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在这犹如巨型蚁冢般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找一份工作不算什么难事，当然，我是说只要你不对工作的种类和内容过于挑剔的话。
开事务所时我与编辑工作打过相当多的交道，同时自己也写过一些零碎的文章，这个行业里也有几个熟人。因此，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来赚取一人用的生活费，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况且我原本就是个无须很多生活费的人。
我抽出以前的手册，开始给几个人打电话，并且开门见山地询问有没有我力所能及的事做。我说自己因故闲居游荡了好长时间，而现在如果可能，还想做点事情。他们很快给我找来了好几件事。都不太难，基本都是为公关刊物或企业广告册写一些填空补白的小文章。说得保守一些，我写出的稿件，估计有一半毫无意义，对任何人都无甚价值，纯属浪费纸张和墨水。但我什么也不想，几乎机械地做了一件又一件。起始工作量不大，一天做两个钟头，然后就去散步或看电影。着实看了很多电影。如此优哉游哉地快活了三个多月。不管怎么说，总算同社会发生了关系。想到这点，心头就一阵释然。
进入秋季不久，周围情况开始出现变化。事情骤然增多，房间里的电话响个不停，邮件也多了起来。为了洽谈工作，我见了许多人，一起吃饭。他们对我都蛮热情，说以后要多多找事给我。
原因很简单：我对工作从不挑挑拣拣，有事找到头上，便一个个先后接受下来。每次都保证按期完成，而且任何情况下都不口出怨言。字又写得漂亮，几乎无可挑剔。对别人疏漏的地方改得一丝不苟，稿费少点也不流露出任何不悦。例如凌晨两点半打电话来要求六点以前写出二十页四百格稿纸的文章（关于模拟式钟表的优点，关于三十到四十岁女性的魅力，或者赫尔辛基街道——当然没有去过——的美景），我肯定五点半完成。若叫改写，也保证六点前交稿。博得好评也是理所当然的。
同扫雪工毫无二致。
每当下雪，我就把雪卓有成效地扫到路旁。
既无半点野心，又无一丝期望。来者不拒，并且有条不紊地快速处理妥当。坦率说来，我也并非没有想法，也觉得大概是在浪费人生。不过，既然纸张和墨水遭到如此浪费，那么自己的人生浪费一些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是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我们生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浪费是最大的美德。政治家称之为扩大内需，我辈称之为挥霍浪费，无非想法不同。不过同也罢不同也罢，反正我们所处的社会就是如此。假如不够称心，那就只能去孟加拉国或苏丹。
而我对孟加拉国或苏丹无甚兴趣。
所以只好一味埋头工作。
不久，不仅公关刊物，一般杂志也渐渐有事找来。不知何故，其中多是女性刊物。于是我开始进行采访或现场报道。但较之公关刊物，作为工作这些也并非格外有趣。由于杂志的性质，我采访的对象大半是演艺界的人。无论采访何人，回答都千篇一律，无不在预料之中。最滑稽的是有时候经纪人首先把我叫去，叫我告诉他打算问什么问题。所以，其答话事先早已准备得滚瓜烂熟。一次采访十七岁的女歌手，问话刚一超出规定的范围，旁边的经纪人当即插话：“这是另外的问题，不能回答。”罢了罢了，我有时真的担心这女孩如果离开经纪人，十月份的下个月是几月都不知道。这等名堂当然算不得采访，但我还是竭尽全力。采访之前尽可能调查详细，想出几个别人不大会问及的问题，问话的顺序也再三斟酌。这样做，并非指望得到特别的好评或亲切的安慰。我之所以如此尽心竭力，只是因为这对我是最大的乐趣。自我训练。我要将许久闲置未用的手指和大脑变本加厉地用于实际的——或者可能无聊的——事务上。
回归社会。
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这在我是从未曾体验过的。除几项固定的工作外，临时性事务也接踵而来。无人愿意接手的事肯定转到我这里，招惹是非的棘手事必然落到我头上。我在社会上的位置恰如郊外一个废车场，车一旦发生故障，人们就把它扔到我这里来，在人皆入梦的深夜。
由此之故，存折上的数字前所未有地膨胀起来，而又忙得无暇花费。于是我将那辆多病的车处理掉，从一个熟人手里低价买了一辆斯巴鲁Leone。型号是老了一点，但一来跑路不多，二来附带音响和空调，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乘这样的汽车。另外还搬了家，从距市中心较远的寓所迁至涩谷附近。窗前的高速公路是有点吵闹，但只要对这点不介意，这公寓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和好几个女孩睡过觉，都是工作中结识的。
回归社会。
我知道自己可以和怎样的女孩睡，也知道能够和谁睡、不能够和谁睡，包括不应该和谁睡。年纪一大，这种事情自然了然于心，而且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适可而止。这是非常顺理成章而又开心惬意的事。谁都不受伤害，我也心安理得，没有心绞痛般的震颤。
和我关系最深的，仍是电话局那个女孩。同她是在一个年末晚会上相识的。双方都喝得大醉，谈笑之间，意气相投，便到我住处睡了。她头脑聪明，双腿十分诱人。两人乘那辆二手“斯巴鲁”，出去到处兜风。兴之所至，她就打来电话，问能否过来睡觉。关系发展到这般地步的，只她一个人。而这种关系哪里也到达不了，这点我知道，她也清楚。我们两人共同悄悄地拥有人生中某种类似过渡性的时间，它给我也带来了一种久违的静谧安然的朝朝暮暮。我们充满温情地相互拥抱，卿卿我我。我为她切菜做饭，双方交换生日礼物。一同去爵士乐俱乐部，喝鸡尾酒，而且从未有过口角，相互心领神会，知道对方的欲求。然而这关系还是戛然而止，如同胶卷突然中断似的，一夜之间便一切成为过去。
她的离去，给我带来的失落感意外的大，很长时间里，心里一片空白。我哪里也没有去。别人纷纷告离，唯独我永无休止地滞留在延长了的过渡期里。现实又不现实的人生。
不过这并非是使我感到空虚怅惘的最主要原因。
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由衷地倾心于她。我是喜欢她，喜欢和她在一起。每次在一起我都能度过一段愉快的时间，心里充满柔情。但最终我并未倾心于她。在她离开三四天后，我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是的，归根结蒂，她在我身旁，而我却在月球上。尽管我的侧腹感受着她乳房的爱抚，而我真心倾心的却是另外之物。
我花了四年时间才好歹恢复了自身存在的平衡性。对到手的工作，我一个个完成得干净利落，别人对我也报之以信赖。虽然为数不多，但还是有几人对我怀有类似好意的情感。然而不用说，仅仅这样并不够，绝对不够。一句话，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无非又回到了出发之地，如此而已。
就是说，我三十四岁时又重新返回始发站，那么，以后该怎么办呢？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这用不着考虑，应该做什么，一开始就很清楚，其结论很早以前就如一块固体阴云，轻飘飘地悬浮在我的头顶。问题不过是我下不了决心将其付诸实施，而日复一日地拖延下去。去海豚宾馆，那里即是始发站。
我必须在那里见到她，见到那个将我引入海豚宾馆的当高级妓女的女孩。因为喜喜(2)现在正在寻求我（读者需要她有个名字，哪怕出于权宜之计。她的名字叫喜喜，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详情下面再说，眼下先给她这样一个名字。她是喜喜。至少在某个奇妙而狭小的天地里曾经被这样称呼过），而且她掌握着开启始发站之门的钥匙。我必须再次把她叫回这个房间，叫回这一旦走出便不至于返回的房间。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但反正得试一试，别无选择。新的循环将由此开始。
我打点行装，十万火急地把期限逼近的约稿一一处理完毕，随后把预约表上的下个月工作全部推掉。我打电话给他们，说家里有事，不得不离开东京一个月。有几个编辑喃喃抱怨了几句，但一来我这样做是第一次，二来日程还早得很，他们完全来得及寻找补救办法，于是他们都答应下来。我告诉他们，一个月后准时回来效力。接着，乘机向北海道飞去。这是一九八三年三月初的事。
当然，这次脱离战场，时间并不止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