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二版序

《反抗绝望》一书写于1986至1987年间，1988年4月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随即交给出版社，原定在1989年出版，但出版的事一再拖延。直到1990年，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次年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不多。在过去的十年里，这本书似乎还时时有人记起，也有朋友来信索要，但书店里早已售罄，而我手头已经没有存书。因此，当孙郁先生、王吉胜先生建议修订再版时，我欣然答应了。

鲁迅研究是我个人学术生涯的起点，这一点至今对我仍很重要。在1982至1988年间，作为一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我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鲁迅及其相关问题上。我在阅读鲁迅著作时获得的印象与各种流行的说法大相径庭，也与我自己早已接受的一些前提相去甚远，却找不到理论的解释。无数个夜晚和早晨，月亮升起，太阳落下，我苦苦地沉思，耗去了许多年的时间。我想，我是把许多事情想到那个文字构筑的世界里面去了。一个死去的灵魂在青草地下发现了死火，因此急切地把它揣在怀中期待着复活，生命却一寸寸地死去。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我的内心就像明暗之间的黄昏，彷徨于无地的过客，那是在鲁迅世界覆盖下的生活。我有时觉得我正处在一个激情时代的背面：激情在涌动着，似乎要冲决，却被无情的地表压抑，像无常一般在夜气中奔波。

1988年之后，我的研究工作从现代文学、鲁迅研究转向了晚清至现代时期的思想史，但我在鲁迅研究中碰到的那些问题换了个方式又回到我的研究视野之中，几乎成为我的思想史研究的一些背景式的问题。1995至1996年间，我应一家出版社的要求编辑自选集，特意将我有关章太炎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很多年前有关鲁迅的写作放在一起，因为这两篇长文在主题和内容上有着内在的联系。我常常惊讶地发现，十年来，读了许多书，听了无数的演讲，走访了许多地方，但我对现代中国思想的思考经常会回到我自己的起点。这让我感到惶惑，也有些奇怪的感觉。那是一个将要离我而去的影子么？

1997年夏天，王晓明兄来香港（我那时正在香港做一年的访问研究），我们彻夜长谈，他问及我的一些思想变化，我后来给他回信说：

你提及鲁迅思想的这一方面，我是完全同意的。你知道我对鲁迅的研究与别人有所不同，是因为我的起点是他在1907—1908年间的思想，特别是他与施蒂纳、尼采以及他们在文学上的代表的关系。尽管我自己对于这一思想线索的理解仍然是极为简单的，但鲁迅以及他的老师章太炎对现代性的那种悖论式的态度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之一。这是一条把个体与集体（民族、阶级等等）以独特的方式组织在一起的途径，它的内在的矛盾也从不同的方向上构成了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双重批判。鲁迅一生与两种不同的革命之间的那种近乎纠缠的关系，在我看来，部分地是和他的思想的这种特殊取向有关的。如果有机会，我也许会重新写一点有关鲁迅的文章。我在近几年把问题集中在现代性这一复杂问题上，从学术的方式上说，也有一些变化，但就思想本身而言，也仍然是有脉络可寻的。我觉得鲁迅始终可以作为一个衡量现代思想变化的特殊坐标。这倒不是说他的思想如何高超，而是说他的思想的那种复杂性能够为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观察现代问题提供线索。

这里谈到的鲁迅1907—1908年前后的思想，以及他对现代性的悖论态度，也是这本著作的中心内容之一。最近这些年，我开始把上述问题归纳为“现代性的悖论”，而那时，我却总是在想为这一悖论式的结构给出一个更为合理的、逻辑一贯的解释，虽然心里仍然困惑不已，这就是鲁迅思想对我的影响。

我对这些问题的最初思考可以追溯到1983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在那篇论文中，我侧重探讨了鲁迅的思想、文学与施蒂纳、尼采、阿尔志跋绥夫的关系，分析他为什么在寻求变革、倡导科学、主张人道主义、支持共和革命和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对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原则深表怀疑，对工业革命的后果进行严厉的批判，对集体性持否定态度，对国家、社会、普遍主义伦理和利他主义原则给予坚决否定，为什么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人物却热衷于尼采式的超人、拜伦式的英雄、施蒂纳式的唯一者，为什么这个进化论者却认为历史不过是偏至或轮回的过程，为什么他的以“为人生”和“改造国民性”为宗旨的文学创作，却充满了“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和对于现实世界的决绝，为什么这位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却写出了《野草》这样的近于存在主义的作品？1983年，我还太年轻，知识积累和个人经验都不足以对这些问题做出清晰的回答，而我的周围似乎也没有能够帮助我回答这些问题的人。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一个为现代化的激情所鼓荡的时代，鲁迅的这些思想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但它们一直在困扰着我，以至在我跟随唐弢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又一次回到这些问题上来。有一次，唐先生认真地跟我说，你是文学系的研究生，可你的论文倒像哲学系和历史系的学生写的。我这才在论文的后半部分转向文学问题。

重写鲁迅的愿望从未消失，但似乎一时还没有可能。借着重版此书的机会，我重新通读了全书，却没有时间做更多的增订，也不能对书中许多粗疏之处加以修改。除了个别字句的改动之外，我删去了原书的第四章，仅将其中一节编入第三章，因为有关文学部分的分析原先就有些不够精练。此外，我把1996年发表于《天涯》杂志的文章《“死火”重温》作为本书的导论，因为这篇文章简要地概述了我对鲁迅的理解，其中有些内容是这本书中没有的。我还把发表于《文学评论》1988年第8期的文章《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作为附录放在书后，以供读者参考。在我写完这本书之后，这是我仅有的两篇谈论鲁迅和鲁迅研究的文章。

最后，我还是要再次表达对我的导师唐弢先生的感激，他曾经仔细地审读全书，写了多达二十几页的修改意见。他还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几乎是他生前为别人的著作撰写的最后的序言。这本书在台湾面世的时候，他已经长卧病榻，不再能够阅读。我们躲不过造化的摆弄，但生命中的感情和思考却顽强地抗拒着。也许人的一生都在回答那些从一开始就在困扰着你的问题，那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命运。

1998年10月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