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经济革命

人类从树上爬下来后，就面临着生存问题。这不是从个人层面来说的，而是从社会群体之一员的层面来说的。人类的存续就是人类成功解决了生存问题这一事实的证明。但是，即使是在最富裕的国家也长期存在匮乏和贫困，这也表明人类的生存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虽然没有建成人间天堂，但人类也不应因此受到苛责。在这个星球上维持生计不容易。难以想象，人类第一次驯养动物、第一次发现植物种子、第一次开采矿石时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正因为善于相互合作，人类才得以持续生存。但是，个人的生存不得不依赖同胞，这一事实令生存问题变得异常困难了。人不像蚂蚁生来就具有群居本能。相反，人似乎生来就强烈地以自我为中心。当因体质较弱而被迫寻求与他人合作时，人内心的力量会不断驱使他破坏社会合作的伙伴关系。

在原始社会里，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与他人合作要看环境。当整个社群像因纽特人一样笼罩在饥饿的阴影中时，出于确保自身生存的纯粹需求，人们通过社会合作完成日常劳作。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在不太严酷的条件下，人们依据广为认可的规范完成日常任务，而规范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和互助互惠基础之上的。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在她的经典著作里描述了非洲布须曼人如何按亲属、亲属的亲属次序分配一只大羚羊，直到最后“没有人比其他人吃得更多”。但高级社群缺乏这种可感知的环境压力或社会义务网络。当人们不再肩并肩地从事与生存直接相关的任务时——事实上，有2/3的人从未种过地、采过矿、盖过房子，甚至从未进过工厂——或者当建立在亲属关系之上的权利消失时，人类的延续就成了非常了不起的社会成就。

确实了不起。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存续命悬一线。现代社会面临着无数危险：如果农民种不出足够多的庄稼；如果铁路工人想当记账员，或者记账员想当铁路工人；如果想当矿工、炼铁工或读工程学的人太少——总之，在诸多相互关联的社会任务中，若有任何一项未能完成，产业生活很快就会变得混乱无序。社会每天都可能崩溃，这不是因为自然界的力量，而纯粹是因为人类的行为不可预测。

千百年来，人类只找到了三种防范这种灾难的方法。

为了确保社会的连续性，人们因袭传统，根据习俗和惯例将各种必要的任务代代相传，以子承父业的方式保护社会模式。亚当·斯密说，在古埃及“每个人都受继承父业教规的约束，如果换了职业，就会犯下最可怕的亵渎罪”。同样，印度的某些职业直到最近还是只能由特定种姓的人来从事。事实上，在许多未工业化的地区，个人从事什么职业，仍然是生来就注定的。

或者社会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采用专制的手段做需要的事情。古埃及的金字塔并不是因为某个富有进取心的承包人突发奇想才建造起来的，苏联的五年计划也不是因为它们恰好符合流传下来的习俗或个人利益而得以实施的。俄国和埃及都是命令式社会，撇开政治不谈，它们都是通过权威机关的法令和最高权威机关认为适宜的惩罚措施来确保自己经济上的持续生存。

长久以来，人类一直按照这两种方案中的一种来应对生存问题。只要用传统或命令的方法应对这一问题，被称为“经济学”的专业研究领域就不会产生。尽管历史上的社会呈现出惊人的经济多样性，尽管它们褒扬的政府和国王用鳕鱼干和固定的石头作货币，以最简单的共产主义模式或最仪式化的方式分配物品，但只要它们按照习俗或命令运转，就不需要经济学家解释相关的行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有神学家、政治理论家、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但奇怪的是，唯独没有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要等到第三种解决生存问题的方法问世时才会出现。这是一种令人惊讶的安排。根据这一安排，个人遵循一条基本的指导原则，完全以自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事，就能确保整个社会持续存在。这种安排被称为“市场体系”，其指导原则看起来很简单，即人人都应该做能使自己获得最多货币收益的事情。在市场体系中，是利益的诱惑，而非传统或威权的制约，引导着绝大多数人完成自己的工作。然而，尽管每个人都可以在利益的驱使下自由地去往任何地方，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导致了社会任务得以完成。

正是这种看似自相矛盾、微妙、难以理解的生存问题解决方案让经济学家有了用武之地。根据这种方案，每个人只需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就能长期存在。这种方案与简单的习俗和命令不同，背后的道理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当习俗和命令不再主宰世界时，社会上所有的工作，无论是肮脏的还是舒适的，都能被完成，这一点不太容易被人理解。当社会不再服从统治者的命令时，谁会知道结果是什么呢？

承担解释这个谜题重任的正是经济学家。但是，在市场体系这个概念被人们接受之前，是不存在什么待解之谜的。直到几个世纪之前，人们还以怀疑、厌恶和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市场体系。长期以来，世界已经习惯了传统和命令的制约，要放弃它们带来的安全感，转而遵循令人怀疑和困惑的市场体系运作模式，需要经历一次革命。

从塑造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革命，比法国、美国甚至俄国革命造成的冲击还要大。为了理解它的重要性，理解它给社会带来的冲击，我们必须置身于那个遭到长久遗忘的、孕育了现代世界的更早的世界中。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明白，经济学家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登上历史舞台。

第一站：法国。时间：1305年。

我们来到一个集市。早晨，旅行商人带着他们的护卫抵达这里，他们搭建起了华丽的条纹帐篷，然后开始与其他旅行商人以及当地居民做交易。他们出售各种各样的异国商品，包括丝绸和塔夫绸、香料和香水、皮革和毛皮等。一些商品来自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一些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还有一些是从几百英里[1]外运来的。除了平民，当地的领主及其夫人们也常光顾这里，借机透透风，以缓解他们无聊的庄园生活；他们很想获得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奇特商品，想了解异国他乡的新事物，比如阿拉伯语诗集、糖浆、关税、洋蓟、菠菜、玻璃罐子等。

但在帐篷里，我们看到了一幕奇怪的景象。桌子上的商业账簿里记载着各种事项，比如有这样一条记录：“圣灵降临节[2]当日，有个人欠了10个古尔登，不过我忘了他叫什么了。”计算主要是用罗马数字完成的，而且常常算错金额。人们还不懂长除法，也不清楚如何使用零。陈列的商品琳琅满目，人们也兴致勃勃，但集市的规模很小。当时一年内通过圣哥达山口（建有历史上第一座悬索桥）进入法国的货物总量还装不满一辆现代货运列车；当时庞大的威尼斯船队所载的货物总量装不满一艘现代货轮。

下一站：德国。时间：1550年前后。

留着胡子、穿着皮衣的商人安德烈亚斯·雷夫（Andreas Ryff）正返回他位于巴登的家中。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此次出行他去了30个市场，其间被马鞍灼伤，很是痛苦，但让他更痛苦的是时代造就的麻烦：在旅途中，他大约每隔10英里就会被拦截一次，只有支付了海关通行费后才会被放行；在巴塞尔和科隆之间，他总共缴费31次。

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去过的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货币、制度、法律和规则。仅在巴登一带，就有112种不同的长度单位、92种不同的面积单位、65种不同的干货计量单位、163种不同的谷物计量单位和123种不同的液体计量单位、63种酒类特殊计量单位和80种磅重单位。

继续前行：1639年，我们来到了波士顿。

一场审判正在进行。被告名叫罗伯特·基恩，是“一位年事已高的福音传播者，一位杰出人士，家庭富有，育有一子，为行善和传播福音来到了这里”。他被控犯下了滔天大罪：用1先令[3]的本钱赚取6便士[4]的收益，这是令人发指的行为。法庭正在辩论是否应把他逐出教会，最后考虑到他过去表现清白，法庭对他做了宽大处理，罚款200英镑了事。但是，可怜的基恩先生却非常沮丧，他在教会长老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承认自己贪得无厌”。波士顿的牧师抓住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在周日布道时以基恩这个活生生的例子为由猛烈抨击了一些错误的交易原则，包括：

（1）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买入，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卖出。

（2）当部分货物在海运中受损时，提高其余商品的价格。

（3）买入价过高时，以高价卖出……

牧师喊道：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为利逐利，会陷入贪婪的罪恶深渊。

我们再回到英国和法国。

在英国，庞大的商业组织——商人冒险家公司起草了公司章程，其中规定：参与交易的商人不得使用粗俗的语言，不得争吵，不得打牌，不得饲养猎犬。任何人都不能在街上携带不雅的包裹。这确实是一家奇怪的商业公司，听起来更像是个兄弟会。

在法国，纺织行业最近涌现出了很多创新，为了消除这种易引发混乱的危险趋势，柯尔培尔[5]于1666年颁布了一项法令。自此以后，第戎和瑟隆热的织物，包括布边，一律要包含1408根丝线，不能多也不能少；在欧塞尔、阿瓦隆和另外两个制造业城镇，规定的丝线数目是1376根；在沙蒂隆是1216根。不符合规定的织物一旦被发现就会被示众，并遭受批评。当这样的布料被第三次发现时，其制造商会遭到公开批评。

对旧世界的这些描述存在一些共同点：首先，以个人利得为基础组织的体系是否适当（更不用说是否必要了）还没有定论。其次，独立、完备的经济世界还不能从社会环境中独立出来。现实世界与政治、社会和宗教生活密不可分，相互交织。在这两个世界分离之前，现代生活的节奏和感觉不会出现。而要使这两个世界分离，就必须经过漫长而激烈的斗争。

利得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概念，这一点可能会令人感到惊讶。我们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人本质上是贪婪的生物，若任其随心所欲，他就会像重利的商人一样行事。我们经常被告知，逐利动机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

但事实并非如此，只有“现代人”才有我们所说的逐利动机。即使是在今天，在很大一部分人看来，纯粹以逐利为目的的观念也是很陌生的，而且在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大部分时期里，这一概念显然不存在。17世纪的杰出人物威廉·配第[6]爵士（他曾做过船上侍者、小贩、服装商、医生、音乐教授，还是“政治算术”学派的奠基人）声称，当工资很高时，劳动力“反而难找到，他们劳动只是为了吃饭或喝酒，行为非常放纵”。威廉爵士此言表达的不只是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的偏见。他观察到了前工业化社会中存在的一个事实：未经训练的生手不习惯于为获得工资而劳动，他们不适应工厂里的生活，没有逐步提高生活水平的观念。当工资提高时，他们不是更努力地工作，而是会减少工作时间。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中下层人民和中世纪的人，对于经济收益、每个人应该努力改善物质生活的观念还是很陌生的。到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这些观念才得以传播，而且在大多数东方文明中，这些观念基本不存在。经济收益作为普遍存在的社会特征，与印刷术的发明一样时新。

不仅经济收益的概念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普遍为人所理解，而且对经济收益的社会认可来得更晚，其发展也更受限。在中世纪，教会不准基督徒经商，因为商人是扰乱社会的因素。事实上，在莎士比亚时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目标并不是提高生活水平，而是维持现状。即使是在清教徒祖先的眼里，也只有恶魔般的人才会把获得经济收益视为可容忍的，甚至是有用的生活目标。

当然，财富总是存在的，《圣经》里就有提及贪财之心的故事。但是，由少数权贵的财富引发的嫉妒与整个社会对财富的争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腓尼基[7]水手中就已经有商人冒险家了，在历史的长河里，这类人的身影随处可见，包括罗马的投机者、威尼斯贸易商、汉萨同盟，以及想找到通往印度群岛航线、获取个人财富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航海家们。但少数人的冒险与整个社会都受冒险精神驱动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以16世纪德国的大银行家富格尔家族为例进行说明。鼎盛时期的富格尔家族拥有金矿和银矿、贸易特许权，甚至有货币铸造权，其财富远远超过国王，真可谓富可敌国，就连战争经费和王室开销都由富格尔家族资助。但当老安东·富格尔去世时，他的大侄子汉斯·雅各布拒绝接管家族庞大的银行帝国，理由是他忙于城市的生意和个人事务，无暇他顾；而汉斯·雅各布的哥哥乔治说他宁愿过平静的生活，也不愿意插手家族的银行业务；第三个侄子克里斯托弗也同样无心接管家族企业。显然，在潜在的继承人中，没有一个人认为接管家族企业是值得做的事情。

除了有钱的国王和富格尔家族这样的富豪外，早期的资本家并不是社会的支柱，而是受到社会排斥的弃儿。在一些地方，也会出现如芬查尔的圣戈德里基那样上进的小伙子。他最初只是在海滩拾荒，依靠从沉船中收集残存的物品度日，后来他成了一名商人。在发财之后，他却过起了隐居生活。不过，像他这样的人屈指可数。俗世生活只是实现永生的先行阶段，只要这一思想还是主流，商业精神就不会被鼓励，也不会自行滋长。国王们想获得财富，为此他们发动了战争；贵族们想获得领地，有自尊心的贵族都不愿卖掉祖先的领地，这也需要通过战争实现。但大多数人，包括农奴、乡村工匠，甚至制造业行会的师傅，都希望子承父业，延续上一辈人的生活。

在10～16世纪的奇特世界里，逐利理念还不是日常生活的指导原则，事实上，教会对这一理念大泼脏水，这与亚当·斯密之前一两个世纪的那个世界（已类似于现代世界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二者之间还存在着更加根本性的区别。“赚钱谋生”的思想尚未形成，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还是一回事。工作还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目的是获得金钱及其买到的东西。工作本身就是目的，当然工作也能获得金钱和商品，但工作是传统的一部分，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简言之，现代意义上的“市场”这一伟大的社会发明尚未出现。

市场很早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泰勒阿马尔那石碑上记载了公元前1400年埃及法老和地中海东部各个国家国王之间的贸易，他们用黄金和战车交换奴隶和马匹。不过，尽管自人类诞生以来，交易和经济收益的概念就已经存在了，但我们不应错误地认为，全世界的人都跟现在的美国学童一样喜欢讨价还价。据说你不能问新西兰毛利人一个钓鱼钩值多少食物，因为他们从未做过这样的交易，在他们看来，提出这样的问题实属荒谬。然而，在一些非洲社区，询问一名妇女值多少头牛是完全合法的——尽管彩礼的存在缩小了我们和这些非洲人之间的差距，但在我们看来，这样的交易就跟食物和鱼钩的交易一样荒谬。

然而，无论是原始部落间那种随意将物品扔在地上的交换市场，还是中世纪令人兴奋的商旅集市，它们都与市场体系不同。因为市场体系不仅仅是交换商品的手段，还是维系整个社会运转的机制。

中世纪的人对这种机制一无所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营利在当时被视为亵渎神明的概念。更进一步说，人人逐利能将整个社区的人凝聚起来被视为极端愚蠢的理念。

这样的无知有其原因。在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也就是说，在16世纪或17世纪之前，市场体系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三个由市场体系配置的基本生产要素尚不存在。如果把土壤、人和工具分别理解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那么它们当然早就存在了，自社会存在以来，它们就存在了。但是，人们不明白抽象的土地或劳动力概念具体指什么，就跟不明白抽象的能量或物质概念一样。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是不具有人格的客观经济要素的，它们跟微积分一样，是近代才出现的概念。事实上，它们并不比微积分的历史悠久多少。

以土地为例。直到14世纪或15世纪，还没有现代意义上能够自由买卖、出租获利的土地。那个时候当然有土地，如庄园、领地和封邑，但它们绝非必要时可买卖的地产。这些土地形成了社会生活的核心，为个人的威望和地位奠定了基础，也为社会的军事、司法和行政组织奠定了基础。尽管在某些条件下，土地可以出售（附带许多条件），但通常情况下不是为了出售。声誉良好的中世纪贵族不会想卖掉自己的土地，就像康涅狄格州的州长不会想把几个县卖给罗得岛州的州长一样。

同样，劳动力也不可以买卖。我们今天所说的劳动力市场指的是供个人向出价最高的一方出售其劳务的巨大网络。在前资本主义世界里，这样的网络根本不存在。当时有大量的农奴、学徒和工人，但大多数人没有进入劳动力买卖市场。在乡下，农民在领主的庄园里生活；他们用领主的烤炉烤面包，在领主的磨坊里磨麦子，耕种领主的田地，在战争期间为领主效力，但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报酬，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履行农奴的职责，而不是作为自由签约者在提供“劳动”。在城镇里，学徒跟着师傅学习；他的学徒时限、同事人数、报酬、工作时间、采用的方法都是由行会统一规定的。学徒和师傅之间很少或根本不会讨价还价，只有在忍无可忍时才会偶尔罢工。与其说这是劳动力市场，不如说这是收容所的禁闭室。

再来看看资本。若把资本理解为私人财富，那么在前资本主义世界里当然有资本。不过，尽管当时存在资本，但人们没有动力把它们应用于前景光明的新领域。人们的座右铭不是“冒险”和“求变”，而是“安全第一”。人们首选的生产技术不是耗时最短、效率最高的工艺，而是耗时最长、耗力最大的工艺。广告是被禁止的，行会成员制作出比同行更好的产品被视为大逆不道之举。在16世纪的英格兰，当纺织业的大规模生产初露端倪时，行会向国王提出了抗议。据说一家“神奇作坊”里有200台织机，还有一名屠夫和面包师为工人们提供服务。国王判定这家作坊是非法的，理由是这样的高效率和财富集中会开创坏先例。

因此，中世纪世界无法孕育市场体系，这一事实有确切的、充足的理由，因为其无法孕育出生产本身的抽象元素。中世纪没有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也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本地集市和商旅集市），社会就按命令和传统运转。领主们发号施令，生产也相应地起起落落。在没有命令下达的地方，生活依旧例进行。如果亚当·斯密生活在公元1400年之前，他就没有必要创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世纪社会靠什么凝聚在一起，这个问题没什么神秘之处，关于当时的社会秩序和设计，也没什么奥秘可言。至于伦理和政治，比如下级领主和上级领主、上级领主和国王的关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解释的地方，教会的教义和商人阶层屡教不改的逐利倾向之间的冲突，也有大量谜题有待破解。但经济学没什么可解释的。当用庄园、教堂和城市的法律以及既定的习俗就能解释清楚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时，谁还会去寻求抽象的供求、成本或价值规律呢？在那个较早的时代里，亚当·斯密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但绝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因为那时他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

在那几个世纪里，任何经济学家都没有用武之地，直到18世纪，这个原先自我复制、自给自足的世界迸发成了熙熙攘攘、匆匆忙忙、一切自由的世界。使用“迸发”这个词可能太过夸张了，因为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不过，虽然这种变化旷日持久，但它不是一种和平的演变，而是一次令人痛苦的社会动荡，一次革命。

仅仅是把土地商业化，即把维持社会关系等级制度的土地转变为众多的空地和具有商业价值的地皮，就需要铲除根深蒂固的封建生活方式。无论在家长式管理的掩盖下对农奴和学徒的剥削有多严重，要把他们转变成“工人”，都需要创造一个受到惊吓、无所适从的无产阶级。要使行会里的师傅变成资本家，就必须向守在仓院里胆小的居民传授丛林法则。

种种变化都不是和平的。没有人想要这种商业化的生活。只有回到旅程的最后一段，看看那时发生的经济革命，我们才能体会到，它当时遭到的抵制有多强烈。

我们回到了1666年的法国。

当时的资本家正面临着一个恼人的挑战：市场机制的扩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变革。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是否应允许纺织业行会的师傅们创新产品。官方的裁决是：“若织布工打算按自己发明的方法加工布料，他不得擅自在织布机上操作，需要得到镇上法官的批准，而且他使用的工人和纱线的数量，要由四位资格最老的商人和四位行会内资格最老的织布工考虑。”能想象得出，在这样严苛的条件下，当时变革建议的数量之多。

纺织行业的问题得到处理后不久，纽扣制造商行会发出了怒吼，因为裁缝们开始用布料做纽扣了，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情。这一创新会对行业的稳定性造成威胁，政府对此大为恼火，重罚了布纽扣制造商。但纽扣行会的会长还是不满意，他们要求当局授权他们搜查人们的住宅和衣柜，甚至在街上逮捕穿戴这些破坏性产品的人。

这种对变革和创新的恐惧不只表现在少数惊慌失措的商人的滑稽抵抗上，资本也在认真地对抗变革，而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几年前的英国，当局不仅驳回了一项有关织袜机的革命性专利申请，而且枢密院下令，国内严禁使用这种危险的奇异机械。在法国，印花布进口被视为危及国内服装业的行为，为此，法国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导致16000人丧生！仅在瓦朗斯，某一次因经营违禁花布制品罪被判处绞刑的就多达77人，被判处车轮刑[8]的有58人，还有631人被投入了大牢，只有1名幸运儿被无罪释放。

但资本并不是唯一疯狂寻求避免市场化生活方式危险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情况更加令人绝望。

让我们再回到英国。

此时是16世纪末，正是英国对外扩张和冒险的黄金时代，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刚完成了一次庆祝胜利的全国巡游。返回宫中的她闷闷不乐。她悲叹道：“到处都是乞丐！”得出这样的结论颇令人费解，因为就在100年前，英国的乡村里大都是耕种自有土地的农民，即自耕农，他们是英国的骄傲，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自由和富足的居民群体。但现在，“到处都是乞丐！”这100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答案是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大规模圈地运动的开始，因为当时这一运动才刚刚开启。羊毛成了有利可图的新商品，羊毛生产商需要牧场。他们把公共用地圈围了起来，不是用围栏，而是以树木和石块划界。就像把碎布拼接成百纳被一样，他们把零散的小块土地拼接成了牧场。原本所有人都可以放牧或捡拾泥炭的公用土地，突然就被宣布成为某个庄园主的个人地产，不再归整个教区所有了。原来的共有财产，现在变成了私有财产。从前农民耕种的地方，现在成了绵羊的天下。1549年，约翰·黑尔斯[9]写道：“原先有40个人耕作的地方，现在被一个人和他的羊群占据了……是的，一切的根源就在于这些绵羊，是它们把耕作者赶出了乡间，原先产出粮食的地方，现在全都是绵羊了。”

圈地的范围和影响是无法想象的。早在16世纪中叶就多次爆发了反对圈地的暴乱，其中的一次暴乱导致3500人丧命。18世纪中期，圈地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一可怕的历史进程直到19世纪中期才算完成。因此，在美国革命爆发近50年后的1820年，萨瑟兰公爵夫人侵占了794000英亩[10]土地，赶走了那里的15000名自耕农，放养了131000只绵羊。作为补偿，她让被驱逐的每户家庭租了2英亩的贫瘠土地。

但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对土地的大规模掠夺，还有境遇最悲惨的农民。他们被剥夺了公共土地的使用权，再也无法维持“农民”的身份了。他们想成为工人，但由于没有工厂，他们也无计可施。他们沦为最悲惨的社会阶层，变成农业无产阶级。在没有农活的地方，他们有的沦为了乞丐，有的变成了强盗，但大多数成了贫民。英国议会对全国各地贫困人口的激增感到震惊，想就地处理问题。它把贫困人口与教区联系在一起，教区内的贫困人口可以获得微薄的救济，对流浪者则施以鞭刑、烙刑和断肢之刑。亚当·斯密时代的一位牧师认真地把穷人居住的教区济贫院描述为“恐怖之家”。但最糟糕的是，国家为防止来自贫民的伤害而采取的措施，却把贫民束缚在了当地教区，让他们在那里依靠救济生活，这反而堵死了可能真正解决他们问题的唯一出路。这并不是说英国的统治阶级冷酷无情，他们只是不理解劳动力流动的概念，不理解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在哪里，劳动力的供给就要在哪里。劳动力的商业化，就像资本的商业化一样，每前行一步都会遭到误解、惧怕和反抗。

具有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市场体系就这样在痛苦的挣扎中诞生了，整个过程从1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才结束。从来没有一场革命像它这样不被人理解、不受欢迎和缺乏规划，但是造就市场的巨大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们在不知不觉中突破了传统习俗的制约；尽管纽扣制造商叫嚣不休，但布纽扣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尽管枢密院采取了种种限制，但织袜机变得备受珍视，以至在70年后，枢密院禁止其出口；尽管实施了车轮刑，但印花布的贸易迅速增长。在保守势力的最后一拨反对声中，具有经济意义的土地从祖传的地产中产生了；在雇工和师傅的抗议声中，失业的学徒和被剥夺了财产的农场工人成了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力。

长期以来一直沿着平缓斜坡前行的社会大马车，现在发现自己的动力由内燃机提供。交易、交易、交易，获利、获利、获利，成了强大的新动力。

是什么力量摧毁了原本舒适的旧世界，并以不受欢迎的新社会取而代之呢？

这不是单一力量造成的。新的生活方式是从旧的生活方式中成长起来的，就像茧房中的蝴蝶，当它的力量足够强大时，就会破茧而出。引发经济革命的不是重大事件、个别的冒险、某些法律或某些强人，而是一个自发的、多方面变化的过程。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欧洲逐渐兴起。在农民战争和国王征服的打击下，早期各自为政的封建主义制度被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所取代。与君主政体相伴而生的是民族精神的成长；反过来这意味着王室会赞助看好的产业，比如法国挂毯业、因舰队和军队的发展而出现的辅助性产业。让16世纪的安德烈亚斯·雷夫及其商旅同伴们倍感头疼的无数规则和条例被国家法律、统一的度量衡和较为标准化的货币所取代了。

欧洲出现革命性变化的一大政治变化是，国家对海外探险的鼓励。13世纪，没有武装保护的商人波罗兄弟[11]勇敢地踏上了大汗的国土；15世纪的哥伦布也希望能来这里，于是在伊莎贝拉王室的赞助下扬帆出航。从个人探险转变为国家资助的探险，是个人生活转变为国家生活的缩影。反过来，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资本家在国家资助下的大探险将大量财富及财富意识带回了欧洲。哥伦布说：“黄金是不可思议的东西！谁拥有了它，谁就能随心所欲，甚至可以让灵魂进入天堂。”他的看法就是那个时代的看法，它加速了一个以营利为导向、以赚钱为动力的社会的出现。顺便说一句，过去东方的财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资助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金鹿”号完成了一次航行，女王用从这次航行中分得的财富还清了英国的所有外债，平衡了预算，还向国外进行了投资。这笔投资以复利计算的金额相当于1930年英国的海外资产总额！

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质疑、探究、人道主义观的影响下，宗教精神逐渐式微，这是第二股巨大的变革力量。明日世界让位于今日世界，而且，随着俗世生活变得更加重要，物质水平和日常享受的概念也变得更加重要。宗教变得日益宽容，新教逐渐兴起，它加速改变了人们对工作和财富的态度。罗马教会一直都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商人，且不由分说地将放高利贷视为罪恶之举。但现在，随着商人的社会地位日益攀升，他们已经不再只是有用的附属品，而是新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有必要重新评估其功能了。新教领袖为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的融合铺平了道路。他们不歌颂贫穷的生活，不歌颂与世俗生活分离的精神沉思，反而宣扬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利用上帝赋予的才能，认为这才是对上帝虔诚的表现。渴求财富成了一种公认的美德——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从这里开始，求财离悟道、富人离圣人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12世纪的一则民间故事说，一名放高利贷者在步入教堂准备举行婚礼时，被一尊倒下的雕像压伤了。事后检查发现，倒下的雕像也是一名放高利贷者的。这则故事显然表明，上帝对金钱贩子很不满。我们还记得，即使到了17世纪中期，可怜的罗伯特·基恩还曾因商业行为触怒了清教当局。在这样充满敌意的氛围中，市场体系不容易扩张。因此，精神领袖逐渐接受市场方式不但无害而且有利的观点，对市场体系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

另一股潜藏于物质变革中的潮流最终使市场体系的出现成为可能。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中世纪是停滞不前和缺乏进步的时代。然而，在那五百年的封建时代里，有上千个城镇形成（这是巨大的成就）。这些城镇以简陋但可使用的道路连接着，而且它们依靠来自乡间的食物维持人口的繁衍生息。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熟悉了货币、市场以及与买卖有关的生活方式。在此过程中，权力自然而然地从不懂金钱事务的傲慢贵族手里转移到了懂金钱事务的商人手里。

除了缓慢的货币化进程，技术进步也很重要。在合理的货币记账方式发展起来之前，商业革命无法开启。尽管12世纪的威尼斯人已经使用了复杂的会计方法，但欧洲商人掌握的会计核算知识就跟现在的小学生所掌握的差不多。人们的簿记意识是缓慢形成的。到了17世纪，复式记账才成为标准的做法。只有对资金进行合理的核算，大规模的商业运营才能成功进行。

就影响的普遍性来看，也许最重要的变化是人们对科学更加感兴趣了。尽管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直到亚当·斯密之后的时代才出现，但若非一系列的发明和发现打下基础，工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印刷机、造纸术、风车、机械钟、地图和其他许多发明都已问世了。发明的理念已经生根，而且人们首次以友好的眼光看待实验和创新。

单凭上述任何一股变革力量都不可能使社会焕然一新。事实上，其中的许多潮流既可能造成人类组织的大动荡，也可能是人类组织大动荡的结果。历史上的变革不是突然间发生的，整体的巨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蔓延开来的。市场生活方式与古老的传统生活方式并存，在市场原则真正成为经济组织的指导原则之后，传统的生活方式依然长期存在。因此，直到1790年，法国才最终废除了行会和封建特权，而英国直到1813年才废除了规范行会活动的《工匠法》（Statute of Artificers）。

但到了1700年，也就是亚当·斯密出生的23年前，那个曾经审判过罗伯特·基恩、禁止商人携带不雅包裹、担心价格不“公正”、为继承父辈的特权而奋斗的世界衰落了。社会开始注意到一套新的“不言自明”的格言了，它们包括：

“人生下来就对财富垂涎三尺。”

“没有法律反对逐利。”

“逐利是商业活动的核心追求。”

“经济人”的新概念出现了。他是幽灵般的生物，拥有计算器般的头脑，完全遵从大脑的指引。教科书上很快出现了漂流在荒岛上的鲁滨孙这类人，他们像精打细算的会计师一样处理自身事务。

在纷纷扰扰的世界里，一股求财和投机新热潮席卷了欧洲。1718年，一位名叫约翰·劳的苏格兰裔冒险家在法国成立了一家风险投资企业，名为密西西比公司，出售一家将在美国开采金矿的企业的股票。想一夜暴富的男男女女为了争这只股票的认购权在街上大打出手，甚至殒命。一名酒店服务员通过这只股票净赚3000万里弗尔[12]。当该公司即将倒闭，所有投资者将遭受可怕的损失时，政府为了延缓灾难发生，曾召集1000名乞丐，让他们拿着镐和铲子，身着矿工的衣服穿行于巴黎的街道，装作要前往“黄金国”的样子。当然，这家公司很快就倒闭了。100年前还谨小慎微、畏首畏尾的资本家，现在却在甘康普瓦大街[13]打着让人一夜暴富的旗帜招摇撞骗，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公众是多么渴望赚钱，才导致这么无耻的骗局得逞啊！

毫无疑问，阵痛已经过去，市场体系已经诞生。从此以后，生存问题既不能通过习俗也不能通过命令来解决了，只能通过被市场凝聚在一起的逐利者的自由行动来解决。这个体系被称为资本主义，尽管这个词直到19世纪末才被广泛使用！而为这一体系奠定基础的逐利观念已经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人们很快就会深信，它是人类永恒、普遍的本性。

这种观念需要哲学基础。

人们常说，人类与其他动物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人有自我意识。这似乎意味着，人类在建立了社会之后，不会顺其自然地安于现状，他必须告诉自己，他所处的社会是所有可能的社会中最好的，其内部的安排必然反映了上帝的意志。因此，每个时代都会孕育出哲学家、辩护者、批评家和改革者。

但最早的社会哲学家关注的问题集中在生活的政治而非经济方面。只要习俗和命令统治着世界，富裕和贫穷问题就不会打动早期的哲学家，他们只会发出一声叹息或抱怨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人无能的表现。只要人像蜜蜂一样生来就是工蜂，就没有人会关心辛劳的穷人，谈论蜂后的变幻莫测更加令人振奋和激动人心。

亚里士多德写道：“人从出生之日就注定了是治人还是治于人。”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早期哲学家对劳动人民的态度与其说是蔑视，不如说是冷漠。存在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人民被视为理所当然，金钱和市场问题不仅让人劳神费力，而且太过粗俗，难以引起绅士和学者的关注。他们辩论的是神授王权、世俗权利以及精神权利，而不是兴起的商人阶级的抱负。尽管个人财富推动了世界的运转，但在追求财富变得普遍、无处不在、对社会明显至关重要之前，没有必要创立一套关于财富的哲学。

有人可能长期忽视了市场世界令人厌恶的一面，而后愤怒地反对它。最后，当它渗透到哲学家自己的圣地时，最好是看看，是否还有一些重要的模式尚未被发现。在亚当·斯密之前的两百年里，哲学家们一直在构建有关日常生活的理论。

但是，当他们试图揭示这个世界的根本意图时，他们却提出了一系列颇为奇怪的观点！

起初他们认为，人类千方百计求生存的最终目的是积累黄金。哥伦布、科尔特斯[14]和弗朗西斯·德雷克等人不仅是为国效力的探险家，也是经济进步的推动者。在重商主义者看来，经济活动的目的自然是增强国家实力，而国家实力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黄金。因此，他们看重的是卓越的舰队和探险活动，是国家财富的积累。他们信奉的理念是：当所有人都努力追求财富时，国家必定繁荣富强。

在这些观念的背后是否有统一的概念基础呢？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序言结尾处提到的一个概念，即“愿景”，它是实践的基础，同时又先于实践出现。事实上，英国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1651年出版的经典大作《利维坦》（Leviathan）的序言中，就具象化地阐述了这样一个愿景。他在这本书里描绘了一个高高耸立的巨人，他守护着身下宁静的乡村。他一手握宝剑，一手执权杖。仔细观察可发现，他那巨大的身躯是由成百上千个小人组成的。

请注意，这是一种政治愿景，而非经济愿景。《利维坦》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是，要防止人类陷入霍布斯所描述的“孤独、贫穷、肮脏、粗野和短命”的状态，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尽管商业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有可能支持这个集权政府，也有可能造成混乱。因此，所有王室都对积累金银感兴趣，他们都担心商船把金银带到国外，用来购买丝绸和其他奢侈品，从而导致王室的财富受损。

然而，即使在这里，这一愿景也为我们初次尝试经济分析奠定了基础。早在《利维坦》问世之前，商界代言人就发行了许多小册子，意在表明，沿着泰晤士河航行的商船是君主的资产，而不是威胁。诚然，它们携带的一些黄金可能会被用来购买外国商品，但它们运送的英国商品会以更高的价格被出售。事实上，正如东印度公司董事托马斯·孟[15]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中所解释的那样，贸易是一个国家增加财富的“常用手段”，“在贸易中，我们必须谨守这一原则：从价值来看，我们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多”。

到了18世纪，黄金极为重要的观念开始显得有些幼稚了，新的思想流派正在兴起，它们越来越强调，商业是国家活力的重要源泉。自此之后，它们要解决的哲学问题不是如何垄断黄金市场，而是如何协助崛起的商人阶层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

新哲学带来了新社会问题：如何让穷人安于贫穷。当时广为接受的观点是，除非让穷人保持贫穷，否则就不能指望他们会在不索要过高工资的前提下辛勤工作。18世纪初最精明也是最缺德的社会评论家伯纳德·曼德维尔[16]写道：“要使社会幸福……就必须让大量的人既愚昧又贫穷。”面对英国的廉价农业和工业劳工，重商主义作家们对此观点深表赞同。

为混乱的日常生活加入秩序的不只有黄金和商业这两种观念。当时出现了很多小册子作者、牧师、怪人和偏执狂，他们提出了十几种不同的解释，有的为社会现象做辩护，有的谴责社会现象。但问题是，所有的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一些人说，国家显然不能买得多卖得少；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当国家买得多卖得少时，它的境况显然会变好。一些人认为，贸易能增加国家财富，因此极为推崇贸易商；另一些人则认为，贸易的增长只能依靠农民强健的身体。一些人认为，穷人注定是穷人，这是上帝决定的，即使不是这样，他们的贫困也对国家的富强至关重要；另一些人则认为，贫穷是社会毒瘤，看不出贫穷如何能创造财富。

在相互矛盾的理论解释混战中，有一点很明确，即人类需要以某种理性的秩序帮助自己理解所处的世界。严酷而令人困惑的经济世界显得越来越重要了，难怪塞缪尔·约翰逊博士[17]说：“没有什么比贸易更需要用哲学来阐明了。”总之，经济学家的时代已然到来。

理论混战中还出现了一位卓越的哲学家。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一书出版，这是这个意义重大的年份里的第二个革命性事件。一个政治上民主的国家在大洋彼岸诞生，而经济蓝图在大洋的这一端展开。尽管并非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追随美国的政治领导，但在斯密展示了现代社会的第一幅真实画面后，整个西方世界都变成了亚当·斯密的世界：他的愿景被几代人奉为圭臬。亚当·斯密从不认为自己是革命者，他只是向世人解释了对他而言明确、合理且严谨的事物。但他描绘出了世界一直在寻求的自我形象。《国富论》问世后，世人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他们看到了自己所承担的工作是如何融入整个社会的，看到了整个社会正大步迈向一个遥远但清晰可见的目标。总之，一个新的愿景出现了。

注释

[1]1英里约等于1.6千米。

[2]又称“五旬节”（最初是犹太人的重要节日）。

[3]英国现在不再使用先令作为货币单位。

[4]1英镑等于100便士，1英镑约等于9元人民币。

[5]让·巴普蒂斯特·柯尔培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法国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曾长期担任财政大臣和海军国务大臣。

[6]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统计学创始人，最早的宏观经济学者。

[7]生活在地中海东岸（相当于今天的黎巴嫩和叙利亚沿海一带的古代民族），善于航海和经商，在全盛期曾控制了西地中海的贸易。

[8]将人绑在车轮上，通过旋转和拉扯肢解身体的刑罚。

[9]约翰·黑尔斯（John Hales，？—1571），英国都铎王朝时代政治家。

[10]1英亩约等于4046平方米。

[11]指马可·波罗的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泰奥，他们都是威尼斯商人。

[12]法国古代货币单位，也译作锂或法镑。

[13]当时的巴黎金融中心。

[14]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s，1485—1547），出身于西班牙贵族，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航海家、军事家、探险家，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者。

[15]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英国贸易差额说的主要倡导者。

[16]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670—1733），英国哲学家、古典经济学家。

[17]塞缪尔·约翰逊（Dr.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和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