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写给故乡的历史小说

常智奇

上世纪80年代，杨广虎正在西安求学，他就带着我在西安的一位朋友的推荐信来到我家与我谈文学。那时候，我就知道他在宝鸡上初中时就开始发表小说和诗歌。2002年，我来西安工作后，经常在一些报刊上看到他的文章，知道他是一位活跃于文坛的“70后作家”，在《延安文学》《诗选刊》《安徽文学》《天津文学》《延河》《百花园》等国内外文学刊物发表文章600多篇，出版个人作品集多部，也获得西安文学奖，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理论奖，第三届陕西文艺评论奖，第二届中国徐霞客散文游记奖、第五届中华宝石文学奖等，曾有三部作品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基于他不凡的文学实力，我在改刊《陕西文学界》后不久，就在《青年作家栏》介绍过他，配发了陕西师范大学张志春教授为他写的评论。

癸巳年秋月的一天，我正在岐山周公庙参加一个散文笔会，广虎来电说他写了一部关于宝鸡名仕“党崇雅”的人物传记历史小说，邀我为他写个序。

党崇雅是明末清初西府宝鸡一位很有影响的“大官”，因其曾被授国史院大学士而入阁，老百姓称之为“党阁老”。阁老是明清之际时人对入阁官员的一种通俗又不失尊敬的称呼。清时，内阁制多有变化，称谓上也有些不同，但入阁实际上就是拜相。

我在宝鸡生活多年，关于“党阁老”其人其事在民间流传的很多故事早有耳闻，但《明季北略》《宝鸡县志》等一些正史的记载与之出入很大。到底是民间传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还是正史记载歪曲了这个“为民请命”的历史人物形象。这个问题至今争论不休。当然，小说不是历史教科书，小说需要想象和虚构。然而，历史小说创作需要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真实。这就需要作者对当时的历史真实进行缜密地梳理，把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历史的判断与审美的判断有机地统一起来。

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个人在历史前进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限的。历史小说的文学创作如何走出历史的“故纸堆”，如何把风云变幻、尘封已久的复杂历史事件和人物挖掘出来，在还其历史本来面目的基础上又大胆想象和虚构，使人物命运透射出历史发展的光影，让人们充分了解历史上的“党阁老”。通过文学形象的塑造，推陈出新，让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鲜明化、形象化、立体化，青年作家杨广虎担当了这一责任。

广虎生在蟠龙塬，从小耳闻目染，听到大人讲过许多“党阁老”的故事，独隐秦岭终南山，经过十余年对明清历史资料的苦读，特别是对一些细节的发掘，加上他独有的审美感受和文学见解，颇具影视文学的画面质感，历时三载，终于完成了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

看了这部人物传记历史小说，我有以下几点感受：

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用文学的形式艺术地再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源在于其种种复杂的内外部矛盾。”这些基本观点。明清易帜，朝代更替，这是矛盾发展的结果，历史的必然。时势造英雄，凡是有作为的人，对社会历史都曾起过一定作用的人，都程度不同地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些痕迹。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个体，社会前进的一分子，党崇雅被历史所挤压、推掀、胁裹，其所作所为，往往不完全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历史推动的原因，也有个人选择的因素。作者在这方面有自己辩证思考的整体性。

二、站在民族大团结的角度，表现一个封建士大夫的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是一种国家思想观念下的生活品德，对于政权集团内部的上层政体的政治人物来讲，自觉维护国家和政权利益是其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和义务。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和社会，上层建筑的政体掌控者一定要以博大、宽阔、仁慈、和善的情怀关爱我们每一个民族和公民。中国历史上两次少数民族建朝，一次是有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建立元朝，一次是有英明远虑的努尔哈赤建立清朝，许多汉民族的精英立朝辅政，实现了民族团结、融合和发展。党崇雅就是一例。不管怎样，一个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一粒沙子，只要爱国爱民，顺应历史发展，就不会被历史淘汰。

三、坚持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深受儒家教化、诗礼传家的党崇雅，在社会历史的巨变中，更朝换代三易其主，政治动荡，人格撕裂，气节隐匿，装聋卖哑，逍遥不党。他既非阉党，也不是东林党，置身于朋党斗争之外，关注民生疾苦，做好本职事务。有人说他与时俱进，有人说他随波逐流，有人说他做官圆滑，毫无操守；有人说他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是智意之材；有人说他是奸佞降贼，见风使舵的失节政客；有人说他是“良禽择木而栖”，投诚仕清有眼光等等，但最终被乾隆皇帝定为“贰臣”。这就需要我们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客观公允地评价，探幽发微，不能拿现在的眼光去判断和衡量当时的人和事。党崇雅作为那个时期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有其先进性的一面，也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一面。这部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知识和个人成长经历，特别是他深处明末清初三十年的复杂环境中，所做所想、心理斗争，便于我们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了解这个人物。

四、注重细节虚构，写活历史人物。作者选取明末清初三十年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作为背景，在大明、大顺、大清的三朝更替、朋党之争、满汉对抗，各种矛盾尖锐的斗争中，用生活细节突现党崇雅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写他圆滑的迫不得已；写他感情的自然流露；写他进退在朝野之中的必然性。作者把历史文献、野史逸闻、民间传说、宫廷朝政、隐士文化、地域风情、旅游文化、土地户籍、法律财政等糅合在一起，既是明清的“上河图”，又是生活的“浮世绘”。作者给党崇雅的政治人格中注入诗人的浪漫气质，在政治人格与文化人格的统一中展开细节的虚构和描写，把零碎、散漫的历史材料贯穿起来，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中传达自己的文学观念。

党崇雅告老还乡，悔恨交加，在宝鸡太平堡先后十年间所写的诗集《鹃失啼》自序中说：“曾闻鸟之鹃者，愧德不灵，若遂自亡，化而为鸟，血鸣达旦，余曷鸣乎，惟德不朽，生其具耳，是以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卫武公行年七十，而兴淇澳绿竹之感。原所存出，岂无谓哉，余也按步循墙，讵敢自外于古，不了之生，逼八十矣。视彼五十，七十，课行若何，昼为夜息，旦气若何。追昔泣今，此心之悔，翻天覆地。犹然我也，秦人不自哀，谁其哀之，亦曰：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且得一寸心，容此万斛愁，芦灰可止滔水也耶？二子能指东南翔雍耶？凿井窥天，倾肝沥胆，卒至竭思，血枯归化，不得结舌无声，人乎鸟乎，向谁鸣乎。故曰《鹃失啼》。”他的悔恨之心，可见一斑。他是一个三朝元老，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和行为方式。

党崇雅不被世人完全理解，是因为我们还有许多不知道的历史真相。这一探索精神，在广虎的笔下得到了充分地诠释，有助于警示后人。

以史为鉴。广虎是宝鸡人，他创作这部小说，是对故乡往昔历史上的一些人事的回望。多年前，他曾说过，要为故乡写一本书。这部作品既是写给故乡的，也是写给整个社会的。

故乡在何方？在远方，在遥远的地方；在生命的童年里，在遥远的记忆中。

一个人的背影在历史的大幕下，在岁月的冲击和覆盖下，变得日益模糊，很不清晰。但对故乡的情感永远是鲜活的。

故乡不仅仅是每个人地理意义上出生的地方，也是心灵深处的一片“净土”，心隐的地方。

这块心灵的芳草地，在每个人的情感深处。四十不惑的广虎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以一颗平静之心创作了这部人物传记历史小说，很不容易。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一部富有情感色彩的地理志，一部人性命运史，一部隐士生活的心灵史。

我祝贺他，是为序。

（研究员、著名文学评论家、原《延河》杂志执行主编、陕西省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