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与现代想象——从《子夜》中的上海形象谈起
即便没有到过上海，人们对于上海也都会有一番自己的想象。无论是灯红酒绿、租界弄堂，还是大亨巨头、浪奔浪流，上海之外人们这些“凭空”的想象都说明上海作为一座城市，承载了太多文化记忆。这座城市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地位甚至与国家的首都北京不分轩轾。两座城市隔着半个中国遥遥相望，几乎占据了中国城市文化中最精彩的风景。
从元朝设立上海县以来，上海已经走过了七百余年的历史，但与北京在许许多多历史剧变中充当重要背景、文化记忆源远流长的命运不同，上海仿佛是一个直至清末才横空出世的怪客，其之前数百年的历史似乎已经掩埋在时间的尘埃之中，几不可闻。由此可见，对于上海形象的塑造与传承中出现了极为明显的偏向性与针对性，这样的反映方式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未必是公允的，但却是人们偏爱的。于是在无数作家的努力下我们不难发现，相对于现实中的上海来说，文学中的上海越来越具有自足性，它几乎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美学符号，跃动在作家的笔下和读者的脑海之中，与现实中的上海呈现出相对的差异性，并且文学中的城市形象，往往只侧重于城市的某个方面，而不会一一历数。
换言之，当论及文学中时而天堂、时而地狱、时而梦幻、时而真实的上海时，我们得出的必然是一个与现实相关，却又颇有距离的虚构印象。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正是这种独立的、有机的、多变的特点，才使我们对于文学中上海形象的讨论变得血肉丰满、富有意义。谈及文学中的上海形象，除了张爱玲、新感觉派、王安忆等作家的作品之外，茅盾的《子夜》也是一部无法回避的里程碑式作品。尽管这部作品颇具争议，但这部作品确实在奠定茅盾地位的同时，也成为了人们在进行上海想象时重要的参考系之一。
《子夜》中的上海形象，于一种强势逻辑下呈现出一种吞噬性。一方面由于生存的原因，整个群体会对强势产生极为明显的崇拜。另一方面在城市内部不断上演着大鱼吃小鱼的故事，而最终无论是多么强大的个体，都始终置身在上海这座城市的血盆大口中，无一例外。
通过总结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西方列强的血腥侵略之后，上海于寂寂无名之中突然闯入人们视野。在后来的岁月里上海这座城市则始终依靠自身的奋斗，通过经济、文化上的领先始终占据着人们视野的一席之地。可以看到，与北京依靠悠久岁月、苏杭依靠宁静气质区别于他者不同，这座城市先是被强者占领，后是自身成为强者，上海之所以为现在的上海，与一种强势逻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子夜》时代的上海作为当时的世界第五大城市，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度上，都处于中国各种漩流势力的中心位置。在1930年代，政治方面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一方与蒋介石一方为了争夺国民党内部权力，爆发了党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内战，战争沿着津浦铁路展开，上海深受影响。经济方面此时正值欧洲经济恐慌，在中国尚未有重工业基础之时，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经济的窗口，轻工业饱受其害。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吴荪甫、赵伯韬等人各显神通、翻云覆雨，在城市上空展开了一幕扣人心弦的壮举。在他们博弈的过程中，一种精明强干、昂扬向上的上海形象迅速凝聚成形。
纵观整部作品，主人公吴荪甫的产业几乎遍布当时存在的各个行业。作为轻工业代表的丝厂是他贯穿始终、主力经营的事业，加上随后收购的八个小型工厂（灯泡、热水瓶、阳伞厂等），吴的产业几乎代表了中国当时拥有的所有轻工业品类，并且他在双桥镇的米店、油店等显示了他对生活必需品行业的广泛涉猎。除此之外，公债市场上他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创办的信托公司还证明了他在金融界的野心。吴荪甫手中的产业、雇员像一张巨网般撒向整个上海的所有行业，这背后支撑着的必然是异于常人的精力、智慧与胆量。
伴随着这种精明强干，《子夜》中折射出的“效率至上”“唯才是举”的观念，也使人印象深刻。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中，“裙带关系”一直是为人熟知的潜规则，但《子夜》却颠覆了人们对于人情社会的想象。在这个弥漫着商战气息的大都市中，我们看不到裙带关系的作用，相反只有个人的实力才是安身立命的唯一本钱。以丝厂工人屠维岳为例，这个青年人并无深厚的根底，即便是与企业最高领导者的父亲有一星半点的联系，他也不屑于将其加以利用。凭借着个人强大的心理素质、办事能力，他从一个普通工人平步青云成为了一间大工厂的管理者。而从吴荪甫的角度上，即便这个有才干的年轻人一穷二白，但只要能够为我所用，能够独当一面，就可以直接提拔。至此作者笔下的上海形象俨然被赋予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内涵，为了效率的提升、事业的前进，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就可以在大上海找到自己的位置，充分发挥自己的光和热。这在充满“裙带关系”的社会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上海，这似乎就是真实的。《子夜》中的上海对于精明与才干抱持一种近似于崇拜的态度，那些巨头大亨的形象无不具有相当的人格魅力，以至于吴荪甫脸上的肉疱看上去也充满威严，“红头火柴”周仲伟也并不显得滑稽，而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
于是，上海成为了强者的天堂，弱者的地狱。像吴荪甫这样的“铁腕”领导者，尽可以在这里大展宏图，充分实现自身价值，寻找认同，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上的地位以及无限的荣光。乱世方能逞英雄，上海这样一座城市，自晚清以来，便始终处于经济或是政治的高速变动之中，相比于北京等城市来说，上海的新陈代谢速度极快，它随时对新的秩序抱有期待，这种期待使得它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机会之都”。然而所谓“机会”，只是通向某种可能性的一个引子，美好的未来是否能够成就，实际上是未知的。
这种情况下，一种“赌徒性格”在《子夜》的上海形象中获得了比较明显的体现。所谓“赌徒性格”即是指这些鲜活的上海人物们，绝不轻易放弃眼前的任何一个机会，在结果来临之前坚信自己能够获得成功，并且为此不惜任何代价。这种赌徒性格由充满机会的社会环境和上海大浪淘沙般的淘汰机制共同造成。一方面在上海这块寸土寸金的宝地上，各种机会鲜艳诱人，看似俯拾即是，挑动着人们的贪欲，诱使他们吞噬对手；另一方面上海的淘汰机制，使得因失败而丧失自信的人早已被掩埋在了时代的泥沙和先行者的浪潮之下，那些至今还活跃在时代舞台上的人，都在之前无数次的历练中建立了对自己才干的坚实信心。之前的胜利让他们将失败者踩在脚下，随着垫脚的失败者不断增加，不断抬升的高度催促他们倾尽所有去追逐更高的巅峰。至于失败，他们也许未曾想过，在无数次的胜利之后，他们理应认为自己就是天择之人，即便他们脚下已经失败的骸骨也曾经这样认为。
在《子夜》当中，吴荪甫不止一次在败象已呈时说过类似“放手干一干”[1]1这样的话，这是他索性孤注一掷的表现。屠维岳同样是无论到了什么样的境地，工人如何造反叛乱，他对吴荪甫的交代都是先瞒住实情，哪怕后院已经失火，他坚定地相信过后凭着自己可以圆满解决问题，此一时的慌乱不过是小小不言的瑕疵而已。最具有代表性的吴、屠二人，就像是牌桌上的赌徒，总是情愿认为这一回合的失败只是运气不济，只要继续赌下去，下一回合就会将失去的全部赢回，无论事态是否一直朝着不好的一面发展。
就像亡命的赌徒，一旦将自己的身家性命抛之不顾，他人的安危自然也无足轻重，甚至为了达到最终的胜利，即便置竞争对手于死地也在所不惜。在《子夜》当中，自从共同在公债市场大赚一笔之后，每当吴荪甫在公债市场有所动作，赵伯韬都要暗中与其作对，最后吴荪甫势力的覆灭，几乎也是由赵伯韬一手造成。至此赵伯韬被塑造成了一个阴险毒辣，杀人饮血的危险人物，但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茅盾笔下上海形象赌徒性格的一个侧面，换言之，吴荪甫和赵伯韬实际上就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种为了实现自身抱负可以不顾一切的心理催动下，吴荪甫对于自己兼并的目标同样也毫不手软，只是作者采取了省略的叙事手段，如果将时常“狞笑”、眼神“狞厉”[2]2的吴荪甫与赵伯韬交换位置，恐怕吴也会对那个碍手碍脚的民族资本家施行毁灭性的打击。见惯生死、秉持着强人哲学的上海资本家，默契地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博弈，精明强干与恶毒自利共同在大上海的夜空中闪耀着，然而就像无论赌徒怎样胜利，最终受益的还是赌场一般，杀死别人再被人杀死，无限的循环之中大上海的人们以为自己的对手是他人，实际上他们对抗的是这座城市弱肉强食的逻辑。
硝烟弥漫的生意场上是如此，那么看似宁静安逸的所在呢？
“晚上九点钟光景，吴公馆里不期而会的来了些至亲好友，慰问吴荪甫在厂里所受的惊吓。满屋子和满园子的电灯都开亮了，电风扇荷荷地到处在响。这里依旧是一个‘光明快乐’的世界。”[3]
无论外面的资本博弈、工人运动进展到何种腥风血雨般的地步，宽敞的客厅永远都像是另一个世界。
与生意场上你争我夺并行不悖的是看上去和谐融洽的“客厅文化”。这种客厅文化与欧洲的贵族聚会、沙龙文化极为相像，可以说是中国被殖民后引自西方的舶来品。就如《子夜》中展示的那样，一群或是享有较高社会地位，或是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人，他们生活无虞，每至下午时分或夜幕降临，这些人便齐聚一堂交际取乐。无论外面时局如何，大上海的客厅是远离时代的安乐窝，这里灯火通明、金碧辉煌，有美食美酒、才子佳人，他们不会为生计发愁，永远衣着光鲜、谈笑嬉戏。大上海的客厅，俨然是一番天堂般的模样。
吴荪甫整日在生意场上焦头烂额、惨淡经营，但家中的客厅却整日高朋满座，人们无所事事谈笑风生。这种情况一如淞沪会战时，国军与日军在上海展开死战，一时间狂轰滥炸，伤亡无数，但一墙之隔的租界却在中日双方彼此默契的高级命令下得以波澜不惊，人们在租界内袖手看着对面血肉模糊的大战，仿佛那只是一场突然开始的大型皮影戏。这样的现象可以说只为上海所独有，民国时期的上海，是各种势力互相争斗、妥协之后组合而成的复杂畸形体，小至客厅，大至租界，都是这种畸形体的组成部分。这些看似宁静的所在，背后作为支撑的实际上仍然是弱肉强食的逻辑。
西方列强的铁蹄在上海踏出了租界的范围，西方世界在这里获得延伸。租界中的宁静平和实际上是无数中国人已经被血腥杀戮的结果，这种与周围时代风暴所格格不入的安宁氛围实际上被鲜血与弱肉强食笼罩。与租界一样，公馆客厅中看似天堂一般的景象，背后作为支撑的仍是迥异于表面现象的逻辑。在《子夜》当中，无论是客厅中的物质环境还是人际关系，都要靠吴荪甫在生意场上的胜利来维系，一旦他的商业帝国垮塌，这一切天堂般的环境都将烟消云散，而所谓胜利一直都来源于吴荪甫的强大以及他对弱者的吞噬与压榨。
客厅文化的逻辑实际上也暗示着上海这座城市的逻辑，殖民统治下传统儒家价值观在这里被颠覆，1930年代乃至现今的上海，其所遵循的恐怕并非都是道德原则，而是一种强权原则。突然目睹这种不以道德、因果为准绳的生活原则，如吴老太爷这样已经建立了自足世界观的外来者，甚至直接横死在了又像天堂又像地狱的客厅之中；而像四小姐惠芳这样尚未成熟的青年外来者，也终究因为亲身感受了这种对于外乡人来说过于格格不入的另类世界，而拼命想逃回藏香缭绕的《太上感应篇》之中。他们的到来与才干、野心无关，因而他们不可避免地被挡在了上海弱肉强食的准入机制之外。
然而在这客厅之中，大多数人还是选择陶醉于上海生活之中。在吴老太爷因过度刺激而死的同时，年轻女性张素素却渴望死在更加激烈的刺激当中；而在吴老太爷葬礼之时，几个企业家与交际花却躲在弹子房之内进行“死的跳舞”，这样的描写暗示了1930年代的上海心理。某时某刻总会有一部分人是上海的主人，但是对于其中的男性来说，他们的地位依靠将别人踩在脚下得来，而女性们的一时风光，则更多依靠自己的青春美貌以及妩媚的手段。于是经常挫败他人的男性，失败很可能是他们潜意识里的宿命，而“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更是颠扑不破的经验。当这些上海暂时的主人们对上海的短暂浮华越是迷恋，他们就越是会在有机会的情况下拼命挥霍，仿佛这样可以留住时光，证明他们未曾白来一遭。
《子夜》的结尾，作者给出了一个尚算光明但极为仓促的结局，这明显与作者难以为继的写作状态有关。如果按照故事逻辑将小说中所有角色的故事继续演绎，恐怕每个人最终都要走向毁灭一途，这样的结果与完整时间长度必然带来的悲剧性有关，但更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特点。1930年代的上海，为所有奋斗于斯、失败于斯的人们营造了一种可以人定胜天的假象，而百年过后，整座城市确实在一代代人的拼搏中蒸蒸日上，但是一个个吴荪甫与赵伯韬们却湮没无闻。被假象所迷惑的人们声嘶力竭地负隅顽抗，但实际上他们的对手却是这座城市无可辩驳的逻辑以及永远无法逆转的时间，因而他们的步伐终有一日要止步于失败当中。
“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4]
这便是《子夜》当中，1930年代的上海形象，这里是强者的天堂，弱者的地狱，但无论你是谁，终究无法逃脱被吞噬的宿命，笑到最后的永远是这座飞速向前的城市。
发表于《长城》2014年第5期
[1] 茅盾：《子夜》，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39页。
[2] 在《子夜》中，茅盾总是毫不厌倦地用这两个词语形容吴荪甫的神态，其中的情感倾向可见一斑。
[3] 茅盾：《子夜》，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56页。
[4] 茅盾：《子夜》，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