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 巨匠
第一章 惊雷
“避席畏闻文字狱”
在了解龚自珍发出那些惊世骇俗的批判清王朝的言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对龚自珍所处的历史环境做一些俯瞰式的扫描。
在诸多的历史环境元素中，最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清王朝的思想文化政策。
清王朝立国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对知识分子，尤其是汉人知识分子采取怀柔兼镇压的两手政策，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对一时的社会和政权稳定是有效的。但靠此种方式来持久地使得一个社会繁荣发展，处于良性上升的轨道，则无异痴人说梦。一个基本事实是，言论的闭塞，思想的禁锢，必然导致一个社会思想僵化，人才极度匮乏。怎么能寄望于一个思想呆滞愚蠢的社会还能不断地走向强盛？愚民的后果必然是，产生愚民土壤的社会管理层也日益变得愚蠢和低能。参天大树不会从这样的土地上凌空而起。
让今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清朝最繁盛的康乾时期，也是文字狱最多最密集发生的时期。按理，一个政权在稳定后，应该更多地开放言路，以吸纳各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谏议，才能激发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但清廷却反其道而行之，对不同政见一味采取打压的政策。在清朝前期的一百五十年间，有记录的较大的文字狱发生了一百六十余起。仅仅是乾隆一朝六十年，即发生文字狱一百三十余起。动辄即对持不同政见者、对圣上不恭者采取凌迟、戮尸、枭首、斩立决等酷刑。[1]5那个附庸风雅，号称写有数万首诗词，自我感觉似乎是天下第一才子的乾隆皇帝，对异己士人的迫害，其手段之酷烈超过了康熙、雍正。当有人告发因编辑《国朝诗别裁集》而闻名的大学者沈德潜，在《咏黑牡丹》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句子，是对清廷大不敬时，即使沈德潜已经去世，这个乾隆连死人也不放过，下令废除爵衔，并砸毁其墓园碑碣。[2]
清代除了从肉体上消灭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为了统一思想，对传统典籍和同代名士的著作的禁毁也是空前的，可以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浩劫。据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统计，在《四库全书》编纂期间的十多年里，约有十万部书籍被销毁。据陈乃乾《焚书总录》提供的数据，被清人全毁掉的书有二千四百五十二种，被抽毁的书有四百零二种，全部相加计有三千余种。
明末清初诗人王撰曾有诗云：“数声哀怨半天闻，无限离愁寄白云。矰缴每从文字起，书空咄咄却忧君。”[3]7这是清初士人在文化高压政策下发出的痛苦呻吟。
到了龚自珍的笔下，则有名句描述其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我们大概不免会感到诧异，“文字狱”三字会在龚自珍的诗中直接出现，这本身就是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
有论者认为，中国历史上首例“文字狱”是从西汉杨恽案肇始的。[4]《汉书·杨恽传》记载，西汉景帝时位列九卿的杨恽被诬免官，回到老家秦地，置产业，筑宅室，通宾客，躬耕田垄间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也罢了，但他过小日子的动静也闹得忒大了，时而与奴婢一起鼓瑟而歌，酒酣耳热后又击缶呜呜呼叫，并作诗曰：“天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尔，须富贵何时？……”不久，天降日蚀之灾。大自然发生的灾害，跟这个杨恽有什么鸟关系？他喝的是自家酿的酒，吃的是自家地里种的粮，他和自家奴婢奏瑟高歌，干卿何事？偏偏就有那种摇尾文人，写奏章告他：“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之致。”皇帝正为日蚀之灾而犯愁，此奏章帮助他找到一个“替罪羊”，于是将奏章下交廷尉按验。廷尉断杨恽大逆无道罪，将其腰斩。杨恽的妻儿则被流放到酒泉郡。[5]
称此为中国历史上首例因言获罪的“文字狱”案，大概未必准确。再往前追溯，应该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就开始了吧？从那开始，“禁书”总是与残害知识分子的“文字狱”牵连在一起，在每个新建的王朝类似案件总也不断地上演。但手段之残暴，规模之大，时间持续之久，则要数清王朝，就连秦始皇在陵墓里也要自叹弗如了。清人的文字狱，从顺治二年（1645）滥觞。这年清朝举行第一次乡试。有人发现河南一举人的试卷中，将“皇叔父”多尔衮，写成了“王叔父”，被视为对多尔衮的大不敬，牵连两位主考官被革职议罪。紧接其后是顺治四年（1647）发生的僧人释函可案。[6]1此人其父曾为明末礼部尚书，后家道衰落，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出家。清顺治二年（1645）函可到南京游历，住友人处，在顺治四年（1647）从南京去广东，出南京城门时被清朝士兵查获所携经笥中有南明福王答阮大铖书及《变纪》史稿。这还了得，不仅仅因为福王是南明弘光小朝廷的皇帝，也不仅仅因为阮大铖原为明末阉党成员，他们都是清王朝的死敌，最为清王朝所不能容忍的是那部《变纪》手稿中，详实记录了南明将士抗击清兵的死难事迹。这岂不是指着和尚的脑袋骂“秃驴”吗？于是，函可被投入大牢，并立即被押送北京。次年被定罪后流放东北沈阳。应该说，函可没有因此而脑袋搬家，就已经算是幸运的了。清人没有杀他，并不是因为清人对他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而是因为清人尚未意识到，文人通过反清的文字记录或进行舆论发动，可能对帝国统治稳定性构成颠覆性威胁。函可事件的发生，似乎给了他们一个警示。在对此后发生的类似案件的处理上，清王朝在文字狱中开始血花四溅了。
其后文字狱接连发生，如黄毓祺复明诗词案、冯舒以《怀旧集》案、张缙彦诗序案……大大小小因文字获罪的案件绵延不绝，其中处理手段最残暴、最让朝野震动的要数庄廷
修订刻印《明史》案。这个庄廷
，是浙地的富人，某日购得明代已故首辅所著《明史概》残稿，他请有关文人对残稿进行了增补修改，并将书稿更名为《明书辑略》，又邀请查继佐、陆圻、范骧等十几位著名文人校改把关，然后以自己的名字刻版行世。这个庄先生犯了两个低级错误，一是这本是当朝十分犯忌之事，怎可大张旗鼓地进行修订和刻版发行，明着要给官家抓把柄；二是腰包里有些银子你干吗搞得那么张扬，弄得四邻八舍都知道，就容易被贼眼盯住。现在他遇到的麻烦是，不是贼惦记，而是一些无赖之徒，竟然经常有意买来他刻版发行的《明书辑略》，闯进他宅子，敲诈他钱财。庄先生如果不给钱，无赖之徒即扬言要告到官府，让他坐大牢去。用此等手段到庄府勒索，居然常常得手。有无赖之徒，屡屡以此手段获得银子而归。有一个名吴之荣的小官僚，因贪污受贿而关入牢内，刑满释放，身无分文，衣食无着，一牢吏居然授之以到庄宅敲诈钱财之法。某日，他果真就从市面购得《明书辑略》，也持书至庄宅，与庄先生谈判要钱。大概他要价太高了，超过了庄先生的承受能力，庄就婉言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挟。那意思就是说，我这里没有那么多银子满足你的要求，你要告我悉听尊便。吴某诈财不得，火冒三丈，就跑到北京，将书中犯忌之语摘录下来，密告之朝廷，于是案发。据史料记载，此事发生在顺治十八年（1661），而决于康熙二年（1663），前后历时三年。凡与庄先生有关族人，凡参与此书编写校改之人，即使是那些刻书、印书、订书、送版的工人，也都统统在被杀之列。受牵连被杀者七十余人，其中十八人被凌迟。有一刻字匠临刑哭曰：“上有八十之母，下有十八之妻，我死妻必嫁，母其谁养？”话毕，脑袋被砍下，其首滚到了自家门口，因其行刑处离他自家门口不远。在处决犯案者时，本案的主角庄廷
已经死去，但他的坟墓仍被掘开。他的尸体是被碎戮，还是被鞭笞则不得而知。此案处置之惨烈残忍，让听闻者无不毛骨悚然。
更可怕的是，此案成为清王朝一个处理同类“文字狱”案件的模板，此后类似的事件又接踵发生。其案发的密集程度，超过了以往历朝历代。当那些小说、影视剧中，用尽笔墨影像歌颂清帝王文治武功时，笔者提醒那些作家、编创人员，在肯定某些帝王开疆拓土的功绩时，也不应忘记，清王朝几乎把华夏大地变成迫害异己知识分子的屠宰场。
以此，大概我们可以理解龚自珍诗中描述的其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为何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了。[7]
衰世
在清王朝对异己知识分子的长期血腥镇压下，士人们为了避免脑袋搬家，也为了谋取碗里的“稻粱”，除了“摇尾”，便只有“闭嘴”。
但也有敢于既不“摇尾”，也不“闭嘴”的——那就是龚自珍。
龚自珍得以存在，既说明龚的直言无忌的胆略，也说明清王朝这个曾经的巨人内脏已经开始空心化。它对异己分子的钳制，已经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财富的两极分化，使得社会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一有导火索，即刻被引爆。一方面是那些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囤积大量钱粮、珍宝，他们以炫富奢华为荣，过着一掷千金、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另一方面是，平民百姓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龚自珍的诗《馎饦谣》反映了当时物价飞涨而导致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父老一青钱，馎饦如月圆。儿童两青钱，馎饦大如钱。”（馎饦，是古代的一种面食，形状应该是圆圆的像大饼。）在父亲一辈手上，用一青钱，可以买到像月亮般大的面饼；而到了儿子辈，用两青钱，却只能买到像一块青钱那么小的饼子了。
社会因贫富两极分化而不断发生痉挛，其外在形态是不断发生的农民起义和暴动。
嘉庆十八年七月十八日（1813年8月13日），清嘉庆帝启程前往承德北部的木兰围场行猎后不久，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宫廷事变。几十名天理教徒装扮成小商小贩，挑着筐子，内藏刀械，杀死守门士兵，在太监的接应下攻入了皇宫内院，与清军交战了两天一夜，搅得壁垒森严的宫禁天翻地覆。虽然此事最终以天理教徒的失败告终，但在代表皇权威仪的帝国宫殿内，区区数十人，居然险些闹出让清王朝倾覆的内应外合的造反事件，不仅在清王朝历史上仅有，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嘉庆皇帝为此而下罪己诏。当嘉庆帝从围猎场遭遇惊魂后回到京城，在进入朝阳门时，满朝大臣聚集在朝阳门御道两侧跪迎。嘉庆帝不理睬迎驾的王公大臣，而是出人意料地下马，走向站在路边执行警戒任务的清军士兵，嘘寒问暖，以示安抚。随后，嘉庆帝命群臣前往乾清门，跪听他的《罪己诏》。听完皇上的检讨书，群臣痛哭失声。[8]
这一事件表面看似乎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其实正是大清帝国开始走向衰落的重要拐点和信号。历史重大走向的信息，往往正是通过一些看似偶然的事件来传递的。
这个帝国会因为皇帝的一份《罪己诏》，从此改弦更张，变革图强吗？通过持续的思想文化禁锢高压政策，还能使摇摇欲坠的大厦继续挺立吗？
不妨看看，龚自珍是如何思考这些关系帝国命运的问题的。一位思想家的思想从何而来？应该说，既有对优秀思想文化传统基因的承续，更多的是来自对现实社会的质疑与批判。
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贯穿了龚自珍的一生。
他的最重要的思想贡献，是最早发出了清王朝走向“衰世”的警示信号。这也是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滥觞。
在乙亥（1815）、丙子（1816）年间，龚自珍二十八岁时，写下二十五篇政论文章（现存十一篇），总名为《乙丙之际箸议》。且来读读其中的第九篇：[9]
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抑小人甚鲜。
这是文章的第一二节，笔者未加注释。如果读者阅读时因文言文而有难以理解处，不妨跳过去。我这里做一个浓缩性的翻译。这两节的大意是——根据古代的史书，把不同的历史阶段分为三个不同的类型：治世、乱世和衰世。区分这三种不同时世的标准，是看这个时代所拥有的人才的差别。所谓衰世，从表象看似乎跟治世没有什么区别，诸如文章用词的讲究，人们的言谈容态等等也都跟治世很像。但你仔细观察下去，就看出问题来了。尤其是看人才的状况，衰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才的极度匮乏和平庸。不用说，庙堂之上缺少雄才大略的才相，没有才华横溢的史官，边塞没有能够威震一方武功高强的将领，学校里面没有聪明优秀的学子，就是在田垄间，也没有善于耕作的农夫，在集市上也看不到手艺精湛的工匠和经营有道头脑精明的商人，甚至在山野丛林中也没有精于盗窃的强盗，就连小巷子里的小偷这样的鸡鸣狗盗之徒，也技艺极差。唉，人才匮缺到什么程度呢？除了上面说的这些，还有就是处在这样的衰世，固然风度儒雅胸怀坦荡的君子极罕见，就连精于利害算计的小人也几乎看不到。
请想象一下，在龚自珍的笔下，这个时代的人才平庸到了什么地步？连手段高强的小偷和精于算计的小人也难寻觅。这样的年代已经“衰”到一败涂地了，怎么还配称之为“盛世”呢？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才的如此平庸呢？且继续看龚自珍的分析：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问矣，向之伦聒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忧不才而庸，如其忧才而悖；忧不才而众怜，如其忧才而众畏。履霜之
，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三代神圣，不忍薄谲士勇夫，而厚豢驽羸，探世变也，圣之至也。
读者诸君想必注意到，这段话中有一个名句，是广被人熟知，今天仍经常使用的，即“将萎之华，惨于槁木”。非精研文言文者，可能对这段话也难一下子弄明白。我这里就照样简述一下大致要义：所谓衰世，是一个习惯“枪打出头鸟”的时代。只要发现有才华的人出现，许多平庸之辈就会采取各种手段来监视他们、束缚他们，乃至将他们杀害。杀害他们的手段不是用刀、用锯子、用水火，而是用文章、用名誉、用美言和颜。这些手段可以说是软性的杀人不见血的方式。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种种手段，通常是不会广而告之的，君主和大夫也不会过问这类事情。这样的对优秀人才的残害，往往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对方，而是从精神上摧残对方，使之不再有忧国忧民之心，不再有发奋图强的精神，不再有思考的能力，不再有廉耻之心，也不再有拒绝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品质。这样一种软性的摧残人才的方式，往往是渐进型的让人才如同温水煮青蛙似的不知不觉地死去。也有极个别的清醒之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就大声疾呼，希冀一个政治清明的社会出现；而那些性格强悍之人，觉得采取呼吁的方式难以奏效，可能就会走向山野沼泽，谋求用叛乱的途径与社会对抗。如此下去，这样的衰世，就离发生动乱不远了。因而那些有清醒头脑的有识见的人，他们以数千年的历史为鉴，忧虑着天下的兴衰，他们忧庸才无能，就如忧有才华的人竟敢反叛；他们忧无才之人却受到众人的爱怜，就如忧有才华的人却受到众人的畏惧。穿草鞋走在严霜上，比踩在坚冰上还要感到寒冷；暴风雨即将来临前的小鸟，比风雨中的小鸟还要感到恐慌；得了风湿痨病的人，其生命比患有痈疮的人更危险；将要萎谢零落的花朵，比枯槁的树木让人觉得更凄惨。夏、商、周三代圣明的君主，之所以不敢轻薄那些有文才有武艺的优秀人才，而厚待那些怯懦平庸之辈，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影响社会兴衰变化的根本原因。
在此文的后半部分，龚自珍在分析导致人才普遍平庸的原因时，似乎是把根由归结到大多数人自甘平庸也不允许他人不平庸的心态和环境氛围。但到了文尾，我们看到，他用春秋笔法，借古代圣君，把剑戟指向了当朝最高统治者。
为了自我保护而不被小人构陷，我们就不难理解，龚自珍为何采取“药方只贩古时丹”的手法，来为自己裹上隐形的历史外衣了。
“石呆子”与“石狮子”
其实，让我们回溯一下，读一读龚自珍在嘉庆十九年（1814）二十三岁时写就的另一组著名的政论文章《明良论》（四篇），就可以得出结论，龚自珍批判的剑头已经明确地指向最高统治者了。《明良论》的篇名典出《尚书·益稷》中“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即论明君与良臣。[10]
从这些精彩的政论中可看到，龚自珍的又一大思想贡献是对清王朝扼杀人才的官僚制度进行了深度解剖和抨击。要感受这一点，还是要从解读具体的篇章入手。这是《明良论三》：[11]
敷奏而明试，吾闻之乎唐、虞；书贤而计廉，吾闻之乎成周。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前史谓之停年之格。吾不知其始萌芽何帝之世，大都三代以后可知也。
借古讽今应该不是今人的发明，古代那些批评时政的文人，为了躲避文禁，也都得借用此种手法。夏、商、周是经常被颂扬的对象，至于这三个朝代是不是十分完美并不重要，颂扬它们为的是讥刺现实，同时又避免让当朝圣上及那些“摇尾”官僚们抓到把柄。龚自珍在这里也是先从古圣贤说起：听取臣子报告自己履行职能的情况，考核他们的政绩，我听说从唐尧虞舜时代就开始这么做了；而记下贤能的人，以及考查臣子是否廉明公正，我听说周代就这样做了。至于以年限和资格来做升官的依据，我不知道此种做法起始于哪个朝代，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做法是在夏、商、周之后才有的。
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作者接下来说：
今之士进身之日，或年二十至四十不等，依中计之，以三十为断。翰林至荣之选也，然自庶吉士至尚书，大抵须三十年或三十五年，至大学士又十年而弱。非翰林出身，例不得至大学士。而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
夫自三十进身，以至于为宰辅，为一品大臣，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虽有耆寿之德，老成之典型，亦足以示新进；然而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傫然终日，不肯自请去。或有故而去矣，而英奇未尽之士，亦卒不得起而相代。此办事者所以日不足之根原也。
龚自珍在这里描绘了一幅所处年代清王朝的升官图。一位想进入此仕途的年轻人，从三十岁开始从底层一级一级台阶往上爬，如果还算顺利，爬到相当于宰辅的一品大臣位子，大概要三十五年左右。等到可以有参政话语权时，其人已垂垂老矣。虽然看起来，此等高官似乎阅历很丰富，就算德高望重吧，但这样的人在官场经过多年的煎熬，已经精疲力衰了。他们谨小慎微，左顾右盼，成日担心自己有任何出格言论而把官位丢了，这样的人怎么还能寄望他们会有什么作为？这就造成庸碌之人占据高位，有才学想做事的年轻人却难有出头之日。于是造成各个阶层想做事能做事的人越来越少。
城东谚曰：“新官忙碌石呆子，旧官快活石狮子。”盖言夫资格未深之人，虽勤苦甚至，岂能冀甄拔？而具形相向坐者数百年，莫如柱外石狮子，论资当最高也。如是而欲勇往者知劝，玩恋者知惩，中材绝侥幸之心，智勇苏束缚之怨，岂不难矣！至于建大猷，白大事，则宜乎更绝无人也。其资浅者曰：我积俸以俟时，安静以守格，虽有迟疾，苟过中寿，亦冀终得尚书、侍郎。奈何资格未至，哓哓然以自丧其官为？其资深者曰：我既积俸以俟之，安静以守之，久久而危致乎是。奈何忘其积累之苦，而哓哓然以自负其岁月为？其始也，犹稍稍感慨激昂，思自表现；一限以资格，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生气者也。当今之弊，亦或出于此，此不可不为变通也。
这里说的是论资升官带来的恶果。其文大意是——
正如民间流行的俗谚所说：“年轻的官员忙碌得就跟石碾子似的不停地转，而那些老官僚就如同城门口的石狮子，坐在那里静默养神。”但是那些勤苦的新官，并不因为他们辛苦忙碌就会得到破格提升和重用。要论资历，大概谁也比不过那些石狮子，它们的历史大概总有数百年了吧？这样一种官场生态，要让那些有才干想做事之人得到激励，让那些玩忽职守之人受到惩戒，让那些平庸之人杜绝不劳而升官的欲望，只有鬼才相信。在这样一种官场生态下，也别指望有敢于为国家利益建言献策的有雄才大略的人出现。年轻人想，我就这么一天天熬下去，总有媳妇熬成婆的时候，干吗要多言多语，一不小心反而影响自己的前程？而那些老官僚的心理是，我已经熬出头了，现在安享我的官位带来的种种既得利益就可以了，何必要多操心，没准儿弄得上司、皇上不开心，反而把官位弄丢了。这样一种普遍不思进取的心态，造成各个官僚阶层死气沉沉，只有混日子的人，而无慷慨激昂朝气蓬勃为国家操劳之人。今天很多社会弊病就出在这里，这就是不变革不行的原因所在啊！
“约束之，羁縻之”
如果说龚自珍的抨击，在这里指向了大清王朝的用人机制，到了《明良论四》[12]1中，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朝的君主集权制度。龚自珍吃了豹子胆了？他的脑袋为何没有因此而搬家？让我们看看他的文章是如何表述的。
龚自珍此文的核心问题，谈的是高度敏感的君主集权与分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封建社会长期困扰专制帝王的老问题。大多数帝王不是高度集权，把社会钳制压迫得死气沉沉，就是因权力过于分散而导致诸侯割据，皇帝则成了被诸侯或大臣玩弄于股掌的摆设。能够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种智慧平衡的极少见。总的来说，高度集权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主流。拥有至高权力的帝王——可以随心所欲挥舞手中权杖的帝王，很难战胜自己对权力的迷恋。古代没有人意识到，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无数的历史现象启迪后人：权力可以使一个怯懦的人变得狂傲无知，权力可以使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权力又如“毒品”，一旦吸上很难戒掉。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可以超越权力的依附和迷恋，为推动历史文明的进程，理智而清醒地抗拒权力的诱惑。
龚自珍在文中写道：
庖丁之解牛，伯牙之操琴，羿之发羽，僚之弄丸，古之所谓神技也。
这里，龚自珍又借古代的那些掌故来发起议论了。古代的庖丁、伯牙、羿、僚，都是掌握了神奇绝技的天才能人。但是，如果用种种所谓苛刻的规矩来束缚他们，让庖丁多割一刀不行，少割一刀也不行；要求伯牙操琴时，只能想着“高山”，而不能思“流水”；规定羿在挽弓射箭时，只能向哪个方向，不能向哪个方向……那么，他们的那些绝技也就无法表现出来。天才神人可能就成为动辄得咎的庸人。
人有疥癣之疾，则终日抑搔之，其疮痏，则日夜抚摩之……而乃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何也？无所措术故也。
一个人身上长了疥疮，痒痛难熬，总是要用手去抓去挠，这是人的本能。但如果把他捆绑在一根独木上，他再痛再痒四肢也就无法动弹了。这样一种状况，很像当时各个层面的衙门和官吏。朝廷有很多琐碎的戒律，让他们手脚被捆绑着。
约束之，羁縻之，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见而免冠，夕见而免冠……
那些掌管主要权力的大臣们，早晚见皇上时，都要脱帽……“天子”理应管管那些关系到社稷命运和百姓生活的大事，在这些国家大计上做出有眼光和符合实际的决策，而不用去管那些脱帽还是摘帽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那些具体的执行大政方针的事情，应该交给大臣们去办，给予他们履行职能的权力。想想那些古代圣君们是如何治理天下的吧——
为天子者，训迪其百官，使之共治吾天下，但责之以治天下之效，不必问其若之何而以为治，故唐、虞三代之天下无不治；治天下之书，莫尚于六经，六经所言，皆举其理、明其意，而一切琐屑牵制之术，无一字之存……
在这里，龚自珍又开始“药方只贩古时丹”了——你看远古那些圣明的天子们，与大臣共享治理天下的权力，他们只看大臣治理天下的效果，至于用了哪些具体的方略，天子是不用过问的。在六经中，阐述的都是治理天下的大道理，无一字谈那些琐屑的律令、规则等。因此，圣明的天子只须——“总其大端而已矣”。
如果像前面所述那样——“虽圣如仲尼，才如管夷吾，直如史鱼，忠如诸葛亮……”也不可能充分施展他们的才华，更何况现在那些既无性情、又无学术的庸常之人呢？他们本来就无大的才学，再加之用种种琐屑的律令加以束缚，就更别寄望于他们还能对社稷建功立业了。
无须再做更多的引录和解读，读者诸君已经很清楚了。龚自珍在文中大胆地提出了分权和放权的问题，这当然是向“皇权”挑战的大逆不道的出格之论了。
“梅”病了，人知否
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龚自珍在从北京辞官南返，回到昆山羽琌山馆后写下的著名篇章《病梅馆记》[13]1中，作者以病梅作喻，热切地呼唤人性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这样一种呼唤，已经蕴含着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萌芽了。此文只有三百余字，既是思想犀利的杂文，也是千古传诵的美文。想了解龚自珍者，不能不读此文：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馆以贮之。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读此文，我们当然要跳出其字面指向，而深探其内蕴。从文字看，似乎仅仅是在论梅，但文字背后是论人。这是其一。梅花被扭曲、被捆缚、被删斫，似乎其祸首是文人画士的病态审美情趣。错也，人如梅，扭曲国民普遍性人格的祸首该是谁呢？那个束缚人的精神枷锁是什么制度呢？而操控这个制度掌握无上权力的人是谁呢？这是稍作思考就可以找到明确答案的。龚自珍身体力行地辟病梅馆，让梅回归自然自由生长，当然也不仅仅是指梅。我们当然也不必像今日有些学人热衷于过度阐释一样，把龚自珍的批判理解为是明确要解构掉那个扼杀人的个性的专制统治制度。但我们从他大骂“文人画士”扭曲梅的病态需求，到呼唤让梅树自然生长，是可以明确感受到他对扼杀人性的大清王朝制度的不满和憎恶的。这样一种精神利刃，本质上无疑是砍向封建专制的。
“山中之民”
在《尊隐》中，龚自珍呼唤一种“理想人格”的出现。[14]1他不吝笔墨，赞誉那些隐于山野丛林中的“傲民”，他借史官的口吻认为，“百媚夫，不如一猖夫也；百酣民，不如一瘁民也；百瘁民，不如一之民也。”“一之民”即“山中之民”。他们往往是在一个王朝进入黄昏时多起来。他们以“仁心为干，古义为根，九流为华实，百氏为杝藩”，即“以仁善之心做树干，古代义理做树根，九流学术做花果，诸子百家做篱笆”。[15]1这样一种“山中之民”，一旦“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这样一类吸天地之气，融古今思想精华，修健朗身心，而能在合适的时机，挽历史狂澜的“理想人格”会存在吗？这是龚自珍向往追求的一种至高人格境界吗？
笔者在品读龚自珍的诗文以及了解他的传记生平资料时发现，龚自珍的思想是有一条主线脉络的，那就是聚焦于——人，人才，人格。他的所有批判性思维围绕此轴心而展开。
他衡量一个朝代盛衰的标准是什么？是这个朝代拥有什么样层级的人才！
他考量一个朝代制度是否先进的标准是什么？是能否让真正的优秀人才尽其所能！
他测量一个社会能否充满活力的标准是什么？那就是这个社会国民是否具有理想的人格！
人才决定一个社会的未来。当一个社会连像样的小偷都贫乏的时候，这样的社会还能继续走向强盛吗？
[1] 据王彬著《禁书·文字狱》第92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9月版。
[2] 据陈铭著《龚自珍评传》第5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
[3] 据王彬著《禁书·文字狱》第4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9月版。
[4] 据孙钦善选注《龚自珍诗词选》第19页，中华书局2009年8月版。
[5] 据孙钦善选注《龚自珍诗词选》第20页，中华书局2009年8月版。
[6] 据王彬著《禁书·文字狱》第83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9月版。
[7] 据陈铭著《龚自珍评传》第5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
[8] 据喻大华著《嘉庆皇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9] 《龚自珍全集》第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2月版。
[10] 据章培恒等主编的《龚自珍诗文选译》第11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5月版。
[11] 《龚自珍全集》第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2月版。
[12] 《龚自珍全集》第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2月版。
[13] 据章培恒等主编《龚自珍诗文选译》第111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5月版。
[14] 参见彭平一、汪建华《论龚自珍的理想人格》，刊《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4期。
[15] 参见章培恒等主编《龚自珍诗文选译》第38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