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致谢
这不是一本标准的学术著作，而是我多年以来为各类期刊和报纸所撰写的关于不平等问题的文章和论文的合集——这场巨大的割裂在美国尤为严重，但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然而，这些文章都是基于长时间的学术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我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后来成为英国剑桥大学的“富布赖特”学者。从那时起一直到最近，美国的经济学领域对这一课题都不太关注。因此，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论文导师、两位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他本人的学位论文就是关于这个课题的）和保罗·萨缪尔森，是他们鼓励我从事这一方向的研究，他们用深邃的洞察力指导着我。[1]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第一位合著者——乔治·阿克洛夫，我们一同获得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剑桥大学的时候，我们经常讨论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从与弗兰克·哈恩、詹姆斯·米德、尼古拉斯·卡尔多、詹姆斯·莫里斯、帕萨·达斯古普塔、大卫·钱珀瑙恩和迈克尔·法雷尔的交谈中，我获益良多。我在剑桥还辅导过安东尼·阿特金森，并在那里开始了与他的合作，他后来成为近半个世纪研究不平等领域的顶尖学者。拉维·坎伯尔、阿尔琼·佳亚德福、卡拉·霍夫和罗伯·约翰逊也都曾是我在剑桥大学时的学生或者同事，他们教我的很多知识与本书中所讨论的主题有关。
罗伯·约翰逊现在是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INET）的所长，这家研究所成立于“大衰退”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经济，人们逐渐认识到标准经济模型并不能很好地效力于美国或世界的经济增长，形成一种新经济思维（包括更加关注不平等和市场的局限性）是必要的。我十分感谢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对支撑书中论文的基础研究所做出的贡献。[2]
尽管不平等和宏观经济表现之间的联系是我长久以来理论研究和政策建言关注的重点，不过有人（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终于越来越认识到这种联系的重要性。在此，我要感谢与哥伦比亚大学同事布鲁斯·格林沃尔德和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的合作，以及联合国大会主席任命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由我担任主席。[3]
当今任何研究不平等问题的人都要感谢伊曼纽尔·赛斯和托马斯·皮凯蒂，这二位不辞辛劳地整理了大量的数据，揭露了巅峰时期的美国及其他许多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对这本书产生显著影响的其他顶尖学者还包括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保罗·克鲁格曼和詹姆斯·加尔布雷斯。[4]
当库伦·墨菲还在《大西洋月刊》当编辑的时候，他就说服我写一篇关于我在白宫某些经历的文章（一篇名为《喧嚣的九十年代》的文章最终促成了我第二本书的出版，那本书有着更广泛的读者）。[5]这不仅为我提供了把深思熟虑多年的很多想法整理成文字的机会，还为我提出了一项新的挑战——能不能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来阐述复杂的观点，让它们得以广泛地传播？我在那之前与他人合著过很多学术论文，而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在某些方面是有共通之处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则全然不同。编辑与作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角色；编辑了解读者，而我却对此知之甚少。我逐渐开始理解一位优秀编辑对塑造一篇文章所起的作用。即使是经他们之手修改过行文的方式，优秀的编辑也能把作者的声音完整地传递给读者——在很多时候，修改过的文字甚至让话题更吸引人。
继《喧嚣的九十年代》之后，我还为《大西洋月刊》写过几篇文章。在库伦·墨菲转到《名利场》杂志后，他继续向我索要稿子。其中《资本主义的蠢货》（也被囊括在本书之中）写于“大衰退”前后，因其出色的新闻性获得了著名的“杰拉尔德·勒布奖”。显然，在库伦的督促之下，我在写作上的功夫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我为《名利场》撰写的每一篇文章，库伦都提供了紧密的配合，其中有四篇被收录在本书中。本书的最大意义在于，是他主动邀约并与我共同付出了努力，才成就了那篇《1%的人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从而促成我写成了《不平等的代价》和这本书。而该文的篇名是出自格雷登·卡特的建议，后来“我们就是那99%”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也是美国“大鸿沟”的标志。
我与《报业辛迪加》《名利场》《纽约时报》以及许多其他媒体的合作，体现在这本书的很多文章之中，让我有机会表达我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我得以成为一名专家，或许我看上去思维比以前更缜密，这得益于我能够自主选择话题并有时间深思熟虑，而不必像周日早间节目中的嘉宾那样，不得不对着众多话题侃侃而谈。
每一篇文章的编辑对收录在此的论文都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我特别要感谢《纽约时报》“巨大的鸿沟”系列的编辑斯维尔·陈和亚伦·雷蒂卡，这个系列贡献了本书的书名。早在2012年底我们就在一起策划如何将美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各个方面的不平等及其后果）全面地呈现在美国人民面前。但在那之前，斯维尔就曾编辑过马克·赞迪与我合著的一篇论文《拯救美国房地产的最后一招：大规模抵押贷款的再融资》（该文也收录在本书中）。亚伦和斯维尔对本书中的16篇《纽约时报》文章进行了出色的编辑工作。我有个喜欢长篇大论的癖好，总是不忍看到作品被大幅删减，但新闻行业限制用750个单词甚至1500个单词来表述一系列的观点，这确实是一项挑战。亚伦和斯维尔总能在删除无关紧要的修饰时加入一些深刻的见解。
在我非常感激的其他众多编辑中，还有安杰依·拉帕钦斯基、库伦·墨菲及《报业辛迪加》的其他工作人员、艾莉森·西尔弗（现在在汤森路透工作）、美国政治新闻网的迈克尔·赫什、《时代周刊》的拉娜·福鲁哈尔、《卫报》的菲利普·奥尔特曼、《哈泼斯》杂志的克里斯托弗·贝赫、《纽约每日新闻》的乔舒亚·格林曼、《今日美国》的格伦·西村、《华盛顿邮报》的弗雷德·希亚特、《华盛顿月刊》的艾德·佩斯利。我同样应该感谢《经济学人之声》的亚伦·艾德林、《报业辛迪加》的罗曼·弗莱德曼，还有罗斯福研究所的菲莉西娅·王、凯茜·哈丁、麦克·康扎尔和内尔·阿伯纳西，他们都给予我鼓励和支持。我曾为罗斯福研究所写过一份政策简报，这份白皮书在本书的《假冒的资本主义》中有所描述。[6]
罗斯福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构支持。脱胎于罗斯福总统图书馆的罗斯福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美国顶尖的智库之一，推行罗斯福家族所主张的社会公正和经济正义的理念。福特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以及伯纳德·施瓦茨为罗斯福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不平等研究项目提供了慷慨的支持。
在过去的15年里，哥伦比亚大学一直是我的学术家园。它赋予我从事研究的自由，让我有了热衷于探讨各式思想的学生，云集了能让我受教良多的同事。哥伦比亚大学给了我茁壮成长的土壤，让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情——学术研究、教书育人，以及提出如我所愿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想法。
另外，我要感谢诺顿出版社的总裁德雷克·麦克菲里，在编辑本书上付出非凡辛劳的老朋友、编辑布兰登·库里，以及提供帮助的索菲·迪韦诺瓦。与过去一样，我也要感谢诺顿出版社的伊丽莎白·科尔和雷切尔·萨尔茨曼，感谢他们发行了这本书，以及他们多年来对我的支持。多年来，我也从企鹅出版社的编辑斯图尔特·普罗菲特的细心编辑中获益匪浅。
如果没有一个平稳运作的办公室，我是无法完成这本书的。所以，我要感谢汉娜·阿萨迪和朱莉娅·库尼科对办公室的管理，以及萨拉·托马斯和鞠佳明对此的支持。
埃蒙·基切尔—艾伦不仅掌管发行的全过程，还在其中担任了编辑。我要加倍感谢他——书中的每一篇文章在最初出版时都是由他编辑的。
一如既往，我应当向我的妻子安雅表达最高的谢意。她坚定地相信我在这本书中讨论的话题，以及把它们传递到更广泛领域的重要性。她在我这样做的过程中提供了鼓励和帮助，她与我反复讨论我所有书背后的理念，并帮助我塑造和打磨它们。
注释
[1]我之后与索洛合写过一篇论文，其中涉及不平等和需求在宏观经济上多个方面的体现。参见《短期之内的产出、就业和工资》一文，《经济学季刊》，82卷（1968年11月）：537～560页。
[2]值得一提的是，最初发表在《名利场》上的文章《就业之书》，是基于与布鲁斯·格林沃尔德和其他合著者所做的联合调查，并在INET资助下完成的。参见《行业失衡与长期危机》，收录于《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第150-Ⅲ卷，61～97页；以及《流动性约束，生产率趋势和扩大的危机》《经济行为与组织》期刊，第83（3）期：375～393页。
[3]委员会成员包括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罗伯·约翰逊和让—保罗·菲图西。委员会报告载于拙作《斯蒂格利茨报告：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金融》。我与让—保罗·菲图西和阿马蒂亚·森共同担任“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的联席主席，该委员会强调从GDP数据以外的多角度衡量人民幸福程度。委员会的很多理念在本书收录的文章中有所体现。该委员会工作现在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继续承担。委员会报告详见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和让—保罗·菲图西合著的《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
[4]更完整的致谢名单载于平装版的《不平等的代价》。
[5]载于1992年10月《大西洋月刊》的《喧嚣的九十年代》一文，最终形成了《喧嚣的九十年代：一部关于全球最繁荣十年的新历史》一书。
[6]实际上相关描述出现在《缓慢的增长和不平等是政治选择，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一文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