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序言

白烨

一部充满创新精神的著作——评鲁枢元的《超越语言》

读枢元这部书稿，我开始多少是带了一种编辑职业所养成的挑剔眼光的。但读着读着，便被书稿中那倜傥不羁的思维和鞭辟入里的见解所吸引，以至书稿尚未读完，就迫不及待地写信告诉枢元：《超越语言》是一部在角度上、立论上、语言上都卓有特色的好书；而且还说到，在这本《超越语言》里，枢元又一次地超越了自己。

文论界的人们都知道，鲁枢元是以创作心理的研究起家，而今已被公认为我国当代文艺心理学的主要代表。奠定他目前的学术地位的，主要是两部文艺心理学论著：《创作心理研究》（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和《文艺心理阐释》（上海文艺出版社l989年版）。现在，枢元又以《超越语言》一书把触角伸向新的领域，虽然从现代文艺学的角度看，由创作中的心灵活动追索到“文本”中的心灵显现也顺理成章，但毕竟已踏入有别于心理学的语言学的范畴。这对他以往专注于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理论上的超越。

说枢元又一次超越了自己，还包含有另外一层意思，这就是就我对枢元为文为人的一贯了解来看，觉得他在这本书里，还改变了过去那种常把自己的创见裹在谨慎的外衣里，阐述己见时小心翼翼的做法，这一次他似乎抛弃了一切顾忌，既理直气壮地声扬自己的种种见解，又踔厉风发地批判了许多权威的观点，立论之鲜明，述论之泼辣，颇见出几分跋涉者与进击者的气概。

说到这里，我想起有关枢元的一个小插曲。1985年夏天，我们几十个年轻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在国谊宾馆参加《文艺报》召开的“全国青年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座谈会”。会上，年轻气盛的朋友们个个咄咄逼人，一开口都是惊人之论，轮到枢元发言时，他则不紧不慢地讲述了一通自己的困惑。大意是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理论现象面前，自己好像是“两堆干草”中间的“一头驴子”，简直不知道该吃那一堆好，该选择些什么。作品是什么，是生活的文本化，还是精神的对象化？评论是什么，它主要是作家与生活的关系，还是批评家与文本的关系？理论怎么办，是继承民族的重具体经验的文论传统，还是汲取西方重抽象观念的文化养料？这些都令人一时难于抉择。因为各家的说法都不无道理，又都不全有道理。他表示要在学习中深思，在深思中辨析，在难以选择的选择中选择得好一些，不致因为不知先吃哪堆“干草”好而“饿死”。那一席话是用浓重的河南乡音讲的，浑厚有味，铿锵有力，微言中不失深义，困惑中自有清醒。那次发言给我印象很深，当时我就想，像枢元这样脚踏实地而又不求玄虚的人，很可能有更大的出息。但我也暗自担心，枢元身上多少存在的过于持重、过于沉重乃至几近滞重的精神负担会不会最终拖累了他的理论研究？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些年来，枢元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种奋勇进击的姿态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而这经由他与陈丹晨、畅广元等人关于“创作心理”的论争，与林焕平、张炯等人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论争，与王一纲、曾镇南等人关于“文学本体论”的论争，到撰著这本与更多的理论大家论辩的《超越语言》，他的理论锐气真可以说达到了峰巅的状态。虽然他的理论探索仍不失其沉稳的底蕴，但从整体上看，显然较前更加具有了挑战性。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超越语言》，实际上就是一份颇具分量的挑战书。它面对现代语言学的主导倾向——结构主义语言学所精心编织的气势磅礴的理论大网，在实事求是地肯定其开创“语言是关系”的研究、强化文学的“文本”研究等重要贡献的同时，有理有据地指出它因过分崇尚“逻辑”和“实证”的手段，虽则获得理论上的“科学性”，但又失却了社会、个体、情感、心灵方面的许多东西，从而在旨在追求人的精神的丰富性和自由性的文学艺术的研究方面留了诸多漏洞。“结构主义是阐发人类文学现象的唯一方法吗？”“文学等同于语言学吗？”“文学规律等同于语法规则吗？”经过这层层深入的诘问与简洁扼要的论析，作者揭去了人们罩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批评学之上的神圣面纱，并十分形象地指出：“结构主义批评朝着文学的海洋吃力地撒下一张沉重的网，拖上来的仅是一些鱼骨头，一些庞大的鱼的骨架。”这里，大胆的质疑语惊四座，扎实的结论却也令人信服。

除去对现代文艺批评中的结构主义倾向的大胆反拨之外，《超越语言》的挑战性意义还表现在面对国内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普遍忽略语言因素的现状，以对文学言语现象的感觉、体验、领悟和对文学言语个体的观察、分析、描述，阐发了人的生命与精神经由言语在文学艺术中涌现的过程，使人们看到了言语在生命表现和文学生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巨大意义，从而在根本上阐明了人们常常说到却很少深究的文学之所以是“语言的艺术”的本质所在。

只重视语言的“科学性”的结构主义批评和不重视语言的“本体性”的社会学批评，在忽略文学中主体心灵的创造过程和排斥言语个体的独特风格这一点上殊途同归。这是鲁枢元所深以为憾的，他正是要对他们所排斥的加以肯定，对他们所忽视的加以重视，对他们淡薄的加以强调，而深厚的文艺心理学造诣以及在心理学与语言学上的一系列深入思考，使得鲁枢元在文学言语学的领域里以锐利的武器开辟了自己的一块独特的天地。他坚持在心理学的屏幕上观照和探求文学言语的本质特征，无论是言语在作家心灵的萌发，还是言语通过写作在“文本”上的“定形”，以至到鉴赏者在历史长河中接受性的阅读与理解，他都把它看作是充满个体创造精神的过程，注意发掘言语现象之中、之下和背后潜藏着的生活世界和生命世界，探悉文学言语中深蕴着的人性和诗性，从而使他的言语理论以生气贯注的灵性和活力，更加切合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内在规律。

正是为了切近文学艺术的特性，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形成鲜明对比，鲁枢元在阐述自己的文学言语理论时，刻意突出文学言语的“个体性”“心灵性”“创化性”和“流变性”，并创造性地运用了“缊”“神韵”“延宕修辞”“瞬间修辞”“裸体语言”“场型语言”等重要概念。这些概念以其丰富而独特的心理学内涵，深刻揭示了文学言语与人的生命活动和精神生态的内在联系以及在文学言语之中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在此基础上，鲁枢元进而探讨了人类对于语言的突破与超越的必然性，以及它在五个方面的具体体现：语言观念上的突破；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突破；言语主体的介入；言语在知觉中的整合；言语在理解中的绵延等。站立在这样的一个理论高度上，鲁枢元依次展开了他的一系列独到见解：“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是人类经验的‘库房’”；“是人类的生命意识之流”；“文学是语言充满激情的舞蹈”，“语言的天地中包笼着人性的沉沦晦蔽和精神的澄明敞亮”；“真正的语言是诗的语言，真正的诗性是人的本性，人类将在语言的虹桥上走进诗意的人生”。从这些论述中人们不难感觉到，在鲁枢元看来，生命、言语、诗性原本是三位一体的东西，这种深层的化合，使文学言语远不止是文学的“工具”“媒介”和“外壳”，它本身就是文学的内容构成、文学的生命所在、文学的整个世界。这种极富本体论色彩的文学言语观，乍一看来与那些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语言观念颇为相似，但它在实质上以自己的灵动性、开放性，尤其是深刻的人文精神与之明显地区别了开来。

鲁枢元不赞成把结构主义语言学当作唯一的模式生硬地套用到文学批评中来，更不赞成把这种主要产生于表音文字的语言理论照搬到以象征表意为主的汉语言的研究以及中国的文学批评中来。因此，他在《汉语言，诗语言》一章中，用大量的语言的和文学的实例，具体而微地论述了汉语言由表意、象形等基因所衍生的八个方面的个性特征，以及它与人的意志和心灵活动的繁密缘结。这可能是文论界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对于汉语言诗性特征的第一次全面剖析。这一剖析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以表意文字为主的汉语言与以表音文字为主的西方语言在性质上的差异所在，从而更加相信鲁枢元这样的论断：“汉语言是一种艺术型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非文学性的质疑入手，到对汉语言的诗性资质的揭示落脚，鲁枢元把他的文学言语观表述得十分鲜明，这就是文学言语的研究应该紧贴艺术创造的审美特性、倾向“人文化”，而不应该远离艺术的本质所在、走向“科学化”。这样的看法当然不是从鲁枢元始，但鲁枢元却是迄今为止在文学言语学的人文主义研究倾向上，建立起自己的独特理论体系并把它阐述得最为充分的一位理论家。仅此而言，鲁枢元和他的这本《超越语言》就很值得人们敬重，因为这是在众多的语言学家有意无意地遗忘了的语言荒漠上从事的筚路蓝缕的开拓性工作及其所获得的可贵成果。

鲁枢元这本书，在语言表述上也同他的奔放不羁的思维相适应，追求一种活泼不拘的风格，它一改一般的理论著作刻板、拘谨的语言表述模式，以生动感人的言辞和语调娓娓道来，清新中不失隽永，浑朴中不失严整，论说中时见描述，描述中间有抒情。有些段落甚至可以当作散文来读。如此引人入胜的文字，在理论著作中实不多见。鲁枢元的这一努力表明，理论著作不一定非得板着面孔只说些枯燥无味的话，它完全可能以生动一些、自然一些、亲切一些的姿态面对读者。

《超越语言》是一本具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见解、自己的语言的著作。它的付梓，不单单说明当代文学研究中又有一本好书行将问世，它在某种程度上还表明了当代文学研究将跨越对西方文论的横向借鉴的自我构建的开始，而在这背后，它又标示着中年一代理论家在认真、刻苦的理论探索中正日益走向成熟。的确，从鲁枢元这部著作中，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那种努力把强烈的创造精神与严肃的历史眼光，活跃的思维个性与真诚的治学品格、凌厉的批判精神与清醒的自我审视统一起来的理论追求，而这，还向人们预示着理论家在今后探索中的不断超越。

当然，《超越语言》一书也并非尽善尽美，它在阐述某些互相对立的命题时往往有忽略它们互渗的一面的倾向，有些较为复杂的问题在论述中还多流于一种直感描述，而未能阐发得更深一些，更透一些。总之，鲁枢元在这本书里还有意无意地留下了许多未尽之言，这倒也正为他日后的理论驰骋留下了广阔的天地。我相信，枢元沿着《超越语言》所开拓的理论新路进而拿出更有分量的理论力作，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说实话，给《超越语言》这本书作责编，我很感愉悦，给《超越语言》这本书作序，却使我颇费踌躇。阅读一本书与评介一本书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功夫。好在鲁枢元这本书本身就很光彩耀人，我相信，这篇序既不可能给它增添些什么，也不可能给它减少些什么。想到这里，倒也心安理得了。

1990年4月于北京朝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