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反叛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阵营中的文学批评家们，普遍感觉到了危机。他们中更为聪明的一些人开始从文学分析中认识到：没有什么确定的“语词”，每一个语词的下边都有一个“意义的深渊”；没有什么不变的句法，每一句话的后边都有一座“语用性质的迷宫”；在措词与意象之间蕴含着“无穷的折射”。

结构主义，此路不通。

一些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家幡然大悟，开始举起了“反结构主义”的旗帜。

1968年，尼古拉·吕韦就在他的《诗歌中语言分析的界限》一文中对语词间的“等值关系”表示了怀疑，他提请人们不要对艺术作品中可以用技术描写的因素评价过高，认为文学艺术对于世界的认识并不属于语言技能范畴的事。[16]

到了1970年，罗兰·巴尔特也开始对结构主义展开猛烈的抨击，他辛辣地嘲弄道：

据说某些佛教徒凭着苦修，终于能在一粒蚕豆里见出一个国家。这正是早期的作品分析家想做的事：在单一的结构里……见出全世界的作品来。他们认为，我们应从每个故事里抽出它的模型，然后从这些模型得出一个宏大的叙述结构。我们（为了验证）再把这个结构应用于任何故事：这真是个令人殚精竭虑的任务……而且最终会叫人生厌，因为作品会因此显不出任何差别。[17]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则从“前提的虚拟性”上给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来了一个“釜底抽薪”，他指责说，结构主义是从假定的前提出发，通过论述解释得到的仍是假定，其出发点是终点，终点也是出发点，这就陷入一种解释的循环。

福柯（Michel Foucault）则努力拆除结构主义批评闭合式的坚固的围墙，他指出：结构主义是以孤立、静止的僵死方法来研究语言系统和本文。而世界实际上并不是一条文本的银河，政治经济力量、意识形态和文化控制着整个意指过程，文学作品的本文不会是社会和历史之外的东西。

结构主义最后的堡垒大约要数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 Strauss），到了1986年，这位老人也不能不连连发出哀叹：“巴黎的舆论使结构主义这个词成了一只正在燃烧的、或者说正在被砸烂的纸老虎。”[18]

接着，列维-·斯特劳斯又郑重地补充说：“结构主义也只是在‘极为有限的领域内进行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

如果承认了结构主义只是一种“方法”，那么结构主义不过是人创造出来借以分析理解对象的工具，只能从属于作为主体的人。方法固然是重要的，然而当方法被哄抬到人之上、被吹胀为人的全部世界时，这种方法同时也就成了桎梏人类手脚的枷锁，人就会被自己发明的方法所异化，人甚至成了自己发明的工具的工具。

对于结构主义思潮在哲学界的统治地位进行了更为沉重打击的是现代阐释学的集大成者伽达默尔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马尔库塞。

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坚决反对把人类语言看作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他认为人类的语言像人类的历史存在一样，总是处于一种开放状态的。语言的意义，即人对于语言文字的理解，并不像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所说的，纯粹地存在于法则、结构和关系之中，语言的意义也是人的意义，也是人的历史活动的意义，它总是与个人的生活目的、生活经验、期待视野相关，与个人从社会文化中已经获得的“前理解”相关，与言语活动的具体境况相关。意义是在人的活动中存在着、创生着的，生活中、实践中的个人是语言意义的一个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源泉。语言的封闭系统一旦被阐释学的哲学家们打破并注入一条人类个体的血脉，语言就不再是“客观的”“普遍的”了。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受到了无可回避的挑战。阐释学恪守的原则是：理解永远是个人的理解，理解的过程也是创造的过程。不难看出，阐释学对于言语活动中“个人创造性”的张扬，更贴近人类文学艺术活动的特点。

马尔库塞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门生，对于分析哲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批判就更为激烈。摩尔、皮尔士、卡尔纳普、罗素以及前期的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意义的追求，无不是以“清晰确凿”“简约条理”“纯粹单一”为最高境界的，马尔库塞却公然宣称：“在哲学中，不清晰是一种美德”。就其有机天性来说马尔库塞可能是更倾向于艺术型的，他说：“我是一个绝对善良而多愁善感的浪漫的人。”这无疑也影响到他的哲学学说。

在马尔库塞看来，人性深处决定人的存在的“力比多”是人的本质存在，由此升华出的“梦境”“幻相”“神话”“艺术”“诗歌”正是人的生命力、想象力、创造力的集中体现，更切近人的本质。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却是以牺牲这些东西为代价的，也正是在牺牲了“梦幻”“神话”“艺术”的废墟上才建造起那规则的、条理的、清晰的、确凿的语言。在科学实证主义的哲学家和语言分析哲学家的实验台上，唐璜、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堂·吉诃德、浮士德的连珠妙语都成了不可思议的疯话和呓语。

马尔库塞恨恨地说：分析哲学、逻辑实证哲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破坏了人的存在的自然性，破坏了人的意识的完整性，成了“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对于人性压抑之上的再压抑。他热烈地呼吁一种“艺术理性”的出现，与此相应，他心神向往地呼唤那种“诗的语言”“梦的陈述”“神话式的比喻”“自由真率的言谈”，呼唤那种传递出难以言喻的东西的言语。马尔库塞坚信，随着人类语言的“诗化”和“艺术化”，人类当下生存着的这个沉重、机械、冰冷、窒息、沦落、邪恶的社会才有可能变得富有活力、富有生机、富有美感、富有诗意。

马尔库塞尖刻地嘲笑了甚至包括维特根斯坦在内的一大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说他们的“语言研究”只不过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于真实的社会和人生无甚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