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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奕霖和他采访的主持人同行

时间：2020年3月17日

潘奕霖是我在生活中遇到的第一个广院人。那是1995年的初秋，广院还没改名，还叫北京广播学院，2004年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直到现在，我们还喜欢用广院人称呼潘奕霖和他的校友们。潘奕霖在这本书里采访的主播们，也都来自广院。

我和潘奕霖相识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CCTV-6），那年央视同时新开几个频道，经过几轮考试后，我们一同考进了新成立的电影频道。他是主持人，我是撰稿人。

认识潘奕霖之前，我对毕业于广院，特别是来自广院播音系的主播主持人们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预设。他们有着不错的形象，声音都很好听，还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可以把别人写好的文字精准地传达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或收音机旁的听众。作为撰稿人，我的工作应该就是把他要说的话一字一句写好，他再一字一句地背下来。

不过我们在开始阶段做着完全一样的工作。电影频道在开播前要准备出足够的片源，我们这些新招进来的人都以看片为主，每天连看几部电影，按照频道的要求写看片意见。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积累下最多的影片，我们不得不两班倒，上早班的早上六点开始看片，上晚班的要工作到晚上十点左右。潘奕霖在早班那一组，我上晚班，跟他对接时，我曾随手翻看过他之前做的记录。他的字迹很工整，每页纸上也没留空白，应该是个做事很认真的人。他还有很好的观点，有高度有深度，文笔也不错，我没想到做主持人的有这样的文字水平和思想，他好像并不需要撰稿人帮忙，可以自己为自己写稿。

除了审看片子写影片介绍，作为主持人，潘奕霖很快又接手其他的一些工作，出去采访一些电影人，采集片花、做节目导视、为宣传片配音……那是电影频道最艰苦的筹备阶段，超负荷的工作累垮了一些人，也吓跑了一些人，留下的免不了抱怨，大家凑一起时就发发牢骚。潘奕霖对身兼诸事一直没什么怨言，好像乐在其中，我这种一心不可二用的人就有些羡慕他，同时做着几件事，还能把每件事都做好。后来我才发现，做主持人的得有三头六臂，还要有很强的抗压能力。

1995年11月30日，电影频道试播成功，潘奕霖那富有激情和魅力的声音，随着一个崭新的媒体传遍了大江南北。

广大观众只闻其声不见其面的时间并不长，潘奕霖很快作为《流金岁月》的主持人出现在荧屏上。《流金岁月》是电影频道推出的第一个电视栏目，频道的领导发动大家为这个栏目起名字，最终选用的恰好是潘奕霖起的名字——《流金岁月》，这也算是潘奕霖跟《流金岁月》的缘分吧。

《流金岁月》最先确定的不是它的名字，而是它的主持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潘奕霖是这个节目无可替代的主持人，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主持过电视节目。众望所归之下，他成为电影频道推出的第一个节目主持人。

1996年4月，《流金岁月》跟广大观众正式见面。这个栏目融电影剧场和评论访谈为一体，在每周一晚上的黄金时段播出一部经典老电影，影片播出后请这部影片的导演、演员等主创人员回忆当年拍摄时的幕后故事，也有专家学者和观众的评介。初上荧屏的潘奕霖还略显青涩，有时候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搁。《流金岁月》第一期的编导却在办公室里预言，潘奕霖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主持人。因为他非常敬业，不厌其烦地拍好每一组镜头，拍摄时总是全身心地投入，而且很虚心地接受编导和同行的指点，任何一个对节目有帮助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老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有非常好的天资和悟性，是一个做主持人的好料。

初次主持节目的青涩期果然倏忽而过，潘奕霖很快找到了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感觉，并且渐入佳境，我们这些同事也渐渐看到了他的闪光点。他从不局限于背台词，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驾驭访谈。编导们都喜欢跟他合作，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传声筒，他提的问题基本都是自己想出来的，而且问得很到位，不会说出让被采访者尴尬的外行话。他在节目中还常有奇思妙想，给他的合作者们意外的惊喜。遇到采访外国影人时，他还可以直接用英语交流。有次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见面会，翻译不知跑哪儿去了，撂下几个外国影人和一帮外语一般的中国记者，一时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冷场，刚到现场的潘奕霖自告奋勇客串起翻译，场内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潘奕霖的表现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以前对主持人的定位有失偏颇，我们对广院出来的人有了新的印象。

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主持人，潘奕霖成为《流金岁月》的编导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他在做专职主持人的时候，就已经是半个编导了。有段时间《流金岁月》缺合适的编导，这个栏目当时的负责人就把目光投向了潘奕霖，没想到他编导的第一期节目就赢得了一片喝彩。

潘奕霖做编导延续了他一贯的敬业精神。为了采访到更多的老影人，尽可能地满足广大观众的愿望，他不辞辛苦地奔波于全国各地，让很多多年没有音讯的老影人又鲜活地出现在观众面前，这让关心他们怀念他们的广大观众兴奋不已。有些老影人并不乐于接受采访，这时候潘奕霖总是想尽办法说服他们。譬如我国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刘琼老师无意在电视节目中露面，后来潘奕霖的诚意终于打动了他。见面之后，潘奕霖对中国电影的了解令刘琼老师感到很愉快，两人聊得颇投缘。刘琼老师不仅破例接受了采访，还谈了不少，广大观众也就有幸见到了昔日“电影皇帝”的今日风采。

做编导不仅要做好前期的采访工作，还要做好后期的编剪工作。很少有主持人愿意坐在编辑机房一帧一秒地编剪片子，能拥有人前的风光，好像也就没有必要去接受人后的寂寞和繁琐。潘奕霖也可以找个理由把后期的杂事交给别人，但他一直是亲自动手，他认为前期和后期的工作是不能分割的，他要在一堆素材中精选出最感人的镜头。他跟那些老影人面对面地聊过，他知道他们在哪里动了真情，他是第一个被他们感动的人。我们有时走过编辑机房，还可以看到坐在对编机前的潘奕霖红了眼睛。这时候我们嘴巴上会“取笑”一下他，心里明白，感动了自己的作品才更有可能感动观众。

潘奕霖每完成一期节目，都会兴奋地向同事们宣布：“又一期精品诞生了！”其实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诞生一部精品谈何容易，难能可贵的是潘奕霖能认真对待并且始终热爱他做的每一期节目，尽可能让每一期节目都离精品更近一些。电视台常要加班加点，他觉得这很正常，有时会在对编机前坐上一整夜。1997年，他做了矫正近视的激光手术，医生再三嘱咐他在一段时间里不要看电视屏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那段时间《流金岁月》组正在赶制上海电影节特别节目，大量的后期工作需要人盯着，他就戴着墨镜坚持工作。虽然眼睛受到刺激后疼痛不已，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淌，但他一直坚守在对编机房，直到节目圆满完成。

潘奕霖跟《流金岁月》特别有缘分，继主持人和编导之后，他又成了《流金岁月》的制片人。制片人、编导和主持人应该算是电视台里最重要的三种角色了，他在《流金岁月》里同时扮演着这三个角色。与大多数电视制片人相比，出身于主持人和编导的潘奕霖别具风格。他身上少了一些章法，多了些感性的东西。他可能不是一个理财的好手，分配经费和报账多少让他有些头疼，但他触摸到了一个节目的灵魂，让一个节目有了情感。这个栏目开播之前，大家就觉得他的形象气质颇符合《流金岁月》的整体风格，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由他娓娓道来，观众满足的并不是猎奇心理，而是浓郁的怀旧情绪和沉甸甸的历史感。当他成为这个栏目的制片人后，这个理念就更加丰厚地展现了出来。经过了几年的积累和实践，他已经可以驾轻就熟地驾驭电视语言，这令他在把握全局和细节时更加游刃有余。

作为一个介绍老电影的“老”栏目，《流金岁月》一直散发着新鲜的活力，这棵参天大树并不缺少年轻的朝气，常有新芽吐穗，才会这么枝繁叶茂。这也跟潘奕霖的努力分不开，平时跟同行或朋友聊天，他常会把话题扯到《流金岁月》上，他也很关心其他电视台的变化，也会借鉴国外电视节目的长处，他总在动脑筋想办法，让《流金岁月》更好看一些。《流金岁月》有过很多次改版，记得有一年推出过一个叫《我爱老电影》的新片场，每次请一位著名电影人到拍摄现场，跟影迷一起聊电影。变一种方式说电影，既有新鲜感和直接的冲击力，又拉近了跟观众的距离。王晓棠、谢芳、葛存壮、郭凯敏等都曾做客《我爱老电影》，让广大观众多方位地了解到电影人的生活和追求。

作为制片人，潘奕霖有很强的号召力、亲和力和协调能力，每次做节目，总能有一帮人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忙前忙后。虽然为节目的事他也跟周围的人急过，但没有人会把那些争执放在心上，事后还会拿他发飙时的表现开开玩笑，他总是心平气和地听大家数落他的“罪状”，然后跟着大家哈哈大笑，有时还会添油加醋地自黑一下。不过在拍摄现场他从不越权：他是主持人而不是制片人，他会听从编导的调遣，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

潘奕霖做活了《流金岁月》，这个栏目不仅成为电影频道的名牌栏目，而且赢得了亿万观众的喜爱。很多观众写信告诉我们，他们看见潘奕霖就想到《流金岁月》，想到那些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经典影片，想到他们自己的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

潘奕霖成了老电影的代言人，那些电影人也把他看作是中国老电影的代言人，《流金岁月》还成就了他自己的流金岁月。

《流金岁月》在开办之初也曾播过其他国家的影片，后来渐渐地固定在中国电影上。后来潘奕霖又接手一个专门介绍外国电影的栏目，成为《佳片有约》的制片人。

《佳片有约》为中国观众打开了一个看世界的窗口，也为外国影人架起了一座与中国和中国人沟通合作的桥梁。潘奕霖在这里接待和采访过不少国际知名导演和演员，也曾被对方主动邀请到他们的国家去做采访，跨国合作。像《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要出镜接受采访时，全球只看中了两家，中国的《佳片有约》和日本的NHK电视台。潘奕霖接受了邀请，去英国做了那期节目，他的表现也证明了邀请者的眼光，双方都很满意。《佳片有约》还采访过好莱坞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漫威之父”斯坦·李、法国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日本导演山田洋次和是枝裕和，以及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日本女演员中野良子等。遇上有纪念意义的大事，《佳片有约》 也会有相应的系列节目播出。中俄建交七十周年时，潘奕霖专程去了俄罗斯，之后创作的几期节目就有了纯正的俄罗斯味道。譬如这个系列中的《战争与和平》，这部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等大奖的史诗电影，在 《佳片有约》中跟中国观众就有了很亲密的接触。《战争与和平》的第一场戏是在当年的冬宫、现在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取景拍摄的，潘奕霖来到当年的拍摄场地，特意安排这期的《佳片有约》在这里开场。这部电影的导演谢尔盖·邦达尔丘克已去世，潘奕霖采访了导演之子费多尔·邦达尔丘克，还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邦达尔丘克广场他的雕像前，采访了这部电影的摄影师之一，已八十八岁高龄的阿纳托尔·别特列茨基。节目组也去了原著作者、享誉世界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故居，让时空在这里交会，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在那一刻融汇到一起，又碰撞出新的火花。《战争与和平》历时六年拍摄完成，在人力物力的投入上没有哪部电影能与之媲美。主创人员也是倾尽全力，导演邦达尔丘克在拍摄期间两次心脏病发作，第二次差点没救过来。做一期电视节目可能比拍一部电影容易，但任何一部作品的诞生都需要经历一个艰辛的过程，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对电视人来说，每一期节目是一个独立的篇章，也是漫长旅途中的一个脚印，只是其中的一个脚印，要想让一个电视栏目有长久的生命力，创作者们需要付出的是持之以恒的努力和热忱。

《战争与和平》拍了六年，对一部电影的拍摄来说，六年是个漫长的时间。对一个电视节目来说，六年还不是那么长。潘奕霖跟《流金岁月》和《佳片有约》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六年。《流金岁月》他做了十八年。做一件事情做长了，难免会有倦怠松懈的时候，潘奕霖对《流金岁月》却一直保持着不变的热情。我们这代人是在电影中长大的，我们的三观是在老电影中形成的，我们对那些老电影的喜爱萌生在我们的儿时，而且根深蒂固，不会被岁月磨蚀。可是具体到每一期的拍摄和制作上，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难免让人抓狂，沮丧时他也想过放弃，但他和他的同伴们还是坚持下来。热情和执着成就了近千期的《流金岁月》，不仅为广大观众呈现了几代电影人的风采，还为中国电影研究留下一份形象生动的影像资料。

潘奕霖是2010年接手《佳片有约》的，他和这个栏目已经一起走过了十年，他们还在一起往前走，还在把世界各国的佳片源源不断地带给中国的观众。

创作需要热情，生活也需要热情，潘奕霖是个在工作上和生活中都满怀热情的人。他不仅集主持人、编导和制片人于一身，还做过晚会，拍过纪录片，当过很多活动的评委或嘉宾，在繁忙的工作日程中，他还是能忙里偷闲享受生活。他喜欢旅游，喜欢唱歌，喜欢写点什么……他曾受邀为《戏剧电影报》（《北京娱乐信报》）写过《电影人和他们的故事》系列，《戏剧电影报》每次以整版的篇幅连载。这组文笔优美、情感饱满的文章刊出后反响颇佳，很多人看过之后都惊叹于他在写作上的才气，同事们和朋友们就说，没准儿潘奕霖某一天还能成为一个不错的作家。其实潘奕霖已经在不少报刊上留下了自己的作品，他编导的不少节目也由他亲自撰稿，他那从年少时就怀揣的作家梦从未离他远去。只是写作，特别是写长篇小说需要大把的安静的时间，他现在还很难做到这一点，作为一种补偿，他给大家带来了这本采访录，主持人采访主持人，这又是绝大多数作家创作不了的作品。

潘奕霖在这本书里采访了十个主播和主持人，都是他的广院校友。这其中的大部分人我只是在荧屏上见过，他们对我来说既陌生又熟悉。跟那些从未谋面的人我自然是生分的，可他们又让我觉得似曾相识，也许我是从潘奕霖那里看到了他们的另一面。生活中的他们可能不如聚光灯下的他们那么光鲜，但荧屏下的他们更让人觉得亲切。他们也是凡人，只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看起来很风光，总是散发着光芒，他们做起事情来好像也总是那么一板一眼滴水不漏。

可他们并不只有我们所熟识的那一面。

譬如潘奕霖，在观众的心目中，他的电视形象成熟、稳重，其实幕后的他是个很轻松幽默的人。在演播室里，当镜头对准他时他可以字正腔圆地言归正传，镜头移开后他便会开开玩笑调节下气氛，他的俏皮话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从他口中常能蹦出一些新鲜的生活词汇，他的习惯用语影响了周围不少同事，以至于外单位有人来电影频道办事，发觉这里的人竟操着独有的同一类语言，那些形象生动的语言都是潘奕霖的创作。

他也很潮很随意，不用出镜时，他的衣着打扮偏休闲，有时候过于休闲，让初识他的人心里难免犯嘀咕。《流金岁月》曾请过的一位撰稿人，第一次来电影频道，是潘奕霖到门口去接的他。大家熟了以后，他向我们吐槽，第一次见潘奕霖，他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主持人，“他的帽子歪戴着，穿了身乞丐服……怎么看也不像个主持人，也没点主持人的架子”。电影频道开过一个新闻类的栏目《中国电影报道》，潘奕霖做过这个栏目的主播。在荧屏上观众只能看到他的上半身，每次都是笔挺的西装，一丝不苟地打上领带，其实天热的时候，他的标配是西装配短裤。这也是不少主播在夏天的装扮吧，灯光全开时，演播室里的温度肯定要往上蹿，而且瓦数极高的大灯泡都是对着主播的。也许是主播们在工作时受的限制太多，不出镜时就会更加随意。

作为同事和朋友，我认识的潘奕霖已褪去了主持人的光环，确切地说，他从未给自己加戴过这样的光环。他常有闪光的时候，那些闪光点更多地来自于他的性格、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式。

成为同事时我们都还是二十多岁，刚刚成立的电影频道也是年轻的，簇拥着不少年轻人，工作时朝气蓬勃，工作之外也热情洋溢。单位时不时组织大家搞活动，潘奕霖经常出任这些活动的总策划、总导演，如果需要有人主持，一般也是他来客串。他总能有办法让大家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据说电视节目主持人以B型血居多，B型血的人一般不怯场，善于发挥善于调动气氛。潘奕霖是B型血，有他在幕后和现场吆喝，大家都玩得很嗨。他喜欢热闹，开朗热情没有城府的性格又很招人喜欢，他的身边永远簇拥着各种各样的人，他出现在哪里，哪里的气氛就会热乎起来。

他跟别人也有发生冲突的时候，在工作中和生活中不可能永远晴空万里。他到底是做主持人的，跟他吵架的话很难吵过他，他可以做到舌战群儒，一对一的话更不是他的对手。我见他跟别人吵过，我也跟他吵过，不过吵过之后很快风平浪静。这样的争吵对事不对人，事过之后我们逮着机会也会“反攻倒算”，他会笑眯眯地听着，任由我们夸张地发挥，吭声的话也是装一下可怜，或者狡辩几声“不会吧”。他不记仇，也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所以同事或朋友跟他争吵的机会并不多。

他还乐于助人，曾被朋友们封为“难民收容所”所长。这倒不是说他滥用人，他只是在用人时不拘一格，只要有才华能干实事，什么来路的人都可以进了他的节目组，并且如鱼得水，他很乐意在别人往前走时搭把手，给别人机会。他也能看到别人身上的潜质，有些演员和主持人还没有多大名气时，他就在做节目时跟他们合作，等到这些人红火得如日中天，我们才后知后觉地想起当年他对他们的溢美之词。他总是能看到别人的优点，一个真正优秀的人不会嫉妒或打压跟他同样优秀的人，他们会互相欣赏互相提携。

潘奕霖对他的采访对象也是满怀真诚，不少人感受到并欣喜地领受了这份真诚，他和很多电影人之间就有了朋友般的情谊和家人般的亲近。每当听到他曾采访过的某位电影人离世的消息，他的哀伤都会溢于言表。作为在广院接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主持人，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早就可以轻松地掌控播音和主持的技巧，那些表演艺术家也深谙表演的技巧，他们之所以能敞开心扉坦诚相待，是因为他们都动了真情，他们不仅仅是在做采访，更不是在表演。

我猜想那些喜欢他和他的节目的观众，大多也是感受到了他内在的情感。

潘奕霖采访的这十位主播和主持人也有着同样从内而来的魅力，他们在做这个访谈录时，也都动了真情。

他们都是这个行业的佼佼者，因为有那么多优秀的媒体人，我们的荧屏才可以星光灿烂。我们见证了他们的高光时刻，却并不一定知道他们有过怎样的付出。他们在台前得到多少，在幕后就会有多少的付出，甚至是几倍的付出。亿万观众的注视下，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和懈怠。

作为潘奕霖曾经的同事，我亲眼见过这些媒体人的辛苦，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他们的坚持是常人很难企及的。他们的才华也绝对不只是表现在主播和主持上，他们多才多艺学识渊博，有丰富的内涵，才会有绚丽的绽放。他们在工作场所常被众星捧月，可他们并不趾高气扬。在很多人的想象中，他们是名人，自然会有些名人的架子，其实他们没什么架子，我遇到的广院人都挺低调谦逊。他们的成功，来自从内向外的力量，并不是靠表面的功夫。当他们有了内在的力量，工作时他们可以光芒四射，生活中的他们也不会少了魅力。

他们在生活中可能更有感染力，就像朋友间的和风细雨，更真实更自然，还可以天长地久。

我在电影频道工作时，一帮年轻人常在一起聚会，慢慢就从同事变成了朋友，我和潘奕霖的友情也开始于那个时候。我离开电影频道这么多年了，跟他不再是同事，还一直是好朋友。我们看到好的电影和书籍，会很开心地向对方推荐，好东西要跟朋友分享；我们也会当仁不让地给对方充当狗头军师出谋划策、排忧解难；各自有了新作，自然要请朋友点评，既然是朋友，我们从不说客套话，吹毛求疵是为朋友好，当然我们也从不吝惜赞美，看到出自朋友之手的佳作，我们感受到的是双倍的喜悦。他还是那个优秀的媒体人，对现在的我来说，他更是一个值得信赖和珍惜的朋友，他的品质和才华并不只是展露在工作中。他最近拍了一部纪录片，叫《演员》，其中的一位演员在片中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感受：演员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演员，要演好戏，首先要做好人，要演好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

主播和主持人首先也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从事着或从事过一个共同的职业，但他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着独特的精彩。

我看到了潘奕霖在生活中的样子，潘奕霖做这些采访的目的，是想让读者和观众朋友们看到他的同行们在生活中的样子。喜爱这些主播和主持人的观众，应该也很愿意通过这本书更多地了解他们。潘奕霖改变了我对广院人的想象，这本书很有可能改变更多的人对广院人的理解。作为同行，主持人采访主持人时，很能聊到一起，完全放松下来的他们非常地真实。难能可贵的是，潘奕霖在这里采访的每一个人都很坦诚，愿意道出他们真实的感受和想法，把他们在工作中的一面和生活中的另一面都真实地袒露出来。我们可以像朋友那样，走进他们的内心，分享他们的喜悦，分担他们的压力和遗憾。无论是在荧屏上还是在荧屏外，他们都是卓尔不群的。他们也是儿子或女儿，丈夫或妻子，父亲或母亲……他们是我们在工作中很有可能遇到的同事，也是我们在生活中很愿意交到的朋友。

这一次，我们将在真实的生活中认识他们。

章珺

（章珺，作家，著有《三次别离》《此岸，彼岸》《回家·四代人的老照片》等长篇小说和散文随笔集。潘奕霖好友，曾在央视电影频道工作七年，跟潘奕霖共事多年。）

当我要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父亲突然问我：卢静怎么样了？

卢静，是80年代中央电视台优秀的主持人。确实记得小时候在看电视的时候，父亲独喜欢卢静，说她除了清纯、漂亮，还文静，有书卷气。那时候清纯的女孩儿似乎格外引人喜爱，比如山口百惠，她在亚洲的广受欢迎，最大原因就是她的“清纯”，清纯，是外表，也是气质，甚至是性格。

卢静播《新闻联播》，也主持《春节联欢晚会》，后来去瑞典，回国后去母校任教，成为学生们喜爱的卢教授。她是广院著名的七九班的，同班还有罗京、李瑞英等。七七、七八、七九三级的前辈对我们来说是传奇，也奠定了播音专业“学院派”的基础，其巨大影响力延续至今，并将继续对我国的播音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卢静是广院人，她毕业于广院，又回归广院任教，我见到几位学子是她的学生，说起卢静老师皆是由衷地尊敬与爱戴。

有时看到前辈，就像看到将来的自己。与卢静师姐的谈话，中国四十年广播电视业发展的点滴场景在我眼前一一闪现，他们是拓荒者，也是见证者。

眼前的卢静教授，依然有女大学生的气质，这太难得了。她活成了自己理想的样子，也使得我们有了些许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