰芳不大可能在1952年再有那样的举动。但在溥侗死的1950年政治气氛还没有那么鲜明，梅兰芳的政治立场也还没有那么分明。反复印证，1950年是对的。想来谁都不免有一些记忆上的偏差，一般而言，掌故不可以作为史料引用，只可以作旁证。
接下来，我要谈谈民国时期掌故学的勃兴。民国时期对于掌故学非常重视，民国以后，中国的政体和国体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实际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其实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皇权制度社会。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两千多年的皇权社会也彻底终结，开始了共和时代。因此，政治体制和国家体制的变革，使得文化人更加留意前代的见闻，这是民国以后掌故学勃兴的原因。有人认为掌故学不过是野史，其实不然。掌故学是中国学的一门学问。梁启超在1898年制定高等教育学科的时候，曾将人文科学分为两大类，即普通学和专门学，比如说文字学、古典文学、历史学等，都是必读的普通学。中国历史是普通学。此外像敦煌学、音韵学等，那就是专门学了。掌故学是普通学中的一门，而且是必修课，学人文科学不修掌故学，没法毕业，所以民国掌故学是很勃兴的。民国时期关于掌故学，一些学者不但有自己的理论，还有著作，最著名的就是瞿兑之（宣颖）先生，瞿兑之的学问非常好。在民国初年，国学大师级的人物，是王国维先生和梁启超先生，再晚进的，可以说学问最好的一位是陈寅恪先生，另一位就是瞿兑之先生，他可以和陈寅恪先生比肩。但是他的知名度不高，有多种原因。瞿兑之是清末温和派大学士瞿鸿禨的幼子，家学渊源，经史之学兼及。后来在敌伪时期做过文职，稍有非议。瞿兑之和徐凌霄、徐一士都是非常推崇掌故学的。徐凌霄和徐一士是堂兄弟，他们的上一辈徐致靖，是参加戊戌变法的人物，虽然没有在六君子之列，也没有被杀头，但也是革职永不叙用。徐凌霄做过掌故学的教学，徐一士著有《一士类稿》，他们对包括近代在内的掌故都十分倡导、重视。
掌故学必须有一个基础，就是读书的广博，掌故在中国图书分类中属于说部，也是杂学。如果读书涉猎面窄，就达不到要求。你专门搞小学、考据学，别的书不读，也不能算是广博。掌故学必须博览群书，什么都读，最好是对古今中外整个社会的闻见，都有所涉猎，所以读书广博，是掌故学之第一来源。第二个来源是社会阅历，社会阅历在过去常常和做官连在一起，如果天天在家里，根本不入仕，也不行。一个人不能迷恋做官，但是这个人也不能完全没有入仕，不入仕就谈不上出世。所以说，必须要有比较广博的社会阅历，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必须有较高的见识，才能成为掌故的学术大家。另外，社会背景和大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形式，百年生活的变迁与掌故学其实有着极大的关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是掌故学的空白时期，这是政治大环境造成的。形成这一结果也是由于一直以来，我们提倡新的学术观点，不提倡旧学，而过去撰写掌故的多是旧式的学人，落伍于时代，所以学界多以别样的眼光来看待，掌故学遭到排斥，这种观念也是导致掌故学衰落的原因。
最后谈到掌故的史料价值和社会意义。掌故，虽然不能看作信史，但是有丰富内涵。它可以包括个人经历所及，也包括对前代事件和人物史料的汇集，对前人掌故的整理研究，还包括对同一事件的互相印证。掌故学是中国学的一部分，是口碑记录的历史，虽然它也形成了文字，但并不是一种文献历史，只是对于文献历史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