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路上的和尚

在《西游记》第十六回中，唐僧师徒路过观音禅院，遇到了一位二百七十岁的金池长老。金池长老的这个岁数，应该是来源于《心经》。因《心经》正文是二百六十个字，加上其正式的名字《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是二百七十个字了。可惜的是，金池长老活了二百七十岁。他天天参禅，却仍然不能修到《心经》中“心无挂碍”的境界，尤其对收集袈裟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如同一个痴迷于打扮的女性对于衣服鞋帽的执着。我们平常说“女人的衣橱里，永远少一件衣服”，用到金池长老身上就是“老和尚的衣橱里，永远缺一件袈裟”。金池长老虽然已经有七八百件袈裟了，但见到唐僧的袈裟好，仍然止不住自己的贪念，为了得到它，竟然不惜谋财害命，最终落得个自杀身亡的结果。既然住持如此，那么他的徒子徒孙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手下的两个和尚广谋、广智，完全就是为虎作伥的帮凶；其余一众僧人，也没有一个能够站出来阻止金池长老的罪行。整个观音禅院，哪里是佛门的清净之地，分明就是如同《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十字坡一样的黑店啊！

在《西游记》中，寺庙形象不好的不仅有观音禅院，还有乌鸡国的宝林寺，和尚们都是些看人下菜碟、欺软怕硬的势利之徒。比如，天竺国的镇海禅林寺中，被金鼻白毛老鼠精色诱而死的那五六个和尚，也都是些自控力不强的假和尚。

除了《西游记》，我们翻看明代的其他文学作品，比如《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就会发现里面也有不少形象非常负面的僧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很多文学作品都这样写，就足以看出那个时代一般民众对于僧人的普遍看法并不是积极的。之所以如此，大致有以下原因。

一是时代的原因。明代中晚期以后，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使金钱大潮席卷整个社会；另一方面是陆王心学所引发的思想解放势不可当，这两股潮流的合力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放荡的晚明”时期。所有社会成员，无论僧俗，都会受到这股大潮的洗礼，从而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行为模式，如不再讳言财利、放纵身体情欲等。

二是明代的僧人，确实有不少素质低下者混迹其中，这些人对社会秩序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明清时期，由于人口增长与土地问题日趋严重，出现了大量无法通过正常生产维持生计的人员，这些人中迫于生计而出家者所在多有。他们并非出于坚定的信仰而出家，如果要他们保持严格的持戒行为就显然是勉为其难。明代僧人圆澄在其《慨古录》中，曾对僧尼来源不纯所导致的犯戒逾矩之事作出批评：“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牢狱脱逃而为僧者，或悖逆父母而为僧者，或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为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衣食所窘而为僧者，或妻为僧而夫戴发者，或夫为僧而妻戴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

三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僧人的敌视。这种敌视来自两个担心：一是担心宗教对人心的影响。朱元璋本人就是僧侣出身，他对这一点有着切身的体会。二是担心僧人的生活方式不利于国家的控制和管理。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人彼此熟悉的乡土社会，熟人社会中的很多共同体如家庭、家族、村社、乡里等都能有效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担负起治理职能，从而减轻了政府的负担。而僧尼则是方外之人，国家无法对其实行严密有效的管理。

总之，在明清小说中，僧尼的负面形象是当时佛教人员与社会法律秩序紧张关系的重要反映，通过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的勾连和比照，既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特定历史时段的社会生活，也能对文学作品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价值有适当的体会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