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林纾——多彩多姿的一生

林纾，字琴南，是精神力量超越时代的一位奇人。他从先进的维新党到顽固的守旧者，影响了他的世纪乃至下一个世纪的文学。他对于行将崩溃的旧世界，有着切肤之痛。人们清楚地看到在他与“五四”新文学开创者们那场力量悬殊的论战中，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摇摇欲坠。所以，长期以来，国内诸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致认为林纾是“封建复古派、国粹派”，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势力的一个代言人”。

如果说“五四”时期，以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战士为代表的“新青年”，可比作最光辉灿烂的群星，那么林纾则是即将在黎明前陨落的星辰了。在论战中，陈独秀策划钱玄同、刘半农演出了一场“双簧戏”，并以“一种武断的态度”“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胡适语），将林纾批评得体无完肤，林纾还是死不认账，坚持斗争，顽强得像个孤独的勇士。然而，令后人遗憾的是：“原本只是从事学理讨论、学术论争的林纾，却无意识地充当了段祺瑞政府的帮凶；这在段祺瑞政府后来成为历史陈迹，而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成为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形象后，林纾在‘五四’历史记忆架构中的形象，理所当然比较尴尬、比较负面。”因此，晚年林纾在两面夹攻中过日子，其身临其境的痛苦、孤独和落寞，只有他自己最能深刻体会。钱基博曾经说：“于是纾之学，一绌于章炳麟，再蹶于胡适。”

林纾去世前的那个正月初一，他撰一副春联道：“遂心唯有看山好，涉世深知寡过难。”这不是一般的感叹命运，而是倾吐着内心无法排遣的忧愤、苦恼、不被人理解的隐恨。我们从中仿佛看到了一个孤独老人，双手反背，低垂着眼睑，沮丧、悲愤、忧患、无奈地徘徊在他家门前的小道上。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九日，林纾在北京溘然长逝。新文化阵营竟没有一位人物前往吊唁。仿佛对这样一个顽固守旧老头子的逝世，根本不必表示哀悼。然而，林纾毕竟也是一位人物。早在十九世纪末，林纾因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名震文坛，这成功大大超越了他自己的期望，连严复也写诗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然而，他的至死不被新文坛认同，并不是新文坛所有成员都不知道他盛年时期属于改革派，拥护“立宪之政体”；而他早年《闽中新乐府》诗集里运用的白话，算起来也可说是白话诗的鼻祖了。尽管林纾一生十一次谒光绪陵，并在《御书记》中道：“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固与吾清相终始也。”究其原因，也许不仅仅是他的顽固守旧，自然还有他性格上的倔强耿直、脾气急躁，以及那“好名之心跃如”。

一个为文学、学术、绘画贡献了毕生精力，为古文甚至拼到生命最后一口气的老人，其被冷落至此，于他是一种浸入骨髓的孤独。历史无情地抛弃了他那曾经洋溢的思想，他又怎能安然瞑目？！

此后，林纾被戴上“封建复古派”“国粹派”的帽子，载入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之中，较多史家为“五四”时期的林纾罗列了三大罪状：“一是主动挑起这场新旧思潮之争，并对新文化阵营的重要人物进行人身攻击；二是企图借助北洋军阀的势力扑杀新文化运动；三是在整个论争中都顽固地站在封建复古派的立场上，是当时守旧势力的代表。”可以说，这三大罪状并不是史家们分析史料后自己的判断和见解，而是复述新文化阵营中某位重要人物的说法。

如果说生命是个圆球，那么林纾在穿越时空后滚落尘埃，又回到了中国文坛，我们将如何审视这近一个世纪前的人物？一个世纪，中国社会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纾的形象自然随历史的演化而被众多学者专家重新评价。林纾一定做梦也不会想到，在自己死后被批判长达半个多世纪后，竟然“柳暗花明又一村”，得到了那么多的公正评论，赋予他的光荣亦是如此之辉煌。

因此，许多理由可以使我们相信，如同政治上的林则徐、思想上的严复一样，林纾对晚清民国社会发展和文化教育有着独特的无与伦比的影响和贡献。由此，我们反思一个伟大的事业，常超越它的创始者而前进。当然，林纾曾经对于命运所给予他的任务提出抗议；但林纾——这孤独者，仍为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创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