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既有大动乱又有大治理，既有大破坏又有大建设，旧的社会结构逐渐崩溃解体，新的社会结构正在孕育诞生。与此相适应，春秋战国可谓中国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天空群星璀璨，中华大地涌动着诸子百家，这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首次出现的空前活跃的学术思想争鸣。

中国进入文明社会，首先是夏朝，约建立在公元前2070年。夏禹由虞舜禅让而登帝位，“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夏禹是传统文化公认的先圣，且与唐尧、虞舜齐名，理应继续实行禅让制度，却由其子启继承了帝位。史书认为，这不是夏禹的本意，夏禹原本选择了伯益作为接班人，由于伯益的德才不如夏启，诸侯和百姓自发地选择了夏启，“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夏启的帝位不是禅让的，而是继承的，它标志着中国由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社会中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国家诞生了。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1)。按照中国的话语体系，夏启继承帝位，就是由“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建立了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传国14代17王，约470年历史，最后一任夏桀暴虐，“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史记·夏本纪》）。

公元前17世纪初，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打败夏桀，征服诸侯，建立商王朝，“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㚇，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商朝传国17代31王，有500余年历史。“商朝的世数所以多于夏，大约是因其行兄终弟及之制而然。”(2)商朝最后一任是纣王，也是个暴虐之君，荒淫无耻，酒池肉林，横征暴敛，严刑酷法，“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纣王的暴虐，导致民怨沸腾，诸侯叛逆，“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县之白旗”（《史记·殷本纪》）。从此，纣王和夏桀作为历史上最昏庸无道的暴君，被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后世凡遇昏君暴君，皆以夏桀、商纣比附，真是遗臭万年。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讨伐商纣暴虐无道，建立西周王朝，改帝号为王。武王大败商朝军队于牧野，纣王自杀，“殷民大说。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史记·殷本纪》）。西周王朝传国11代12王，约275年历史。西周王朝建立是一个时间节点，而西周制度建立是一个过程，历经周文王、武王和成王三代努力，“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武王是贤臣相辅，延续文王功业，“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建立西周后，分封功臣，“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病逝后，其子继位，为周成王，“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由于成王年少，周公旦摄政，“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史记·周本纪》）。

对于西周王朝的建立，周公居功至伟。他高风亮节，不仅摄政成王，而且还政成王，“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史记·周本纪》）。他礼贤下士，不仅身居高位，以身作则，而且告诫子孙谦虚低调，“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史记·鲁周公世家》）。他功勋卓著，不仅辅佐成王稳定政局，摄政之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而且，制礼作乐，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建立西周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史记·周本纪》）。《尚书·大传》赞颂周公功绩，“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西周礼乐制度影响深远，儒家认周公是元圣，孔子是圣人，孟子是亚圣。孔子对周公顶礼膜拜，一旦不能梦见周公，就惶惶然，“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3)。

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是西周的延续，却完全不同于西周。西周创建王朝，制作礼乐，东周则是王朝分崩离析，制度礼崩乐坏。东周开启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落幕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周平王东迁是中国上古史的一件大事，对于周王朝而言，东迁区分了西周与东周，表明西周的终结以及东周的开始。西周时期，周天子是天下宗主，能够约束诸侯行为，保持天下太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东周时期，周天子逐步丧失宗主地位，王室衰弱，无力控制诸侯的力量；天下无道，社会进入动乱纷争年代，“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对于中国历史而言，东迁意味着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经济上是贵族制向地主制过渡，西周时期，实行宗子世袭不得买卖的宗族土地所有制；东周时期，逐步演变为个人私有可以买卖的家族土地所有制。政治上是分封制向郡县制过渡，西周时期，天子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巩固周王朝的统治。“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东周时期，分封制逐渐瓦解，废除了“世卿世禄”，演变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官员职守选贤任能，不再必须由贵族担当。文化上是神权制向民本制过渡。西周时期，天是人们心目中的最高主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在天那里得到终极解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东周时期，天的信仰发生动摇，“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人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关于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的界线，一般认为是公元前476年，即周敬王四十四年，“冬，叔青如京师，敬王崩故也”（《左传·哀公十九年》）。有的认为是“三家分晋”的公元前403年，还有的认为是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的公元前453年。无论哪一条分界线，都认为此前为春秋时期，此后为战国时期。春秋名称源于鲁国史官的记录，后来孔子整理修订为《春秋》。《春秋》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大事，大体与春秋的年代相当，学界便把史书的春秋作为一个时代的名称。春秋时期，周王室虽然衰弱，尚能在形式上维持宗主地位，诸侯已经坐大，纷纷割据称霸，不再朝见周天子，实际上是与周王室共主天下。春秋是“尊王攘夷”，以霸主的形式治理天下，先后形成了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和楚庄王五位霸主。齐桓公是春秋首霸，也是典型，“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改革内政，联络诸侯，国力强盛，“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开始称霸，“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在桓公一生中，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挟天子以伐不服，“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桓公称霸期间，基本做到了尊重周王室。公元前663年，山戎侵燕，燕向齐告急，桓公率军伐山戎，保卫了燕国。得胜返回，燕庄公要送至齐国境内，桓公加以劝阻，认为不符合规制，“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同时，要求燕国尊重周天子的宗主地位，“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史记·齐太公世家》）。

会盟是诸侯争霸的主要方式，也是与周王室共天下的基本做法。所谓会盟，是指诸侯间会面和结盟的仪式，一般由强大的诸侯召集，其他诸侯前来开会，商讨解决周天子与诸侯及诸侯间发生的问题。春秋前期，比较著名的有葵丘会盟，是齐桓公称霸的巅峰。当时，周惠王想废掉太子郑，立自己爱妃生的儿子带为太子。桓公通过会盟帮助太子郑保住了位置。不久，周惠王死，太子郑即位为周襄王。公元前651年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寻盟，且修好”。周襄王为了感谢桓公保位，特地送上不少赏品，许可不下拜谢恩。桓公还是注意自己的诸侯身份，“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天，又在葵丘会盟，并宣读盟约，内容是不准将祸水引向别国，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不准更换太子，不准以妾代妻，等等。“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左传·僖公九年》）春秋中后期，比较著名的是弭兵会盟。弭兵会盟的背景是晋、楚两大诸侯争斗，夹在其间的郑、宋小国不堪其负，“民急矣！姑从楚以纾吾民。晋师至，吾又从之。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左传·襄公八年》）。特点是由弱小的宋国倡导，而不是大国牵头。目标是争取和平，以承认晋、楚大国利益为前提，不再发生战争。弭兵会盟先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579年，由宋大夫华元发起，晋、楚响应，各派代表会于宋，订立盟约，“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左传·成公十二年》）。三年后，楚国背盟而战败。第二次是公元前546年，由宋大夫向戌发起，晋、楚等十四诸侯会盟于宋，议定以晋、楚两大国为盟主，除齐、秦两个较大的诸侯外，其他原来从属于晋、楚的诸侯要互朝晋、楚，承担晋、楚给予的任务。史称此会为“向戌弭兵”，使得晋、楚及其他诸侯四十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弭兵会盟有着重要意义，给诸侯国带来了相对长时间的和平，为各国发展生产、安定百姓生活以及诸侯之间、族群之间往来融合创造了条件。

战国名称原指当时连年参加战争的强国，“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史记·匈奴列传》）。作为一个时代的名称，则源于汉刘向编辑的《战国策》，“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战国时期，是周王室灭亡、诸侯争雄的年代。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而位列诸侯，形成了秦、魏、赵、韩、齐、楚、燕七国的局面，周王室共主地位已经丧失。明末清初顾炎武指出：“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日知录》卷一三）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相继在诸侯国掌权。为了进一步打击分封的贵族势力，他们纷纷在国内开展变法，影响较大的有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以及秦国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最为彻底，使秦国从边陲小国转变为西边大国，夯实了统一中国的基础。战国时期，合纵连横，兼并更加激烈。秦国采取连横战略，“事一强以攻众弱”；其余六国则采取合纵战略，“合众弱以攻一强”（《韩非子·五蠹》）。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