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的主题

环境史学家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他们的个人兴趣和研究路径、他们对历史学的方法和主题以及对环境的见解都有所不同。但他们所选择的主题可以宽泛地划分为三大类，即：（1）环境因素对人类历史的影响；（2）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反作用并影响人类社会变化进程的方式方法；（3）人类环境思想的历史以及人类的态度模式如何激发了影响环境的行为。环境史的许多研究主要强调这些主题中的一两个，但很可能大都涉及所有这三个主题。

例如，有一本涉及这三大主题的书，即沃伦·迪安和斯图亚特·施瓦茨的《因为大斧和火把：巴西大西洋沿岸森林的毁灭》，(5)它在某些方面是环境史著述的典范。两位作者一开始讨论了森林自身的进化，继而谈到它对来此地居住的人们的影响。他们描述了森林被伐除及其被农业和工业取代的接连不断的过程，分析了欧洲殖民前后包括种植园主、科学家、政治家、实业家和资源保护者等群体在内的居民对森林及其开发的态度。他们基本上在每一章都融合了这些主题。

让我们简要地考察一下这三类主题。第一类主题考虑的是环境本身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对环境的理解可以包括地球及其土壤和矿产资源、咸水和淡水、大气、气候和天气、生物即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动植物以及最终来自太阳的能量。从事环境史研究，理解这些因素及其变化是十分重要的，但环境史并不只是环境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这对关系中常常包含了人类一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的是人类进化之前那广袤的地球行星的年表，但唯有这些主题影响到人类事务时环境史学家才将其作为他们叙述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环境史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以人为本的路径，当然，环境史学家敏锐地意识到，人类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依赖于生态系统，并且不能完全操纵自己的命运。环境史的确可能会矫正人类所盛行的那种思想倾向，即认为他们可以脱离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并掌控自然。

对环境影响人类历史的研究包括这样一些主题：气候和天气、海平面的变化、疾病、野火、火山活动、洪水、动植物的分布和迁徙，以及其他在起因上通常被视为非人为、至少主要部分不是人力所致的变化。通常，环境史学家在研究这些因素的影响时必须依靠科学家的报告作为背景资料，而地理学家或其他科学家在讨论他们工作的意义时，其实也会成为环境史学家。一些人，比如贾雷德·戴蒙德就认为，(6)正是总体的环境状况、陆地和海洋的范围和分布、资源的有效性、适于驯化的动植物以及相关的微生物和病媒的存在或缺失，使得人类文化的发展成为可能，甚至预设了发展方向。有人重点强调环境在人类历史中的塑造作用，这被称为“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一个由来已久的观念。

疾病在历史中的作用就是有关环境影响主题的范例。至少自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时代以来，人们一直持有各种疾病皆因环境状况而引发的观念。(7)人类活动固然在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传染性疾病对未暴露人群的骇人侵袭以及大瘟疫导致的死亡表明，疾病往往是人类无法控制的一股力量。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对这一主题作了广泛的考察。(8)在环境史杰作《哥伦布大交换》(9)中，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提出，征服美洲的欧洲人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不经意间随身携带了传染性疾病；对于这些疾病，他们因长期暴露其中而产生了抗体，但新大陆“从未受感染”的人们却遭受了灾难性的影响。欧洲人发现，他们不仅很少遇到那些战败且人口大量减少的土著美洲人的抵抗，而且也被剥夺了更多原本可以提供的劳动力。他们试图从非洲进口奴隶来填补，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人与欧洲人一样，都具有抵挡旧世界疾病的抗体。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有约翰·艾利夫论非洲艾滋病的著作以及约翰·麦克尼尔论新大陆蚊媒疾病的著作。(10)

第二类主题是评估人类作用引起的变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反过来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影响；从环境史学家的著作数量来看，这无疑是环境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主题。人类活动包括狩猎、采集、捕鱼、放牧和农业等一些提供基本食物的活动种类，另外一些包括通过水利、林业、采矿和冶金等提供基本材料的活动，它们创建了从村庄到大城市等日益复杂的人类定居组织。几个世纪过去了，影响战争在内的大部分人类活动的技术和工业变得越来越复杂，并消耗了更多的人力。1750年以来的工业革命就是如此，它从化石燃料中获取能源，创造出具有强大效应的机器。从人类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些都在许多方面影响了自然环境，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其中许多活动使得环境更听从人类的遣用，但所有的活动都引起了可能具有损害性的其他变化，比如森林乱砍滥伐导致侵蚀、灭绝导致的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沙漠化、盐碱化以及污染。在最近几十年，新认识到的有害变化包括放射性沉降物、酸沉降，以及因大气中日益聚集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影响而出现的全球变暖。一些环境史学家描述了社会如何试图通过污染控制和自然资源保护而强化积极影响并限制消极影响，包括对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等的维护，以及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另外一些人则追溯了有关环境的政治决策过程，以及环保运动与通常强大的对手之间的斗争。

环境史研究会关注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其中许多成果将在下文中予以考量。应当指出的是，还有其他的研究上述那些人类活动的历史门类，譬如城市史、技术史、农业史、森林史等，它们大多与环境史有着同样的议题和兴趣。例如，森林史和环境史在方法上有许多共通之处，因此，森林史学会（The Forest History Society）和美国环境史学会自1996年以来共同出版了一份名为《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的杂志。

莫桑比克戈龙戈萨县坎大村（Canda，Gorongosa，Mozambique）的妇女和儿童顶着柴火，这是人类依赖生态系统的一种方式。多明戈斯·莫阿拉（Domingos Muala）摄于2012年

强调第二类主题的著作数量很多，大部分十分优秀，因此难以在这里选出少数几部加以论述；不过，下面介绍的三部研究人类影响环境的著作可以作为范例。马立博在《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11)中描述了水稻种植的发展以及包括丝绸出口在内的市场变化如何改变了中国南部地区的景观，而这种发展作为一项帝国政策部分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约翰·奥佩撰写了一部研究大平原（Great Plains）蓄水层的著作，即《奥加拉拉：供应旱地的水》，其中揭示出美国西部对水的需求如何导致开采并耗尽了位于大片高原下的地下水储层。(12)约翰·麦克尼尔的《太阳底下的新鲜事》追溯了20世纪人类对土地、大气和生物圈造成的史无前例的影响，指出了产生这些影响的变革的引擎，即人口和城镇化、科技以及驱使人类行动的思想观念与政治。(13)

环境史的第三类主题是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思考与态度，包括自然调查、生态科学以及宗教、哲学、政治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等思想体系对人类对待自然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如果不关注社会与思想方面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地球及其生命系统中所发生的事情。正如唐纳德·沃斯特指出的，这方面的历史使人类有了一种独特的际遇，“其中，观念、伦理、法律、神话和其他的意义体系成为个人或群体与自然对话的一部分。”(14)

有一部考察人们对环境的态度的名著，即罗德里克·纳什的《荒野与美国思想》，(15) 1967年首次出版，现因查尔·米勒（Char Miller）的帮助发行了第五版。纳什讨论了欧裔美国人对自然的各种态度——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以及这些态度对北美荒野地区的保存和开发的影响，从它们在欧洲的起源一直探讨到20世纪。他虽然揭示了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在欧裔美国人面前的表现方式，但并未试图去审视他们对自然的看法。我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态学》中探讨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环境观，谢泼德·克雷希则在《生态印第安人》中从相反的角度作了类似的讨论。(16)格雷戈里·史密瑟斯在一篇发人深思的文章中试图超越“生态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与印第安人的环境知识和社会实践进行更有意义的接触”。(17)彼得·科茨的《自然：自古以来西方人的态度》追溯了历史上人们对自然的态度的变化。(18)

许多环境史学家认为，人们的想法和信仰是一种原动力，会影响他们在自然界中的行为。另一些人指出，无论是受戒律约束还是出于个人见解，人们善于调整态度以满足其需要和欲望，这在环境领域和其他任何领域都是千真万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