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鼠疫席卷东北

“这个地方的人类活动似乎已经绝迹：街道空空荡荡、遭到遗弃，所有房屋荒无人烟。城里尚未感染鼠疫的人们恐惧万状、四处奔逃，面对城外的严重疫情束手无策。广场和市场已关闭。街道上只有野狗游荡，嗥叫着，撕咬着之前还是它们的主人的尸体。阵阵恶臭让人不寒而栗。医院也被废弃。没有任何病人或医护人员，他们已经死亡。唯独在不多的床上躺着那些最后咽气的人。”1

这里对疾病和灾难的描述，不是薄伽丘笔下14世纪的佛罗伦萨，也不是笛福笔下17世纪的伦敦，而是20世纪备受列强关注的商业发达地区。1910年10月开始，肺鼠疫暴发，肆虐“满洲”，即中国东北大地（见图1.1）；2到1911年春为止，约有4.5万至6万人丧生。鼠疫及其后果在当地地缘政治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堪称后来日本完全占领中国东北，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序章。

这次疫情的集中暴发，接近百分之百的致死率，加之又发生在充满国际对峙与外交斗争的地区，引发了各国的重视和兴趣。美国初尝国际领导权的甜头，因此对“东北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在西奥多·罗斯福斡旋下签署的1905年协议，结束了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争夺利益的日俄战争。另一方面，俄国专注于维系在东亚地区长达几个世纪的经营。日本正在经历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服膺于其特有版本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充满着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国际野心与扩张意图。中国在经历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之后，背负了向西方列强和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枷锁，在逐渐衰弱且日薄西山的清朝统治之下，正挣扎着作出走向现代化的最初努力。

清末东北鼠疫是否只是一场人类的不幸悲剧？抑或它在历史上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我将考察这次疫情所发生的当地特殊环境：由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不同诉求形成的地缘政治及权力的运作机制，以及不同国家与文化交锋的各种历史遗产。我同时探讨技术、历史与疾病，以及铁路、农业市场与19世纪新兴微生物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我将思考疾病的多种“用途”：作为政治策略的工具、作为研究自然与医学科学的载体，以及作为获得声望与财富的机遇。

首先，我思考鼠疫及其周期性的暴发，为1910—1911年东北鼠疫面临的具体条件、局部环境和科学发展设定场景。随后，我将注意力集中到这次鼠疫本身。第二、三、四章考察中国东北的局部环境、政治矛盾、中国正在发展的技术变革，特别是东亚地区的铁路及工业化萌芽。第三章详细叙述这次鼠疫，考察它如何影响三个具有不同文化与背景的重要城市，以及介于中间的内陆腹地。第四章研究关于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的各种记载，不仅将其视为考察当时的科学、医学与公共卫生知识的一个窗口，还将其作为探讨列强在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在清朝晚期和日本扩张早期形成的中日脆弱平衡关系（诱发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扶持“伪满洲国”占领和控制中国东北）的一种范例。

随着这场鼠疫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第五章回顾围绕鼠疫生物学及鼠疫在中国东北与中亚地区的产生原因以及不断形成的历史争议。最后，第六章不仅从殖民与后殖民模式疾病史的更广泛语境，还从涉及鼠疫、瘟疫和国家利益的更为总体性的医学史重新定位这场鼠疫。

“鼠疫”这个词唤起的是恐惧和神秘，附带着绝望和社会混乱的印象。所有这些反应都具有历史的有效性。尽管这个词的总体意义与历史现实一致，但自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以及有关疾病的各种生物学理论出现以来，这个词具有了更为具体的意义。随着西方医学辨别出导致“鼠疫”病原的细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鼠疫是由于感染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导致的疾病。医学史研究者基本上认可在过去两个世纪共发生过三次几乎是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大鼠疫。第一次大鼠疫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可能发生在中非地区并在公元6世纪通过埃及扩散到多个地中海国家。尽管不是鼠疫导致了所有的死亡病例，但是这次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估计占总人口的两到三成。3第二次大鼠疫发生在中亚，公元4世纪扩散到克里米亚半岛港口，随后席卷了北非全境和欧洲大部分地区。4这场鼠疫后来被称为“黑死病”。最近的一次大鼠疫发生在19世纪的中国云南，1894年扩散到了中国香港。5诸如蒸汽船、铁路之类的现代交通系统，加速了这场鼠疫的暴发及在其他地区的扩散，给以往未被鼠疫菌感染的国家带来了这种生物体。

盖·德·乔利亚克（Guy de Chauliac，1300—1368）等早期医学史研究者，发现看似相同的传染疾病实际上具有两种临床表现：一类主要是呼吸性症状，另一类则更多的是系统性症状，特别是腋窝和腹股沟部位的肿胀。6腹股沟的肿胀突出，在拉丁文中被称为淋巴结炎（bubo），源自希腊语的βουβῶν，腺鼠疫由此得名。那些带有肺部肿胀症状的疾病则被称为肺鼠疫。

有关鼠疫周期性发生的传统说法，已经认识到鼠疫的传染属性及其无差别感染性。1348—1349年黑死病暴发期间，人们认为传染方式是对受感染个体或其物品的物理接触、对水源的污染，以及可疑人员的“邪恶视线”。造成鼠疫的原因，被认为包括神的报应、罕见的天体事件，以及具体的气象条件。

虽然大鼠疫罕见，但是鼠疫在世界很多地区的局部暴发却是经常性的，可谓相当频繁。这些历史事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但是在当地却非常重要。例如，14世纪腺鼠疫的五次大规模暴发席卷意大利北部，但是对其的记载主要限于当地的年鉴报道。7在彼时他地，鼠疫同样是反复出现的现象。身为知名记者与优秀故事讲述者的丹尼尔·笛福，在《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1722年被改编为小说）中记载了1665年瘟疫侵袭下的伦敦。即使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鼠疫也并不少见：1994年以印度古吉拉特邦苏拉特市为中心暴发了被认为是鼠疫的大瘟疫，造成5150人出现疑似病症和53人死亡。8

我们现阶段的理解是，腺鼠疫和肺鼠疫的病原体都是鼠疫杆菌［按照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的理解］。人类和其他动物均可被感染。其中一种传染形式源自被感染的蚤目昆虫的叮咬。细菌从被叮咬处直接传播到身体其他部位，继而被带到淋巴管中央。它们随后被堵塞在局部淋巴结，并在该处形成带有脓肿的暴发性感染和间歇的退行性感染。

淋巴结炎（腹股沟、腋窝的淋巴结肿大）促成了腺鼠疫这一现代称谓。患者遭受的是伴随休克、高烧和循环系统衰竭的系统性细菌感染。如果不是通过蚤类昆虫叮咬接种，而是通过吸入气溶胶的形式，感染的主要病灶则是在肺部；细菌的快速繁殖和肺部纤维的损坏首先引起咳血、肺功能的迅速衰竭，随后是高烧和死亡。这种形式被称为肺鼠疫。

腺鼠疫在中国比较常见，在人体出现病症之前通常与在鼠类之间传播的动物瘟疫相联系。18世纪晚期被广泛引用的一首中国古诗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况：

东死鼠，西死鼠，

人见死鼠如见虎！

鼠死不几日，

人死如圻堵。

昼死人，莫问数，

日色惨淡愁云护。

三人行未十步多，

忽死两人横截路。

夜死人，不敢哭，

疫鬼吐气灯摇绿。

须臾风起灯忽无，

人鬼尸棺暗同屋。

乌啼不断，犬泣时闻。

人含鬼色，鬼夺人神。

白日逢人多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

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

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考？

我欲骑天龙，

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

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

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9

然而，19世纪的西方医学并不熟悉腺鼠疫。1894—1895年，鼠疫从广东省扩散到了香港，西医们仅能猜测到这和两个世纪前席卷伦敦的是同一种鼠疫：他们寻找各类古籍文本，阅读笛福关于伦敦鼠疫的描述，以求更多地理解这场鼠疫。

这是“微生物猎手”的时代，来自细菌学领域的两个强国的使者来到香港，踏上了狩猎之旅，去寻找那可怕的鼠疫菌。亚历山大·埃米尔·耶尔森（Alexander Émile Jean Yersin，1863—1943）来自法国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罗伯特·科赫的学生北里柴三郎（1852—1931）来自日本。两者都能分离和鉴定与发生在香港的鼠疫有稳定关联的病菌。10当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人体上接种这些生物体可能导致鼠疫。他们根据机体、病毒与动物接种的稳定联系，断定他们已识别出鼠疫菌。应该注意到，耶尔森分离出的生物体最终被证明是鼠疫菌，大多数研究者相信北里柴三郎最终发现的生物体只是一种普通的感染。11颇有意思的是，这种争议和错误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但是，在认识到耶尔森是从炎性淋巴腺肿分离细菌后，北里柴三郎本人在1905年承认他的分离物不是真正的病原生物。北里柴三郎和青山胤通错以为必须从鼠疫患者的血液中分离生物体。随后，在耶尔森从炎性淋巴腺肿分离出另一种生物体之后，青山胤通确认耶尔森的分离物才是真正的鼠疫菌。12尽管存在这一明确的证据，但是不少现代学者，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科学家，都坚持认为耶尔森和北里柴三郎是“共同的发现者”。13

大概在同一时期，巴斯德研究所的另一位科学家保罗—路易斯·西蒙德（Paul-Louis Simond，1858—1947）正在亚洲从事动物实验，他有力证明了鼠蚤是在鼠类之间，很有可能也是由鼠到人传播鼠疫的带菌者。14从理论上来说，鼠疫已经完成从接触性传染到通过空气或水传染的变种。15在东北鼠疫暴发之前，肺炎形式是罕见的，因此西医对肺鼠疫缺乏经验或知识。之后暴发的鼠疫因而为西方科学提供了研究、预防和治疗的机会。

虽然腺鼠疫的零散暴发在中国是常见的，但是绝大多数仅仅局限于某一小型区域或单个村庄，死亡病例从个位数到百位数不等。16比如，1910年秋季，上海报道了一些病例，几近骚乱，引发了激烈的舆论反应、新的管理规定的产生。然而，这些却不是真正的鼠疫。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