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听叔文东宫论道

在众多关注新晋进士的目光中，便有太子侍读王叔文。

王叔文曾任苏州司功，以擅长围棋入选为太子侍读。其人博学广闻，长于谋划决断，素怀治国平天下之大愿，时常在太子李诵面前诉说民间疾苦，深得太子信任。由于德宗皇帝多疑，王叔文时常劝导太子时时示弱，事事示忠，以保东宫之位。而王叔文则交通内外，于不动声色之间考察贤良，笼络志士，一旦皇位更迭，便可大展宏图。因此，刘禹锡出现在王叔文的视线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与刘禹锡同年登进士第的共有三十二人，其中便有一人与王叔文亲善，此人正是柳宗元。禹锡初到长安时便听说柳宗元之名，所憾迟迟不得相见，直到擢进士敕下，三十二人金殿面圣，方获相晤。同年之友相亲本为唐时惯例，两人互有仰慕，诗艺不分伯仲，志向趣味相类，大有相见恨晚之叹，因此三十二人中，唯刘、柳二人最为亲密。

柳宗元去谒王叔文时，将此事告知。王叔文正愁无人从中串联，不由大喜，但叔文行事一向谨慎，遂命宗元打探禹锡对朝局的看法，代为了解禹锡的政治倾向。

刘禹锡两科登第之后，着实度过了一段风光无两的时光。四方贺喜之宾纷至沓来，满朝贵臣亦有贺礼相赠。但于禹锡内心而言，虽连登两科，但仍有遗憾之处。

从李绛的身上，禹锡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学识还有未足之处。李绛于贞元八年（792）进士及第，贞元九年与禹锡同登博学鸿词科，且李绛所中“甲科”，特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而禹锡所中乃次等，仅予以出身，未能授予官职，仍需参加吏部拔萃科考试。禹锡并非与人攀比之辈，从朋友的腾达中，他所收获更多的是鼓励与鞭策，是看破眼前浮华的犀利目光。

眼见贺喜之宾中酒肉之徒渐多，禹锡有意闭门谢客，果然不多时日，便得清静。恰于此时，平定建中之乱、奉迎德宗还朝的大唐功勋李晟物故，百官至府吊唁，新科进士亦同在列。祭拜之事，无多赘言，礼仪尽毕，柳宗元与刘禹锡在灵堂外相遇，方得相互言语。

因李晟之故，二人言谈皆有哀意。李晟因建中巨功，诏拜司徒，兼中书令、三方雄镇节度使，晋爵西平郡王，御赐上第上田及林园，又有纪功碑立于东渭桥，可谓荣极人臣。奈何自古功臣多遭忌，贞元三年（787）后，李晟正拜太尉、中书令，但被剥夺兵权，除朝谒外无所事事，一言一行均在北司掌握之中，碌碌苟延而已。

刘、柳二人方中进士，本应是踌躇满志之时，但在李晟灵堂外，不免说些李晟故事，二人又同有持盈之叹。步谈间，李晟庭院中一尊欹器拦在面前。欹器本为上古之人灌溉汲引之器，孔子观周庙时，曾见到此物，知其“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后引为礼器。

宗元心机一动，指着欹器，略有感慨：“不知太尉每日漫步庭中，见此欹器，心中作何感想？”

禹锡见此物，略加沉思，慨然吟道：

秦国功成思税驾，晋臣名遂叹危机。

无因上蔡牵黄犬，愿作丹徒一布衣。

——《题欹器图》

宗元复问：“兄台此诗何解？”

禹锡手抚欹器，答道：“李太尉功不可谓不高，然几近于不克自全，是自古功臣之宿命也。当年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权倾朝野，正思车同轨、书同文、度同衡、钱同制之时，谁料遭赵高谋害，被夷灭三族。史传李斯父子被押于狱中时，李斯回想一生经历，谓其子曰：‘吾欲与汝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父子抱头痛哭。而东晋时刘毅少年起义，平灭诸桓，屡建奇功，然而一朝自满，败于卢循，于是功臣亦作逆谋，事败身死。诸葛长民尝从刘毅起义，多作富贵之谋，闻其死，知自己亦难逃干系，遂叹道：‘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今日为丹徒布衣，岂可得也？’向此二人，皆起于草莽，成不世之功，然最终死于非命，不正如眼前这座欹器一样，装满了功劳，而遭倾覆之祸吗？李太尉于庭院中置此物，应有悔意啊！”

此中典故，柳宗元自然明了，所问乃故意为之，意在试探刘禹锡在面对鸟尽弓藏的悲剧时，究竟会是何样态度，于是再问：“以兄台所见，有前车之鉴在此，我等官场新秀当如何自处？”

一提此言，刘禹锡仿佛脱胎换骨，目中哀伤尽褪，决然而应：“为人臣者，文死谏，武死战，如此而已，岂能因担忧自身安危而昏庸度日？有忠言而不进，临大义而逡巡，是有负于圣恩也！至于以直谏获罪、因功高遭忌，乃无人敢谏议、无人能立功之故耳，倘使朝野上下人人敢于进谏，文武百官人人皆可功勋，则圣聪益明、圣恩愈厚，何由可虑？观贞观、开元之治，莫不如是！”

柳宗元面露喜色，赞道：“梦得兄微言大义，激奋人心，闻君良言，真乃知己，日后宦海浮沉，唯望与君联翩，共辅圣主！”

禹锡忙拜谢回礼：“贤弟赞之过甚矣！你我置身乱世，建功立业，只待朝夕。方才所言，宜记于心而恒于行，不宜煊赫于言、铺张于外。”

二人又有片刻交谈，方才离去。柳宗元急赴王叔文处，将今日李晟灵堂外二人对话原番转述，王叔文听后，再想起权德舆曾言“禹锡有宰相器”，自此认定刘禹锡乃可用之大才。

柳宗元见王叔文频频点头，于是问道：“可否引梦得来与侍读相见？”

王叔文沉思片刻，摇头道：“却不着急！刘梦得出言豪壮，但不知临事之时可有决断，亦不知诗文制艺之外可有本领，仍待观察。不过你们为同年进士，可以多加交往，以结其心。当今圣上春秋鼎盛，龙体康健，我等来日方长，若刘梦得果然器堪大用，再见不迟！”

柳宗元欣然而归。不数日，刘禹锡向众人辞别，归家省亲。

刘母卢氏自江南还居洛阳，仍居于都昌里卢氏祖宅。禹锡登第喜讯传来，举族上下一片欢腾，日夜盼望禹锡归省。及至禹锡到达洛阳，满城豪杰无不登门拜贺。一连数日，宾客盈门，贺笺积尺。

刘母每日迎送宾客，看似风光无限，其实心中却有块垒。自古父母之心，莫过于开枝散叶，延续香火。禹锡已二十二岁，功名初成，婚娶之事却无眉目，刘母在洛阳遍访名门望族，只为寻得可与禹锡匹配之女子。怎奈缘分未到，刘母纵然着急，终无所获。

其时在洛望族之中，范阳卢氏与河东裴氏素来交好。禹锡归省乃卢氏喜事，裴氏族人自然不免登门道谢。为示两家关系亲密，刘母命家人专设宴席，令两家子弟可以沟通情感，以备相互汲引。

卢氏族中除刘母外，还有刘母的兄弟卢璠、卢顼，裴氏族中则有裴佶、裴武等人。在两家众位长辈面前，刘禹锡诗文应答流利得体，深受嘉许，又得许多溢美之词。酒过数巡，刘母又提起为禹锡选亲之事，欲托裴家兄弟加以关照。

闻听刘母愁虑，裴佶心思大动，向刘母建言：“刘夫人家有宝驹初放光华，天下女子谁不向往？卢、裴两家世代友好，常常联姻，只是最近三十年来天下纷乱，子弟流散，未再结有秦晋之好。所幸天下稍安，我族子弟归于洛阳者不在少数，待嫁之女亦有数人，若夫人不弃，何不于裴氏门中择一女子为媳，以令两家再结良缘？”

刘母正是求之不得，忙问道：“如此甚好！不知尊家哪位良子可嫁与梦得婚配？”

裴佶、裴武低头耳语商量一番，便有了人选，于是裴武应道：“不瞒夫人，我家有一侄女，名雅卿，双十嘉龄，容貌端丽，知书达理。其父裴式，与我弟裴度乃从兄弟，在江南从事航运，家资甚丰，只是没有功名。近日裴式遣雅卿归洛侍奉家庙，又有手书托在下为雅卿觅一良婿，如此说来，岂非天赐的一段好姻缘？”

卢璠大喜：“我亦闻此女！当年我与裴度在刘公幕府共事时，他常夸此侄女娴雅恭顺。虽说门第稍有不同，但若能与梦得匹配，也必为天作之合！”

刘母脸上多日愁云一扫而光，当即应下婚事。禹锡一向孝顺，见母亲得偿所愿，亦自欢喜。翌日，刘母便遣仆人送去聘礼，两家议定了日程，各自筹备开来。望族联姻，婚礼奢华之状不需备述。卢、裴两家再度联姻之事，一时传为洛中美谈。

刘禹锡与裴雅卿在洛阳成婚之后，夫妻二人共往埇桥拜望刘绪。自从担任浙西盐铁转运副使、殿中侍御史之后，刘绪自知仕途荣宠已极，全部的心愿便集中于独子刘禹锡身上。禹锡自长安启程省亲之时，权德舆曾亲往送别，后深有感触，便作一首《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飞书刘绪，文中回忆与刘绪父子昔年交往，盛赞刘绪教子有方，断言禹锡必有光明前程。后月余，妻子卢氏又从洛阳捎来书信，将禹锡娶裴氏雅卿为妻之事备说端详。眼见禹锡立业成家，刘绪可谓无复他求，只日夜盼望儿子媳妇跪拜面前。

禹锡夫妇来到埇桥，先拜过刘绪，又往刘家亲朋好友处拜望一番，待人情事毕，便已近年末。禹锡心中挂念后年吏部拔萃科的考试，即向刘绪辞行。临行前夜，父子二人秉烛长谈。刘绪年事已高，埇桥距京师山高水长，往来不易，此番谈话，父子各怀忧伤，却无以言表，只将一腔亲情，付与家国之论。

刘绪为人之父，又久经官场，相较刘母更多关注禹锡仕途前程。虽然刘绪久居江南，不谙长安世故，但从朝廷征发调令的轻重缓急之中，却可窥见天下大势。以禹锡之才华，后年吏部拔萃科中得授官职乃意料中事，刘绪只怕禹锡甫登官场，失察于大势，遭风摧秀木之灾，因而于晃晃烛火下，谆谆嘱咐：“禹锡吾儿，汝父已老，不复为汝劈山架桥矣，却有数言，若吾儿长记于心，或可裨益决断，或可避险救困。”

禹锡望父亲神色凝重，忙跪于堂中，恭聆教诲。刘绪接道：“今日只有你我父子二人，便说些不可为外人道之语。方今天下皇威不振，州道节度使往往不奉朝令，相互攻伐致使生灵涂炭，百姓流离，种种惨状，吾儿往来长安道路之上必有亲见。有识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有志之士，莫不誓言匡扶。只是几十年来，朝廷屡发大军征讨，却往往无功而返，贼寇愈伐愈强，愈伐愈众，甚至伐寇之臣养寇自重，伐寇之师自成割据，岂无由哉？人言‘知子莫若父’，吾儿素怀经邦济世之心，为父知之。只是天下事务纷繁万端，若不能厘清头绪，抓住关键，即使有朝一日入朝拜相，只恐为人言所左右，碌碌终日而实无建树。”

禹锡在长安时，格外留意时事舆论，往往与人陷入一事一物的纠缠辩论之中，而一事尚未及辩明，另一事甚至几事又已发生，禹锡因而常生感叹，若朝堂上亦如此，即使满朝皆为死谏之忠臣，只怕人人以直相逼，日日有人撞死，人主枉担害贤之名，依旧不明何为治理之道。听父亲说及，禹锡更欲闻之。

“今上好疑多忌，士林已有公论，虽无明言，人谁不知？依为父愚见，此朝定无澄清玉宇之望。吾儿虽登科第，恐仍需耐心等待，以俟明主。”

“父亲要我等待？”禹锡原本踌躇满志，急欲速进，唯恐朝夕之间居于人后。

“正是！”刘绪强调，“‘晋臣名遂叹危机’，此非吾儿之诗乎？吾儿虽薄有才名，然而治国理政经验不足，急求富贵，必然投靠权要。当此主上昏庸之朝，常居权要者必奸佞媚上，如裴延龄之流。一旦皇恩有变，或新主登基，安得苟活？”

禹锡绝不愿与裴延龄之辈同流合污，于是问：“依父亲之见，儿当如何？”

“后年吏部拔萃科，可谓重之又重！吾闻当今太子贤良方正，有中兴之夙愿，有养晦之韬略，有敬贤之恳诚，更有容人之雅量。他日一旦龙飞九天，必为一代圣主。按大唐规制，吏部拔萃科中试者往往授太子校书，太子身边贤士极多，吾儿若得与太子亲近，必有大益。”

“我若不中，又当如何？”

“若不中吏部拔萃科，亦无大碍。”刘绪并未将刘禹锡的未来限定在一条道路上，“若无缘得中，吾儿亦可择一方镇贤臣，从事其幕府，学习盐铁、行军事务，亦可成就功名。”

“从事幕府？”刘禹锡两登科第后，虽然在一些来贺忠臣面前表露了愿为幕府的意愿，但多为场面应酬之语，从禹锡内心而言，仕途一片光明，何须为幕府刀笔小吏？

刘绪察觉了禹锡略显轻蔑失望的语气，淡笑道：“你少年得意，不以幕府为取士正道，其实大谬矣！你在京城辗转数载，定知京城出名不易，求官极难，天下才士不欲趋炎附势者纷纷云集明藩幕府，待功勋等身，再入庙堂。且不说别人，只说淮南杜公，当年科场登第后，长年在刘府公幕府从事，习得刘公理财之道，如今为朝廷倚重，为一方重臣。你舅舅卢徴亦是幕府出身，如今官居刺史，封在近畿。再如老父，以浙西从事本府就加盐铁转运副使，转殿中侍御史。有吾等先例，梦得必不可轻视幕府！万一时运所至，切勿坐失良机。”

刘禹锡淡淡一笑，不置可否。刘绪亦不多纠缠于此，继续说道：“无论在京城或是在藩镇，吾儿若想有朝一日立下再造乾坤之功，有两件事必要加以详察。其一为盐铁之利，其二为治军之权。无论何时何地，此二者为解决一切军国事务的根本所在。”

“请父亲为我细言！”

“为父在江南为官近三十年，常年与盐铁转运打交道。无论是当初平定安史之乱，还是近年的内外征伐，朝廷之所以能在战之不胜的情况下岿然不倒，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朝廷手中掌握的盐铁税赋比叛贼们多。安史逆贼以数镇之钱粮，欲养攻略天下之雄兵，可谓自不量力。甚至可以说，朝廷不是打败了叛贼，而是熬死了叛贼。以这个观点来看如今的藩镇，他们小心翼翼地守着一方领地，并无鲸吞天下的野心，其兵员并未超过本地钱粮的承受能力，因此才能够长期与朝廷周旋。”

禹锡却有疑惑，问道：“但是，朝廷可以数路大军并发，以众击寡，为何不见藩镇叛逆伏诛？”

“这便是掌握军权的重要性所在了！叛军以一镇之兵，按说绝不可能与朝廷抗衡，奈何朝廷黯弱，平叛只能以归顺之藩镇讨伐叛逆之藩镇，几路大军各怀心思，只思保存实力，不能合力进击，使叛逆可以从容应对，各个击破。试想，若各镇军队均由朝廷统一调遣，只奉朝廷将令，何由叛逆不破？”

“言之有理！”刘禹锡闻父亲言，如饮醴酪。

“收军权是一项大工程，不仅旷日持久，更需朝廷自身有强硬的支撑。”

“禁军！要靠禁军！”禹锡不禁呼喊。

“不错，关键正是禁军！”刘绪猛地一掌拍在桌上，“禁军拱卫京畿，理应由圣上本人亲自统领。我朝禁军原为南衙诸军，自建中之变后，神策军因护驾回京有功，擢为禁军。圣上昏聩，竟以宦官统领禁军，使神策军迅速堕落腐化，几无战力，却成京畿祸患。志士若有所图，必先从夺取军权、改造神策军下手。”

“那么，如何才能夺取军权呢？”刘禹锡进一步问道。

“呵呵，这又要说回到盐铁之利了。只有将盐铁之利牢牢地掌握在手里，朝廷才有能力在中外众臣中纵横捭阖，邀买人心，为我所用。须知世风日下之时，人皆重利，此乃常情，重利者非恶人也，可用之以其道也。若得人心所向，则神策军权可取，诸镇军权，亦可徐徐图之。而反过来看，只要军权在握，则利权更加稳固，如此，则世道相异，先贤治世之法可以施行，再蹈盛世之途矣。”

禹锡闻言，兴奋之情难掩于面，对父亲施礼谢道：“多谢父亲教诲！为儿今日方知，欲平天下，所持重者乃利权与军权，两者一而二，二而一，不可偏废。难怪父亲望我多加历练治军和盐铁事务，今反躬自省，二者绝非只知吟诗作赋的一介书生可以胜任。不过，若要如父亲所言，无论收利权还是收军权，都无法绕过宦官这道坎。只是今上对宦官纵容无度，信赖有加，看来，确实要等新君即位，才能有制衡宦官、褫夺其军权的希望了。”

刘绪见禹锡豁然开朗，心中十分满意，又鼓励道：“吾儿天赋雄厚，又兼勤奋努力，所成功名必不止于社稷。为父所忧虑者，唯吾儿仕途太顺，未经挫折而失兢惕之心，官场险恶啊！”

禹锡聪慧，何尝不知此理？为令父亲放心，禹锡说起月前从洛阳乘舟沿淮河东行时的见闻：

“淮河波长，水路遥遥，儿常与船工交谈，船工对儿说起之前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有一年，淮河水大浪急，但是他们的船却有些破损，可因转运期限不可拖延，只能等回来后再修补。于是一路之上，他们用破衣、棉絮堵住船底的漏洞，用泥灰加固修补过的地方，又用斗不停地将渗入的水倒出，其他船工要是懈怠了，船老大亲自动手。为了保证安全，他们晚上保持警惕，白天勤加维护，遇到雾霾天气宁可停下等待天晴，风向异常就赶紧停船避险。一路上如此战战兢兢，终于到了淮阴。这个时候，船工们终于松了一口气，都去逛热闹集市了，晚上也都睡得踏实安稳，谁知到夜晚，船底破损的地方被渐渐浸湿，泥灰溃散了，棉絮被冲走，水从船底喷涌进来，而众人直到水淹了床才发觉，仓促惊愕互相呼喊，慌乱之中急忙逃命，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好不容易逃上岸，还没来得及回头看清楚，船便已沉了下去，坍塌在泥沙之中，再也无力挽救了。”

“可悲，可叹哪！”刘绪连连摇头，遂问，“吾儿从此事中有何感悟？”

“儿闻此故事，曾作一文以记之。”禹锡拿出行卷，翻至《儆舟》一篇，为父亲念道：

……向予兢惕也，汨洪涟而无害。今予宴安也，蹈常流而致危。畏之途果无常所哉！不生于所畏而生于所易也。是以越子膝行吴君忽，晋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厉剑子西哂，李园养士春申易，至于覆国夷族，不可儆哉？呜呼！福，祸之胚胎也，其动甚微；倚，伏之矛楯也，其理甚明。困而后儆，斯弗及已！

“好！”刘绪听完禹锡的感触，心中已获宽慰，“勾践跪奉夫差而令夫差疏忽，最终灭吴；司马懿假病骗得曹爽大意，二子临朝；子西不信白公胜砺剑直言而哂之，果遭刺杀；春申君对李园养士不以为意，死于非命。吾儿倘可从此四例中体察到逆境中须忍辱示弱、顺境中应常持警惕之理，则为父再无所虑矣！”

父子二人又说些体己话语，不觉天已微亮，禹锡稍事休息，便登路程。贞元十年（794）春，刘禹锡离开埇桥，至长安途经洛阳时，又陪伴母亲一些时日后，西入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