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独立

1823年，安德烈斯·贝略(1)在胡宁和阿亚库乔战役发生之前，在政治独立尚未完成之际，就宣告了精神的独立：他的《美洲自由诗》（Silvas americanas）第一首是对作为“人民和国王的女性导师”的诗神的呼唤，敦促诗神离开欧洲——光明与苦难——，并在大西洋的此岸寻找对其天生的质朴气质有益的气息。形式是经典的，动机是革命性的。通过《致诗歌》（Alocución），他颇具象征意味地把胡安·玛利亚·古铁雷斯(2)放在我们第一部伟大选集的首位，那就是出版于1846年的《诗性的美洲》（América poética）。贝略《自由诗》的第二首于三年后出版，它歌颂热带地区的农业，同时在贺拉斯的富于帝国气魄的和平阴影和维吉尔“回归自然”的掩护下，武装起18世纪的革命者，起草了物欲膨胀的“19世纪”的整体规划，将文化作为事业和指导精神。那位领袖，文明的缔造者，并不是唯一一个为创新和预言精神所点燃的人：宣言的篝火在一座座山峰间跳跃，如同阿伽门农之火，它在奥尔梅多胜利的原野上燃烧，在埃雷迪亚起义的呐喊声中燃烧，在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3)的小说和充满人文主义与民主色彩的文学活动中燃烧，甚至在谢利托舞(4)和巴托洛梅·伊达尔戈(5)的高乔人对话中燃烧。

几年之后，又一代新人出现了，他们健忘而不满。在欧洲，我们听说，或者说我们亲眼目睹浪漫主义如何激起了民众的反响。我们的父辈在经典颂歌中所唱的关于独立的浪漫冒险在我们看来荒诞不经。浪漫主义为我们打开了真理之路，教导我们如何完善自己。埃斯特万·埃切韦里亚(6)就是这样想，除了某些线条直接和大块勾勒的风景尚可圈可点，他作为艺术家略显不足，却是个清晰的理论家。“本世纪的精神，”他说，“在今天使各国得到解放、享受独立，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哲学和文学上。”在他所吸引的年轻人中，在代表着大陆声音的阿根廷那一代人中，总在谈论“要像在政治上［享有权利］那样享有艺术的公民权”，以及创造“带有国家色彩的文学”。

我们的文学如饥似渴地从本地所有的河流中吸取水分：大自然、定居或游牧的田野生活、印第安传统、殖民时期记忆、解放者的丰功伟绩、当下的政治动乱……浪漫主义的洪水泛滥了很久，太久了；在灵感和自发性的借口之下，浪漫主义庇护怠懒，也扼杀了很多等待萌芽的胚胎……当洪水开始消退，不是经过了《圣经》中所说的四十天，而是四十年，它所留下的是恐怖的荒草、怪异的灌木以及两棵参天大树，它们如同商陆(7)树那般坚韧：那就是《法昆多》（Facundo）和《马丁·菲耶罗》（Martín Fierro）。

不满最终导向不可避免的反抗：令大众惊愕的一代在现代主义者的谦逊名义下奋起反抗浪漫主义的怠惰，并提出了严肃而细致的纲领。他们选取的榜样在欧洲，而心中所想的却是美洲。“两者如同一家（迷人而耀眼的马蒂如是说）。现代主义从模仿开始，有着流畅而简洁的优雅，真诚、简练而又考究的艺术表达，表述着个体的情感和克里奥尔人的直观见解。”克里奥尔人的见解！或者说：“应当追求那样的文学：它能广泛传播且富于昭示，它从染血的外壳中剥出健康多汁的果肉，可以强健和激发美洲的心灵。”鲁文·达里奥尽管在《世俗的圣歌》的前言中痛恨“生命和他所出生的时代”，但也同时创办了《美洲杂志》，杂志的名称就是其纲领，他后来写出了反对罗斯福的抑扬格、《阿根廷之歌》（Canto a la Argentina）和《尼加拉瓜之旅》（Viaje a Nicaragua）等作品。罗多，《世俗的圣歌》的热情评论家，在研究蒙塔尔沃(8)后说道：“在美洲，只有那些通过语言或行动表达出了一种美洲情感的人才是伟大的。”

三十年后的今天，在西班牙语美洲（América española）重新出现了不安的年轻人，他们对前辈感到恼火，认真地付出努力，试图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纯正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