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守常全集》

《李大钊选集》已经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全书收作者自1913年至1926年的论文、演说、杂文、讲义等凡一百三十三篇，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人必须参阅的著作。从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作为初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同志的主导思想，他的较早的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思潮对他的影响。随着岁月的推移，这种影响在后来的文章里就逐渐缩小，逐渐趋向消灭。《选集》所提供的这条思想发展的线索，和1949年7月北新书局印行的《守常文集》相比，看来要鲜明得多，丰富得多。我们的确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启发。

大钊同志的文章散见于报章杂志，生前没有出过专集。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当时就曾计划为他编印选集，可是在那个社会里，荆榛遍野，豺狼当道，又哪里容得了欢呼“新世纪”的声音呢？1933年，他遇难六周年的时候，北京人民在地下党的支持和领导下，发起为大钊同志募捐，并举行公葬。《守常文集》的稿子也在这个时候编定。原稿分上下两卷，收论文三十篇。鲁迅先生写过一篇《题记》，后来编入《南腔北调集》，文后加上一段短短的附识：

这一篇，是T先生要我做的，因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关系的G书局出版。我义不容辞，只得写了这一点，不久，便在《涛声》上登出来。但后来，听说那遗集稿子的有权者另托C书局去印了，至今没有出版，也许是暂时不会出版的罢，我虽然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12月31日夜，附识。

所谓G书局，就是为鲁迅先生出版《集外集》的群众图书公司。当时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不久，规定要审查原稿。鲁迅一开始就主张不将《守常文集》送审，不用书店的正式名义出版，印成后自由发卖，免得大钊同志的文章在“检查官”的笔下受刑。磋商未已，北京却有人放出空气，说是群众图书公司规模小，靠不住，这样的书应该委托大书店。一时颇有人随声附和。于是稿子便被转到了C书局——商务印书馆。当时商务的当权者是王云五，书稿送审，奉“命”惟谨。一切都不出鲁迅之所料：出版的希望被扼杀了。索回的稿子留在北新书局编辑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大家又想起这个集子，为了避免牵涉旧案，乃改名《守常全集》，于1939年4月托名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由北新负责发行。可是书一露面，立刻又遭“租界”当局的禁止，已经印成的都被没收。十年以后，上海解放，所幸纸版无恙，才又恢复《守常文集》的名称，于1949年7月印出一部分。重编《李大钊选集》的时候，旧刊散佚，搜集为难，有几篇就直接采自这一版的《文集》。至于《守常全集》，据我所知，外间十分少见。我曾保存一册，1959年秋北来，临行将原书连同别的一些文献，送给了正在筹备的上海革命博物馆，算是让它有一个妥善的下落。严寒逝矣，春华蓬发，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现在是连曾经有过《守常全集》的这件公案，似乎也不大有人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