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今年水仙花不开
今年的水仙花不开，
今年的江城谁不悲？
母亲的梦惊窗扉，
父亲的酒才半杯。
你们如此爱着我，
我是如此爱你们，
如果你、如果我来日方长，
人人是奇迹个个天使飞。
没有花生来就开花，
没有人生来就生辉。
雪白的冬女儿美，
雪白的春男儿泪。
我们如此爱着你，
你是如此爱我们，
如果你、如果我来日方长，
日月转江水弯平安来回。
困守孤城，今年水仙花不开，是这段日子里最早动手写的句子。
这些句子的出现，也让自己有了依靠天赋能量，做困兽之斗，拼一场命的底气，不用再为着那些五金店做的唇膏，铁匠铺做的胭脂，锅炉房做的眼影，海鲜城做的香水憋气。
武汉“封城”第三十三天，大姐在家人微信圈里留言。
“各位弟妹，大家好！大姐今天要给你们讲老娘的情况。近段时间老娘的精神不太好，有时清醒，有时糊涂，饭量也减了，特别是大小便不能控制。基本情况就是这些，只是想让弟妹知道。”
大姐向来话语短，她将事情说到如此地步，足见大事不好，赶紧回问详情，同时自己也在武汉这边找医生咨询。瞎忙了一上午，到头来什么也做不了。一大家人，分成五小家，三家困在武汉，两家困在黄冈，都是新冠肺炎疫情地图上深红色地区，纵然可以申请通行证，送老母亲去医院，像这时节的新冠肺炎疑似者那样送进CT机中做检查，别说老母亲自己向来不肯做这个，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断断不会让老人家去做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事。这时候，唯有不与外界接触，不犯任何毛病，才是安全可行的上佳方案。家中三叔身体是那样的壮实，父亲与二叔在世时，都说他俩的身子骨加在一起才与三叔有得一拼。三叔八十多岁了，看上去只有六十来岁，疫情期间，只是稍有感冒，后来发展成燎天大祸，面对医院和医院的CT机，其步步惊心，是深入虎穴，更是与虎谋皮。这一点，“封城”之前，自己就曾在武汉这边的CT机上，稀里糊涂地冒了两回险。事后得知，从头到脚直淌虚汗。同时也暗自庆幸，这些年自己还算是做了一些好事，修了一些功德。特别是开始“封城”的那几天，专心请求“封城”之外的作家朋友点对点支持几位白衣天使，还帮助一个素不相识的四口之家脱离险境。乌云紧锁背后，朗朗乾坤自有安排，正所谓：人在做，天在看。
二〇一九年春节，一大家人都来武汉，家里的水仙花开得格外香洁。很多年了，夫人在厦门的朋友，总会在过年之前寄来蒜头一样的水仙花球。临近二〇二〇年春节，母亲临时换了主意，家里人才没有再来武汉。过完春节，本来要上班的那一天，八岁的孙女发现一点异样。小家伙还记得，去年家里的水仙花开得极好，花朵既多又规整，更兼香气袭人。同样出处，同样位置养着的水仙花，今年情况大不相同，不仅花没开，连叶子都不青翠，长得太不像样子了。一开始还以为是水浇得不够，看了一会儿，就得出结论，水仙花长成这种样子，像是大活人被吓破了胆。在《圣天门口》中，曾不惜笔墨先后写了两个人被活生生吓死的情节。人吓破了胆，全身发绿的样子，是长一辈的讲述者亲眼所见。若不是亲历者亲口讲述，仅凭想象力加上民间传说，不可能完成这些文字。在城市生活，水仙花吓得不开花，若非亲眼所见，也是轻易不敢乱说乱写的。
有些话，有些事，不在现场无法真正理解。比如，明明在真心安慰一个人，却惹得对方勃然大怒；明明是由衷为一件事欣喜，却让当事者自此视为半个仇人。那些漫不经心的指点，常常会在短时间内证明是那近乎天机不可泄露的警示。一切的未卜先知，未卜先知的一切，是否就是高深莫测的量子纠缠理论，在日常生活中有意露出端倪，供人启动新的思维系统呢？
去来无痕的人生，还是有些蛛丝马迹。
二〇二〇年元旦前两天，自己咳嗽得厉害。所幸这咳嗽是头一天参加完《当代》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从北京带回武汉的。假如是在武汉开始咳嗽那就惨了，更进一步不仅是在武汉，还是在汉口火车站上高铁后开始咳嗽就更惨了。因为正是这几天，位于汉口火车站附近的湖北省中西药结合医院，发现七例随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的病人，而这七个病例全部来自紧挨着汉口火车站的华南海鲜市场。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己一路狂咳嗽，去往罗田县城时，哪会知道接到相关报告的省市卫健委，正在组织市、区两级疾控部门，对后来被称为新冠肺炎的病例，进行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风三十里的微信朋友圈中，也只偶有关于美国流感大流行的只言片语。
作为家中长子，去罗田县城看望被接到大姐家过冬的老母亲，是要听听老母亲的决定，今年在哪里过年，这也是咳嗽得再厉害也不得不做，也是必须尽快做的家庭大事。见面之后，没说三句话，老母亲就主动表态，就在大姐家过年！这很平常的话，在我们听来不胜惊讶。父亲在的时候，过年的事不需要我们操心，下一年的团圆年在哪里过，头一年吃团圆饭时就会定下来。父亲不在了，这事就由母亲来决定。而母亲的习惯与父亲完全相反，年事越高越像个任性的女孩，问十遍有十种说法，问一百遍就有一百种说法，放在以往，不过小年是确定不下来的。
多数人家的父母，活到八十八岁时，真是比七八岁的小孩还难照料。七八岁的淘气包，不按常理弄些小捣蛋，可以行之有效地高声斥责。在高寿老人面前，绝对不可以如此。谁想大吼老人一句，谁的头顶上就有可能雷声滚滚。二〇一九年春节，母亲来武汉，对我们的新居很满意。本来嘛，为了老人家的生活方便，才特意选择方便接地气的一楼。以往的房子，不是楼层太高没有电梯，就是离市区太远，生活起来不方便。见母亲对新居的满意度符合预期，我们也很高兴。全家二十几口人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过了两天，第三天是大年初一，早上起来，就见到母亲在专门为她布置的那间屋子里忙碌，稍后才出来，冲着我嘴唇动了好几下后才说：我今天回去！母亲像是明白我会生气，说话时怯怯的，像做错事的孩子。就这么一句话，差点让我泪流满面。我努力控制着情绪和母亲说了半天，她才不再作声。过完初一，初二上午，大姐他们要回各自家里时，母亲还是对我们的情绪不管不顾，头也不回地跟着走了。这事过去大半年，中秋节后，母亲时常会在不经意间，与她的孩子们唠叨，还是想来武汉过二〇二〇年的年。她的孩子们一边笑话，要她别再像去年，大年初一就不想在武汉待了，一边也在早早准备，一大家人再来武汉过春节。
如果元旦那天，母亲吩咐她的孩子，像去年一样继续来武汉过春节。全家人也真的如去年一样，来到武汉团聚，挤住在家中。接下来因“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肆虐而“封城”，一大家人的日子，二十几张嘴，早中晚三餐的食物，就不知该如何煎熬。这还不算，那么多人来过春节，得提前做各种准备。那么多人来了，不可能成天闷在屋子里，一定会去那些大型商圈走走看看买买。在外面的时间一多，不明不白的接触中，潜藏危险的概率越大。只要有一个人不幸中招，接下来的麻烦就会比天还大。常言细思恐极，大约就是这般模样。在人生的重要节点上，出现一丝小确幸，真是恨不能对母亲说一声，到底是至爱至亲，至高无上的老祖宗啊！老母亲不来武汉过春节，我们就得准备去给她老人家拜年。忙前忙后，备了一大堆年货，说好初一去大姐家，再顺路去弟弟妹妹家。还有预备元宵节前，去赣南为岳父庆祝八十大寿的一应物什。实在想不到，元月二十三日凌晨，斩钉截铁的“封城令”，刹那间就将九省通衢的江城变成巨大的铁桶阵。原本要送出去，以食物为主的各种年货、各类礼品，让大家庭之下我们这六口人的小家，在“封城”的第一个十四天，可以很好执行“守住家，守住门”的重大使命，基本上不用为日常生活发愁。母亲耳背，视力尚可。对电视新闻内容知道一些，对她的子女一直没来拜年，还想得通。更何况有手机视频，她想看谁马上就能见到。即便如此，母亲还会在某个时刻自言自语一番。
“封城”的第十五天，二月六日，农历正月十三，还差两天就是元宵节，在老家黄冈，看完元宵灯会，再拖泥带水的春节也会结束。灯如海、花如海的元宵灯会，也从不负家乡父老，年年都在这个时候，将人们的喜悦尽可能映照得更加精彩，以图随后开始新一年的劳作时，继续保有一份好心情。
那一天，大姐又发了一条微信。
“老妈说，今年过年一点也不痛快！”
母亲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没有上过一天学堂。母亲所识的字，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在毕生没有改变的乡镇供销社售货员的位置上，一点点地积攒起来的。母亲在对二〇二〇年春节发表个人意见时，一句“今年过年一点也不痛快”，让全家人无不叹为观止。在我们的理解与体味中，这是见多识广的长辈，最为得体的说法！换了任何晚辈，能用来表达春节期间感受的词汇，大约会是压抑、沉重、郁闷、茫然、崩溃几种，远比不上母亲所言的“不痛快”。用那些暗含绝望的话语来形容春节，是对中国人团圆之心的大不敬，是对中国文化中吉时吉地的无知，是对纪念和表彰自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辛勤劳作的抹黑。在天大的疫情面前，一位本该享受子孙当面恭祝长命百岁的老人，有权而不滥权，通情达理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不痛快！
一位老人，一位母亲，对灾难的审视，对灾难中公众生活的审美，不丧失灾难中个人自尊，不消解灾难中太多不幸，不无视灾难中人性品质与生命能量，对比那些动辄就将形容词和名词运用得眼花缭乱的文本，真让我们这些吃文字饭的晚辈无地自容。
“封城”的第二天，大年三十，在武汉的六口人小家吃团圆饭之前，与孩子一起在门外贴春联。孩子戴着口罩，我也戴着口罩。去年的春联还完好无损，特别是正门上方的“四世同堂”，实在令人舍不得用新桃换旧符。最不好受的还是贴春联本身，双脚跨过自家门槛，站在自家门外，也要全副武装，不敢将口鼻露出半点来。才贴好上联，一位邻家女孩都要进电梯了，又转过身来，问有福字没有，她想要一幅。女孩是四楼的，以往从未见过，估计她也从未见过我。四楼有两户人家，房号尾数为双的那一家窗户上贴有大红“囍”字，于是就觉得这女孩应当就是那家的新娘子。大过年的，人家新娘子为这点小事开口了，自然还是应允为佳。约好半小时后，将新写的福字，用信封装起来放在门外，她自己再下来取。过程中，彼此说话模样，虽不是拒人千里之外，也无异于唇在天涯，齿在海角。贴好对联后，自己回屋写了一沓福字，拿上一张放在门外。这么多开一次门，在内心最深处，就有一种声音在说，这时候，自家门宁可错关三天，也不可多开三秒。在我写福字时，孩子在旁边半是玩笑地说那位邻居，这时候还敢要别人家的东西。意思是对方又不知道我家的情况，幸亏没有那种疑似问题，若是碰上有问题的人家，岂不得吃不了兜着走！邻里之间，多少年来，以春联相送的雅趣，就这样毫无道理地变成了危情。那些给自家写的、准备每个窗口贴上一张的福字，后来一直放在客厅的条案上。孙女问过许多次，为何写好了又不贴。每一次相问，我的答案都不是真心想说的话。我想如实说，小区内大大小小十一栋楼，几千扇窗户，都没有贴福字，也没有贴窗花。别人家的大门两边光光的，就我家贴了红春联，再进一步贴满福字，这么做了并非对不起别人家，是自己心里觉得不合时宜。孙女那颗心，像雪莲花一样纯洁。我只能说，现在“封城”封路封车，外面一个人也没有，贴上去也没人看得见，等到消灭新冠病毒，大家都能出门，再贴到窗户去。孙女就问什么时候能够消灭新冠病毒。听说可能要几十天，她一脸疑惑地反问，只有春节才贴福字，春节早就过完了，还贴福字干什么？
一年一度最大的节日，赶上新冠肺炎肆虐，一天比一天糊涂的老人都能感到不痛快，天生欢乐的孩子更不用说。最喜欢与人一起欢喜过年、欢度春节的水仙花，也能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肃静气氛。水仙花所在阳台，就在小区内中心步道旁边。“封城”的第十六天，二月七号，社区才正式通报，步道的那边四栋一单元，有三位确诊人员被救护人员送去医院，连同二单元一起，还有四个疑似发烧人员住家隔离。之后又有通报，一共有九例确诊新冠肺炎患者，基本上都在阳台正向面对的三、四、五栋。在此之前，阳台窗户每天都会打开几个小时。接到通报后，不只是我家阳台上的窗户，整个小区也见不到几扇窗户是开着的。隔着玻璃向外看，越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高楼立面越是整齐得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在正式通报之前，还有非正式的电话知会，三栋的一位男士，因为感冒去医院就诊，一连跑了三天，越来越觉得自己患上了新冠肺炎。再次从医院回来时，活生生晕倒在自家楼下的电梯门前。私下里大家都说，那位邻居太过紧张，自己将自己吓成这种样子。这种理解，与真相无关，是说话人内心深处的理想与祈祷。谁也不想有个新冠肺炎患者做邻居，不希望与这样的邻居乘同一电梯，走同一楼道，隔一道明明没有任何缝隙的公共砖墙。不愿意在通往自家的电梯里，出现一团有足够理由疑神疑鬼的面巾纸。不愿意在通往自家的楼道里，出现令人胆战心惊的口鼻喷溅物。即便是国内顶级的流行病学专家，每每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让我们眼睁睁看到的表情，比白岩松的那张总挂着天下大事的脸色，还要紧张七八倍。否则，当钟南山终于在电视上露出一丝笑意时，就不会成为全体中国人，都能松一口气的网红新闻图片。
据权威统计数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武汉地区呼吸道传染病床位数总共只有九百零八个。其中，声名显赫的金银潭医院，因为是全省唯一一家传染病医院，拥有最多的三百零四个床位；后来专门承担抢救重症中的重症患者的市肺科医院有床位一百零二个，公认是国内顶级的同济医院与协和医院分别只有床位七十五个和一百一十个；在医疗水平相当突出的几家医院中，中部战区总医院有二十四个床位，中部战区汉口院区有二十个床位，中南医院有十个床位，人民医院有二十个床位，人民医院东院有两个床位，长航医院有二十个床位；民办医院中的天佑医院有四十二个床位，普仁医院有二十个床位；远城区的江夏区人民医院有二十五个床位，东西湖人民医院有二十四个床位，黄陂区人民医院有五十个床位，新洲区人民医院有四十个床位，蔡甸区人民医院有二十个床位。后来陷入舆论风暴的市中心医院，连一个呼吸道传染病床位都没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只有十七家医院设有能够收治新冠肺炎病患的可怜兮兮的九百零八个呼吸道传染病床位。就是这不足一千个呼吸道传染病床位里，拥有更严格标准的负压病床床位，除了金银潭医院有一部分，就只人民医院东院还有两个。其余像久负盛名的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等，连一个负压病床也没有。如此窘境，也是疫情暴发后，拥有众多医院的偌大都市，难求一张病床的现实原因。某些医院医护人员感染人数众多，部分原因在于有自己的职工生病习惯就在本院治疗的传统，一旦该医院呼吸道病床位不够，甚至根本就没有，只能用非呼吸道传染病床位来应对新冠肺炎病患，医护人员之间的传染就很难避免了。为了做到应收尽收，不得不紧急将一些医院整体征用，或将同一医院内相对独立的院区做成隔离病区，是无奈之举，也是唯一正确的应急之举。
武汉“封城”第三天，大年初一，汉口岱山120急救站二十四小时接到了四例死亡报告，疫情的残酷简直要颠覆护士小邱的人生观。上午八点半的时候，一个不到四十岁的患者，独自钻进救护车，样子还很镇定。到了医院门口，保安拦着车不让往里开了，说是没有床位了。再到第二家医院，密密麻麻的病人比前一家还要多，那位患者当时就崩溃了，大声哭喊：“我不想死。”经过小邱护士的协调，医院还是收治了这名患者。最严重的时候，小邱坐在救护车上，拉着一名危重病人转了六个小时，走到第五家医院才被接收。武汉“封城”前两天，一月二十一日，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接诊一千五百二十三位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三倍，其中发烧的有六百五十五人。从开始排队，到看上病要花至少五个小时。一位穿着很讲究的中年女子正排着队忽然就倒下了，旁边的人很多，谁也不敢上前去扶一把。在地上躺了好久后，还是当班的急诊科主任喊人来，将那位中年女子弄起来。
疫情还在继续，“封城”还没结束，武汉市政府就开始谋划，各医院增加或改进常设呼吸道传染病床位，专门引进呼吸道传染病方面的医护人才。武汉解除封闭不久，自己因为眼疾住进协和医院眼科病房，护士长小谭见我一进门就伸手将中央空调关掉，便微笑着说，全医院的中央空调都改进过，现在每个房间都是独立循环。末了还补上一句，如果不改造，医院哪敢开门收治病人啊！这语气平常的一句话，深含着武汉三镇上上下下对这场惨痛灾难的深刻反省。
大年初一这天，神农架林区也出现感染者了。二〇一九年十月去俄罗斯赶上一场雪，从俄罗斯回来即去神农架，在那里正好又赶上一场雪。当时还与当地同行说好，二〇二〇年四月再来神农架，看世上再无第二处的万亩野生海棠花。前两天，我还在奢望，以为神农架会是湖北省内的一处例外。想到茫茫楚野再无一处净土，心里的沉重宛如倒下一座大山。
像自己小区内一名男子这样晕倒在公共场所的人和事，基本上都是无声无息。只要意识还很清楚，当事人是不会在自家附近喊救命的，那样做的后果相当于在邻居街坊面前，自我暴露，自废武功。实际上，喊不喊救命都是一样，旁观者别无他法，拿起手机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是唯一可行的援手。出现在居民小区的类似情况，不是千篇一律，也是大同小异，都是患者被送走或者带走多日，最近的邻居也不一定会得到准确消息。打电话问物业和社区，得到的回答都是含糊其词。可叹这些待遇低微的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家家户户安稳过日子时，将隐私看得比生命还要金贵，他们偶尔打电话催促某家访客挪开乱占别人家车位的车辆都要挨㨃，疫情蔓延之后却被家家户户寄希望是千里眼，顺风耳。“封城”初期的不堪，遇上大年初几最讲究吉利的传统背景，体温三十七度五会被放大到如同高烧四十一度，喝口水不小心呛咳嗽了就会联想到垂危，更要求社区管理人员连谁家有人在放屁都必须弄得清清楚楚，好像这事做起来如同将家里客厅的大灯关了，开启卧室小灯那样简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根本改变，短时间内毫无可行性。在别人眼里基本上是“将村长不当干部”的社区管理人员，自己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怎么能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金银潭医院的一位护士负责护理的三十九床的婆婆，在病房住下后，不吃不喝也不说话，用压舌板都撬不开她的嘴，双手攥成两只拳头，像是要憋死自己。熬了一个星期，那天护士对她说起自己去世的奶奶，婆婆忽然哭着说话了，她不理解儿女们为何都不来探望，以为是被亲人抛弃了，才如此绝望。护士说明情况后，她马上开始吃饭喝汤。婆婆好不容易回心转意，病魔却变本加厉，没过几天，婆婆的名字就在病区里消失不见了。
“你们没有去过武汉，就不知道什么叫‘封城’！”
这是所有援鄂（援汉）的医护人员安全返家后，都说过的一句话。简简单单的十几个字，包含着所有殉身不恤的刻骨铭心。
武汉“封城”不久，与城外某同行说，武汉的现状不是外面疯传的那样冷血，而是浴血！多家医院曾发生相同情形，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一位病患时，另一个病患也不行了，却腾不出手来施救，到头来另一个走了，这一个也没有抢救回来。还是泣血！在一家医院的留观室，一位老人没等医护人员腾出手来打针用药就死在那张留观床上。老人还没抬走，老人的女儿就泣求医生，不要换床单，也不用消毒，就将这张床留给妈妈，她妈妈已经确诊了，还在外面很远的地方排着队。不了解现实危情，将“封城”之下，那些不同寻常的应激反应当成人性大恶，恰恰是对人性和人道的歪曲。假如换成科幻片中那种火山熔岩即将吞没某个失去行动能力的人，众人眼睁睁看上一眼，再万般无奈地坐上快车屁滚尿流地夺路而逃，就不会成为问题。因为火山熔岩的毁灭性人神共知，能逃一个就多一个活人，相当于捡回一条命，都不逃那就都得死。经历“封城”后的第一个十四天、第二个十四天和第三个十四天，一千多万城中人用自己的鼻腔、咽喉和眼结膜弄明白，那种比火山熔岩有过之而无不及，既不带风声，也不带气味，更不会喊死啦死啦的瘟疫，不断侵袭的是每个人的性命。城外的人绞尽脑汁将城中人下意识的求生本能贬低到万丈深渊的最底层，很少考虑一千多万城中人，每一个动作都是与死神共舞。
一位年轻的朋友，平常见面，爱说两件事，一说自己是省预备役某级别的军官，二说自己上初中时反复看《凤凰琴》而立志报国。每次听他说这些，我总是报之一笑。这次战“疫”才知道他真的是预备役军官，还奉命带领预备役军人支援火神山医院。接到命令的那天晚上，年轻的朋友彻夜未眠，紧张得全身发抖，自己害怕不说，更害怕如何在妻子面前开口。从火神山医院开建，到火神山医院封闭，整个过程用不着他出力干粗活，只需要在那里值守。从火神山撤下来后，从头到尾没病没痛的朋友整整掉了二十公斤体重，唯一原因是高度紧张。比如我自己，“封城”期间，毫无忌口，拼命地补充能够增强免疫力的蛋白质，吃下去的脂肪也比平时都多，熬到后来，体重居然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三公斤，由六十九，变为六十六。
武汉战“疫”后期，受邀参加《武汉抗疫日记》新书发布活动，我特意挑选的一件纪念衫，上面印有护士小黎日记中一句话。小黎护士是广东省援鄂（援汉）医疗队的一员，她的日记中有段话格外打动人：“在同行群里见到有人就新冠肺炎疫情措辞不当地议论说，要摸清楚目前的湖北省‘外逃’人员数，看到这一句，我就炸了！‘外逃’？那些是你的同胞，不是犯人，我在一线奋斗拯救我们的同胞，你在这里给我搞地域歧视？！”
在“封城”中人的眼里，城外那些既高且深的道德论述，不过是开在空寂的中山大道、解放大道、武珞路和东湖路两旁自我芬芳的桃花。
二十多年前，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日上午八点，在大连周水子机场遇上一次空难，飞机翅膀折断，起落架飞出老远，仅剩下机身在跑道尽头的草坪上滑冲。最后时刻，死神竟然放弃了这架飞机。飞机的残存部分停下来一动不动时，机舱内的乘客哪有什么思想，也不去玩深刻，一番死寂之后，一个女人发出一声长长的恐怖尖叫。用扫帚做的巨笔才爱写思想，用生铁做的键盘才爱写深刻，用扫帚做的巨笔经常是龙门笔或者是脑后插笔，用生铁做成的键盘常常被当成铁算盘或闹一闹盘龙之癖。在真实的死亡面前，一切思想都是虚伪的，唯有那一声长长的恐怖的尖叫，才是生命质量的体现。二十几年后，武汉“封城”战“疫”之际，一千多万人对着自家窗外齐声高喊加油，毫无疑问是对那长长的恐怖尖叫声的宏大叙事。
一个人尖叫，一千万人高喊，全都是肾上腺素在呼唤。
人间之事，即便那从反向做到登峰造极，全身没有一片骨头，一丝血肉能够当真的伪君子，其肾上腺素一丝一毫也假不了。
可以再用一下小黎护士的原话：生气完毕！
生气完毕，还要深表谢意！大过年的可以童言无忌，不中听的声音，往往话糙理不糙，不恰当的关心也还是关心。
春为苍天，夏为昊天。春夏之交，苍生苦痛，了犹未了，谁误谁恤？
如果真有天使，她所看到的只有这两种人。
已经感染者！
尚未感染者！
摆在我们这些城中人面前的也只有这两种选择。
进一步说，相比已经感染者，尚未感染的人生存得更艰难。在感染者那里，只有华山一条路，将生命托付给白衣天使。对于未感染者，唯一能够托付的是命运。偏偏命运这家伙，谁也弄不清楚，她想怎么做，她想怎么说。明明是幸运降临，命运却要将人折腾得脱掉一层皮，好让人体会什么叫喜从天降。明明是大难临头，命运还要将其打扮得花枝招展，让人以为是幸福的花儿在开放。
曾经用比往日相处时悲壮一些的语气试问：我这个武汉人，假如这时候与你不期而遇，你愿意不戴口罩与我面对面说话吗？你愿意不戴手套与我轻轻握握手吗？你愿意不穿防护服与我来个礼节性拥抱吗？当然，我不需要对方的答案，无论是愿意和不愿意，都不能改变事实与真相：天下人都不会愿意，这是事实。天下人都不可以勉强愿意，这是真相。
武汉“封城”初期，河南驻马店的一位男子，流落在湖北省最东边的黄梅县城街头。男子开着车来黄梅县城卖苹果，苹果还剩下大半车时，新冠肺炎疫情突然从天而降。男子的弟弟在村里当书记，一天几个电话打给哥哥，不是要哥哥回家过年，而是哀求哥哥就待在黄梅，千万不要回去，村里的人都知道他哥哥在湖北黄梅卖苹果，只要他哥哥这时候回家，弟弟的村书记就当不成了。男子没办法回家，又舍不得大半车苹果，天天就在车上吃苹果当饭，陪苹果睡觉。有关方面发现后，主动将他的苹果买下来，分发给社区群众后，男子才去了收容站。
“封城”第六十五天，三月二十七日，武汉全市连续九天三项清零，中心城区疫情从高风险降为中风险。从中央到各省，上上下下已有决定，凭健康绿码即可穿州过省，畅行无阻。武汉东边很远的黄梅县，更是早在十四天以前，连存量病例一起的四项全数清零。黄梅县最东边的小池镇，古称雷池，照理自然不应例外。然而，就在这一天，位于小池镇的鄂赣两省交界的九江长江大桥上，出现一方出动警力，阻止另一方进入，不惜与另一方的同行打斗，让往日的连心桥，瞬间变了样。实际上，在疫情暴发之初，此类事情就曾有过预演。湖北东部地区外出务工人员，沿京九线回家，习惯上在九江站下车。就在站前广场上，当地的一些车辆，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说是免费迎送湖北人民回家，待车辆开过江西界，到达九江大桥桥头后，就让大家下车，说是家乡的车正在湖北边界等着接他们。其实是没有的事，如此聚集起来的大批人群，一时间弄得黄梅县很被动，几乎用尽了全县能用的车辆，还无法解决，而不得不向省政府求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两个月，我曾经到访黄梅，那是从二〇一八年八月由宜昌开始，计划走遍湖北省各个县市的最后一程。行走当中，听到当地人在传说，九江方面又在向中央打报告，要将小池划归九江，而小池人也将回归九江作为民心所向。不知是野史，还是正史，黄梅、九江两地向来众口一词：一九四六年之前，小池一直就是九江管辖。抗战之前，本决议改归湖北黄梅管辖。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有一个涉世未深的官员，将这桩无人执行担责的陈年旧案翻出来做实了。九江长江大桥建成后，九江人开始旧事重提。在九江文化中，有人人都会说的口头禅：一座九江城，半城黄梅人。事实上，黄梅县也有一半的人，不只是生活，生病了，也选择去九江那边的医院，仅此一项消费，黄梅人每年就为九江贡献了两个多亿。然而，在战“疫”即将胜利的前夕，大江之上出现如此情形，岂止一声叹息可以了却？！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浔阳城中的白居易，见天要下雪了，想呼唤那也许过江去了雷池的刘十九一起喝一杯！如此深情一直是九江的口碑，那时候过江只靠一条小船，现今连钢铁巨龙一样的大桥都有了，难道就因为一场瘟疫，千年口碑就要抛进长江变成逝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在天之灵有知，看着江州沧桑为浔阳，浔阳沧桑成九江，这后一句，会不会改为——相逢何必曾相煎？
那天晚上，与黄梅县一位主官联系，他正在现场处置，直到第二天才回我话。了解到诸多实际情况后，自己戏称，感谢黄梅替湖北全省闯出一条活路来。当然，我们也慨叹，这事的发生，黄梅也好，湖北也好，都要换位思考，大疫肆虐，人求自保并非原罪，不宜过度诠释。比如武汉“封城”后期，湖北武汉几项疫情主要数据清零后，忽然有输入病例出现，湖北武汉也有人很不满地表示，要那些人不要再来害湖北武汉了。
从未有过如此这般，以邻为壑。
从未有过如此这般，以邻为祸。
在江南武昌的桃山村，几百户人家纷纷举报同一小区的一家三口，还出口转内销利用海外媒体，倒过来施压的那人那事，江北也有类似情形。女儿上高中后陪读的那两年，三天两头要从一处名叫天下国际公馆的独栋居民小区门前路过。在繁华的老汉口一带，该小区的品相也是比较出众的。大楼一至四层是商业用房，楼上五至三十层是居民用房，战“疫”总攻行动开始后，有关部门将一至四楼的一家宾馆征用后作为隔离点。消息一出来，五百一十二家住户，近三千名居民，用各种形式表示抗拒。有人在阳台上敲锣打鼓，冲着楼下的长街声嘶力竭地喊救命。有人在床单上写着“我要活着”四个大字挂在窗外，半个汉口都能看见。大部分人联名写请愿书，要求“居民楼不能设置隔离点”，直到有关部门决定，不安排隔离人员入住才罢休。
上千万普通人将自己反锁在家里，是这段时间里人们普遍能做的与瘟神决战的唯一战略战术。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举措，颇似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家门关得太紧了，关得太严实了，心灵的窗口也变得不知如何打开了！
“封城”第三十一天，同事小陈发来微信：“刘老师，这几天我给您汇报个好一点的消息。我们单元，从‘封城’以后一直是发热单元。一共三户居民感染，楼上楼下，把我家包围了。我每天都活在恐惧中，连阳台都不敢去。昨天物业通报我们五单元的最后一户居民终于去医院，我的心才落地。终于是安全单元了！”小陈一家向来有趁春节一起出游的雅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全家人正好在新加坡，费尽千辛万苦也要回家的他们，好不容易搭上元月二十六日凌晨三点，从新加坡飞往长沙的MU2046航班。上飞机之前小陈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叮嘱家人，在飞机上一定不能说武汉话，要说普通话，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是武汉人。上午八点三十分，飞机在长沙黄花机场落地，机上忽然响起广播声：“请武汉籍乘客先出舱接受检疫检查。”同机的十几个武汉人应声站起来时，余下来的乘客全都惊恐地看着他们，片刻后，机舱里谩骂声四起，说你们太要不得，为什么要出来祸害我们？！早该滚回武汉！有人甚至哭丧着脸，说自己完了，这一路一直和武汉人坐在一起，会不会死？小陈也是很小资的新一代武汉人，长这么大，第一次觉得自己像只过街老鼠。出了机场，到五一广场商圈旁预订的一家酒店，刚刚凭入住手续进到房间，还没来得及放下行李，就听见有人急促敲门。开门后只见眼前黑压压的一群人，有警察，有穿着防护服的医生，还有酒店经理。二话不说就命令他们赶紧收拾好行李，离开酒店。任凭如何抗辩都无济于事！那些人众口一词，说是有规定，凡是武汉户籍的人员一律不得入住酒店，必须尽快离开长沙市，自己想办法回武汉。小陈原本就是长沙人，回长沙应当是回故乡，只因身份证与户籍写着武汉，一家老少，天寒地冻之际，亦无人怜悯。幸亏长沙有个叔叔，在电话里听到小陈的哭诉后，当即决定：“我现在把车开过来，你开着我的车，立马回武汉！回家！”之后，车过汨罗，再过岳阳，一进到湖北境内，往日繁忙的京珠高速上，往武汉行驶的就只有小陈驾驶的她叔叔慷慨支援的这台车。待见到武汉的样子时，武汉生，武汉长的小陈，都不敢相信眼前真的就是苦盼着想回来的武汉。在入城的关口处，一位警察提醒她说：“回来了就不能再出去了啊——但是——回来了就好！！！”这句极平常的话，让小陈一时泪奔，很难想象，她是如何大吼了一句：武汉！老子回来了！
回来了，是一种苦辛。回来后，更加苦辛。千里迢迢，奔波不已，只为归家后得享一身安逸。岂不料进了家门来，却出不得家门去，一路上只想着回家！回家！回家！真的到家了，才发现家里连一只口罩都没有。小陈在微信群里无心说事，真心感叹，说哪怕一只口罩也没有，也比身在曹营要好一万倍。岂不料，第二天一早就听到有人敲门，小心翼翼地打开来看，不见一个人影，却见门前放着一只崭新的口罩。接下来，还是相同方式，不仅有再送口罩的，还有送塑料雨衣的，小包裹上还留着纸条，上面写着，没有防护服，出门穿雨衣也能起些作用，并且用过了还能洗净后重复使用。小陈心存感激，又不知去感谢谁，只好对自己说，回头当志愿者去！到家不几天，小区十个单元，有九个单元出现确诊患者。住在别处的妈妈，天天早上来电话，要他们一定不要出门，连垃圾尽量也不要出去倒。撑了几天后，多日没有动静的门铃忽然响了，打开门才知是妈妈给他们送菜和鱼肉来。小陈当时急了，责怪妈妈说，不要你来不要你来，我们这栋楼都封了，是发热门栋！你懂不懂！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到处跑，你要是有事，我怎么办？怎么办！以后不准来了！不准来了！当妈妈的也哭着说，你没有菜吃怎么办？又不敢下楼！你不要出门，我不要紧，我可以帮你送菜。妈妈站在门口，戴着口罩，离女儿一米远，哭着流泪，说完还不忘将女儿放在门口的几袋垃圾拎下楼。妈妈回家后，又给小陈发了消息，要小陈不要害怕，有妈妈在，妈妈就是女儿的110！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这种背景下，妈妈与女儿的相见与小别，用这个句子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武汉解除“封城”后，去协和医院治眼疾，与护士长小谭认识后，见到一张照片。小谭护士长在岗位上孤单值守几十天，终于有机会回家看一看无时无刻不在彼此惦念的亲人。那张照片上，令她朝思暮想的两个孩子，八岁的老大从家门口露出半张小脸蛋，摇着小手，要妈妈别进来，说妈妈身上可能有病毒。刚刚断奶的小幺更是被家人深藏在卧室里，不敢抱到门口，哪怕只是隔空看上一眼也不成。小谭护士长最终只能隔着家门，接过母亲专门为她做的饭菜，蹲在楼梯间里吃完，转身回去医院。小谭护士长说，那是母亲为她做得最好的一顿饭，也是最差的一顿饭，不仅菜很咸，饭也很咸，因为碗里全是她和母亲的泪水。
类似这无风也萧瑟，无水亦寒彻的情形举不胜举。同事中的一位帅小伙，是当过兵的，隔着一堵墙，听邻居从早到晚的咳嗽声，一会儿石破天惊，一会儿泰山压顶，小伙子夜夜难以入眠，也只能熬着。直到有一天，终于有救护车将那位邻居，还有穿墙破壁的咳嗽声一起载走，这才放下心来一觉睡了二十个小时。“封城”第十九天，二月十日十四点五十七分，江北硚口古田一位刚刚七十岁的长者，因为高度疑似，加上患有尿毒症，冲着妻子说一句“不想连累你”后，从九楼阳台上翻过栏杆纵身跳下。人心之悲，从生到死。人心之累，从生到死。人心之痛，从生到死。从人心之生，到人心之死，可以是人还活着，心已僵死。还可以是人已死去，心还活着。一句“不想连累你”，会让夫妻恩爱，活过一万个世纪。
前面说到的桃山村，与这些普通居民小区不一样，更不是某些人望文生义当成城市黑洞一样的城中村，而是毗邻美丽东湖，与湖北省委大院门对门的公务员小区，住在里面的全是处级和副厅级的公务员人家。“封城”第四十三天，武汉市公布的第一批两千零七十六个无疫情小区名单中，桃山村就赫然上榜。对比之下，与桃山村同属水果湖街道管辖的自己家所在小区，居住人口以正处在创业阶段的年轻人，也就是理论上的新冠肺炎低感染率人群为主体，直到“封城”的第六十二天，公布第七批无疫情小区时，才排在倒数第二的位置上榜。这时候，全市无疫情小区累计有六千七百二十三个，占比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四点七，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开始有序撤离了。通过如此简单的推理，就能看出在当时，桃山村的疫情并非很糟糕。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少年，才能住进桃山村的人，什么事情没经历过？什么风浪没有见过？纪检部门从那几栋楼里带走的人数，远高于此地新冠肺炎感染人数，面对疫情时却普遍沉不住气，连三口人有两个生病的退休老人之家都容不下，足见新冠肺炎比火山爆发更使人焦虑惶惶。
关于植物的学问说，植物也需要休息，也会睡觉和休眠。本是夜里最香最艳的水仙花，碰上凶恶起来昼夜不分的新冠肺炎瘟神，变得脆弱了，也是天性使然。然而，水仙花再脆弱也不会开溜逃跑，阳台是她的猫耳洞，窗台是她的散兵坑，美丽是她的武器弹药——正如容颜易老，武器可能损毁，弹药可以打光，防线与战位绝对是退无可退。“二战”时，面对纳粹党卫军的铁甲部队，人称战斗民族的俄罗斯人也曾脆弱过，直到敌人的大炮逼近莫斯科，才重新振作起来。同样是“二战”，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也曾脆弱过，直到鬼子的军刀血洗南京城，才被彻底激怒。面对席卷而来的病毒，武汉人也脆弱过，在最后的防线上，守着自家门口，守着自家窗口，可以战战兢兢，可以哆哆嗦嗦，可以神经衰弱，可以心律失常，可以只有扫帚当武器，可以只有玻璃当屏障，可以只有肥皂当消毒水，绝对不会丢下家园，亡命天涯！
有一个网红段子：晚上十点，楼上传来女人的咆哮声，疑似，啊，疑似什么？你说呀，到底疑似什么？我那疯狂的怕死之心跳跃起来，邻居家中招啦，一户确诊，一栋隔离，我怎么出去啊？我赶紧趴到窗台上，支起耳朵仔细听。楼上的女人气愤地大声说：你是用脑子读书，还是用脚后跟读书？疑似地上霜啊！这个段子曾让全家人都乐不可支，笑过之后，却相互不愿对视，因为每个人的眼窝都笑湿润了！
金银潭医院的几位护士，算是见惯了死亡，深夜脱下防护服下班后，见到路边停着一辆黑色的车，下意识地觉得是殡仪馆的，下意识地觉得害怕，不是怕死亡，是怕病毒。离开还有五十米，同伴酸楚地开玩笑，要趁病毒还没发现她们时，一下子冲过去。“封城”之下，在家里待着尚好，只要出门，就感觉到了小人国，成了小人国的人，自己是那么微小，戴着花冠的病毒是那样庞大，大到让这些小人国的人看不到头和尾。从半空中掉下一只唾沫星子，就要淹没大半个小人国。这种压力带来的恐怖实在难以言表。
“封城”第三天，大年初一，午休起来，见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第六号公告，明天零点起，中心城区禁止一切机动车通行。从“封城”“封区”“封家”，再到“封车”，形势越来越严峻。与家人商量后，同儿子一道火速开车到郊区的院子里摘了四箱青菜，路过一家大型超市，又进去抢购一些物资。小孙女最爱的西红杮，普通的都被抢完了，只有高价的有机樱桃番茄，也不管这些了，赶紧拿起一箱。原想再买些酸奶，货架上有很多货，可那位女售货员居然没戴口罩，大声嚷嚷着就将她力荐的四盒酸奶，放在我的小推车上。当着面自己不好拒绝，转过身来，走了几步，就坚决地将这全家都喜欢的食物放回到别的货架上。这之前那女子正在打电话，大约是习惯使然，顺手将口罩捋下来，挂在下巴上。前几天在医院进进出出的经历，连日来传统媒体与自媒体上各种新闻与各类传闻的密集轰炸，让人觉得不紧张、不恐惧的都不是人！说实话，自己很想不通，也就是打个电话，并且嗓门大大的，为何还要将口罩摘下来？这样的武汉嫂子，也算是一种奇葩！给她这样的几分钟时间，谁能保证她不会让天大的灾祸发生在这很少的一点时间里呢？从超市出来，雨突然下得很大，数不清的雨滴击在地面上，发出“闭、闭、闭”的巨大音响。
物理上的封闭！
生理上的封闭！
心理上的封闭！
这样的灾难不是天大的，还有什么是天大的？
“封城”之下，所有人的神经都极度敏感。连失聪者都恨不能听清楚对面楼栋昨夜一共响了多少声咳嗽。阳台上的水仙花，看得见，也听得清，她用对春寒料峭气温变化无常的敏锐，检查阳台所面对的近千户人家中每一个三十七度三以上的人体体温。人不知，花有觉。水仙不开花，她用开花所需要的精神物质，弥补灾难中人所表现的不足和不如意，将寒冬腊月对春暖花开的渴望凝成精灵，像家里没有贴在窗户上的福字那样，收起美丽，让省下来的春意，潜入更需要的人家！
“封城”第十七天，朋友送来几瓶医用酒精和84消毒液。从门岗那里取回来的路上，冷雨潇潇，北风阵阵，得空环顾四周，这才发现自家楼栋墙壁上钉着一块鲜红的铭牌：无感染楼栋，顿时心情大好。这就是说，离家最近的邻居们都是健康的。万一听到他们那里有什么动静，不必过度担心。同样，邻居们也用不着上下楼从我家门前经过时，必须像过封锁线那样提心吊胆，蹑手蹑脚。
从拿到消毒用品，到发现无感染楼栋铭牌，再到推开家门，好心情就无法维持下去。首先进门的动作就将好心情消解了一部分。作为一线医护人员进医院上班，要经过喷洒消毒，换鞋，洗手，换衣服，穿纸尿裤，戴口罩、帽子、手套、鞋套、靴套、隔离衣、防护服、护目镜和防护面屏，下班要进行耳道、鼻腔、结膜、口腔消毒，洗澡，换衣服，回到住处先在酒店外消毒衣物，将外套放在外面，入住的房间内也划分成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进门第一要务是进卫生间，先洗手，再用最大限度接近五十九度的热水冲淋半小时，脱下来的内衣用有效氯消毒液，手机用酒精消毒，所有程序一项也不能少。相比白衣天使们，普通人进出家门同样丝毫不能马虎。自“封城”之日开始，自己家里的防盗门就没有百分之百打开过。万不得已必须进出，绝不可以像“封城”前那样大大方方大摇大摆，只需要打开四分之一决不随手弄成三分之一。进屋前，先站在门槛外边依次脱下左右两只鞋，再依次将左右两只脚伸进门内的拖鞋里，然后转身将鞋拎进来，与必须脱下的全套出门专用行头一起，放进那只巨大的整理箱中，好心情又去掉了一部分。接下来明知是过度消毒，还是将从头到脚的衣物放进整理箱，用刚刚到手的医用酒精奢侈地喷上一遍，这才严丝合缝地合上整理箱盖。接下来将门钥匙和车钥匙，放进一只小塑料盒里，用酒精喷洒个够，再将自己的双手和手机用酒精喷一遍。最后还要上卫生间，盯着时钟，用洗手液将双手洗够两分钟。若是收到团购的东西，非要用酒精将表面包装消一遍毒，才可以放置到应当放置的地方。前前后后，差不多要用十分钟，等到终于做完这些步骤，仅剩的那点好心情早已烟消云散。看着元月十九号从澳门返家就没出过门的女儿，从放寒假回爷爷奶奶家就没出过门的孙女，心情免不了重新恢复到先前样子。特别是小孙女，这之前她要是有事没事扑过来，一定会大声提醒她，不要这样，爷爷还没有消毒完。
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这种时候，神经紧绷的程度与家庭人口数量是成正比的。同在一只锅里吃饭的六口之家，在这座城市的单位统计数字里，也是如同堡垒要塞一样的存在。又因为亲身感受过那在网上求助的四口之家绝处逢生之极端困难，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所紧绷的不只是神经，强烈的牵肠挂肚，连消化系统都在发出一些意想不到的警讯。没有缘由的腹痛，没有缘由的腹泻，没有缘由的头疼，没有缘由的眩晕，稀奇古怪的噩梦，只要情绪发生小小的卡顿，就会整夜失眠，额头冒冷汗。更有时，一家人从早到晚谁也不想说话，也不想听谁说话，莫名其妙的如同人人都在生全家人的闷气。
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封城”封住的一千多万人，相对而言，还能保持住理性与感性的动态均衡。“封城”之外反而是感性占据压倒态势，不是将“湖北武汉”四个字等同于天灾之下的新冠病毒，就是将“湖北武汉”四个字替代成人祸之上的未死亡灵。殊不知史无前例的“封城”战“疫”，在挑战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民族的素质，更是用从未有过的严酷手段检验每一类人的教养，每一个人的品行。多少个达到“10万+”的东西，被当成真相加真理。事实上，这类山呼海啸的“10万+”，更像一九九八年的大洪水和二〇一六年的大暴雨。洪涝之下的江城，只有堵住重重管涌、汹汹溃口，越过深达二楼的渍水，还有浪头不时翻过江堤的洪流形成的洪泛区，才能发现人所渴望的真相与真理。当那些个“10万+”在声嘶力竭地自我证明：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相！幽幽的水仙开什么花，不开什么花，意味更加深远。
用灾难到来之前的日常生活经验，半拉半扯，半推半就，来应对史上仅见的人生灾难，都是对作为灾难中心的武汉人的粗暴与傲慢。分明是对劫难的无知，硬要摆出先知先觉的架势，这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太屡见不鲜了。四川成都附近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掘出大量的象牙，研究认为那是史前人类祭祀之用。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日食月食，天塌地陷，雷电飓风，全是自然现象，与一根象牙和一百根象牙，没有半毛钱关系，干吗要杀那么多大象？在当初，这却是十分必要。猎杀的大象越多，表明该部落越是强大，战胜不可预测灾害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也是为了体现敢做决定的巫师，不可替代，不可怀疑，是具有超常统治能力的王者。
“封城”之下的生命个体，比平常所见多出半个人，成为一又二分之一个人。以二〇二〇年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点为分野，之前活在人间的贩夫走卒，全身细胞一半是英雄，一半是凡夫。那之后开始的“封城”战“疫”，从每个人身子里凭空冒出来的又一半，连本该主宰这又一半的原生主体都不熟悉。一会儿压抑胜过反压抑，一会儿反压抑强于压抑。早上醒来温情脉脉，有心无脑。天黑之后，一不小心就变为汹汹戾气，有脑无心。这多出来的一半一半之外的又一半，无法用军迷们熟知的歼击机武器外挂，侦察机吊舱，甚至普通电脑的外接硬盘来做类比，那些东西全都受控于原生主体。所谓的又一半，貌似派生于原生主体，其实自行其是，自个做主，这才让好好的某个人，忽然变得陌生了。好好的某一群人，忽然闹腾出不一样的动静。
凭空多出来的一半一半之外的又一半，可以称之为“洪荒之力”。
在地球形成的早期，人类能否出现，是混沌天体中的极大疑问。生命起源的化学进化过程，能够在原始条件下，得以自然天成进行，与智能无关，与智慧无关，与老生常谈的理性和情感无关，硬要说与人类有何种相似，只能是谈笑间的“洪荒之力”。
面对天大的灾难，不得不“封城”的武汉三镇，人所获得的“洪荒之力”，部分来自肾上腺素。
当人体经历某些刺激时，如兴奋、恐惧，所分泌的肾上腺素，能使人增强力量，提高反应速度，却并不能使人真正变得强壮，还有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头痛失眠、焦虑不安、恐惧眩晕、喘息多汗、心跳异常。如此种种，太像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下世界各地某些社会人众的反应，如此表现，一如西北某隐士般同行所指，看上去硬邦邦的，其实是一点骨头也没有的“火腿肠”。
“封城”过后，在协和医院做眼部手术后的那个无法入眠的夜晚，一次次爬起来，站在窗前，从霓虹灯亮到霓虹灯灭，从车水马龙到暗路无人。一次次推开病房门，绕着二十一楼回字形走廊，从一圈转到一百圈，再从一百圈转回到一圈。熬过黑夜，第二天早上，自己向查房的医生护士说了夜里的情形，他们都用同一种司空见惯的表情做了回应，意指这很正常。直到出院时，拿到一应明细账单，见上面有手术时使用肾上腺素的记录，才明白其中事理。
在肾上腺素作用下，人对新冠肺炎疫情反应，不是条件反射，是肾上腺素积累多了，副作用导致的生理反应。就像一盆水浇到炉火中，炉火所做的反应。就像一盆水浇到滚沸的油锅里，油锅所做的反应。就像悬崖上一块石头掉在悬崖下的另一块石头上，另一块石头所做的反应。请相信，“封城”之下，与疫情关联的突发事件、事例与事情，属于应激状态下的生理反应，与平常日子的精神活动无关。
不了解外部还不要紧，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对自己的不了解。
将生理反应当成理性思想和感性情怀，是“封城”之后的非常时期，生命个体的极端表现形态。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解释那些多于牛毛的反常行为。
同样道理，真正的无人区不可怕，可怕的是四周全是人，却听不到丝毫的回响。如同正常的水面，扔一颗石子下去，就会泛起大大小小的波纹。若有一种水面，无论是扔一颗小石子，还是扔一个大活人进去，既无音响，也无动静，明明是一种真实，心里所感受到的却是不知何物的魔幻。看起来城中之人，与“封城”之前并无二致，汉口一带的人，那一口汉腔难免带着黄陂话的味道。汉阳一带的人，说话听音可以找到天沔汉川的踪迹。江南武昌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让熟悉的人听了更熟悉，陌生的人听了更陌生。在这些不变之中，硬生生地弥漫出一种类似魔境的氛围。
居住在一楼，对外面有人和无人的感觉更加敏感。从早到晚，透过窗户一个人也见不着，有种无法证明自己是否真实存在的感觉。每天准时出现的清洁工不能算数，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播送战“疫”指挥部公告的喇叭声也不能算数。偶尔出现一个人时，又是另一种感觉，免不了强烈担忧，仿佛数不清的病毒正在拼命攻击其口罩，口罩质量如何，戴没戴好，都会替人家担心。好不容易见到的这个人，多看了几眼后，感觉变得完全相反，不再为对方担忧，转而猜度对方是不是一路播撒病毒的感染者。于是就在心里呐喊，没事就待在家里，干吗在这个时候出来抛头露面？
“封城”的第四十一天，一直在忙着替俄罗斯一所著名大学翻译其章程的儿子，将完成的译稿发给俄方。闲下来与我们说起那章程，居然连大学倒闭时的种种应对情形都有细致考虑，并进一步推断，或许俄罗斯人早就计划好了如何封闭城市和如何管理封闭的城市。由此进一步谈到“封城”后自己的感觉。儿子强烈推荐一部名叫《寂静之地》的电影，并随手从电视的点播系统中调出来。用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看完电影，儿子问感觉如何。很长时间，我所做的回应就是点点头，再点点头，再再点点头。电影中虚构几只只靠听觉感知世界的外星怪物入侵地球，让地球上的一家人，不敢发出任何声响，否则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此时此刻，这种外星怪物，也侵入到我们心里。小区内定时广播一号接一号的“封城令”，那声音也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时间一长，内心出现某种变态，宁肯外面下连阴雨，也不愿见到晴天朗日。下雨时，能听到动静，雨打在窗户上，雨打在地面上，雨打在冬青树上，雨从高处沿着外墙淌下来后，飞瀑一样冲刷在地上，那些淅淅沥沥和哗哗啦啦的声音，让心里觉得外面的世界有着无限生机。相反，冬日暖阳时，春光乍泄时，在窗口站上两个小时，也看不到一个活物，听不见一丝动静，让人不敢相信眼前那将窗玻璃晒得有点温暖的阳光，不是假的，而是真的。
“封城”的第十七天，二月八号，“封城”后一直没有任何消息的一位老朋友，终于有动静了。本以为他一家会像往年一样早早就去南方等着过春节，却原来与一千多万武汉人一样困守江城。不仅两口子在武汉，就连孩子们也逆风飞回武汉。傍晚时分收到信息，整个春节，朋友的儿媳一直有呼吸道方面的问题。从“封城”的第一天开始，无时无刻不在煎熬。别人遇上这种情形只是怀疑，如果只是怀疑，再重的疑心也还好办，朋友的儿媳却极其认真地将自己划到中度感染者之列，躲进房间自我隔离。十四天一到，朋友亲自带儿媳到同济医院做了一次CT检查，结果很正常。别人隔离十四天，查一个CT，如果没事就会如释重负。朋友的儿媳一定还要再隔离十四天，为了以防万一，还写了上谢父母公婆，下致一双儿女的遗书。朋友将部分文字拍照后发来，一向娟秀的女子笔迹，只剩下很少的文静，很少的流丽，很少的俊俏，更多的是没有方向的滞塞，上气不得下气的顿挫，连一个文气的词汇也没使用，全是人在危机四伏时，必须争分夺秒，急着将事情说清楚的大白话和大实话。好不容易熬完第二个十四天，朋友的儿媳不但没有解脱，还加倍痛苦地认为自己感染的病毒，是新冠病毒中最狡猾的，她准备再与这个病毒斗争十四天，假如还是没办法取胜，自己就从十四楼的窗口跳出去，与病毒同归于尽。朋友的夫人一向贤淑温柔，这时候也顾不了许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张开嘴，用一顿臭骂，将儿媳从屋子里骂出来，再去同济医院做CT检查。医生将真正感染者的肺部照片与儿媳的肺部照片在现场仔细比照一番，还破例地写了一张字条：本人以职业操守保证，某某某今天拍的CT片显示肺部是健康的，谢天谢地，不是新冠肺炎。后面这十个字，六个字是应朋友儿媳的要求加上去的，医生自己在这六个字前面又加了四个字。都“谢天谢地”了，她才略有放心。医生最终确诊是内心高度紧张引起多种不适，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与新冠肺炎相似。事实上，朋友的儿媳一直没有放下，后来有机会检测核酸，家里的人都做了，就她不肯做。她还是认为自己肯定被感染了，如果被查出来就得去医院，那样更是死路一条。好在朋友的家人都是三项阴性，作为紧密接触者的儿媳，查与不查，都可以肯定不会是阳性。万般无奈时的万般恐惧，只需一个噩梦，就会演变成心理与生理的双重崩溃。
“谢天谢地，不是新冠肺炎！”
朋友第一次发来信息时，那位在一家三甲医院任医学影像分析首席专家的朋友，还没有告诉我，疫情正式控制之前，我去做过CT的那家医院，是新冠肺炎的重灾区。自己也还不清楚武汉全城每台CT机都在为检查新冠肺炎，昼夜忙个不停。等到自己了解实情，已经“封城”整三十天了。朋友的儿媳第一次做CT检查时，正值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峰值最高的那一阵，每台机器每天要检查的病患都在三位数以上。凡推开防辐射铁门，躺进检查舱的人，一天当中，若有一两例肺部完好，控制室的医师就像买彩票得中大奖一样开心。那天，朋友的儿媳肺部照片出现在CT室时，简直就是提前一周送来的情人节鲜花，让在场的医师们难得轻松片刻。在CT机每检查一百人，就九十几位感染者的魔镜面前，像朋友儿媳这样百里挑一的幸免者，一旦知道自己那健康如玫瑰的双肺，与多得数不过来的毛玻璃肺，在同一检查舱里深深呼吸过，所引起的过激反应会是何种模样？我自己也是同类检查中的幸免者，事隔三十多天才知道，于身心还有巨大的过激反应，何况疑神疑鬼太久的女子！
“封城”之下，怕不是问题。
一千多万人，人人都怕。
怕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成了生活的一种形态。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踏入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的感受，一只脚踏入感染区警戒线的那一刻，巨大的恐惧差点压垮我，以至于脚下坚硬的地面走起来都像云彩一样软绵绵的……我还记得在协和医院卸货的时候，手套破了时那种绝望和悲伤；现在想想实在是好笑。在当时，我躲在卫生间泪流满面，一遍又一遍洗手的时候，想到的是年迈的父母无人送终，想到的是年幼的女儿将失去我这个不称职的父亲，唯独没想过当什么英雄和良心！”这是某志愿者联盟一位成员在“封城”后期说的心里话。
似这样没完没了地将双手用酒精喷过来，再用灭菌洗手液洗过去的经历，自己也有过。元月二十八日上午，受省委宣传部安排接受采访，如约到东湖大门。本想进到公园里面，中国新闻社的两位记者拿出记者证说了好一阵也没用，安保人员对战“疫”指挥部封闭公共场所的命令执行得非常坚决，任谁都不许进到东湖公园。于是改为去东湖绿道，也同样被拒之门外。那天天气很好，我们站在东湖绿道入口的荷塘旁，聊了一个小时。除了暖暖的阳光，硬硬的北风，什么也没有接触。自己就像患了强迫症，回家后，第一件事是冲进卫生间，将自来水调到最大，一边洗，一边冲。防疫手册上说，至少要冲洗两分钟，自己至少用了十分钟。这种超常反应，变成了常态，只要出了家门，哪怕只是接收一份值班室派人送来的文件，甚至只是开门与巡查人员说几句话，都要认认真真地洗一次手。当家里灭菌洗手液只剩下小半瓶时，心理就变得很紧张，怀疑尚有贮存的普通肥皂，没有灭菌功效，无法提供安全保证。
真的需要有别样的理解！作为湖北省最大的传染病医院，“金银潭医院”五个字仅仅出现在一些物品上，就足以将许多人吓得落荒而去。金银潭医院的五十几位保洁工，也只剩下十五人。那些从金银潭医院到最小的社区门诊部不辞而别的各类员工，看似离开医院这最明显的感染区，只要还在武汉，谁有本事找到一片不是感染区的净土呢？“封城”之下，“逃”无可“逃”，到哪里去都需要让自己成为勇者，那三十多名保洁工可以与金银潭医院不辞而别，无法与新冠肺炎不辞而别，只要还在江城，依然还是口称“怕得要命”的勇者。
武汉“封城”第十五天，夜里出门放垃圾，返回时才发现自己将口罩戴反了。一时间手脚都禁不住颤抖起来。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大耳光，怎么可以犯这种连小孙女都不会犯的错误。那种感觉简直就是到了不可救药地步，又不敢与家人说，一个人跑到卫生间，用洗鼻器反复冲洗鼻腔，前后用了三瓶盐水。才让自己平静了些。
武汉战“疫”后期，参加国内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武汉抗疫日记》首发活动时，协和医院的一位医生对我说了许多，其中关于抢救广西援鄂（援汉）医疗队护士梁小霞的过程特别令人震撼。梁小霞发病晕倒在医院的缓冲区，几位医护同行赶过来，抬起小梁护士冲进最近的病房进行抢救。当他们完成急救程序，停下来松口气时，才发现自己已身在隔离病区，而所有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除了戴着口罩，都没有来得及穿戴上其他防护用具。一时间，这些身经百战的白衣天使，手脚颤抖，全身哆嗦。
也有另一种“最美逆行者”，当别人因为偶尔没戴口罩，没做好防护，紧张得全身发抖时，他们却由于职业所限而不能戴口罩。“封城”的头几天，湖北武汉各家电视台的直播新闻，全都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一连多日皆是如此，就与家人议论，或许是戴着口罩播送新闻不太合适。知道当地各家电视台的男女主播在做节目时从不戴口罩是后来的事。疫情好转之后，那天在微信里与一位新闻主播说话：“疫情期间上直播时，不能戴口罩，你们如何处理？”对方回答：“这话说到我心底最柔弱的部分，很少有人发现这个问题。当时只能死命扛着，配音、化妆、上节目都没办法戴口罩。对着摄像机精神抖擞，说话字正腔圆，其实怕得要死。每天上节目时，先拿酒精把主播台喷一遍，再将周围的空气喷一通，求一些心理安慰。都晓得不戴口罩的传染概率很大，所以，只能拼一拼自己的运气。”我说：“你们是唯一不能戴口罩的工种。”对方说：“做访谈节目，嘉宾戴口罩，我们也不能戴口罩。而且演播室不能开空调，我们都穿着很单薄的西服，我都冻感冒了两次。”我说：“没有被人怀疑为新冠肺炎？”对方说：“有没有，不晓得。人家内心怀疑，嘴里也不会说出来。不过我去做了CT，为了让大家放心。因为放年假，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外地没回来，我们这一批没放假的，一直在死扛着。当然了，有的时候，在新闻直播当中，看到冲在前线的医护人员，还有很多志愿者啊，心里就觉得自己这点事儿不算什么。”这也应了那话，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没有前线与后方，处处都是危情四伏，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屋。做对了防护措施，在隔离病区反而更稳妥，防护措施不到位，躲在自家被窝里，也是钻头不顾屁股，祸不远矣。
怕是人的基础品行。只要是人，都有害怕的时候。那从来不知道害怕的只有石头一类。十几万与新冠肺炎面对面的医护人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在隔离区做事，如同身处战壕中，再长时间也会让自己保持兴奋状态。一旦下班回到休息地，感觉安全一些，整个人躺在床上连翻身的动作都不想做。只有怕，人才能从生理上调动起应激反应，提高人体应急能力，用升高肾上腺素来强化生命力。一千多万人，封在武汉三镇，人人都在害怕，人人的肾上腺素都在升高。
怕不等于屈服，怕也不等于投降。
与武汉同为高风险地区的黄冈市，公告“封城”的时间只比武汉晚十四个小时。二月七日，市委宣传部的老柳，在中心城区的一处小区值守时，成功劝返了三位要外出的人和一位要进入的人。那位要进入的人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子，住在旁边小区，每天都要到儿子这里来吃饭，顺便看看两个孙子。老柳劝人家，为了两个孙子，你就不应该来，更不应该天天来，这样跑来跑去，来回途中不知跟谁接触，把病毒带到儿子家来了，怎么办？男子转身走开，不到一个小时，一手提着一个小炒锅，一手用布袋提着菜，又出现了。这一次是特地来表示，为了孙子的安全，他自己开伙，再不来了。老柳说话做事，与他在业余时间写的小说一样，在浓浓的乡土味里，潜藏着机锋。
“封城”后的第一个十四天过去，第二个十四天开始后，最初的混乱局面有了根本性改变，举国体制下的紧急动员优势也体现出来。自己最熟悉的文艺界同行们也行动起来，虽然浑身文弱气质还在，骨子里的坚韧与硬气变得尤为突出。同事小李，二月七日，就在自家小区以共产党员身份第一个站出来，去居委会领取的第一项任务，是向小区内四十户没有体温计的人家发放体温计，发完体温计后，整整三天三夜，总感觉自己在发烧。当单位领受战“疫”任务组织突击队下沉到社区时，小李作为书法家中的第一人，毫不犹豫地率先穿上防护服。同事小蔡，是作为作家中的第一人，率先穿上防护服的。小蔡的孩子在上初三，为了家人的安全，从穿上防护服下沉社区那一天起，哪怕是回到家里也不敢取下口罩，担心万一自己被染上了，会连累家人。这样的怕，在心里又是一番滋味。“封城”的第四十三天，三月五日，一直在用药抑制哮喘的夫人，也穿上防护服。早上七点三十分，我亲手帮她穿戴严实，目送出家门，眼望着那种通过电视中的金银潭医院、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早就熟悉的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分不清楚你我他的白衣背影，自己禁不住……当天下午，夫人发微信说回来了。夫人所说的回来，是站在家门外，用医用酒精、消毒液和洗手液，将自己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处理一遍，真进家门，是半个小时以后的事。
协和医院的小葛医生曾对我说，穿上防护服的那一刻，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一名战士！之前的朋友圈中，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都被称为白衣天使。当朋友和同事们纷纷穿上了洁白防护服，就像身着铠甲，将作家、艺术家的名头丢在一边，背起装满消毒药水的喷雾器，在二十四层楼的居民小区爬上爬下，在老旧的筒子楼里摸进摸出，整个武汉实实在在已是一座天使之城。
一个人不管做多么大或者多么小的事情，只要是为着掐断瘟神的脖子使劲，每一毫克的助力，都能为胜利添上重重的砝码。
像我这样超级易感人群，又赶上十分麻烦的眼疾，不是突如其来的疫情，这时候应当在协和医院的眼科病房住着，做那医生轻描淡写的“小手术”。刚开始还以为自己只是年龄不符合上火线标准，后来才明白，最要命的是眼疾。人家一句话，你看看市中心医院眼科，几乎全军覆没了！这话指的是眼科医生，但新冠病毒三大传染途径中包括眼睛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此累赘，也只有在家庭防线上还能起点作用。夜深人静之时，将自己从头到脚穿戴好，拎上一家六口的生活垃圾，慷慨出门，在已是小山一样的垃圾桶旁，选一个位置轻轻放好。孩子们声称他们是非易感人群，免疫力好，万一中招了也只是轻症，不让我干这事。自己仍一次不落地坚持做到“封城”的最后一天，也算是为战“疫”出了绵薄之力。“封城”之下，一千多万普通市民，判断有没有尽职尽责，尽心尽力，最完美的标准就是没有被新冠病毒击倒。一个人的健康无恙，就是“封城”战“疫”的强大战斗力！每次放完垃圾，用一分钟时间，仰望夜空，深深吸一口气。隔着口罩，仍然感觉到星云之下，清新无比，努力让自己不去想这空气里有可能飘着沾有新冠病毒的气溶胶。如同那天夜里，一千多万人对着窗外同喊一声“武汉加油”，也有可能喷出些许气溶胶。
烛光作证，自己没有因为怕，而放弃冲着窗外，与邻居街坊一道高喊：“武汉加油！”没有任何过渡与转换，下一个瞬间就会想到，再过一夜，天亮后，没有谁不眷恋的江城，会有人从此没有了父母，有父母没有了儿女。“我爸走了！”“我妈走了！”“我老公走了！”“我老婆走了！”那些有点动静的音讯都很简洁直白。没有人会倾诉说，自己永远欠爸爸的一餐酒，永远欠妈妈的一次东湖游，永远欠老公的一个抱抱，永远欠老婆的一个玫瑰之约。天上的星星掉一颗到宇宙深处，没有动静也没事。身边的亲人走得很远很远，没有一点哭泣，这样的情景，比死亡还可怕！
长夜作证，自己没有因为怕，而拒绝任何清新空气。
就像与孩子们说的，体会怕多一点，感受怕多一点，让自己体内的肾上腺素分泌多一点，战“疫”的力量也会多一点。
“封城”第三十八天，也是四年才有一次的二月二十九日，意大利确诊新冠肺炎一百二十四例了。一个意大利老爷子说，“二战”都没这么恐慌。在引用这句话的文章下面，有一句神评论：因为“二战”允许投降。
其言所指，历史长河中的那份惨痛，绝对配得上历史真相。人生际遇多多，从不缺少表现个人意志的方式。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德语课》，中国孩子人人学过的课文《狼牙山五壮士》，一东一西，一亚一欧，都是“二战”时期不同民族的共同精神典范。与企图灭国灭族的纳粹法西斯斗，与企图毁灭人类的恶魔病毒斗，方式不同，途径不同，精神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务求完胜，任何其他形式的尝试等于自取灭亡。
“封城”第三十六天，二月二十七日二十点，大姐发来一张正伺候老母亲的照片，接着又发了一行文字。
“衣服都换完了，从今天起晚上穿纸尿裤。”
一大家人都在照片后面说大姐辛苦了。
大姐回了一句：“不辛苦！大家过得都不容易！”
不由得再次想起，元旦去大姐家时，在县城工作的大外甥，正在冰凉的水池边，清理我们的老母亲、大外甥的老外婆刚刚将自己弄得极脏的衣裤。大外甥在我们这一大家子中率先出任社区网格管理员，在一线参加战“疫”行动。三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一回到家，就动手做这些。连伺候母亲最多的弟弟都感叹，就算戴着橡胶手套，也不是一般人做得下来的。黄冈各地全是重灾区，管控之严，丝毫不亚于武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姐之前告知老母亲身体情况不佳后，我们商量的结果，也是疫情管控的必然。现实情况是去不了医院，就算去得了医院，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去。母亲从八十五岁之后，身体情形变得每况愈下，偶尔有十分难堪的表现，凡是能与她说得上话的家人，都劝她用纸尿裤。只要有人提及，母亲就十足小孩脾气，既倔强又任性地一扭头说：“我才不用那种东西！”被说急了，还会再来一句让别人不敢再说什么的狠话。斯时斯地，老母亲为何终于同意穿纸尿裤了？我没有问，群里还有二十来位家人，也都没有多问一个字。在心里，只能让自己认为，是老母亲人生中再次表现出睿智。就像她决定不来武汉过年，就像她用“不痛快”准确表述二〇二〇年春节的真相，老母亲终于认识到人生中总有这样一种返老还童的日子，不再任性，不再倔强，坦然面对，该来的就让它来好了！在内心最隐蔽的角落里，还有另一种推测，万一呢？是不是人彻底糊涂了，彻底退回去了，回到婴儿状态，不清楚，也不在乎，用纸尿裤与不用纸尿裤的区别在哪儿！我问过协和医院的小葛医生，她提了些建议后，我也不敢再多问。倒不是担心麻烦小葛医生，她从重症隔离区撤下来，正在隔离休息调整，时间上不会有问题的。我怕的是，那些切实有用的建议，这时候变得完全不切实际，上不了医院，找不到药，那种束手无策，更让自己唯有冲天一吼，或者朝天一哭！
水仙花显然知道这样那样的隐秘。那不开花的样子，千般蜷缩，万种无奈。都是由于水仙花在窗台上看见许多我们所没看见的。那些当事人也不希望别人看见，一旦被别人看见免不了惊心动魄，三天三夜才能还魂。从元月十四日到二十日，自己在三家医院的鲁莽奔突，不能说视而不见，只是无知无畏的际遇。在“封城”的第一个十四天里，也像水仙花一样了解得清清楚楚，以当时的紧张气氛，一个人的三魂七魄还能稳妥地守住多少，都快被奉为半神的钟南山也很难把握。
既然已经错过水仙开花的时节，索性在家里试一试铁棒磨针的可能，我就不信熬不到再去黄冈乡下，陪母亲坐，问母亲安，祝母亲长命百岁的那一天。既然自家门口去年的春联“梅谢雪高远，松留云吉祥”，换上今年的“光华新春季，喜上梅梢时”，我就有信心不久之后的某一天，再去大姐家的小院，与老母亲一起看春花烂漫。既然人人都不曾例外地恐惧过，既然我们已经搭乘名叫“武汉战‘疫’”的大船，待到战胜瘟疫，除去遮掩神情的口罩和防护服，世界就会看清楚用太多泪水冲刷形成的坚毅面容，看清楚那身不必待伤口愈合就开始努力奋斗的筋骨，看清楚那颗任何时候都不会缺少理想和良知的头颅！同时也会看清楚，躲在瘟疫背后，以伤天害理的病毒做掩护的种种丑行。
二〇二〇年元旦前两天，在大姐家，母亲执意要将沙发让给我坐，自己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我自然会更加执意地请母亲回到沙发上，像当初的少年那样端坐在小板凳上，听任母亲拉着我的手，说自己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这些年从未梦见的一个人！母亲梦见的正是我们的父亲。父亲不在人世已经七个年头了。从父亲与母亲在人世间初次相遇往回再数七年，父亲就曾尝到在人世与不在人世只隔一个墙角的滋味。那墙角在老汉口的永清街上。几秒钟之前，在永清街那处墙角的这一边，父亲拼着命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几秒钟之后，在永清街那处墙角的另一边，父亲拼着命为了实现活下来的现实目标。父亲后来多次说，那追着后背心而来的子弹，只击中了那处墙角，连屁股毛都没有碰着，简直是人间奇迹。二〇二〇年春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类似这墙角一样的奇迹比比皆是。
天使一样的母亲创造了我们这些奇迹。如今母亲需要一点奇迹，只有将水仙花当成天使送给她。用水仙开花需要的所有精灵，托寄给母亲。母亲有光明，天就黑不了。母亲好起来，水仙就能藏起所有的凋零和伤残。绿篱上露珠曾经怕过露珠，花园里松鼠曾经怕过松鼠，阳台上麻雀曾经怕过麻雀。白云黄鹤，万象凝固。江南江北，大地可封。日月轮回，山水自转，唯天不相随。今年的水仙没有开花，她用一亿年的进化史来保证，明年会用最灿烂的花容为这个世界唤起春天。
公元二〇二〇年元月二十三日，又为农历己亥年年腊月二十九，原本是我答应过母亲话，要谨遵母亲命，回一趟黄冈老家，为去世多年的父亲做一件至关重要事情的日子，过年的事务，治疗眼疾的时间，如此一应必须排上日程的全都安排好了，断断没有料到，这却是武汉“封城”的第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