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故事的意义

35岁时，玛格丽特·桑兹（Margaret Sands）和她还在青春期的女儿一起横跨国家，开展了一段长达两千英里[1]的朝圣之旅。旅行的目的是闯入一个废弃的小教堂并“将它撕成碎片。”1这座小教堂曾是天主教女子寄宿学校。母女两人爬过小教堂外的藩篱，女儿撬开窗户挤进房屋，跑到小教堂的后门处，开门让玛格丽特进来。距离玛格丽特离开学校已过去了25年。在已长大的玛格丽特看来，这所学校的一切如今显得那么小，但房屋里的味道没有变，这熟悉的味道激起了玛格丽特久远的厌恶与恐惧。

曾经，女性不允许来到祭坛后方的位置，如今玛格丽特自己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她踢踹着墙壁，捶打着祭坛与长椅，对着十字架与圣像做出亵渎的姿势。她拿着车钥匙，在小教堂的木质大门上刻下两句粗糙的文字：“我讨厌修女”以及“她们打小孩”。一切都做完后，她平静地告诉女儿：“现在我们可以离开了。”

等拜访完亲戚与老朋友后，玛格丽特开车回到芝加哥。她已完成了一项对她个人而言具有超凡意义的任务。在他人看来，玛格丽特的行为或许只是在搞破坏，但对玛格丽特来说，这次行动是根植于个人神话的一项神圣仪式——用玛格丽特的话说，她的生命故事具有悲剧色彩和英雄气概，讲述的是一个人“无用的一生”。在面对充满忽视与虐待的世界时，她的个人神话可不是一则允诺有希望、进步和胜利的故事。

我得知玛格丽特的故事，是因为她志愿参加了1986年秋天的一项社会科学研究。我让人们向我倾诉他们的故事，是因为我相信他们的叙述中埋藏着个人神话的要点。我知道不是所有人告诉我的故事都重要，我也明白有些人告诉我一些故事只是为了让我觉得他们“很好”。我同样清楚不论我们的访谈有多成功、我和他们的关系有多么亲密，人们还是会有许多无法宣之于口的故事。2但是人们无法在访谈过程中无中生有地造新故事。他们的个人神话一直在那里，存在于他们心中。它是一项随着时间缓慢变化的心理结构，为他们的生命不断地注入统一感和目的感。而访谈能够探寻出个人神话的几个方面，为我昭示出故事讲述者内心早已存在的真相。

玛格丽特的访谈里充满了她人生中一连串戏剧性事件，这当中包括许多活生生血淋淋的吓人场面、层出不穷的反派，以及一两个英雄角色。我仔细聆听了这则定义了她自我的故事——那是她个人神话的核心，能最清楚地描述她作为成年人的身份认同。这则故事镶嵌在一连串复杂的叙述中。在告诉我许多其他情节片段后，她讲出了这则核心故事。

玛格丽特怀着庄严的决心开始了访谈，就像她当年也怀着同样的决心走向祭坛，并摧毁了她作为天主教徒的过去。“我的生日是1941年7月21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在45岁时，我开始怀疑自己作为一个人类的基础。”玛格丽特讲述了一则关于生命基础的故事。这基础脆弱又坚强。你看不见它，但它不可或缺地支撑着人们的生活。

玛格丽特的个人叙述显示，她的童年没能为她提供足够牢固的基础，来支撑她成长并过上快乐的生活。当两个小时的访谈接近尾声时，玛格丽特总结道：“你不可能再修改你的基础，并期望自己成为一个充实而完满的人。”不过，玛格丽特还是试着给女儿提供自己从未获得的关怀和爱，借此试着抹去玛格丽特生命中的创伤。即使玛格丽特做不到修补自己灵魂中的裂痕，她至少能给自己的孩子——她曾经想要遗弃的孩子——打下坚实的生命基础，为她女儿争得一丝机会去成为一个稳定、快乐、感觉完满的人。玛格丽特的苦痛与她对女儿的赠予，都和她的个人叙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玛格丽特被伤得如此之深，她才千方百计地为女儿挡住同样的伤害。

“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生命基础就注定会充满压力。”玛格丽特说。玛格丽特的母亲是一位演员，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她美丽、聪慧却又天真到无可救药，选择嫁给比自己年长19岁的、酗酒成性的歌剧演唱家。玛格丽特的母亲来自中上层阶级，是“半个犹太人”；而玛格丽特的父亲则是一名新教徒，曾有过一次婚姻。虽然婚事遭到父母反对，但玛格丽特的母亲却觉得这个男人生机勃勃又深沉复杂。两人打算在好莱坞闯出一番天地。

玛格丽特不太记得自己人生头四年过得怎样，她只知道父母在她四岁半时离了婚。在那时，玛格丽特的母亲刚打算在房地产行业开始一番新事业，于是在当地牧师的建议下，将小玛格丽特送去了一所精英化的天主教寄宿学校。这开启了玛格丽特称为“将人类强行制度化——我的五岁到十岁”的篇章。这可怕的五年摧毁了玛格丽特的人生基础。在这所学校中，尽管玛格丽特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却也一直遭受着修女的毒打、虐待和羞辱。而在此期间，玛格丽特的母亲同样罹患重病，包括周期性的呼吸方面问题。玛格丽特谈论道：“妈妈的肺部有个洞，她的生命基础同样糟糕。”由于生病，玛格丽特的母亲很少有机会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在那五年里我被囚禁着，我被她抛弃，被迫和那些痴傻可怜的老女人们待在一起。我离开学校以后，这段岁月的记忆依然对我纠缠不休。”

玛格丽特清楚地记得她离开寄宿学校的那天。那时母亲身体好多了，她们一起回到芝加哥，同玛格丽特的外祖父母住在一起。但让玛格丽特害怕的是，她的母亲决定不把她送去一所当地的好学校。这所好学校位于犹太人聚居区，如今玛格丽特自己正住在那里。相反，母亲把玛格丽特送去了另一所寄宿学校。用玛格丽特自己的话说，这第二所学校仿佛一处“垃圾收容所，堆放着街头混混和无可救药的年轻人……我被其他孩子欺凌。他们偷我的录像带收藏，偷走了我所有东西。”在新学校待了一年半后，她逃了出来，一路跑到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家沃尔格林（Walgreens）药店。她先是在午餐柜台吃了一碗墨西哥辣肉汤，接着打了付费电话威胁她的母亲，告诉母亲要是她还不让自己离开那所寄宿学校，那自己就再也不回家。“我威胁了她。”玛格丽特说。在打那通电话时，她只是一个12岁的小姑娘。这是她人生中第一个紧要关头，而她大获全胜。

谈起童年时期身处权威地位的人们，玛格丽特表达了巨大的愤怒与苦涩，那些人包括忽视孩子的邻里、虚伪的老师和虐待成性的修女们。可一旦谈及母亲，玛格丽特的满腔怒意又转为怜惜。她将母亲视作一个倒霉的受害者，认为是母亲糟糕的健康与孱弱的意志造就了她自己残缺的生命基础。而当修女虐待玛格丽特和同学偷窃她的物品时，玛格丽特似乎也将迈向同自己母亲一样无助悲惨的命运。但在青春期与成年早期发生的事，预示了她会形成一个坚定的自我，一个“从地狱来的人”。玛格丽特认为，她和母亲不一样：“我会全力以赴。不论我做什么，我都要留下记号。”

如果说药店那通电话第一次预示了玛格丽特会成为一个大胆无畏的人，那么她同收养机构的抗争是她第二次胜利，其意义比第一次更为重大。21岁那年，未婚先孕的玛格丽特被家人和朋友催促着把肚子里的孩子交给领养机构。她答应生下孩子后，会把孩子送到私人领养机构待上两周，并在那之后签署机构领养协议。但当两周过去后，她拒绝签署协议。机构负责人气势汹汹地试着说服她，让她照着计划来，但玛格丽特丝毫不让步，她冲着负责人尖叫，让他们把孩子还给她。领养机构的工作人员嘴里骂骂咧咧，试图羞辱玛格丽特，但最终他们不得不低头。玛格丽特又一次胜利了。她说：“这对我接下来的生活而言意义非凡。”

玛格丽特的生活重心放在女儿和体弱多病的母亲身上。她同时照顾着两个人。玛格丽特再也没有结婚，尽管她和那名令她怀孕的男子对外宣称已经结婚，但那不过是对外“装个样子”。在生下女儿后，玛格丽特曾与许多人有过性关系，其中包括许多男人和至少一个女人，她试着让“风流韵事”成为她自己的秘密，来确保这些关系不会登上她个人神话的主要舞台。如果一个人想要建立长期、有承诺的关系，坚实的生命基础不可或缺，而玛格丽特坚称这是她不会拥有的。所以，她只敢对女儿许下承诺——承诺会关怀女儿、会帮助女儿建立她的生命基础，而这些承诺是玛格丽特成年后始终努力的方向。

到了1970年，“我的母亲死在我怀里，”玛格丽特说，她的母亲在家中突发心脏病去世。整整16年过去了，谈起她母亲的离开，玛格丽特仍旧会哭。而玛格丽特的女儿几年前就已高中毕业，并从家中搬出，正打算谋求一份帮助他人的职业（比如护士或者社工）。玛格丽特认为她依然在努力帮助女儿塑造她不曾有过的生命基础。

玛格丽特做过的工作有杂志编辑、办公室主任和销售员。她的政治倾向深受20世纪70年代女性运动的影响，在那段运动期间，她为好几家女性机构做过志愿服务。虽然她现在担心自己的未来似乎太模糊，但她最终希望在“妇女健康”领域做出实质性贡献。为此她需要回到大学，至少取得一个本科学位。大多数美国女性，就算能像玛格丽特那样充满决断力，也会发现在将近50岁时变换工作领域是很难做到的事。我们很难精确地预测，在玛格丽特为自己建立的生命故事的框架里，她下一步会做什么。

我们为玛格丽特安排了心理测试。结果显示，玛格丽特表面上认为她是一个不那么传统的女性：她蔑视社会文化对女性气质的定义，凭此得以在这个世界中留下深刻的记号。在衡量自己的“性别角色”时，她形容自己是一个特别“独立”“有攻击性”并且“个人主义”的人，这些形容词往往与男性化的刻板印象挂钩3。然而，在一项更细微的、针对心理动机的测试中，玛格丽特显示出极强的对亲密感的需求——渴求与他人亲密地、温暖地和彼此分享地互动。女性在该项得分上比男性高一些，但即使以女性的标准来衡量，玛格丽特对亲密的渴求也非常高。4而她在对权力的需求一项上的得分令人惊异的低，表明虽然她极力主张自己有攻击性、偏向个人主义，但在生活中，她并没有强烈的对权力追逐的欲望。

玛格丽特创造了一个富有悲剧色彩的个人神话，讲述她如何竭力用坚定的行动与对他人温和的照料来消除自己可怕的过往。她的生命故事为她带来了统一感与目的感。故事中不乏挫折与失败，但至少她承认自己实现了两项意义重大的成就。首先，她成功地为女儿打下了自己未曾有过的生命基础。其次，她实现了对修女象征意义上的复仇。对小教堂的亵渎破坏，是玛格丽特走向重塑生命故事、使之变得圆满且重要的第一步。但我们明白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玛格丽特个人心理发展的角度出发，我们建议她将自己富有创造力的能量投入到重建自己的身份认同上来，因为她曾经帮助过别人建立他们的身份认同，比如她的女儿。而如今她的女儿已经从她身边搬离，玛格丽特或许能认识到，现在她有时间来修复她自己的生命基础，而这一次她会比小时候更强。她的故事证明她能在修复的过程中坚持下来。玛格丽特不像她母亲那样脆弱天真，她是一个能突破自己环境限制的坚强幸存者。

玛格丽特需要重塑她的个人神话，凸显出她的英勇成就。这或许能促使她同自己的过往和解，并推动她、让她充满能量地向前，能满怀骄傲地创造未来。我相信她的故事总会带有悲剧色彩，但她的生命故事会变得能够激励他人（更重要的是，能够激励玛格丽特自己）去寻找更深层次的满足。在那孤独的下午，在沃尔格林药店的午餐台边上，当12岁的玛格丽特第一次镇定自若地尝试掌控她自己的人生时，她不会想象自己有朝一日能获得那样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