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李一鸣

刘星元是一位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青年作家，在近几年崛起的青年散文家中，他的散文意蕴的深度、叙事的精度、语言的美度，使他成为具有鲜明辨识度的一位领军性作家。翻开他的这部名为《尘与光》的散文集，鲁南腹地乡与野的气息便晕润开来，小人物的喜怒哀欢便凸显出来。刘星元的乡党、散文家王鼎钧曾评价他的散文：“语言平易中有清新，一洗遗风，挥洒自然，康庄大道，足以致远。延长中国文学吊古伤今的传统，小中见大，含蓄中有深沉，将来人生经验有了厚度和高度，有书写出大作品的可能。”鼎公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但刘星元选题用心，择材独树一帜，为文总有真性情，不是专靠辞藻掩映，说明他在自己的写作之初就有着与写作恶趣味保持区隔的自觉，这殊为不易。

刘星元根植于鲁南腹地，一座名唤“兰陵”的县城，一个名为“北邱庄”的小村庄，这种境况也决定了他的视野所及、选材取向及作品的质地。令人欣喜的是，刘星元的写作并未迁就这些传统的题材，他在作品选材、语言架构以及思想指向上，皆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他咀嚼并辨识着自己的书写对象，以期完成对某些事物或环境的拆解与重塑。

在题材择取方面，刘星元散文多取材乡野，但始终是纳入到县城背景之下的，他并非一意低吟乡土行将消逝的挽歌，而更多是考量在均质逻辑的城市化进程之下，县城作为连接乡村与都市的缓冲地带，对于大多数国人的乡土回忆与都市想象到底提供了什么，又如何塑造自我的身份意识。刘星元关注的焦点是那些在潮流一样的奔跑中的停滞者和逆行者，他着意于选取那些被人废弃不用的“边角料”，常常以“物”破题，以思维的运转延伸语言的触角，意在从那些细微之物上触摸人性的善与恶、命运的喜与悲，以被俗常生活、散漫时光忽略或抛弃的小事物、小片段、小情节入手，揭开一类事物、一类情怀的隐秘，并在这隐秘中尝试构建独特的更为私人化的“一”。从某种层面上讲，他似乎是在把自己的创作用“一+全+一”或“小+大+小”概括，但是，最终的“一”和最终的“小”并非最初的“一”和最初的“小”的重复，它是沿着思维和内心攀爬的审视人性、物性的“虫”，在这个过程中，羸弱的它曾尝试吞噬，最终又用这吞噬集聚起的力量完成了“瘦身”。诚如银雀文学奖给予他的授奖词所言：刘星元的作品很好地汲取了非虚构的叙事精髓，将尘封记忆渐次打开，普通抒情状物体系里的不假思索便会黏着而来的修辞，刘星元则做了细致审视与剔除，所以，虽然所述皆是大时代里的卑微小事，但他却赋予这些小事不寻常的光芒。

在语言架构方面，刘星元的作品紧扣生活的脉搏，用思维与叙述的开合，探索散文文本更多的可能性。刘星元致力于文体互援的尝试，这种尝试与他的写作经历不可分割。他之前曾涵泳沉浸于诗的河流，数年后，他发觉单一的文体不是万能的，有些事物以及事物衍生出的思想，单一文体往往不能准确或合理地表达，于是尝试用散文来记录，并尝试将诗的属性融入其中。然而，一味追求诗性的表达，往往会让作品陷入“单薄”的境地，为了能够更为沉稳地接近事物、深入内质，他又开始向小说这一文体求援。对于他的这种借力之法，评论家马兵曾评价：“虚构和非虚构的运用产生的张力构建了刘星元散文内在的世界，而叙事性元素的加强，使他要传达的那底层的艰困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刘星元散文中的诗性元素也历历可见，他在两种文体间建立起一种互援性的关系，使语言更具弹性和美感。我有时甚至觉得，就像木心评《红楼梦》的诗歌，那些诗歌与小说是水与水草的关系，星元的很多诗歌也是嵌在他的散文中才更能体现其味道。”另外，我在阅读刘星元作品时发觉，他一直在尝试为每一篇文章量身定做一种独特的气氛，使这气氛能与这篇文章匹配。这种气氛来源于作品所叙述的内容，更来源于作者与内容进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之后切身的体会。这种宽泛的构思，为整篇文章保留下“留白”的创作机会。这种“机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既有机可乘，但也可能会坐失良机。刘星元亦认可我的这个发现，他认为，这种“留白”的设置偶尔会让他抓住一些时机，在早已营造好了的气氛的推动下，一些完全超出自我预料的词语、段落乃至章节就会旁逸斜出地流淌出来，这些本不在构思之内的语言，往往会打乱整篇文章的结构，但唯有这样才能保持它的野性。

在思想指向方面，必须再一次说到“故乡”这个词。“散文的精神写作是贴着大地，贴着物质的写作，散文写作首先是及物写作……那种非伦理的写作是凌空蹈虚，在玄想中进行不及物的狂欢，只是沉迷于精致的文字，这种所谓的探索，与物质世界和个体的精神世界疏离，看不到人间的苦痛，背离生活的真实、精神的真实。”（耿立语）。在刘星元的作品中，“故乡”始终是重要的及物书写对象，正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他将自己的写作视线投向了自己熟稔的本乡本土，他沿着自己的血脉向故乡深处回溯，于草木之间巡行，在文字深处抵达。刘星元在逆时光的寻访中发现了故乡隐匿的影踪，在文字的追溯和重塑中，那些身影生动起来，那些面孔生动起来，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生动起来……源自对乡村生活的深切感受和虔敬之爱，在刘星元的散文中，人事代谢应时顺势，且生生不息。乡村变迁、家族历史、个人经历，刘星元不写沧桑巨变，只写在岁月的风侵雨蚀中，渐渐远了的那个乡村，逐渐旧了的那些事物，并与当下进行触碰，在时间与时间的对峙或拉锯中，不断返回自己、寻找自己，不断返回故乡、寻找故乡。散文这一文体，只有精神的丰沛，才能改变过去那种小摆设、体量单薄的困境。天上地下，散文的物理空间十分广大，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精神空间，实际文本所呈现的精神含量和丰富性是否足够，尤其在描述深刻的心灵事件、人性的深度挖掘、关注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态、揭示普遍信仰危机、承担良知和批判功能方面，散文往往是缺席的——这并非艺术本身的天然安排，而是一种人为的弃权和出让。所喜的是，刘星元的散文，一直是在精神的维度掘进的，他的眼睛是悲悯的、向下的，或者是平视的、反思的，他把自己摆了进去，像蛇一般自噬。总而言之，星元的散文从真相入手，让事物的各个面向显露，而后则经过体悟，经过省思，最后抵达精神的高度。

刘星元年纪尚轻，对他来说，一切皆有可能。相信这位青年才俊一定能继续以亲历者、旁观者乃至拾遗者的身份，去触摸事物，解读它们传递给人类的贴切或隔膜的感受，记录下那些于喧哗中看似无足轻重的人和物，留存下那些于喧哗中看似无足轻重的细微之声——这些“无足轻重”里，正蕴含着铮铮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