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中国国家安全理论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邓小平等历代领导人，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始终把确保国家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根据不同时期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客观形势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形成了各具时代特征的理论成果，并以此指导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的国家安全理论

新中国的诞生（图1-5）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标志着长期遭受国际列强侮辱、侵略和欺负的历史的终结，标志着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的重新崛起。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始终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之中。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及其他敌对势力，不希望看到一个有巨大潜力的东方大国的崛起，时刻没有忘记阻挠中国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就竭力颠覆、封锁和包围，妄图把新政权扼杀在摇篮里。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在“硬的一手”不能得逞之后，又采用“软的一手”，妄图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实现“不战而胜”。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国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国际上反华浪潮一浪甚于一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美苏争霸的斗争更加激烈，世界安全局势严重恶化，中国周边也出现更加严峻和紧张的地区局势。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苏两霸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都想打“中国牌”，调整了对中国的战略，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继续受到威胁，仍然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所有这些，都使中国不得不长期对国家安全问题保持高度警惕。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出发，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以国际战略形势和我国所处的安全环境为依据，以积极防御战略为指导，创造性地发展了党的国家安全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国家安全政策、国家安全力量建设等一系列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关于国家安全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关于国家安全的指导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总结梳理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富国与强兵相结合

一个国家要维护自身安全，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作为支撑。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毕生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富国强兵”。在二者关系上，他认为富国与强兵是对立统一的，共同为国家安全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明确指出，国无防不立，强兵是必要的。一百多年来，中国积贫积弱，一直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必须及时加强我国的国防，特别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以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但是，强兵的基础在于国富，离开国富，强兵就是一句空话。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他明确指出，要加强国防建设，就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而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毛泽东还生动地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比作“拳头”与“屁股”的关系，并指出，“屁股”坐稳了，打出去的拳头才有力量。可见，加强国防的前提是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把国防的强大放在经济强大的基础之上来考虑。这种对富国强兵的辩证认识以及将富国与强兵相结合的思想，构成毛泽东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基础。

2．坚持正规军队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要依靠人民战争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更要依靠人民群众维护国家安全。他特别指出，凝聚最强大的国家安全力量，要走军民结合、军民兼容的道路。国家的安全须臾离不开军队，军队是国防的支柱，这是古今中外国家安全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高度重视军队在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中的作用，强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同时他又指出，国家的安全既要靠正规军队，更要靠人民群众。他在概括中国革命的经验时说：“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这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建设的规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国家不仅建立正规的国防军，也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安全建设的积极性，形成强大的国家安全力量，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轻视中国。

3．坚持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相结合

毛泽东历来坚信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规律，认为只要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不可估量的力量。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很快发展，特别是导弹、原子弹、氢弹等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制成功，使硬件建设实现了质的飞跃。这对慑止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与扩张产生了重大作用。有了基本的物质力量，是否就意味着国家安全有了可靠的屏障呢？毛泽东认为，还远远不够。他指出，国家安全力量的强大，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民的能动作用及其凝聚力，在于自觉的组织纪律，在于军队与民众的紧密团结，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还要筑起精神的长城。他强调，要加强全民族的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国家安全观念，提高保家卫国的责任感。在国际矛盾日趋尖锐时，毛泽东提醒和告诫全党，要准备打仗，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可能导致的突然事变。即使是在军队建设上，他也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强调“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干部战士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水平。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不断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物质水平，人民群众有着维护国家安全的高昂意志，在各种斗争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4．坚持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相结合

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中，毛泽东既注重依靠本国力量，也强调要利用国际力量，通过内外结合来全面维护国家安全。鉴于我国近代历史上受帝国主义列强随意摆布欺凌的沉痛教训，毛泽东提出在国家安全建设上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他反对依附于某个大国，强调不要把本国的国家安全绑在其他国家身上。他坚定地认为，本国实力地位的增强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可靠的保障。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从来不反对、不排除争取国际力量的支持。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亲自主持制定了积极的和平外交路线。其基本内容是：团结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反对一切侵略扩张的政策和行径；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等等。尽管在一段时期内，受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所制约，我国曾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做法，但这并未影响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亚非拉各国在保卫世界和平中作用的发挥，毛泽东认为，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的和平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一方面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一方面更加注重同广大亚非拉各国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与此同时，由于帝国主义集团发生分化，西欧各国和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日趋发展，毛泽东洞察这一形势，提出要争取他们，团结更多的国际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保卫世界和平。这些思想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便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际统一战线理论。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一理论打破了原有的美苏两大阵营的思维定式，着眼于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奉行的对外政策的综合考察，正确地揭示了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格局。这不仅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对保证我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安全与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如何理解“坚持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相结合”？请查阅相关资料后举出例子，并提出自己的理解。

（二）改革开放以后的国家安全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逐步瓦解，向政治多极化发展演变，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辉煌成就，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在之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世界保持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局面。但是，国际深层次矛盾依然突出，西方发达国家坚持走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道路，局部战争此起彼伏。美国等国家始终把遏制中国崛起当作重要的战略目标，持续不断地在中国周边部署兵力，制造各种热点问题，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威胁。在此情况下，中国历届领导人均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继承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指导思想，又结合时代特点进行创新，提出了新的国家安全观并不断充实和发展（图1-6）。

邓小平同志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在对改革开放进行总体设计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国家安全问题，作出了许多新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

国家主权是国家最根本的安全利益。邓小平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强调独立自主，反对任何侵略行为。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争霸陷于僵持阶段。邓小平认识到，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加入美苏任何一方都会被人利用，因而制定了“真正的不结盟”的战略。他说：“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指出中国要“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邓小平提出，在维护主权问题上，中国不惧怕任何威胁和挑战。他强调，中国必须确保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与美国、苏联和很多其他国家都保持较为良好的关系，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中赢得了新的胜利。

2．提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优先发展经济

对于中国来说，既要确保生存安全，也要考虑发展安全。中国人民不仅要站起来，也要能够富起来。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安全形势尖锐复杂，我国作出“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要求。随着形势变化，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必须随之变化。1981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他强调，“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如果当前老是强调战争马上打起来，使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到打仗上面，就会影响四个现代化建设”。随着形势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图1-7）。

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须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安全归根结底是靠自己的发展。中国发展起来，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中国的发展战略。这是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安全形势的重大战略判断，是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基础。

3．提出“一国两制”政策，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国家分裂是最大的安全隐患。新中国成立以后，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安全的核心问题。祖国和平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邓小平强调，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为了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思想进行创新发展。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又从法律上为“一国两制”提供了保证。在解决香港问题时，邓小平说：“中英两国政府正在进行谈判，但谈判的前提是一九九七年中国必须收回香港。不管英国人怎么打算，到一九九七年必须收回。”他坚持认为，中国在收复香港后行使驻军权，是国家主权的象征。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接见港澳同胞时指出：“澳门问题的解决当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国两制’同样适用”。1986年，中葡开始澳门问题的谈判。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与英国、葡萄牙政府进行谈判，顺利确定收回香港、澳门主权的各种具体问题。“一国两制”政策的成功实施，既保证了港澳主权归属祖国，又保证了恢复行使主权后港澳的长期稳定和繁荣，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军队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但同时，他也认为，军事安全始终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前提，不能因为搞经济建设而忽视军队建设。相反，新的历史时期，更加应当加快实现国防现代化（图1-8）。

邓小平指出：“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因而，中国必须时刻不忘军事斗争准备，军队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能力。”他要求军队了解现代战争，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他提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他提出了走精兵之路，军队规模应该与国家安全需要相适应的思想。

20世纪90年代以后，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相继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对世界各国所面对的威胁和如何实现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等重大课题进行认识和阐述，在加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和文化安全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国家安全理念。这一时期，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统称为“新安全观”。

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确保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和全面安全。新安全观的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中国主张在互利、互信的基础上，建立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合作关系，以合作的方式谋求共同利益和解决冲突。中国新安全观强调的是以平等合作而不是实力对抗解决问题，就是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这种合作是多渠道的，包括多边安全机制、多边安全对话、双边安全磋商、非官方安全对话等。新安全观所提出的“合作安全”模式，与“和平共处”相比，不但在观念上有更明确的阐述，而且具有制度化、规范化的形式。

新安全观是适应国际形势发展和变化的产物。它超越了冷战思维，摒弃以对抗求安全的思想。在实现安全的途径上，中国强调国家平等原则，强调国际关系的多元化、多样化和民主化。中国的新安全观倡导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尊重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的发展道路，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一点显示了中国以尊重多样性为特点的新文明观，具有无可比拟的科学性和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