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挺住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沈俊峰回去了,钱永虎给我又派了一个人接替沈俊峰。此人叫柴之春。他曾是南区采油队队长。当年我毕业分配工作时,他建议我去环县。说环县条件稍微好一点,对我发展有利。当时我已经把表都填了,他帮我做了调整。经他安排,我去了环县位于樊家川的采油C厂环北大队第12分队。后来,在工作期间,由于个性等原因,他有点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他,我俩在某些观点和做事方法上有点出入,因而我俩总是面和心不合。
石料厂刚刚办起的时候,我雄心勃勃,打算一年生产一万方石料,争取赚个三五十万。结果在实际生产中,问题出来了,最要命的是矿石质量不一。由于矿石是从当地供货商手里买过来的,虽然在合同中有质量保证,但在那个假货横行的年代,合同在某些时候就是一张废纸。况且,能囤积矿石的人,都不是普通人,因此,在生意中,亦邪亦正的合作经常发生。我的供货商也不例外。他供的石头时而好,时而差。质量过差的石头,我们只能进行人工筛选,这中间就产生了费用,增加了成本。难怪杨喜久海南办石料厂办亏了,问题就出在了石头上。当初我做预算时,从产量到运费都做了精密的预算,怎么算下来利润都不错。没想到问题出在了原料上。就这一块,就占据了总开支很大的一部分比例,加上在销售上,又遇到在路途运输中所产生的费用,所以导致每月算下来,产值不错,但利润很薄。为此,我提出一个减负方案:就是减少人工投资,加大全自动生产线。这样虽然投资大一些,效益绝对好,因为对于石头来说,人工和自动生产肯定是两码事。但是,劳司主张维持现状,稳步发展。
在我经营石料厂的时候,钱永虎的生意就做得风生水起,给采油C厂开了家汽车修理厂,在庆阳开了一家规模和档次都挺高的饭店,还在西安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加上他管辖的这个石料厂,统称四大公司,钱永虎就是这四个公司的总管。我负责的这个石料厂,和钱永虎任何一个企业比起来,差距很大。加上钱永虎派来的柴之春,与他私人关系较好,厂里的情况如何,柴之春看在眼里,肯定会向钱永虎说些对我不利的话,这样,钱永虎对我慢慢就有看法了,给石料厂也不好好投钱了,对经营状况也是不闻不理。
石料厂失去后盾支援,越发艰难了。但出于一种责任,我还是硬往前维持着,资金周转不过来,那我们就小打小闹。工人工资发不下去,我们就东凑西借。为了稳定工人的积极性,我主张即使砸锅卖铁,都要按时给工人把工资发了。有时候,为了发工资,我连自己的生活费都垫了进去。石料厂在表面看是油田企业,按部就班地运行着,实际上是举步艰难,捉襟见肘。
后来,实在发不下去工资了,我就裁员,先把我从铁李川带来额碎石工都支回去了。在打发他们之前,我已经把我的几个主要亲属的工资欠下了,其中有我哥俩口子的工资,大致是三五千元。为这点钱,我嫂子多次在我奶奶跟前唠叨。过年我回到家时,奶奶就提到了钱的事,说你有钱了,就给你嫂子把钱还了,那日子也魍魉得很。我看出奶奶为这个事有些为难,可能也受了点气,但是,我真的拿不出这笔钱,就给奶奶说:“你告诉我嫂子,让她放心,这辈子我肯定能还上这笔钱的!”
石料厂的运营情况不好,与齐东旺的官司还没了结,我本来心理压力就很大,老丈人这边还一直催款,虽然厂里的账户上有点钱,但那是公家的,咱不敢动,也动不成。可能老丈人看到我一手负责的这个石料厂的前景也是岌岌可危吧,他心里发急了,有一天晚上,老人喝醉了,又向我要钱。我说:“齐东旺跑了,还没找回来,官司还悬在空中,没钱啊。”
丈人就破口大骂了,说我把钱骗去都两三年了,到底安的什么心?他骂得整个院子的人都听见了。
老人骂我,加上他喝醉了,我又不能解释,就任他骂着。他骂一会,出去撒泡尿,进来继续骂。第四次出去撒尿时,我小舅子刘健实在看不下去了,让我出去躲一躲,说他看不见你,就不骂了。
我一想,这是个办法,于是就乘机赶紧溜走了。
那时候,天都黑了,没有地方去,我就在厂子附近的村庄转来转去,夜深之后,村庄万籁俱寂,连狗进入了睡眠的状态。而我为了躲避丈人的怒骂,在婆娑的树影下,在沙沙作响的田地边,遛跶,徘徊,想起厂子不景气,想起官司还悬在空中,想到自己胸怀一腔梦想,奔波了好多年,至今还是一败涂地,我伤感,忧虑,有种想哭的感觉。
我仰望深邃的夜空,反问自己:人家干啥,成啥,为什么我做起事来,这么艰难?难道这是命吗?难道我命中注定经不了商,搞不了企业?我一心想做生意赚钱,难道我这辈子没有赚钱的命?
那一夜,我靠在一棵大树下,脑子想着,不知不觉的,村庄里响起了鸡鸣声,我才意识到天要亮了。看看发白的东方,我知道,新的一天要来临了,这时候,一种希望又倔强地从我的心中诞生了,我的信念告诉我:挺住,李小峰,再大的痛,再难的事,一定会过去的!
我又回到了厂里,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在工作间隙,我始终没有放弃对齐东旺的寻找。因为我坚信,上天迟早会把齐东旺送到我面前的!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1996年的腊月,从农历25日起,我就在采十二厂的家属院附近,像特务似的盯梢齐东旺。冷得实在受不了时,我就进到门房,拿出烟,谄媚地冲门房老头笑一笑,然后在这里待一待,取取暖。感到身子暖和点了,就出去巡逻。三天之后,也就是大年28,齐东旺回来了。
看着齐东旺穿着黑呢子大衣,脖子穿着一条灰色条形围巾,戴着口罩,像个归国华侨似的从我前面走过。我心里瞬间发酸,心里不由得骂道:齐东旺,你这个瞎怂,自从前年7月我跟上你干之后,你摔了我的饭碗,骗了我的钱,害得老子定了媳妇娶不到手,有家不能回,为讨回这笔钱,我跑了多少路,花费了多少钱?你倒好,趾高气扬地回来过年了,老子让你过个好年吧!
我赶紧给赵炳打了电话。
赵炳让我看着,别让他再跑了。我就一直守在他家楼下,确定他没有出家门。很快,赵炳等人来了,我看着他们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没有会儿,我看见齐东旺被戴着一副铐,在法院人的簇拥下,下来了。他的身后,跟着他的老爸老妈,他老妈在后面哭着,说她好不容易到儿子家里来过年,儿子又没有杀人放火,干嘛拉走?她想从法院人手中把人拦住。齐东旺故意给他父母亮耳朵,说是个经济纠纷,没事,过一会就回来了,叮咛他爸他妈别操心他的事。
我看着齐东旺上了法院人的车,心放了一截,心里想:这次,你齐东旺不还钱,就插翅难逃了。
结果法院拉齐东旺的车刚出了家属院不远,就停下了,我准备回家,见状,走了过去。
原来齐东旺懂法院的程序,他知道自己即使法院被拉去,一时半会也不会拘留他。为此,他对办案的人说道:“你们把我拉去,无非就是让我还钱吗?马上过年了,你们这么一来,打算把我放在哪里?我回家还没站稳,你们就来了,你们怎么知道我这次回来,不给李小峰还钱?”
法院人一听齐东旺有处理这个事情的意思,就停了下来。我到了车跟前后,还没等赵炳跟我说,他就直接对我说道:“李小峰,我这次回来,正打算和你见个面呢,不信你问我妈,看我啥时候回来的?”
事实齐东旺一进家属院,我就告诉了法院。现在见他这么说,我问道:“你说的意思,你要主动给我还钱?”
齐东旺说:“肯定嘛,你先让法院人走,咱俩找个地方,先商量一下。”
我不敢确定齐东旺这次是不是又骗我,看了看赵炳,不知怎么办。赵炳说道:“那也行,怎么还,你俩先商量商量吧。”之后,就走了。
看着法院人的车远去,我等齐东旺开口,坐在那里说这个事,结果齐东旺只是眯着眼睛抽着烟,像思考什么,大半天不吭声。因是寒冬腊月,站在街边的感觉就可想而知了。我望了望街道两边,看附近有没有饭馆什么的,眼睛扫视了一圈,看见了一个饭馆,就叫齐东旺到斜对面饭馆坐坐。结果齐东旺将烟一扔,说道:“我刚回来,趁有的单位还没放假,我还要找人办事呢,咱俩的事年过了再说吧。”话说完,他将呢子大衣一紧,就走了,没看我一眼,没容我说话。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了,看着他的背影,那大衣裹住了整个身子,脑顶猪鬃似的头发被风撩起了一撮,在左右摆动。论年龄,他比我大十几岁,论职位,他是我的上司。就算吃屎,他都比我多吃了几年。但是,就这样一个人,如此对待我这个年轻人。我看着他,浑身瑟瑟颤动,恨不得扑上一脚放倒他,让他来个狗吃屎,然后往死里打,来个碎尸万段……
但是,我僵在那里没动,我感觉一种力量攫住了我,这股力量不知是我未婚妻蔡霞,还是即将到来的春节,反正,将过春节的,可不是我一个人呀,还有我的家人。如果我要了这个无赖的命,或者把这个无赖打得血滋滋的,那我的家人是什么感受?怎么过这个年?这么一想,我克制了,将自己狠狠的摁在原地,任凭那股恨意,像猛兽似的在我的内心恣意冲撞。
临近大年三十的这两天,虽然天气奇冷,但街上的鞭炮声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卖肉的、卖菜的、卖年画灯笼的,到处是一片喜迎春节的景象。
而我依旧像只流浪的野狗,在马岭这个小镇上,晃晃悠悠地走动着。我虽然有两个家——一个是乡下铁李川的家,一个是城里我未婚妻蔡霞的家,但不知道该回去还是不该回去。如果回到铁李川,我满身不到一千元了,为家里买不买东西?给年迈的奶奶和父亲给不给钱?如果我回到蔡霞的家,老丈人为要钱跟我闹事怎么办?考虑再三,这两个家都不能回去。为此,我就在路边的旅馆里租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
这家旅社因为在公路边,所以过年这几天,还有旅客。老板见我不回家,问要不要女的?我心里想,去你妈的,即使有钱,我也不会在这个破地方找女人。况且,我连我的未婚妻都没心情见,哪有心情找女人?店老板给我推销了女人后,又敲门进来一个人,主动与我搭讪,没聊几句,他就神秘兮兮地拿出一个小包包,问我要不要?我知道那是毒品,说了声:“去去去,快拿走!”我不知哪来的火气,一把将他推了出去,砰的关住了门。
大年三十晚上,我买了一袋豆腐干,一袋花生,一瓶比较便宜的酒,看着黑白电视,打算自己过个年。这时,我听见隔壁有打闹声,哭叫声,还有声嘶力竭的喊声,各种叫声,持续了大半夜。
通过这些事,我发现年关留在这个旅社的,除过“鸡”,就是瘾君子和毒贩子,想到自己多少是个知识青年,被齐东旺推到这种环境里,我的心情本来就很灰暗,焦虑,现在看到这些人,更感觉自己像掉入了人间的臭粪坑,过来过去都是屎和尿。
人落到如此狼狈的地步,除过被衣服遮掩起来的一点尊严之外,还能有什么?这时候,除了廉价的眼泪,尝能安慰和麻木自己的,只有酒精。于是,我一个人干了一瓶酒,然后,就倒在了床上,打算以这种方式过年。
在倒下去的那一瞬间,我提醒最好别过早早醒来,让我大睡几天,让年味在我的沉睡中快快地过去。
正月初八上班之后,我又去催法院,法院一打听,齐东旺又跑了。
齐东旺出尔反尔的举动让我彻底死心了。这次,我决心把他告进监狱。为此我四处找人,寻求上告的捷径。我的事圈子的朋友基本都知道。一个叫姚平的朋友听我准备告齐东旺,说市检察院,有他的一个同学,是个检察长,叫郑庆丰,要不要他去给郑察长说一下?这对我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
我俩就去了检察院,见到郑察长时,姚平有意提到了我的父亲。郑察长一听,表示与我父亲很熟悉,因为他们曾在一起念过书。鉴于这层关系,我就把自己与齐东旺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郑庆丰。
郑察长听了之后,认为涉嫌侵犯个人财产,就把刑捕科长叫了过来,当着我们的面让批捕科去了解一下。
我知道检察院没有拘留的权利,但是检察院具备批捕的权利。批捕科接了我这个案子后,认为我说的不算证据,要有证人。我就把检察院人带到了西安的那家给我加工过泵部件的机械厂,找到了几个经手人,让他们把我加工部件和支付钱的事证明一下,他们都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情况作了证。
把证据做实之后,检察院就叮咛我注意齐东旺的动向,说如果发现,立即通知他们。对此,我又对齐东旺开始了新一轮的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