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权力场的变数：范仲淹与摄政刘太后的博弈

宋仁宗天圣六年末，在晏殊和王曾的共同举荐之下，四十岁的范仲淹赴京上任，成为秘阁校理。

秘阁馆职向来由宰相总领，办公之处又靠近皇帝，政治资源得天独厚，自然是官员升迁的要道。

自从泰州修护海堰之后，范仲淹逐渐得到了天下士林的瞩目，他在家守母丧时，曾上了一封万言书给朝中宰执，文中言及吏治、选举、教育、礼制、国防、地方治理等诸多领域，可见当时的范仲淹虽未及高位，但在基层兢兢业业十多年，已然对国家治理有了一套自己的理论，这也为后来的庆历新政埋下了伏笔。

王曾读罢此文，见而伟之，他与举荐范仲淹的晏殊一拍即合，才有了范仲淹后来的际遇。身后有宰相王曾和帝师晏殊的支持，范仲淹的仕途会一帆风顺吗？

事情马上就出了变数。

天圣七年（1029），朝廷的权力仍掌握在摄政太后刘娥的手中。皇帝宋仁宗虽然已经成年，但并没享有完整的皇权。刘太后享国日久，内心膨胀，逾越礼制的举动越发频繁，偏偏宋仁宗又是个难得的孝子，经常主动率领百官礼拜刘太后。

这样的局面让王曾深感不安。为了限制刘太后的野心，维护皇帝的权威，王曾不止一次地抵触刘太后，哪怕得罪这位看重和提拔自己的太后，也要恪守朝廷秩序。

天圣七年正月，三朝老臣曹利用因与刘太后不和而遭到贬黜，王曾进言为曹利用辩解，再次引起刘太后的反感。于是在当年六月，因玉清昭应宫遭天雷焚毁，兼任玉清昭应宫使的王曾受到连累，被外放知青州（今山东青州）。

范仲淹刚进中央上班没几天，支持自己的宰相便被外放。对于普通人来说，皇帝、太后、宰相之间的斗争就和神仙打架一样，能避则避，少去掺和。但范仲淹从来不是普通人，他对高层政治的权力争夺并不感兴趣，然而谋划天下秩序，他有着自己的恪守。

天圣七年十一月，刘太后希望宋仁宗在冬至之时率领百官于会庆殿向自己祝寿。人子向母亲祝寿，本是人间常理，但若是以皇帝的身份在公众场合率领百官向皇太后礼拜，会损害天子的权威。唐亡以后礼崩乐坏多年，如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新秩序又将受到挑战。

深感忧虑的范仲淹也不多话，直接一封劝谏奏疏上交给了皇帝，不想禁中将奏疏按下不表，没了下文。这样的挫折范仲淹自然不放在眼里，没过多久他再次上疏，这次他没有再上奏皇帝，而是直接上疏给了摄政皇太后刘娥本人。

晏殊得知范仲淹此举，大惊失色。他将范仲淹召至自己府中，当面诘问。在晏殊的眼中，范仲淹并没有担任言官之职，却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实在是有沽名钓誉的嫌疑。况且晏殊举荐他为清贵馆职，乃为国取士、养士。范仲淹这封奏疏一上，不但会引起皇太后的反感，可能连晏殊自己也会被牵扯进去。

毕竟从宋真宗末年开始，晏殊为了保住仕途就一直在玩“走钢丝”的游戏，这高难度游戏好不容易快见真章了，突然被队友范仲淹这么一搞，难免动气。

晏殊的诘问让范仲淹颇感委屈，他本以为晏殊是自己的伯乐，应该是明白自己的，没想到却是如此看待自己。当面之下，他也没有过多争辩，而是回家后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上资政晏侍郎书》给晏殊。

轻一死，以重万代之法。

不敢以一朝之责，而忘平生之知，报德之心，亦无穷已。

范仲淹在文中切实阐明了自己的平生之志。他认为礼法如果不正，则可能在未来重演外戚干政的闹剧，所以自己为了维护万代之法，可以献出生命，并不是在沽名钓誉。而他对晏殊的知遇之恩，与他的报国信念一样，一直都记在心里，且无穷无尽。

晏殊看完此书，深感惭愧，马上对范仲淹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一国宰执愿意放下身段，主动向自己的门生认错，其心胸也是难得。晏殊虽然常常在朝廷纷争中选择明哲保身，但其本性却是豁达大度、知礼知节的。

只是晏殊虽理解范仲淹，但刘太后却不愿意让他再待在朝中了。范仲淹倒也不恋权位，自求外放，出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通判。临行之时，数位秘阁同僚为其送行，此时的范仲淹已然初备天下人望之属，秘阁同僚们盛赞他：“范公此行，极为光耀！”而这份光耀，也被另一个人،宋仁宗赵祯牢牢地记住了。

天圣七年的宋仁宗已经二十岁了，成年的他对于朝政早就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刘太后却未有一丝一毫还政的意愿。中国历史上那些皇太后摄政的时代，常常伴随着一对矛盾，就是太后与幼帝之间的矛盾。毕竟用得着老妈摄政的皇帝，除非活不到亲政，不然基本都要经历一个青少年叛逆期的过程，所谓“躁动的十七岁”，普通人家的子女都难免出现顶撞父母的情况，何况是皇家！

远的不说，就说北宋倒数第三任皇帝宋哲宗，亲政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祖母太皇太后高氏重用的那批老臣全贬黜到岭南吃荔枝去。相较之下，宋仁宗当然是比他这位名义上的曾孙要温柔多了，继位后几次率百官礼拜刘太后他都积极参与，刘太后不还政，他也泰然处之，所以《宋史》才赞其“恭俭仁恕，出于天性”。

然而刘太后的一些举动，还是消磨着宋仁宗的安全感。

天圣六年以前，宋仁宗除日常跟随刘太后一起听政和经筵以外，也常能在资善堂议政中见到大臣并交流政事。从天圣二年（1024）开始，便常有宋仁宗对政事发表意见的记载。但在天圣六年以后，资善堂议政偏偏被取缔了，宋仁宗与外朝的接触频率也随之被严重压缩。而那些原本能约束刘太后的老臣，如冯拯、张知白、鲁宗道等也先后去世，亲近仁宗的大臣如王曾、李迪、蔡齐、晏殊等又被外放。

与之相对，刘太后大权在握的同时又给予身边的内侍极大的权力。其中如张怀信、张怀德、皇甫继明、杨怀敏、任守忠、江德明之辈，更是为了讨好刘太后修建资圣浮图，督造过程中对民夫各种鞭挞盘剥。除此之外，这些内侍对于朝臣也常行欺压之事，如杨怀敏之辈甚至逼死三朝老臣曹利用，他们的权势一度让朝野上下为之侧目。

内侍的坐大，也使得一些朝中大臣在这个过程中放低了自己的底线，对刘太后尽行谄媚之事。如殿中丞方仲弓之流，竟上疏乞求刘太后效仿武则天建立刘氏宗庙；向来被誉为“为国伟臣”的程琳，竟然也献《武后临朝图》于刘太后。

早在鲁宗道在世时，刘太后曾试探性地问他：“唐武后何如主？”鲁宗道当下就把话堵了回去：“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而如今这些老臣大都不在了，刘太后终归按捺不住膨胀的野心，于明道元年（1032），不顾晏殊、薛奎等大臣的反对，仍旧穿上“少杀其礼”的天子冕服，拜谒太庙。

同年二月，宋仁宗的生母李宸妃去世。知晓内情的人都惧怕刘太后的权威，不敢提及此事，因此直到刘太后去世，宋仁宗都不知晓内情。

但有一人——宰相吕夷简还是看出了其中隐含的祸端。

二月某日的朝奏，宰相吕夷简突然当着宋仁宗的面询问刘太后：“闻有宫嫔亡者？”刘太后察觉不妙，先是回道：“宰相这是要干预宫中的事情吗？”等到宋仁宗离开，刘太后又独自追问吕夷简：“吕卿为何要离间我母子的感情？”

吕夷简答道：“太后他日难道不想保全刘氏全族吗？”刘太后听明白了吕夷简的意思，但早已膨胀的野心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自尊遮蔽了她的双眼，双方经过内侍传话再三讨论后，刘太后仍然不肯纳谏。

吕夷简终于不再忍耐，于是正色对传话的内侍罗崇勋说：“宸妃为天下诞育了皇帝，却没有按照应有的礼仪下葬，等到皇帝知晓真相后，必然会追究清算你们今天的罪责！到时候别怪我吕夷简没有提醒你们！”这么一番决绝的话直接把罗崇勋说蒙了，他马上把此话转告给了刘太后，刘太后终于被点醒，最后以皇后礼下葬了李宸妃。

可以说刘太后在最后的执政岁月中，吕夷简一直担当着皇帝与太后之间调和者的角色。不同于王曾那些老臣，吕夷简主政一改与禁中阉宦的敌对立场，至于刘太后的那些僭越举动他也从来不置可否，这无疑满足了刘太后的很多欲望，也回避了冲突。然而一旦刘太后直接触碰到宋仁宗的利益，吕夷简便会马上挺身而出，以示忠心。譬如上文提到的为宋仁宗生母李宸妃争取厚葬之礼，再譬如刘太后收养荆王之子赵允初于宫中，惹人非议。吕夷简为此力劝刘太后，终于让她把赵允初送回了荆王府。

那么围绕着这一切权力的博弈，我们把焦点挪回到本篇的主人公——摄政太后刘娥本人的身上。

这一时期她是否已经完全站到了宋仁宗的对立面呢？

很明显，答案是否定的。

史书中明确记载，刘太后对于宋仁宗的培养是非常用心的。从小就把他养在自己的宫中，不管是道德价值观的培养熏陶，还是经、史、子、集乃至个人学识的教育训练，都是非常严格的。

宋仁宗自小体弱，“苦风痰”，刘太后便禁止宫中食海鲜。反而是杨太妃私自藏了些美食给宋仁宗吃，这其实也是一种教育上的分工，刘太后扮演严母的角色，杨太妃则扮演慈母的角色。宋仁宗心下凛然，便称刘太后为大娘娘，称杨太妃为小娘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太后在操劳国事之余，对宋仁宗的培养上也是百分之百的用心。

而对于宋仁宗的婚姻问题，她更是主动安排了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嫁给宋仁宗为后。其实宋仁宗本心是看中了外戚王蒙正的女儿王氏和骁骑尉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但王氏过于美艳，刘太后担心宋仁宗青春年少，老婆太漂亮的话容易损害健康。而张氏毕竟不如她看中的郭氏亲近，最后宋仁宗只能作罢，娶郭氏为后。

如果只是需要一个傀儡，何必这么费功夫地培养宋仁宗呢？这种甘愿扮黑脸教育子女、为子女健康着想的举动，不正透露着她对宋仁宗真挚的感情吗？毕竟这也是宋真宗唯一的血脉。

当程琳将《武后临朝图》献给刘太后时，她虽多少有些动心，但最终还是将图撕碎扔到了地上，并且说道：“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刘太后出生的时代早已没了门阀士族的政治土壤，她自己更出身贫苦，所依仗的家族势力根基浅薄得可怜。事实上在宋代，不管是摄政太后还是那些出身贫寒的柱国将相，他们大部分的权威都来自皇权的扶持。所以刘太后的治国方略也完全延续了宋真宗的风格，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相当一段时间，她都由着士大夫约束自己。

她的治国方略很成功，不但终结了宋真宗后期“天书封禅”的闹剧，也延续了宋真宗时期国家发展的势头。天圣九年（1031），主张宋辽和平的辽圣宗去世，继位的辽兴宗似乎有所异动。刘太后便马上在大将刘平的建言下整备河朔的防御，再辅以外交应对，成功将隐患消弭于无形，澶渊之盟得以延续。

刘太后作为一个真正从底层爬到顶端的传奇人物，早年的苦难经历很难不让她留下遗憾，从而产生挥之不去的执念。譬如说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和大臣攀亲戚，又譬如说她始终不愿放下权力。然而不管是刘太后自己，还是以吕夷简为代表的那些大臣，都明白执念终究只是暂时的虚妄，只要能让天下安定，有些虚妄又何妨？政治从来都不是纯粹的东西。

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染病，身体每况愈下。焦急的宋仁宗不但召集天下名医入京，更是大赦天下，宋真宗末年以来那些在政治斗争中被贬之人，如寇準、曹利用，乃至周怀政、雷允恭等人也被平反复官，就连在道州（今湖南永州道县）的丁谓也被特许平反。

为了替大娘娘祈福，宋仁宗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权力斗争固然让母子俩产生了嫌隙，但成长过程中刘太后对他的那些关爱，宋仁宗却是切实体会到的。虽然此时的他仍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真相，但历史上的那些权力争夺又何曾少过亲生母子间的自相残杀呢？宋仁宗为不是生母的刘太后祈福，不正表明母子间那实打实的真情吗？奈何这些努力仍然无法挽救刘太后的生命，刘太后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五岁。

刘太后临终之时已无法言语，却仍然努力拉扯着身上的衣服。宋仁宗对此不解，幸得参知政事薛奎的解答：“太后不想穿着天子的冕服去见九泉之下的先帝。”

宋仁宗领悟，当下便命人为刘太后换上后服，然后入殓。

治理朝政十一年，刘太后很好地履行了对宋真宗的承诺——守护大宋江山，守护宋仁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刘太后终于放下了对权力的执念，安静地闭上眼，也或许有个人正在不远处等着她，等着她再次播鼗而唱。

女主政治的时代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