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中古到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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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陈崇武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沈汉教授的多卷本史学文集,我认为这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世界史学界也是一件好事,值得庆贺。

读了沈汉教授的著作,有几点特别值得一谈。

首先,著作等身,成果斐然。

三十余年来,沈汉教授已写出的著作有十七部。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史》《世界史的结构和形式》《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中古到20世纪》《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研究——形态学的考察》《英国土地制度史》《英国宪章运动史》《非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时代农业经济组织的系谱》《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兴起》《中西近代思想形成的比较研究——结构发生学的考察》等。此外,他还有译著五部,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共有的习惯》《近代国家的形成——社会学导论》等。著译作已有好几百万字。

我是搞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过来人,深知在世界史领域能写出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专著谈何容易。有的学者一辈子能写一两本就算不错了。而像沈汉教授这样著作等身的确实不多,使我十分感叹。

沈汉教授的著作每本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例如为写《英国土地制度史》一书,他曾多次到英国访问研究,尤其在雷丁大学乡村史中心和东盎格利亚大学历史学院做了半年研究,是在搜集和参考了18世纪英国各郡农业调查报告、英国农业渔业部出版的《1866至1966年大不列颠一个世纪的农业统计》等原始资料和数百种研究专著论文的基础上写成。比如写《资本主义史》及《非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时代农业经济组织的系谱》,都引用了数百种外文资料。他的著作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质量上乘,给人面目一新的感觉。

其次,善于吸收,锐意进取。

与某些见洋不食、故步自封、孤陋寡闻的史学家不一样,沈汉教授善于引进并吸收外国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方法,融会贯通,成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新鲜血液。如他对E. P.汤普逊、布罗代尔、勒高夫、拉布鲁斯、波朗查斯、密里本德等情有独钟。对国外诸多流派,如形态学、结构学、计量学、社会学等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加以有舍取的吸收,使其为己所用。他在吸收外来各学派及代表人物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时,绝不囫囵吞枣、全盘照搬,而是经过自己消化,去伪存真,扬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他对某些权威学者的学术观点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大胆挑战和质疑。如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和托马斯“17世纪英国已经确立了土地绝对产权制度”的观点、勒高夫关于中世纪知识分子的分类方法、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定性,甚至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起源于农业的论点等都提出了质疑。这是一种很值得赞扬的研究精神和态度。正因为如此,他所写的著作给人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印象。

第三,把理论、史料、现实三者融为一体。

在我看来,史学研究中只有把理论、史料、现实三者密切结合,才能写出较好的著作,攀登史学研究的制高点。史学研究如果没有史料就等于是无米之炊;但如果没有理论也等于一个人只有躯壳而没有灵魂;如果没有现实感,史学研究也会失去价值和活力。从沈汉教授的著作来看,他能把三者巧妙地结合起来,犹如一位有经验的交响乐团的指挥,驾驭自如,游刃有余。例如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兴起》一书中,他在史料研究的基础上,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必须包含的理论范畴做出阐述,这为未来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有理论启示,从而把史学研究推向一个有活力的更高阶段。

“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从沈汉教授著述的内容和学术历程来看,他所走的是一条甘愿坐冷板凳、孜孜于埋头做学问的学术道路。沈汉教授之所以能写出如此多有分量的作品,固然是他的天赋使然,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勤奋所致。

商务印书馆决定给沈汉教授出版文集,这不仅是对他本人的史学成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我们世界史学界同仁的莫大鼓舞和鞭策!


2018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