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息过程的放大

近年来，与化工厂、垃圾焚烧厂、PX项目等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相关的环境维权群体事件频发，成为当代中国群体事件的显著特征。不同于多由某一特定社会群体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民间非法集资受害者组成的群体事件，环境维权群体事件参与民众多，动员能量大，且在风险演变过程中裹挟巨大的“污名”效应。

“污名”的社会放大与环境维权群体事件规模、力度、影响互为推进，使得危害面不断有新突破、新维度。在某一起环境维权群体事件平息后，争论、焦虑依然存续，人们的恐惧心理潜滋暗长，这使得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能否兴建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大幅增加。2014年6月3日，光明网刊登记者朱越采访中国工程院金涌院士的文章，摘录如下——

光明网：最早对于PX有很多谣言，慢慢地，有学者专家站出来把这些科学问题解答清楚了，目前讨论更多的变成了生产过程可能造成多大污染、危害。

金涌：原本社会上抵制PX，说PX怎么毒、怎么爆炸、怎么危险、怎么“秒杀”，现在大家开始认识到“PX并不可怕”，但把命题转向管理层面来反对PX，说国家的环保问题，质疑管理不严格，企业会偷排偷放，这其实是转换了概念。

拿新加坡举例，新加坡的国民支柱之一就是石化企业炼油厂，它的炼化设施集中在裕廊岛，在这个小岛上聚集着几千万吨产能的炼油厂，也包括PX厂，与市中心所在的新加坡主岛相隔不到两公里，这说明只要管理得好，就没有问题。化工企业虽有危险，但却是可知的、可防控的。

光明网：新加坡PX项目距主岛距离很近，但人们会质疑，我们国内的PX项目管理技术和设施能达到国外的水平吗？

金涌：PX项目在技术上可以保证是最先进的。举例来说，东北某城市的PX工厂，就是花了100多万美元从法国买回了全套设备，整个管理系统、软件都是法国的。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比法国PX厂现有的设备还要先进。

光明网：这个可能只是个例？

金涌：其实中石化的技术开始时也都是引进的。在世界范围内，PX技术最早被美国环球UOP与法国IFP两家公司所垄断，我国PX项目核心生产工艺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进口，为了解决专利问题，“十二五”期间，国家大力支持PX产业的工艺研发，我们（清华大学）参与部分试验，实现了生产装备的国产化。改造出来的设备，比最早的进口工艺更为先进。

光明网：大家所担心的差距不光是技术上的，还有管理上的。

金涌：在责任心的层面上，工人偷懒、违反操作规程可能造成的事故，都是管理上的问题。这些需要加强监督，提高管理水平，通过环保部门检查、政府控制、群众监督等多方面努力。

中国发展这么多年，汽车产量已是世界第一，大城市附近都有冶炼厂，基本不会出什么问题。因为一般大型冶炼厂，都有成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原因是大厂风险成本高，出现事故的损失太大，因而厂商都会去寻求最新的技术、最严格的管理，以保障安全。^[1]

正如这篇采访文章所言，“大家所担心的差距不光是技术上的，还有管理上的”。大家担心的既有科学领域的技术问题，也有社会科学领域的管理层面问题。如此错综复杂，就使问题趋向复杂化。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在不同水平、不同制度管理下，呈现迥然不同的效果，甚至“橘生于淮南则为橘，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现在大家开始认识到‘PX并不可怕’，但把命题转向管理层面来反对PX，说国家的环保问题，质疑管理不严格，企业会偷排偷放，这其实是转换了概念。”

在当代中国社会，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的“污名”催生放大人们的焦虑。一听说某地将要兴建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就群情激愤。有关部门处理此类群体事件，左右为难。如果让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落户当地，就将面对民众质疑。反之，如果不积极争取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经济发展就又缺乏一定动能。毕竟，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的自然资源禀赋不同，不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是每一座城市都能产生腾讯、阿里巴巴、京东之类的互联网巨头，不是每一座城市都像海南三亚、云南丽江、湖南张家界、江苏苏州那样拥有发展旅游业的独特优势。分布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工业城市必须要有相应的实体经济和工程项目作为支撑。

在空间结构上，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明显，区域互补性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这种特殊的空间结构，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大规模集聚，形成规模经济；有利于分工的扩大和深化，从而促进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和费用降低、效益提高，形成范围经济；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形成梯度效应。^[2]

唯有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才能促经济、保就业、惠民生，夯实经济结构的多元稳定和抗御风险能力。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成为当代中国群体事件的着力点，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一）项目具有程度不一的环境隐患，给周边民众造成相当的负面影响

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在运营建设过程中带来废水、废气、废渣，如缓慢累积、较长时滞的地下水污染，扩散外溢、明显易见的空气污染，均将风险降临在周边民众身上。我们生活在独一无二、丰富多彩的星球，地球是人类唯一家园。从时间的维度看，这些负面影响最终将扩散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所有人都会受到或大或小的影响，没有一个人是独善其身的孤岛。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受到影响最大的是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的周边民众。一些隐性的环境污染，如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可能持续好几个世代，通过食物链的辗转集聚，影响当地民众健康福祉和发展空间。随着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的嵌入，当地新增一个给周边民众造成心理恐慌的风险源和巨大变量，民众对此难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特别关注。

（二）项目带来的风险具有强加效应，风险后果的一线接受者对这种“被强加的集体风险”尤为敏感

世界总在变化，风险无处不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可以称作风险世界。民众对常见风险，如室内空气污染（多与房屋装修材料使用有关）、不系安全带驾驶、过量使用农药、长时间静坐不动、在食品中添加更多防腐剂等耳熟能详。在日常生活中，大家知道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会产生一些慢性疾病，这些慢性疾病一旦形成，将持续数十年，给人们的健康状况、医疗支出乃至劳动力水平、生产力水平造成负面影响。一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慢性疾病有可能造成巨额的医疗费用，把人们拖入“因病返贫”的困境。即便如此，有的民众依然喜欢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上网冲浪。民众的风险认知在衡量他们选择的个体风险（例如，人们可以用好材料简单装修降低室内空气污染）和“被强加的集体风险”（例如，在小区附近即将修建一座规模较大、产生负面环境效益的化工厂）存在明显差异，“被强加的集体风险”由外部强加。它可能是某一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化工项目投资商，也可能是对这个化工项目寄予厚望的某个地方经济发展规划部门。“被强加的集体风险”通常被视为更严重、更直接、更急迫的风险。项目落地于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人口稠密地区，这些地区的民众普遍具有较高的环境意识和权利意识，更容易形成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与周边民众“对垒”之势。

（三）项目所带来的损益不匹配制造了一个对社会回应敏感的直接或间接反应网络

如同地铁站一样，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一样为现代社会所必需，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同于为当地带来人流、商机的地铁站，在地铁站附近的商铺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也不同于为当地带来滚滚人流和信息流的高铁站，当地修建高铁站，所有人都从中获得益处，包括出行便利，交通时间的节约及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方便等，“一家引进新化学药品的企业可能造成了对其他人的健康风险，但是自己却收获了大部分的经济利益。灾难引起的间接损失创造了外部性。”^[3]对与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近在咫尺、朝夕相处的民众而言，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使房产价值折损，生命健康有虞。有的民众，抗御风险能力较强，可以举家搬迁，远离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带来的负面效应。有的民众，抗御风险能力较弱，终日与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为邻。损益不匹配致使民众风险认知和相关行为发生变化，一个复杂的直接或间接反应网络随之产生。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的“污名”如何产生？有哪些深刻的时代原因催生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的“污名”？“污名”带来什么负面效应？如何“正名”？下面本章将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