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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瓶座（1月20日—2月19日）今日诸事不易。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会遇见朋友，也会拜访别人。提前做好规划可能会有些帮助。

不管你怎么想，一万八千英镑都是很大一笔钱。英国政府要求我把这笔钱付给坐在桌角的那个男人，而那个男人正拿着刀叉，对一只奶油起酥包实施日常谋杀。

英国政府称他为“杰伊”。杰伊长着一双小眼睛，留着大胡子，穿十码的手工鞋。他走路有一点跛，会习惯性地用食指抚摸自己的眉毛。我太了解他了，因为这一个月来，我每天都在夏洛特街一家私密影院里看他的录像，看了整整一个月。

一个月前，我根本没听说过杰伊。我三周的订婚假就要结束了，几乎什么正事都没干——除非你觉得整理军史相关书籍对一个成年男性来说也算是个正事的话。我的朋友中没几个人会这么说。

早晨醒来，我对自己说“就是今天了”，但我和往常一样并不想起床。还没拉开窗帘，我就听到了雨声，煤烟覆盖的树枝被风吹得噼啪作响。我又把窗帘拉上，踮着脚走过地上冰冷的油地毡，弯腰捡起门口地上的早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等着水烧开。我不情不愿地套上深色毛呢西装，系上我唯一一条正经领带——就是红蓝绸子上面还印着方块图案那条，但还得等上四十分钟出租车才能来。出租车才不愿意来泰晤士河南边呢。

我总是不太好意思开口对出租车司机说“陆军部”，我曾经还让出租车停在白厅，或只是说“停的时候告诉你”，就是为了避免说出这三个字。我下车之后发现车停在了白厅那个门口，我还得绕过去走到骑兵卫队大道那边的门去。一辆军用吉普停在那里，一个红脖子司机在对一个穿着粗布军服的油腻下士大喊“干他娘的！”。还是那个军队，还是那个味道，我想。走廊像厕所的走廊一样，又黑又脏，每扇涂着绿色油漆的门上都贴着白色小卡片，上面用军队特有的简明风格写着：GS3。这个少校、那个上校，还有些茶室，里面总会有些活泼热情的老太太，戴着眼镜，不在里面调配秘方时就会出现在你眼前。一三四号房和其他屋子一样，里面摆着四个绿色的标准文件柜、两个绿色的金属橱柜，窗边面对面放着两个固定办公桌，窗台上放着半袋一磅装的泰莱白糖。

我是来见罗斯的。我走进屋子。三秒后，罗斯从他聚精会神盯着的那堆文件中抬起头来，看向我说：“你来了”，然后紧张地清了清嗓子。这些年来，罗斯和我已达成共识——我们决定憎恨彼此。但作为英国人，即便交恶，表现出来的也是东方式的彬彬有礼。

“请坐。抽烟吗？”过去两年里，我至少每两周就要对他说一次“不抽，谢谢”，但这只廉价的、嵌着木纹蝴蝶的、来自新加坡零钱巷[1]批发市场的烟盒，还是递到了我眼前。

罗斯的军官生活波澜不惊，也就是说他不会在晚上七点半之后喝杜松子酒，也不会不摘帽子就打女人。他的鼻子又细又长，上唇的小胡子像植绒的墙纸，稀稀拉拉的几根头发被精心打理过，皮肤的颜色和吐司一样。

黑色的电话响了。“你好，哦，是你，亲爱的。”罗斯的每个字都是那么冷淡而单调，“说实话，我正打算呢。”

我在军事情报处工作了近三年。大家都说，罗斯本人就是军事情报处。他安静又聪敏，乐意在处里严苛的要求下工作；也愿意在纽扣上别上一支玫瑰花蕊，提着雨伞冲向滑铁卢五号站台——有任务时，他并不介意这样开启他的一天。但我不行，不过好在我就要走了。离开军队，离开情报处，离开罗斯，在最小也最重要的情报部门WOOC（P）与平民一起工作，当个平民。

“好的，周四晚上如果我在那儿过夜，就打电话告诉你。”

我听见电话那头说：“那你带够袜子了吗？”

三联复写纸的质量太差，我根本认不出上面写了什么（更别提还是倒着读的）。现在，这些纸整理得整整齐齐，等着走办公室茶水费的账。罗斯打完电话，开始跟我讲话；我调整了面部表情，让自己看起来好像真的在听一样。

他把他的粗花呢夹克堆在桌子上，从里面掏出了黑色石楠木烟斗，又从橱柜里翻出烟丝塞了进去。“好吧，就现在。”他一边说，一边把我递给他的火柴戳到了手肘垫布上。

“这么说，你会去跟那些临时工一起工作。”他平静的音色里带着些厌恶。军方不喜欢任何临时的东西，更不用说人了，所以他们当然不喜欢WOOC（P），我觉得他们也不怎么喜欢我。很显然，在我这次永远离开他之前，罗斯一直认为我这种尝试解决的方案非常完美。我不会一五一十告诉你罗斯都说了些什么，他的大部分话都很无聊，还有些至今仍是机密，埋在他那些精确标注却无伤大雅的文件里。他好几次都没点着烟斗，我就知道他又要从头开始讲起了。

陆军部的大部分人，尤其是情报部门的人都听说过WOOC（P），也听说过那个叫达尔比的人——他直接对内阁负责。达尔比与其他情报部门的人一样，手眼通天，却又遭人嫉妒、批评和反对。因为各种各样的实际原因，他手下的人不再在军方工作，陆军部几乎所有的记录中都看不见他们。从WOOC（P）回归正常任务的人很少，这些人基本被重新招进来，分配新的序列号，留着去做公务员，随即被借调到军事任务中去。岗位不同，工资发放的标准也全然不同。我只是想知道，在领新工资之前，本月剩下的工资还能够我过多久。

罗斯找了找他那副镶着小金边、颇具军队风格的眼镜，然后事无巨细地走完了我的退伍流程。我们首先废除了我三年前在这个房间里签订的秘密赔偿合同，然后走了一大堆流程，最后他检查我还有没有结清的杂费。他说了一堆什么跟我共事很开心，WOOC（P）看中了我真的很有眼光，我离开军方他很遗憾，达尔比先生有了我真的很幸运之类的话，还说我离开时能不能把这个包裹带到二二五室去，传信员早上来的时候好像把它落下了。

如果苏活区有能力把手伸过牛津街的话，这个地方本应在苏活区范围内，达尔比的地盘就在其中一条脏兮兮的长街上，那边有个看起来新改成办公室的地方，蓝色的霓虹灯即使大夏天中午也持续亮着。但这里不是达尔比的办公场所，达尔比的办公室在它隔壁，整体比其他地方都脏，锈迹斑斑的黄铜牌，上面刻着：退伍军人就业局，一九一七年始、ACME电影剪辑工作室、B.艾萨克斯·泰勒——戏剧专业、达尔比调查局——资深前苏格兰场警探专业打造。信笺纸上的抬头也是这个，还有句话：咨询在四楼，咨询请按铃。每天早上我都会按响那个门铃，避开油地毡上的大裂缝，开始爬楼。每层楼都有自己的特点——从深棕色到深绿色，不变的是漆面都有年头了。四楼是灰色，办公室像个洞穴，在穴口站岗的是条长着鳞甲的老龙。我走了过去。

我始终觉得，夏洛特街上的声音很像我小时候听过的煤矿铜管乐队。值班司机和普通办事员在二楼的调度办公室里搞小团体。办公室里有一台很大的留声机，他们几个都是铜管乐队的狂热爱好者——在伦敦，没几个人能听得懂铜管乐队了。欢快优雅的乐声从弯曲破碎的木地板上传来。那一年，费尔雷航空再次赢得了公开赛冠军，音乐小样的声音传到大楼里每个房间。这让达尔比觉得他正在俯瞰骑兵卫队游行，让我觉得我已经回到了伯恩利。

我说：“爱丽丝，你好。”她点点头，手里忙着鼓捣那个雀巢咖啡罐子，又往杯子里加了一大杯水——咖啡肯定是毁了。我走过去，走到后面的办公室，看到了奇科——他离爱丽丝也就一步之遥，手里的雀巢咖啡已经冲好了。奇科看到我总是很高兴，这让我也很高兴。但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精心设计的。他小时候上的名校，学生的叔叔大伯什么的都很有影响力。我猜他就是因此才得以进入骑兵卫队的，现在又凭这个进了WOOC（P），肯定又像回到了学校一样。他的一头金色长发从头上垂下，浓密柔顺，闪闪发亮，好像是在忏悔节[2]前的狂欢上出了什么岔子。他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3]，拇指勒着背带裤的背带，脚上穿着一双菱格图案的袜子，踩着一双手工牛津鞋晃来晃去。这个站姿略显欠揍，但他聪明，家境又好，这就够了。

我径直穿过达尔比调查局，从后面的楼梯走下去。尽管为了方便我们行事，每层的各家公司都有自己的“门面”，但这整座房子都是WOOC（P）的。每天上午九点四十分，我都会坐在ACME电影公司摇摇欲坠的小放映室里。

温热的胶片和胶片黏合剂散发出的甜腻味道令人作呕，我甚至觉得他们是不是把黏合剂喷得到处都是。我把雨衣扔在胶片盒上，内里朝上；把影院座椅放下来，一屁股坐了下去。和往常一样，我坐在二十二号位上。二十二号位上有个螺栓松了，于是我试图保持静止。

变阻器发出可怕的吱吱声，房间里的灯光一点点变暗，小投影仪“咔嗒咔嗒”地开始工作。荧幕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长方形，又飞速变成其他形状扑面而来，最后逐渐暗淡，汇聚成一件灰蓝色的法兰绒商务西装。

贴片字幕很粗糙，上面写着杰伊、利兹、沃伦三号（截至拍摄时沃伦三号都还是领头的）。画面开始了：杰伊正走在人头攒动的人行道上。他唇上留着细密的小胡子，举止谨慎，有些跛脚，但并不影响他在人群中移动的速度。镜头藏在一辆面包车里，势必比杰伊走路的速度快。镜头晃了一下又迅速转开，闪过一片白光，下一秒，正片开始。影片中，杰伊有时会与一个代号为“家燕”的同伴待在一起。“家燕”高六英尺，长得很帅，穿一件质地很好的骆驼毛大衣，发型精致有光泽，额角的灰度有些过于完美。他手上戴满金戒指，手腕上露出一条金表带，脸上笑容灿烂——这副笑容一直挂在他脸上，有些让人难以消化。

奇科操作投影仪时总抱着些恶作剧的心态，不时还会在中间穿插一些别的影片——那些清新脱俗的爱情电影，里面能看到女孩的曼妙肌肤。这是达尔比的主意，他总愿意让他的“学生”在看这些东西时保持清醒。

“知己知彼”——这是达尔比的理念。在他看来，如果他的手下都能了解间谍生活中低俗的一面，就能更好地预测那些间谍的想法。“因为蒙哥马利在床上发现了一张隆美尔的照片，所以他打赢了阿拉曼战役。”（虽然在我看来，是那额外的六百辆坦克帮了大忙。）

达尔比是个英国人，还是公立学校出身的那种优雅慵懒的英国人，总能在工作任务与舒适奢华之间找到平衡。他比我高一点，差不多有六英尺一英寸[4]高。他有一头长发，嘴唇上方有时会稀稀拉拉长出一点金色的小胡子，但现在没有。他肤色白皙，很容易被晒黑，左脸颊上方有个穿透式疤痕，证明他在一九三八年去过德国的大学。这段经历很有意义，直接让他在一九四一年赢得了一枚杰出贡献勋章。这无论在哪个情报部门都算十分罕见，尤其在他当时供职的情报部门。但嘉奖仪式肯定是没有的。

然而，他右手小指戴了枚图章戒指这事，确实不怎么符合他公立学校的出身。每次他捏住自己的脸皮——他经常捏自己的脸皮——戒指边缘都会划过皮肤，留下一道红色的痕迹。非常有趣。

他把脚跷在桌上，放在满是重要文件的桌子正中间，从鞋尖后瞟了我一眼。油毡布上放着斯巴达家居的家具（工程部出品，现代风），空气中弥漫着烟灰的味道。

“你还挺喜欢这儿的？”达尔比问。

“我头脑清楚，心地纯洁，每天晚上睡八小时。我忠诚又努力，会努力争取老板对我的信任。”

“我给你讲个笑话。”达尔比说。

“讲吧，”我说，“我会笑的——过去一个月间，我的眼前每秒要闪过二十四帧画面。”

达尔比系了系鞋带。“你觉得你能处理有点棘手的特殊任务吗？”

“如果任务不要求有传统教育背景，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摸索一下。”

达尔比说：“别总说话带刺，让我瞧瞧你的真本事。”

“那就不一样了。”我说。

达尔比把脚放在地上，神情变得多虑又严肃。“今天早上我去参加了高级情报会议，内政部十分关注这些顶级生化学家失踪的事。无论是委员还是小组委员——你真应该去看看，看他们是怎么驴唇不对马嘴地讨论这些东西的。”

“又有失踪的？”我问。

“就在今天早上，”达尔比说，“七点四十五分出家门，然后就不见了。”

“叛逃了？”我问。

达尔比拉下脸，通过内线电话打给爱丽丝：“爱丽丝，去找找今天早上那个‘闲逛威利’的代码。”虽然达尔比的语气居高临下，但指令十分清晰。相较于大部分其他部门那种礼貌却复杂的交流方式，他手下的所有人都更喜欢这种沟通方式，尤其是我——这个陆军部的逃兵。爱丽丝的声音从内部电话里传来，听起来像感冒了的唐老鸭。她说了句什么。达尔比回复说：“管他内政部怎么说呢，按我说的做。”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爱丽丝明显不情愿地说出一长串数字和代号“渡鸦”——所有被长期监视的人代号都是鸟名。

“这才对嘛。”达尔比的声音突然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通过话筒我都能听到爱丽丝音色里的雀跃。

“好的，长官。”爱丽丝说。

达尔比挂掉电话，回头看我。“‘渡鸦’失踪的消息已经封锁了；但我告诉他们，威廉·希基可能会在中午带着他的狗的照片过去。看这个。”达尔比把五张护照用照片排在他刷了油的柚木桌子上。“渡鸦”大约四十岁，一头浓密黑发，眉毛也很旺盛，高鼻梁——圣詹姆斯公园里每天能有几百个像他这样的人。达尔比说：“‘渡鸦’失踪排得上失踪案榜单上的前八位了……”他看了眼日记，“已经上榜六周半了。”

“内政部肯定不会让我们帮忙的。”我说。

“他们确实不会，”达尔比说，“但如果我们找到了‘渡鸦’，我觉得内政大臣肯定会解散他那个晕头转向的情报小队，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活计拉到我们这边来——你想想。”

“找到他？”我说，“怎么找？”

“你会怎么找？”达尔比问。

“一点头绪也没有，”我说，“先去实验室吧。他的妻子不知道他最近发生了什么吗？也可以问问那个黑瞳的杏眼女士，银行经理可能会好奇他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黑心实验室里拳头乱飞，玻璃试管里的东西能炸掉这个世界，疯狂的科学家抱着小烧瓶重回自由——我瞎猜的。”

达尔比冷冷看了我一眼，让我觉得我就是他的手下。他站起身来，走到那张他上周钉在墙上的欧洲大地图前，我也走过去。“你觉得杰伊是幕后黑手？”我问。达尔比盯着地图说：“当然，我确定。”

地图上覆了一层透明的塑料片，从芬兰到里海，五个小面积的边境地区用黑色油性笔标了出来。叙利亚的两个地方插着小红旗。

达尔比说：“这几个地区里，每一个我标出来的重要非法行动都是杰伊的杰作，那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不是检查鸡蛋是否合格的小事。”达尔比敲着地图的边缘，“把‘渡鸦’弄到这里之前，我们必须……”他的声音逐渐变小，陷入了沉思。

“绑架他？”我轻声说。达尔比的思绪又开始运转。“现在是一月，我们要是一月就能抓到他就好了。”他说。英国政府会在一月确定人员编制，我突然明白了他的用意。达尔比突然再次意识到我的存在，又开始展示他那大男孩般的魅力。

“你看，”达尔比说，“这并不仅仅是个生化学家的背叛……”

“背叛？我还以为是杰伊在抢人上手段高超呢。”

“绑架！抢人！这都是道上的黑话。你报纸看得太多了，这是你的问题。你是说，他们带着‘渡鸦’过了海关，身后跟着两个长着双下巴、手插在大衣兜里的男人？不，不，不……”他连着轻声说了三个“不”，顿了顿，又说了两个，“这就不是个小化学家移民的事（他听起来像个药妆店的导购），‘渡鸦’贩卖他们的信息可能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实话说，如果我早点知道，我不会让他走的。这是内政部那些人的决定。他们应该在‘渡鸦’走之前就得到消息，而不是人家都走了他们才哭天抢地。”他从香烟盒里拿起两根香烟，扔给我一根，另一根用两根手指夹住，“他们当然可以自己设立情报机构，办监狱，但要想进入情报行业，他们可很难触及根本。[5]”达尔比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玩着烟，然后抬头看向我，“你真的相信，如果内政部的所有文件能给我们，我们不会比他们做得好一千倍吗？”

“我觉得我们能。”我说。听到我的回答，他非常高兴，手上也不摆弄香烟了，直接点上抽了起来。他狠狠吸了一口，吸进了鼻子，结果呛到了，脸呛得通红。“要我给你拿杯水吗？”我问。他的脸更红了。哎呀，肯定是我破坏气氛了。

达尔比平复了一下情绪，又继续说：“你能看出，这不仅仅是件简单的案子，这是为了测试你的能力。”

“我只看出了鳄鱼的眼泪。”

“就是这样。”达尔比一边说，一边幸灾乐祸地笑。他喜欢当个反派，尤其是不用费劲就能吓唬人的情况，他更乐意如此。“你还记得耶稣会的座右铭吗？”他总是很惊讶，我居然什么书都读过。

“若结果是正当的，则取得结果的手段也是正当的。”我回答道。

他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用食指和拇指捏着鼻梁。显而易见，我的回答让他很高兴。

“想不到你听到这个会这么高兴，”我说，“但很抱歉我的拉丁语太烂了，没法用拉丁语再说一遍。”

“没关系，没关系。”达尔比说。他拨开眼前的烟雾看向我，逐字地说：“去把‘渡鸦’给我买回来。”

“从杰伊手里吗？”

“在谁手里就从哪里买——我只要结果。”

“预算是多少？”

他把椅子向前拖动了一英寸，发出巨大的响声。“你看，每笔支出都管得很严，”他苦笑一声，“你笑了，是吧？我还记得去年七月我们让内政部关闭那些机场，他们给了我们一大堆借口。但现在，有人要从他们手底下跑了，他们就要面临那些奇怪的问题和审查，这时候，他们什么都愿意干。不管怎么说，杰伊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都是怎么回事。他会先把“渡鸦”关上一周，等风声过了再转移他。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能出个不错的价码……”达尔比的声音渐渐小了，思考了一下才说：“比如一万八千镑。接头地点由杰伊定，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他们什么也别问。”

“所以预算是一万八千镑？”我问。

“如果你确定他们手里有人的话，可以涨到两万三千镑，但得满足这个条件——接到人再付钱，转账到一家瑞士银行的账户里。不要现金交易，人要活的，只要活着，就算缺胳膊少腿也行。”

“可以。”我说。我突然觉得自己充满了青春活力，被领导叫去交代了一件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办成的事。如果在WOOC（P），这只是个普通杂活儿，那他们确实该赚那么多工资，该享受那么多福利。“那我先找找杰伊在哪儿？”我知道这样问可能显得特别傻，但我急需指导。

达尔比拍了下手，我坐了下来。“就这么定了。”他一边说，一边拿起话筒。是爱丽丝，她的声音透过电流，听起来有点扭曲。“好的，长官。”她说。

“杰伊现在在做什么？”

鼠标点了几下，爱丽丝的声音又传来，“十二点十分时，他在莱德尔咖啡馆。”

“谢谢，爱丽丝。”达尔比说。

“要结束监控吗，长官？”

“暂时不要，爱丽丝。需要的时候我会告诉你。”达尔比挂了电话，然后对我说，“现在可以了。你去吧。”

我抽了口烟站起身来。“还有两件事，”达尔比说，“我一年给你一千二百镑的补贴，而且，”他顿了顿，“要是出了什么事可别来找我，我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注释：

[1]零钱巷，新加坡中部地区商业中心之一，有很多批发零售的小生意。

[2]忏悔节，基督徒思罪忏悔的节日，在大斋节首日之前的星期二举行。忏悔节曾与复活节有密切关系。复活节前有一个为期四十天的大斋期，即四旬斋。斋期里，人们禁止娱乐，禁食肉食，反省、忏悔以纪念复活节前三天遭难的耶稣，生活肃穆沉闷，于是在斋期开始的前三天里，人们会专门举行宴会、舞会、游行，纵情欢乐，故有“狂欢节”之说。

[3]约一百八十厘米。

[4]约为一百八十五厘米。

[5]一九六三年九月出版的丹宁报告中披露，英国的反情报组织由英国内政部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