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这本书源自我在曼彻斯特大学的博士论文。感谢莎伦·麦克唐纳（Sharon Macdonald）在我从人类学转投历史学的蜕变过程中所提供的无私帮助，即使在乌斯河（Ouse River）有征兆地上涨并涌进她的花园时，她还是阅读了我的论文。郑阳文（Zheng Yangwen）以及亚伦·A. 摩尔（Aaron A. Moore）、阿斯特丽德·诺丁（Astrid Nordin）、林赛·坎宁安（Linsay Cunningham）、卡尔·基尔科斯（Carl Kilcourse）、大卫·伍德布里奇（David Woodbridge）、巴特·范·马尔森（Bart van Malssen）、侯佳琪、欧阳东鸿为我提供了有关中国历史的宝贵见解。科马克·奥·格拉达（Cormac Ó Gráda）的饥荒研究给了我很大启发，非常感激他同意审读我的论文，并与皮埃尔·富勒（Pierre Fuller）一起提出了极好的修改建议。英国大学校际中国中心（BICC）为我的研究生学习提供了全面的资金支持；如果没有这个组织，我和许多同龄人将不可能谋得现在的职业。感谢我在曼彻斯特大学、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中文老师，是他们让我的课程变得如此有趣。感谢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北京大学的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给予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感谢马克·贝克（Mark Baker），他为我的几份论文草稿提供了宝贵修改建议。还要感谢戈登·巴雷特（Gordon Barrett），他陪我去了很多次档案馆。在写这本书的后期阶段，我得到了新加坡教育部“治理亚洲城市化进程中的复合灾难”（Governing Compound Disasters in Urbanising Asia）项目的资助。我要感谢迈克·道格拉斯（Mike Douglass）和米歇尔·米勒（Michelle Miller）促成该资助，并为我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思考灾害的学术环境。

我的博士论文在剑桥大学出版，要感谢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提出了许多睿智的建议，并感谢由周越（Adam Yuet Chau）主持的中国研究研讨会的同事们。事实证明，我在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学习期间结下的友谊是无价的，尽管有太多人要单独感谢，但如果不提到苏吉特·西瓦桑达拉姆（Sujit Sivasundaram）、梅丽莎·卡拉雷苏（Melissa Calaresu）、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理查德·斯特利（Richard Staley）、凯瑟琳·麦克唐纳（Katherine McDonald）、罗布·普里斯特（Rob Priest）、艾玛·亨特（Emma Hunter）、约翰·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苏珊·雷奇（Susan Raich）、大卫·莫塔德尔（David Motadel）、汤姆·辛普森（Tom Simpson）、马特·普里查德（Matt Pritchard）和杰里米·普林（Jeremy Prynne），那我就是疏忽懈怠了。感谢李约瑟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特别是约翰·莫菲特（John Moffett），他分享了他关于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并帮助我获得了一些非常有用的资料。

几年前在去新加坡的一次短暂旅行中，一场倾盆大雨毁了我早期所有的田野调查笔记。一位好心的酒店经理给我买了一台新电脑，我带着一个空硬盘和对洪水的新兴趣回到了武汉。我没有气馁，随后回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我从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的优秀学者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分别是：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格雷格·克兰西（Greg Clancey）、丁荷生（Ken Dean）、菲奥娜·威廉姆森（Fiona Williamson）、迪曼·达斯（Dhiman Das）、米歇尔·巴斯（Michiel Baas）、谢哈尔·克里希南（Shekhar Krishnan）、陈朗、赖荣道、黄坚立、李承俊（Lee Seung-Joon）、克雷顿·康诺利（Creighton Connolly）、岑学敏、温爽、乔纳森·里格（Jonathan Rigg）、鲍勃·瓦森（Bob Wasson）、阿鲁尼玛·达塔（Arunima Datta）、丽塔·帕达旺吉（Rita Padawangi）。

艾志瑞（Kathryn Edgerton-Tarpley）和格雷格·班考夫（Greg Bankoff）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启发了我处理灾害的方法，所以很高兴收到他们对我研究的意见和建议。此外，也收到了学者们对我论文的诸多反馈意见，这些学者包括伊莎贝拉·杰克逊（Isabella Jackson）、托比·林肯（Toby Lincoln）、黄学雷、拉娜·米特（Rana Mitter）、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穆盛博（Micah Muscolino）、田海（Barend ter Haar）、叶文静（Shirley Ye）、乔·劳森（Joe Lawson）、毕可思（Robert Bickers）、詹姆斯·沃伦（James Warren）、钱继伟、汤芸、卡蒂亚娜·勒·门泰克（Katiana Le Mentec）、张原、罗汉·德索扎（Rohan D’Souza）和阿鲁皮约蒂·赛基亚（Arupjyoti Saikia）。

我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评审提出的宝贵建议，露西·莱默（Lucy Rhymer）以极大的耐心和热情完成了这本书的编辑，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和埃德蒙·拉塞尔（Edmund Russell）将我的作品与一些我最喜欢的书一起列入了一套丛书。第三章中使用的资料以不同的形式发表在《二十世纪中国》（Twentieth Century China）上（2015年第40卷第2期，第83—104页），特别鸣谢。此外，感谢密苏里州历史博物馆、三一学院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和联合协会允许我转载复制他们的照片。

如果没有我朋友和家人的支持，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我是在武汉的餐桌上开始了解洪水的，我和岳父母在白酒的刺激下相聊甚欢。感谢他们所有人如此热情地款待我，特别是魏民祥、徐运华和已故的湿地文化领军人物魏成祥。很荣幸能有这么多“九头鸟”（湖北人）朋友，尤其是张砺冰和赛梦飞（Simon Galloway）一起陪伴我经历了许多在武汉的灰暗日子。我亏欠在英国的家人很多，他们在我来中国之前很久就帮我孕育了这本书中的许多想法。我要感谢我的姐姐劳拉（Laura）和埃伦（Ellen），感谢她们的陪伴和支持，也要感谢我的父母安（Ann）和艾伦（Alan），他们不仅提供了宝贵的建议，还阅读了很多关于中国洪水的书籍，比任何人都要多。这本书献给我的女儿魏心悦，在我研究一个悲惨的话题时，她给了我无限的快乐；也献给我的妻子魏娟，没有她，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