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左公西征，兵饷粮运艰难万状

在中国版图的西北部，有一片辽阔、富饶而神奇的地方，它是我国西北边疆的战略要区和安全屏障。它东接甘肃、青海，南与西藏相接，西南以喀喇昆仑山与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为邻，西以帕米尔高原与阿富汗为邻，西北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接壤，东北与蒙古国毗连。它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约占我国陆地领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它，便是新疆。

中国文献上的“西域”，指中国的西部疆土，还包括中国西方疆界外有联系的地方，这些地区从远古时代起即与中国内地有着密切联系。汉、唐、元统一西域，为清朝的西部疆界奠定了历史基础。

沙俄蚕食、鲸吞中国西北的领土为时已久。从18世纪中叶开始，沙俄就向中亚进行领土扩张。1803年（嘉庆八年），沙俄侵略军侵入中国新疆西北部的斋桑泊地区，之后继续向东扩张其侵略势力，对中亚三汗国浩罕、布哈拉和基发进行征服战争，并力图把魔掌伸向新疆。

清朝政府害怕与列强打仗，只有割地求和。1864年（同治三年），清政府被迫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割去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共四十四万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此后，沙俄还并吞了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和基发汗国。沙俄领土与中国西北边境接壤后，新疆岁无宁日。

曾纪泽曾在奏折中说，英、法将伊犁视为“中国镇守新疆一大炮台”。伊犁地区在经济上是富庶之区，是新疆西部的粮仓；在军事上是北疆的门户，易守难攻。沙俄对伊犁地区蠢蠢欲动。俄将库鲁巴特金曾说：“向东延伸的伊犁地区，像一座坚固的堡垒，合并了这块地区，会给我们在防御上带来很多的利益，却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军事威胁。”1870年（同治九年），阿古柏的势力扩张到了乌鲁木齐等地。次年，沙俄乘虚而入，派兵侵占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沙俄估计中国再也无力收回乌鲁木齐等城，所以用外交辞令掩盖其真实目的。沙俄驻华公使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谎称其此举是为了安定边境秩序，“只以中国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沙俄一方面侵占伊犁，一方面还竭力拉拢阿古柏匪帮，企图使阿古柏变成其侵吞南疆的工具，进而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鲸吞整个新疆。

当时的清朝政府焦头烂额。太平军余部会合捻军侵入陕甘，回部起义阻塞了河西走廊。加之民族分裂主义者引狼入室，西北和新疆处于全面危急之中。

左宗棠总督西北事务后，向清廷提出了用兵程序，即“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

慈禧太后久闻左宗棠之名，对其颇能打仗与忠心耿耿也印象深刻，寄予厚望。

同治七年（1868），清政府对左宗棠“赐紫禁城骑马”特恩。慈禧太后问他：“西事何时可了？”左宗棠从容答道：“剿抚兼施，一了百了，得五年工夫。”

慈禧太后觉得时间长了一些，但左宗棠是考虑了进兵、运粮、筹饷等许多困难因素。他说道：“西事艰险，棘手事甚多，五年功成，已属幸事。臣不敢在太后面前虚言承诺，也不敢拖延时日。”

“那你就抓紧时间去办吧！”

正如左宗棠预计的那样，五年时间，腹地已清，河西走廊畅通。接下来，左宗棠便开始筹划收复新疆。

收复新疆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国防巩固、长治久安，以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根本性利益，是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早在俄国侵占伊犁、新疆局势危急之时，左宗棠就提出“在理而亦在势”的主张，强调如果没有兵威和兵势，在理也等于无理。他还提出“整军乃可经武”，把组调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作为西征准备的重要课题。故他在组调西征军时，把精选能将放在首位。

有一位清军将领名叫金顺，左宗棠很看好他，并以之帮办新疆军务。在左宗棠看来，金顺虽无独立担当大任之才，但有顾全大局、深知缓急之能。而刘锦棠更是左宗棠尤为青睐和重用的人物。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以自己年老体弱、精力不济为由，向清政府推荐刘锦棠，称其“英锐果敏，才气无双，近察其志虑忠纯”。后来，他让刘锦棠率领老湘军，“总理行营事务”，以之作为中军，与金顺合力收复新疆。

西征军的兵锋首先指向侵略者阿古柏。清政府在谕令中明确规定，西征军的任务是“复疆圉而御外侮”，也就是反对侵略、光复故土。“用兵所以卫民。”左宗棠如是说。西征军要把新疆人民从被侵略者蹂躏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做好安置救济工作，帮助其恢复和发展生产，绝对不能扰民、困民、害民。何况，军赖民而存在，不能竭泽而渔。“若不图从新布置，稍纾民力，势必寸步难行。”左宗棠指出，在收复乌鲁木齐后，“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俾安其耕牧之旧”。

大军出征，粮饷先行。左宗棠深知这一道理，故而他在组建西征军时就特别重视筹饷，并把“可恃之兵，资以足用之饷”视为化弱为强的关键。

尽管如此，西征军筹饷仍然比左宗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西征军的军饷，是按协陕甘军费由各省关每年协饷八百二十余万两。当时朝廷银根紧俏，国库名义上拨下五百多万两，实际到位的只有二百多万两，中间有约四分之三的缺口。军营粮草极度紧张，将士们忍饥挨饿已属家常便饭。按说拖欠军饷本来是朝廷的事，与左宗棠无关，左宗棠并不负有直接责任，可他仍觉得内疚，其原因盖出于对士兵的体恤，“爱兵如子”。也正因为这样，将士们才甘愿吃苦，却无怨言。

1876年西征军整装待发之际，军饷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眼看局势难支，左宗棠只好上奏朝廷说：“现在西师既不可撤，且须增出塞之师。筹塞外之粮运、屯垦经费日增于前，而各省关应协西饷且愈减于前。全陇瘠苦情形甲于天下，就地既无可筹，专盼各省厘金协济，而各省厘金大宗又均为洋防占尽。”他奏请朝廷，允照沈葆桢前筹办台防借款一千万两、年息八厘、分作十年筹还的办法，以济急需。此后，为了缓和以李鸿章为首的反对派的意见，左宗棠又主动提出将借洋款的数目由一千万两减到四百万两。慈禧太后阅完左宗棠的复奏非常满意，觉得应该接受左宗棠的最低请求。她发话道：“左宗棠真心为朝廷着想，也不能太为难他！那四百万两也太少了吧？”

慈禧太后发话了，具体办事的大臣们谁敢不听？于是，借洋款的数目立即增加到了五百万两，又从户部库存里拨给二百万两，并命令各省将西征协饷提前拨付三百万两，终于凑足了一千万两饷银。

中国关于钱的俗语很多，比如“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有钱能使鬼推磨”等。前者是说没有钱，英雄无奈能被逼死；后者是说有了钱，鬼会听从使唤乖乖推磨。筹饷难题得以解决，而筹粮比筹饷还难，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左宗棠说：“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千钧之弩，必中其机会而后发，否则，失之疾与失之徐，亦无异也。”就是说，及时解决粮、运两事，是制胜的关键，其重要性非同一般。换句话说，关键时刻没有粮，或关键时刻不能及时运到，就会导致战争的全面失败。

按当时的规定，西征军步勇每人每日需粮一斤十两（按：旧时一斤为十六两），每月四十八斤，一个营有七百人左右，每日需粮一千一百三十七斤，全月为三万四千一百一十斤。马队一营二百五十骑，一骑需料五斤、草十二斤，兵勇、长夫两名，需粮九十六斤，全月需粮七万两千斤、料三万七千五百斤、草九万斤。整个西征军是一百二十一营计八万多人，每月仅食粮就要三百八十四万多斤，全年约需四千六百零八万多斤。若加上大批马骡的饲料，则需要粮数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如此大量的粮食，从何处筹办？这些粮食和武器装备又如何运送到前线？这些都是十分艰巨而又相当严峻的问题。左宗棠道：

惟秦、陇之事，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而筹转运尤难于筹粮。

此处所言，反映出粮运比筹兵、筹饷更难。左宗棠筹划用于新疆的军粮，有几个来源：一是河西，二是口北，三是就地采买，四是在俄边境采买。

1875年3月，左宗棠说：在凉、甘、肃、安西订粮十九万石，尚有五万石未收，虽缺粮亦不能再加，否则，“贫户无粮出粜者买食维艰，青黄不接时无从设措”，且“价愈增，则富者之欲未厌，而贫者之苦愈甚。揆之事理，实不可行。且新粮订买已多，民间搜括殆遍”。他还说：“今采买至十九万石，抵承平时全省一年额赋，犹疑其尚可加采！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将何从出乎？”“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一句话：虽费九牛二虎之力筹到了钱，却买不足粮。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兵燹之后，人物凋残，丝毫不能借资民力，与承平时迥异，无论孑遗之民尚须官赈、赈粮尚须官运也。”

筹钱难，筹粮更难，几千里转输难于筹粮，可谓难上加难。这其中的道理和原因，不用笔者喋喋不休，读者略微一想就知道了：近一百五十年前，西北方向有没有铁路？有没有公路或大道？筹粮地点很远、很分散，有什么“高招”？

由于左宗棠在粮运方面的正确政策和有效措施，西征军得以在甘肃的凉、甘、肃、安西等地采购了大批粮食。这些粮食，除了供应关内各军，其余由民、官、商用车、驴、骡、马和驼只经安西向关外转运。到1876年5月西征军大批出关时，巴里坤存粮六百余万斤，安西、哈密之粮运到古城的有四百余万斤，还有上千万斤的粮食存在仓库。

运输主要依靠人畜，极为艰难困苦。左宗棠善于调动运粮者的积极性。在运夫或其他人面前，左宗棠常说：“现在，运夫是老大，百姓是老二，我左宗棠是老三。”

这一“口封”传开后，运夫受到极大鼓舞，觉得自己的工作和地位至关重要，颇感自豪：“左大帅把我们捧为‘老大’，我们可不能不识抬举呀！”

有一天，运送粮草给养的运夫队伍走到一块萝卜地旁，其中一个运夫忍不住饥渴，到地里拔了一个萝卜，在身上擦了几下，便大口吃起来。刚巧被老农看到了，老农跑过来论理：“你怎么可以随便拔我的萝卜吃？”

“我们千里迢迢运送粮草，唇焦舌干，拔个萝卜解解渴，你吆喝什么？”

“你这个人好不讲理，我在这片干旱的沙漠边缘种点儿萝卜，下了多大的气力！我种下的萝卜是给你吃的吗？”

“不给我们吃，给谁吃？”运夫强词夺理，一个劲儿地与老农争吵，并不认错。

“左大帅带的兵和雇的运夫，都是不欺压百姓、不乱拿百姓东西的，你怎么敢违反军规。我找左大帅评理去！”老农也毫不示弱。

老农气愤之极，便拉着运夫来到左宗棠的大帐，向其告状。

左宗棠听完老农的诉说，笑道：“他是老大，你是老二。老二理应尊敬老大。现在老大因饥渴吃了老二一个萝卜，不是什么大事，不值得争吵。在我看来，老二种萝卜有功，老大吃萝卜合理。”

老农见左宗棠如此态度，十分惊愕。这时左宗棠又问老农：“你种萝卜全是自己吃的？”

老农说：“我自己留下一小部分，大部分是拿出去卖。”

左宗棠吩咐随从，从他的住房里拿出一串铜钱，交给农夫，说：“老二种萝卜，老大吃萝卜，我这个老三付萝卜钱，合情合理。这不是就解决了吗？够不够？”

“够了够了。还多拿了呢！没有这么值钱。”

“多了就不必退还了，算是奖赏给你荒漠种菜，还敢于较真。”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故事广为传播。农夫受到保护，运夫们也都受到教育，此后都自觉地不随便拿百姓的东西。运夫们都表示：“我们不能违反纪律，每次让大帅亲自掏钱，多不好意思呀！”

历史学家在评述左宗棠西征过程中筹粮、运粮时，有“难以想象的困难”“不可克服的困难”等说法。然而，雄才大略的左宗棠硬是克服了困难，创造了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