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美人姓董，先生姓杨
这房子已经旧得不能再旧了。有一堵墙的裂缝能插得进一只手掌，门窗因雨打风吹而变形，瓦片都快酥烂了。风雨再大一些，就能吹堕瓦菲，连泥带土，扑簌簌滚一地。阴雨天里，我总能听得滴水瓦下的一个铅桶发出清脆的叮咚声，似乎在暗自应和着屋内老阿婆的咳嗽。老阿婆姓董，已有九十来岁，每天晨起，我也总能看到她的身影，扫地、浇花、喂猫，一样都不落下。若是天气好，她就坐在道坦里、报春花前晒太阳，花白头发闪烁着银光。她那模样，很像院中那株半枯的槐树，被藤萝缠绕着，几朵花夹在枯枝里，开得有些杂乱，却也有几分生气。
一个月前，我来这里租房子。老阿婆问我，你是不是本地人？我说，不是。她又问我，你会不会说本地话？我说我听得懂，但不会讲。看样子，她跟本地的老一辈人一样，很在乎租客是不是本地人。从前他们去街上买鸡，就问是不是本地鸡，买西瓜就问是不是本地瓜。
老阿婆说，你不会讲本地话，那就不是本地人啰。
我点了点头。
老阿婆徐徐抬起手臂，指着阶前的槐树说，这株本地槐打我出生那年就很老很老了。
你们本地人真有意思，连槐树都叫本地槐。
是啊，本地的物事让人放心。
如果我不是本地人，你就不把房子租我啰？
是这样的。她又指着中堂的一盏灯笼说，外地人租房，是不会敬你本地爷、拜你本家六神的。
既然阿婆您不忘一个“本”字，我就索性讲开了。要租房子的不是我，而是我老伴。我老伴不仅是本地人，还跟您是同一个姓。
啊，她也姓董？
是的。
这一带姓董的只有三房，大房、二房早已迁到外边去，只剩下我们这一房了。我家里拢共十来个兄弟姊妹，现在只剩下我一人了。
我从一份折叠齐整的报纸里取出三张用硫磺纸覆盖的老照片，放在一张桌子上。桌子旧兮兮的，四条腿仿佛是地里生长出来的。桌子上是一个陶钵，陶钵里插着一朵旧纸一般的黄花，被屋内的幽寂所衬，让人感觉有静气。
我说，既然你是董家的人，想必认得这三张照片里面的人吧？
老阿婆戴上老花镜，端详着第一张照片，突然怔住。没错，她指着照片中的女人说，这是我结婚前拍的照片，这一身西式翻领旗袍，是我父亲当年在上海丽古龙旗袍店给我量身定制的。你看，这手包和扇子，是照相馆提供的道具，当年电影里的名媛流行这个。咦，这照片怎么流到你手里？
稍后我会跟您说明来源。我掀开第二张照片上的硫磺纸问，您再指认一下，这位是谁？
照片中的年轻人戴着一顶钢盔，身穿野战服，胸前挂着两个手榴弹包，右手持步枪，腰间挂着一个军用水壶和一把刺刀，脚着一双军靴，腿上是布绑腿。再细看他的五官，棱角分明，眉毛粗浓，谈不上英俊，却给人一种硬朗的感觉。
老阿婆把照片摸了一遍又一遍，念出了三个字：杜，国，正。我问，杜国正是谁？阿婆说，是我二姐的一个高中同学，毕业后就去成都黄埔军校念书，放假期间，他常来我家玩，每回见面都会送我一件礼物。有一年冬天，他来我家跟我道别，说自己要奉调到战区。后来他除了给我寄来这样一张照片，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有人说他已在衡阳会战中阵亡，也有人说他还活着，一九四九年跟随大部队从大陈岛撤离去了台湾。
老阿婆说这话时，目光一下子拉远了，叹息一声，随即收回，要看第三张照片。
我掀开了第三张照片上的硫磺纸。很显然，这张照片就在董宅的大门口拍摄，底下写明的时间是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也就是抗战胜利那一年的秋天。
她哆哆嗦嗦地伸出手来，指着照片上的人说，这是我父亲，这是我母亲，这是我，那年才十九岁，这是我大哥、二哥、三哥，这是喜（四）弟，还有那个穿背带裤的小男孩是我五弟，那年才十一岁，可怜的人，拍完全家福第二年就夭折了。这是我大姐、二姐、三姐，三姐二十三岁那年就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坐在前排的孩子，都是谁家的，我大半忘了。啊，这是我大嫂和二嫂，二嫂抱着的小女孩应该是我的侄女，她叫什么名字我都不记得了——
这些小孩，后来都见过面？
他们一个都没回来。
我突然打断说，你二嫂抱着的那个小女孩就是我老伴。
我在这里守了大半辈子，总算是见到董家的后人了。你老伴呢？
她在家。
我们董家的人离散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外国，早些年，我还能收到几封信，现在连纸片都没了。想来他们都已经走了。
你也没有二哥一家人的消息？
解放战争那些年，二哥还留在上海，不承想得了痨病去世，二嫂只好回娘家，做起了单边人，后来有没有嫁人我也不晓得。
老阿婆说起往事，眼皮耷拉下来，仿佛在搜索一些残存的记忆，讲到一半，突然打住问，你之前跟我说什么事来着？我说，我想租房子。老阿婆说，都是自家人，还租什么房子，赶紧把你老伴带过来，我倒是要急着见我的小侄女呢。
我从阿婆家里出来后，就知道，这事不能急。
我绕着围墙慢慢走着。围墙是清水砖砌的，高而平直。炮台屋还在，屋顶上长着一株小树；两间披舍跟新起的两层楼连在一起，聚居着几户外姓人家；栈房已改造成临街的店铺；后花园的墙缝间还长着一片干枯的石莲，透过断壁可以看见一圈围栏内豢养着一群鸡鸭，还有一条护院的老土狗，懒洋洋地趴着。绕行至西墙，路面就变得开阔了。一个滑板少年沿着弧线像一只大鸟那样从我身边掠过时，我恍惚了一下。眼前的大马路，原本是一条河流，在我记忆里，它弯弯曲曲地伸展到远处，闪烁着点点白光。那是初秋，没有风，树叶微微晃动，天地间安静得连草木的呼吸都能听得到。我仍然记得河边的一块石头、一棵树、一排老房子、一个拎着裙摆跃过水洼的小女孩。我曾脱掉鞋子，站在有些光滑的石板路上，任由河风吹拂。现在，河道填了，变成马路，拉直了，还标上斑马线，车来车往，跟流水一样。我顺着这条马路一直向南走下去，早年间这里还有一排老字号店铺，现如今街道两边都起了高楼，只剩下一家银器店了。店铺里的一个小学徒正在一下一下地敲打着银器，不时朝外面的大街扫上一眼，好像他敲打的不是银器，而是时间，好像时间可以打成薄薄的一片，存放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闪烁着亮光。
一周后，我又来到了董宅。
我像本地人那样喊她一声董老太太，她略显迟疑地看着我说，按辈分，你应该叫我姑妈的。董老太太递给我一把钥匙时，手上、衣裳上散发着潮湿的草药气息。我打开一个空房间，忍不住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我看不到那些躲在暗处的灰尘，但还是能闻到灰尘的气味。我把那个空房间和边上的杂物间清理了一遍，顺便把道坦内外、上间角的垃圾一并扫除。
过了些日，我把老伴接了过来。我对她说，这就是你的老家，你还记得？她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我把那张全家福照片放在她鼻子底下，指着台门说，你对照一下，是不是一模一样？她依旧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董老太太拄着拐杖，一点点地移过来，站定，打量着我的老伴，把原来跟我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按辈分，你应该叫我姑妈的。老伴的目光落在自己的一双手上，手捧在心口。董老太太把我拉到一边，低声问，她的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我说，是的，她得了老年痴呆症，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也好，董老太太牵着我老伴的手说，来，在这边坐下。坐定后，她感叹了一声，这世上，只有阳光是干干净净的。然后就微闭着眼睛。
我掇了条小板凳，在她们边上坐了下来。院子里的阳光是流动的，好像只要你伸手招呼一下，它就会来到你手边。风是暖的，慢悠悠地吹过来，也不赶时间。一些新旧交替的枝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跟她们说话时放慢了语速。
三月过后，枝头已见新叶。五月，院子里的槐花开了。再过一阵子，那些栀子花、鸡冠花想必也要开了。董老太太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这样，手头就有事可做了。有时，我想帮她扫地、浇花或喂猫，她都会很生气地对我说，我现在手脚还能动，你这一帮忙，我就懒了，不想动了，以后就真的动不了了。
平日里，我还是照卖海鲜。腥气摊收了之后，如果还有剩余海鲜，我就带回来，分送给董老太太或邻里。空闲时间，我也会去对门的老许家坐坐。老许喜欢喝酒。配酒菜似乎永远只有一碟，多半是咸菜或花生米什么的。
中秋节前一天，我从水产品批发市场进货时，发现有一只蝤蛑爬进车斗，就用绳子缚住，放进袋子。早上卖完水产，我就把这只蝤蛑带回家。经过老许家门口，拎起袋子，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他问，是什么？我把蝤蛑掏出来说，送你，配酒的。他眼前一亮说，这蝤蛑背青、腹白、螯壮，是野生的。果然识货，我说，这就送你了。老许说，得，我给你弄好了，分我半只就够了。我问老许，蝤蛑是否野生的，你是怎样一眼看出来的？老许说，我早年在渔场做过贩艚，得了空，就赶在退潮时节，把一个空酒坛子埋在滩涂里，仅露坛口，隔阵子，蝤蛑会自行爬进来，空酒坛子里养了些日子，掏出来，只只壮实。这一天中午，老许把蝤蛑对半切开，加料酒清蒸，一份给我，一份自留。我睡了一通午觉，醒来后就去对门，老许依旧坐在门口，右手拿着一只大螯，左手举着酒杯，吃得极有章法。他说，这是本地野生蝤蛑，凭肉质我能分得出它是县东还是县西的。
又是“本地”二字。说实话，作为外地人，我不喜欢听到这个词。不过，我知道，本地人喜欢本地物事，也是件天经地义的事。
我跟老许坐在一起，看他喝酒，也动了喝酒的念头，但我只能喝一小盅本地的烧酒。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有时看着白云默默飘过，感觉时间过得很慢。
老许说，我年轻时什么事都干过，讨海不成在海上当过几回绿壳。绿壳是什么你可晓得？不晓得是吧，我告诉你，就是海盗。你可别用这种眼光看我，我们当绿壳的时候并没觉着自己是绿壳。那年头，大伙儿没得吃，饿疯了，还顾得了什么礼义廉耻。我那老婆就是从一座岛上骗过来的，她跟着我，吃尽了苦头，唉——
你老伴呢？
走了。
我们沉默了一下，不再谈论这个话题。
老许忽然问起我老伴的病情。我说，她现在脑子里全记不得了。老许叹了口气说，有些人不喝酒也犯糊涂，有些人喝再多的酒还是清醒的。可是，清醒，也痛苦。
我们再度沉默。桌子上的一瓶酒快见底了。老许突然问我，你见过董老太太年轻时的样子吗？我摇了摇头。老许说，她年轻时，可是个大美人。起初她跟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年轻人谈过恋爱，后来他被派遣到前方打仗，她就在家里等了很多年。四九年以后，她还没出嫁。地富反坏右，成分不好，更不好嫁了，她爹只好物色了一个成分差不多的资本家儿子，草草成婚。对方姓杨，念过大学，却是个浪荡子。说到这里，他突然干笑了一声。
老许没讲，我也无意打听。酒止微醺，话说三分，没什么不好。我的身世也没跟老许说起。活到这岁数，谁没有一肚子苦水？
自打卖掉了城里的房子给儿子治病以后，我跟老伴就一直在外面租房子。这五年间，我们搬过六次家。那些地方，有噪音和灰尘，却也有我喜欢的烟火气。为了生计，我们重操旧业，在菜市场外边摆了个腥气摊，我们被城管驱逐过，也被同行辱骂过。一些伤疤落在脸上，能让年轻人显示狠劲，却让老年人徒添耻辱，可我们还是忍下来了。应对的法子总是有的，我后来索性买了一辆带斗的电动车，每天一大早跑码头进来鲜货，赶在早市卖掉，打了个时间差，也就没人再找我们的麻烦了。年纪大了，苦日子过惯了，也就不觉着有什么苦。再说，儿子好歹保住了一条命，我们也都安心了。有时我想，我们的余生不会太长，只要眼前的饭桌上方有一盏灯，对面坐着一个人，比什么都好。
从去年开始，平常爱唠叨的老伴突然变得寡言少语了。两个人，在一个屋子里，一直没话可说，有时就用目光说话。后来，我发现她目光里的内容也变少了。做完一天的买卖，我跟她说，我们已经积攒了七万块钱，加上退休金，以后可以一边还债，一边凑合着过日子了。老伴站在那里，嘴里念念有词，好像在算一笔无比复杂的陈年旧账。她发呆的时候，嘴唇像虫子那样蠕动，我不晓得她在咀嚼什么，也许是有一句话到了嘴边又溜走了。老伴犯这病已有好几个月，找医生看，都说没有什么特效药。脑子空空也没什么不好，至少没了牵挂，没了老许所说的“清醒的痛苦”。
医生给我开了这么一剂终身服用的药，董老太太坐在太阳底下说，我从来不吃什么钙片的。
晒太阳几乎成了她最看重的日常活动。她不仅自己晒太阳，也鼓励我们夫妇晒太阳，冬天晒全身，夏天可以挑早晚时间晒背。她说晒太阳能让阳寿变得更长。我上午收摊回来，总能看到老伴和董老太太坐在向阳的地方，阳光照在脸上，安安静静的。跟她们坐在一起，时间就变慢了，出门之后，时间又变快了。我转了一圈回来，老伴和董老太太仍旧坐在那里，好像时间在这儿没动过手脚。我极少听见她们之间的对话。有一回，老伴坐在椅子上睡着了，我没话找话，跟董老太太聊起了杨先生。董老太太突然阴沉着脸问，你听谁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见她动了痰气，我赶紧闭嘴，把舌头藏起来。早年间，老伴就跟我说过，天冷的时候就该把手缩到袖管里去，不该说话的时候就该把舌头藏在牙齿后面。整整一个下午，我都没敢找老太太说话，怕她痰气上涌，发起火来。
我又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时，老许叫住了我。我说，我今天说话不小心，提到了那位杨先生，董老太太好像不太高兴。老许说，董美人和杨先生的故事，我可以跟你讲三天三夜，不过，你得给我提一斤白酒、半只蝤蛑来。我想走时，老许又拉住了我的袖子说，跟你开玩笑的。
老许到底忍不住，讲起了董美人和杨先生的故事。
老许说，你没见过他们解放前的穿着，那真叫男才女貌。我八九岁光景，杨先生和董美人都还没结婚，一个穿着纺绸长衫，一个穿着旗袍，都是国服哪。如果我没记错，他们是在解放初期结的婚，在董宅办的婚礼，一个穿中山装，一个穿列宁装，没摆喜酒，但我好歹分到了两颗喜糖。董宅西北角几间屋子还是留给董家，供董老爷坐诊行医。杨先生和董美人结婚后就住这里，可没过多久，他们就分居了。原因呢，我前头也说过了，董美人还念叨着那位初恋情人，姓杜，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听说在衡阳战死了，可董美人一直没法接受这个事实。杨先生大概是觉着自己一个活人还比不得一个死人，心里不爽，就搬到学校里住了。杨先生是我的老师，一个人教过语文、数学、英文、历史。有时下乡，给一些农村的副业队讲授农作物学、蚕桑学。他有一台短波四灯收音机，偶尔会在课后放给我们听。杨先生毕竟是少爷出身，平常会借下乡的机会偷点荤。有时候，也会有妇人主动找上门来。你也许会纳闷，我那时跟狗虱般大怎么就晓得大人的那些破事，可我在这方面打小就是比同龄孩子早熟。有一天，我送作业本去杨先生的宿舍，透过一扇小窗的缝隙看到他躺在躺椅上，跷着二郎腿听收音机，我正想敲门，有个妇人从布帘后面出来，猫也似的爬到他身上，她一定是被他胳肢得发痒了，嘴里发出咯咯笑声。杨先生立马捂住了她的嘴，但杨先生的嘴里随即也发出了哼唧哼唧的声音。我想这当儿他不至于还要吟诗吧。那时候我还小，不明白大人间的一些事体。
讲到杨先生偷情的具体细节时，老许的嘴里突然蹦出一个民间小调：里拉里格郎。很多事，他不好意思讲下去，就来个“里拉里格郎”。
老许说，杨先生也没快活几年，就被上面请去谈话，上面是谁，谈什么，我也不晓得，他时常拎着一个帆布包，早出晚归，这样过了十天半月的光景，他就没再回来了。有人说他被送到北大荒劳改了，有人说他就蹲在邻县的一所监狱里。十年后的某个午后，我看见有个伛着背的老头站在门口，有气无力地敲着门。我问他，你找谁？他转过头来，吓了我一跳。我的娘哎，他竟然就是杨先生。杨先生是个“有政治思想问题的人”，没人愿意跟他来往。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道坦里，用石子摆棋谱。我递给他一支烟，他接了，用拇指和食指夹着，一小口一小口地吞着，另一只手罩着烟雾，仿佛偷吃了什么，怕被人发现。我把烟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告诉他，这样吃才见气势。可他吃第二支烟时，仍旧用一只手罩着另一只手，就是改不掉那个手势。有一回，我问杨先生那些年都吃了哪些苦。他只说了一句，活着回来就好。
人哪，我说，活了一大把年纪，却也讨了一大把苦头。
老许说，杨先生是个乐观派。那个年头，像他这样的人如果不够乐观，还怎么成活？他很能吃，自称两脚饭桶。有人给他盛了一碗冒尖的饭，他还嫌不够，要用饭勺压个严实，然后再加一勺，再压。我见过许多饿死的人，但只见过一个饱死的人。杨先生就是吃饱了撑死的。
今天下午没有酒，真是可惜，改天我提肉打酒给你补上。
酒要烈的，肉要肥的，我可不怕撑死。
阳光已经偏斜，余温还在。我回来时，老伴依旧坐在椅子上，身上盖了一件薄毛毯。董老太太站起来说，我已经守了一个下午，也该去烧饭了。我想上前扶她，她伸手推开了，朝我老伴努努嘴说，她跟我不一样，身子不动，嘴巴不动，脑子也不动。你得陪她多说话，让她多走动。我擦掉老伴嘴角流淌的口水时，她突然睁开眼，打了个激灵，站起来，双手在空气里摸索着什么。
董老太太说，这种情状我是见过的。看样子，她已经在寻找来世的路了。
端午过了，半年就过去了；中秋过了，天气一凉再凉，这一年也就快到尽头了。
董老太太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她说，这辈子没做过体检，也没量过血压。她身上有几种慢性疾病，所幸手里还有几种可以应付的民间偏方。近来，她常常说自己身上的元气少了。动一动，元气就少了；不动，元气也是慢慢地变少了。
有一天傍晚，她把我叫过去说，你把椅子端到道坦里，我想再晒一会儿太阳。
她坐定后，我沏了一壶菊花茶，放在她身边的一块石箱上。她的坐姿让我想起早年做代课老师时在语文课本上见到的一个词：端坐。一个人老到不能再老的程度，坐姿里就透出佛相来。晒太阳，对她来说好像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她说，这世上，只有阳光是干干净净的。
她的眼睛里有一层眼翳，阳光一照，就射出一道灰淡的光。
告诉你一件事，她看着我说，我这两天内可能要走了。
你要去哪里？
你说呢？
我忽然明白，她说“要走了”的意思。
有一句话，我只对你说，不许你跟任何人说，能答应我吗？
什么话你尽管说。
你的老伴，她，不是我的亲侄女。
我沉默了许久说，对不起，我之前没跟你说实话。
你不说，我也能猜想得到了。可我已经把你们当作了自家人。人是讲缘分的，我第一回见到你，就感觉面熟，好像我们以前真的见过。
没错，我们以前见过的。
这话又怎么说？
我九岁那年来过这里，是我爹带我来的。我们住了一晚，第二天中午，我们就在司机指点的南门桥上车。刚坐上车，我爹就拍了拍脑袋，说竟忘了带上你爹赠送的一套县志。没料到的是，就在车子发动的时候，你骑着自行车，朝我们使劲地挥动着手。原来，是董老先生让你送来了那一套书。你还记得吗？那时你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穿着一条当时很流行的布拉吉连衣裙。那天中午的阳光很明亮，全车的人都隔着玻璃看你。那一刻，我就觉得，你是世上最美的女人了。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我那时还小，但我一直记得。
我正要问起，那三张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偷的。那天，你骑车朝我们过来的时候，我坐在车上，捂紧了口袋里的三张照片，感觉手心都快渗出冷汗了，后来才晓得是虚惊一场。我那时只是觉着这三张照片很美，并没有把偷东西看作是一件可耻的事。
唔，你是从哪里找到的？
那晚，董老先生——啊，我现在还记着董先生的样子，他比我想象中要苍老一些，留着山羊胡，嗓音低沉，看上去像个抱病的人——他跟我爹在书房里聊天的时候，我就在楼上随意走动，对，就在骑楼中间那一个房间，我翻到了一本书，里面掉出了三张照片。
三张照片幸好被你拿走，否则在那个年头，也免不了要跟字画一起烧掉。你怎么会想到来我们这边？
我们租住的那个小区要拆迁，老伴生病，我们一时间没处可去。前阵子，我整理家中的物什，无意间看到照片里这栋老房子，就想，如果老房子还在，也许能认个亲借住一阵子。我只想让老伴安安稳稳地过完最后的日子。这下子，我把真相都说了，你还会赶我们走吗？
怎么会，你们不嫌憎就一直住下去吧。原先我还担心，我这一走，老房子迟早要被拆掉。现在好了，我放心了，有你们在，董家的房子也许还能存留几年。那些器物家什你若是觉着受用就留着，不想要就扔掉。可房子不能扔，一块砖头都不能扔。
放心吧，我会帮您守好这扇门。
董老太太点了点头，做了一个摸索什么的动作。我笑了。她也笑了。
董老太太临走之前，给自己梳好了头，换了一身新衣裳，连布鞋也穿好了。她说，树叶落了一地，可我没元气扫地了。我说，你躺在家里面，怎么晓得树叶落了一地？她说，昨晚刮了一夜的风。
有一件事，因为太细碎，我不曾跟别人说起，包括老许。
六十多年前的一个午后，我跟随父亲坐长途车经过这座老县城时，汽车半途抛锚。我们静坐着，等司机把车修好。时间过得很慢。眼见得日头西沉，橘红色的霞光返照蒙尘的车窗。父亲望着满天红霞，忽然说了一句，黄昏红霞，无雨烧茶……明天还是个大晴天哪。我正待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时，司机带着满脸油污和歉意上了车，对乘客说，这车要拖到城里面去修，今晚就安排大家在这里的车站旅馆住一宿。乘客都纷纷下来，不停地抱怨着。父亲对我说，他有一位忘年交，曾在杭州一个土地测量部门共事过，退休后就回到这座城里居住，这番顺便去拜访一下，也许还可以借宿一晚。我们提着行李向城里走去，过了一座桥，天就黑下来了，这座老县城湮没在黑暗中。在我的感觉里，它跟一千年前的城郭一样遥远。远远地望去，一片老房子的灯光稀疏而温暖。我们在月下走着。灯光由零星数点变成虚淡的一片。父亲说，一千六百多年前，有人为避战乱，从中原逃到这里居住。后来，这里也发生了战乱，一场大火把所有的房屋烧成一堆灰烬，跟泥土混同，变成了农田。不知过了多少年，有个读书人又在这里挖泥土，建房屋，偶尔拾到土里面埋藏的瓦片或陶罐残片，也只是感叹一声，扔到一边。这件事，就写在他的一首诗里。这个写诗的人就是父亲那位忘年交的祖上。父亲说，一千六百年间，这里的房子建了又毁，毁了又建。人哪，就是这样过来的。
黄昏红霞，无雨烧茶……
我那时还不晓得父亲讲的这句话就是本地谚语，也不晓得它的意思，但我感觉这些个词儿念来着实好听。
再过半年，老伴也走了。她走得很安详，脸上还带着微笑。我独自一人守着这座老房子。房子会一天天旧下去，我也会一天天老掉。
老许还是像从前那样喜欢喝酒，午后，多饮本地烧酒或米醽琼。邻里喝酒，他也能闻到酒香。如果有人招饮，他还是会故意装出一副慢条斯理的样子，然后，就倚在窗前，隔窗问，我能用自己的一个故事换你手中的一杯酒吗？对方自然说好。于是，他就真的讲了一个故事。老许讲的都是过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