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陶棨
在我记忆的碎片里，他似乎已经远去……
瘦高瘦高的个儿，偏又常穿着一身略显古老的长衫，加之清癯的面颊上架着一副宽宽的近视眼镜，那文质彬彬的样儿，俨然是个学究式的书生。
但在他言谈举止之间，特别在他当众讲演的时候，那神采飞扬的劲儿，又透出一股子所向披靡的英豪气，不禁使人联想到“五四”时代的弄潮儿，或则沙场上指挥若定的将军，──其实在我五五年初春插入高一（三）班就读时，尽管陶棨顶多二十六七岁，风华正茂咧！但据说他已有过从事地下工作的不凡经历！
作为解放后北京三十一中的首任支部书记，想必他有许多大事成竹在胸，但我真正感觉到他的呼风唤雨，是他朝朝例行的时事讲评。
每当上午九点多钟，大操场举行的广播操一结束，同学们便着魔似的拥向早操台。此刻只见他款步拾级而上，紧握长长的麦克风杆儿，微侧着肩，以睿智的目光环顾四周，继而凝聚在一片攒动的人群上，开始滔滔不绝地讲演。那生动的手势，那缜密的逻辑和风趣的语言，那势如破竹的征服力，一下便俘获了千百学子的心，并变成了学子们的一种特殊享受。
只不过短短的十来分钟，当天若干报纸的重要内容，国内外新闻的多个热门话题，都被他揉碎掰烂，重新组合，寥寥数语便激起思想的火花，掀起兴奋的漩涡。接下来是犀利而老到的评论，以及对时事走向的独到分析，每每一语中的，产生巨大的震撼力——真如惊雷拂耳，发聋振聩！
我常常沉浸在陶棨演说的魅力里，时而被周围的掌声唤醒。开始从深深的感染转而关注和思考时事，也和同学们争睹报栏的新闻，参加大伙儿的议论；如有哪天没听上陶氏的时事讲评，总是抱憾不已，连午饭也吃不香。
那会儿的早操台也就成了播火台——神圣得很哪！在我的记忆中，陶棨总是和早操台联系在一起。而陶棨也成了同学们心中党的化身——时代和理想的化身。既是化身，则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时时与我们对话与交流。
不知何时，他对覆盖于小礼堂外墙的文学壁报《火花》发生了兴趣，并注意到了我。那时我是北京市鲁迅文学爱好者协会和学校文学组的活跃分子，课余时间几乎都用在练习创作上了。而且还爱露个脸儿，隔三岔五在《火花》上发表几篇，不过都是用的笔名，其中就有一个遭到非议的笔名叫“高尔础”——取这笔名本为激励自己奋发图强，但却给人们以不知天高地厚的印象，好像要与赫赫有名的高尔基试比高似的。
他在操场叫住了我，说看过我近来发表过的一些作品。
我的心立即提到嗓子眼儿，紧张得不知如何对答，只是低着头等着他的训，并且揣度着他可能从哪个方向杀来。
阿弥陀佛！他竟是说了许多肯定我作品中的激情和想象力的话，对我的笔耕不辍也赞赏有加；自然他没有忘记指出，我的某些作品对所写生活不熟悉的致命弱点。他不仅言辞恳挚感人，且分析得具体而透彻，着实令我茅塞顿开！
我慢慢抬起头来，看见他那不苟言笑的面庞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从他平时冷峻的双眸里，我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温热。
“你最近还写了什么没有？拿来我看看！”
为报答书记的勉励，不几天我送去了一首长诗《我爱鲁迅》，本想听了他的高见再行打磨，怎么也没有料到，次日他就在所任文学课的两个邻班全文朗读该诗，并作了十分中肯的评析。当邻班同学递给我这个信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他们断断续续背出该诗的片段：
……
你是东方英勇的丹柯，
率领“孺子”在深渊中摸索；
为了寻觅民族自由的曙光，
你掏出心来当作引路的火！
……
我才深信不疑。不知怎的，我觉着有种威压在背，催我进取，不敢懈怠。
我转来北京三十一中念书前所就读的昆明十中，有栋用古旧木楼改建的学生宿舍，与教师宿舍隔墙相望。一天我同几位舍友凭栏闲聊，见校长扶斌正在院里放盆浣衣，便下楼凑过去与他侃文学，——他经常以《红楼梦》为例说事儿，据说他还是临解放时毕业的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呢！我们侃到兴致处，他禁不住脱口说道：“曹雪芹十年心血写出一部《红楼梦》。你们想搞文学，就要从小立志写出《红楼梦》那样伟大的作品；哪怕一生只写一部，就很了不起！”此刻我忽然忆起了扶校长，忆起了他的至理名言。
说话到了五七年盛夏，我们几个响应党的号召，志愿赴北京茶淀青年农场劳动锻炼的毕业生，第一次登上了那座神圣的早操台，在鼓乐和欢呼声中戴上大红花，着实风光了一回！这时陶棨兴冲冲地走来，紧握着我的手说：“这是一次走向生活、走向社会的大好机会。高尔基从小走向生活，后来成了大文豪，你可要坚定地走下去啊！”
可惜一年以后，农场就奉命解散了，我被北京市委保送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深造。正当我踌躇满志的时候，一个关于陶棨的坏消息犹如五雷轰顶：陶棨是右派！
陶棨，我们心目中的党的化身，一个把心都掏给了党的人，怎么会是党的敌人呢！？
此刻，早已锁定在我脑海中的一幅图画又忽地跃了出来：那是五七年三月中旬，陶棨在学校小礼堂兴致勃勃地给全体高中毕业班学生传达亲聆的毛主席报告，大概就是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及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吧。传达的具体内容因时代久远已很模糊，但他当时的神态却历历在目。
“我知道听毛主席的报告，兴奋得头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好觉，想看得清楚些，第二天早早就赶到了怀仁堂，坐在第一排的中央……”
这是他传达报告的开场白。只见他激动得满脸通红，直至脖根，笑得像孩子那样甜美。而这时恐怕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场不是阴谋是阳谋的灭顶之灾正向他悄悄袭来！
说来也巧。不久后的一天，我到前门旧书商店购书，路过西河沿这条僻静的小街时，忽见迎面十几米处陶棨和一位女人正肩并肩手拉手朝我走来。这是他的恋人！？
我们不经意地对视一下后，陶棨的脸“唰”地一下泛起潮红，直至脖根儿。他把那女人的手握得更紧，步子却放慢了，但仍然朝前走着。我们彼此都没有向对方开口——有如陌路人。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是否止住了脚步，注视这对落难情侣的缓缓离去；或是侧过脸去，佯装没看见，以防更尴尬的场景出现……
我们彼此始终没有开口，或互相点头示意，而是默默地、默默地让对方从身边走过……
也许是在他走近的一刹那，我猛地发现了那副镜片下渴望理解的眼神，一种说不出的悲悯蓦然而生，终于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去，目送这对紧紧依偎的情侣渐渐远去，直至消失在暮色里。
光阴荏苒，弹指已是四十余年，但那难忘的一幕却在我记忆中总也挥抹不去。
当时我们的形同路人，是“此处无声胜有声”呢，还是因我的怯懦，没勇气上前给他哪怕是一点点慰藉！？
总之，此后我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也不敢打听他的消息，直到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回三十一中母校任教。
几年前，我从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北大人》第二集上无意中发现了扶斌校长的条目，上面写道：
“……1957年的反右洪流把他糊里糊涂卷入劳改队，在新中国的最底层苦苦挣扎了20年，1978年平反……他的信条是：不怨天，不尤人；只要祖国强大，个人什么都可以献出。但，这历史的悲剧决不能重演……年逾古稀，仍创办了一所业余职业学校，决心为培养四化人才吐出最后一根丝。”多么可敬的扶校长！
我急忙写信同他联系，并寄去了我的一本文学评论拙著《跬步集》，请他指教。
这时我又想起了陶棨。经多方打听得知，他解除劳改后，曾在月坛中学教英语，“文革”初期因患胃癌不治，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四十余岁。
陶棨的确远去了，他是再也看不到我艰辛的攀援了……
倘若他能在天国逍遥，是否还记得我这个曾经崇拜过他且又十分感激他的“高尔础”呢！？
2001年2月26日
（载《长毋相忘·献给北京市三十一中学九十周年华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