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我心3:写作疗愈的真正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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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基本要领:存在的基础》:最大的愉悦 The Greatest Pleasure

恳请诸位:死生事大各宜觉醒时不待人慎勿放逸

——晚课吟诵,写于木板

对很多人而言,书写就像饮食与睡觉一样稀松平常。佛祖说,卧眠之中蕴藏着愉悦与吉祥。恐怕很少有人真这么想——睡觉而已嘛,哪有那么夸张。但如果你长期饱受失眠之苦,我想一定能深深领会安枕入眠的幸福。书写亦是如此。大部分人自小念书识字,认为写点东西不算什么。但是请设想一下:假如你是一个奴隶,永失自由,常年困于非人的境遇中,一不能读,二不能写,心里该有多苦!这样想来,阅读和书写其实是人之为人被赋予的神圣权利:一旦拥有,就应该尽情开掘,探索其中的奥秘。若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可能会错失一段美妙经历。

再者,书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寻根和传承。像我的祖父,十七岁从俄罗斯漂泊到美国,学习一门外语并谋得生存,实属不易,想来已无余力去探索更多。在这个族裔多元的国度,我们这一代人有能力(更有责任)去传递先人那份关于生活的理想,展示其中真谛。当然,也不必把书写这件事看得过于复杂,恰恰相反,从生活中平凡简单的事情开始就对了,试试看。我相信佛祖那句话原本应是:书写和卧眠一样,只要深入其中,便会渐入佳境,体会到巨大的愉悦。

就在前几日,八月中旬的一天,熬过几个月的干旱和森林火灾以后,圣菲[1]终于迎来大雨。雷鸣滚滚,闪电破空,乌云卷积着抛下美丽急促的雨点。大雨落在屋顶、树丛、干涸的河床里,落在每一棵番茄秧、每一条道路和每一辆车上,点亮并唤醒了小镇的每个角落。我站在家中院子里,看着干巴的两个堆肥箱[2]被屋顶溢出的雨水浇透,心中感到一阵肃然,回屋躺到床上,隔着纱窗和敞开的门,雨声依旧回响在耳边。

起来,你还有事情要做呢。我对自己说。

我听到内心的回答:再说吧。

于是我继续躺在床上,心浮游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雨水灌入干燥的草丛,泥土的清香刹那充满整间卧室。我知道这个八月的午后转瞬即逝。大雨中的我好像又变得年轻了,往日重现,在纽约长岛[3]度过的那些夏日浮现出来:一切都是暗绿色的。

就在此时,门铃响起,我起床开门,是我的一位邻居。她身着雨衣站在门口,湿漉漉的卷发从兜帽伸出来,全身滴滴答答地走进屋。我泡好红茶,又从冰箱拿出一盒巧克力,打开包装放在桌上,和她聊起天来。

我们至少有两个月没见。上次来的时候,她的家庭一团糟:丈夫有外遇,十三岁的女儿在阁楼偷偷吸烟,她的猫在客厅乱尿。聊起这些的时候她两只手绞到一起,泪流不止。要知道平日里她是一个心平气和的女人。

我认真听着,问她丈夫和谁出轨,是否确定真有其事。

她怀疑是某个同事。说这话的时候,她眼睛睁得大大的。

两个月前的那一天异常炎热,就算没有闹心的猫、叛逆的女儿,光是恐怖的高温就足以搅得人心烦意乱。

但这个午后,一切都变了。她不停谈论着她的玫瑰花,三首新写的诗,还有上周是怎么文思泉涌地创作小说的。

我大着胆子问:“你的丈夫怎么样了?”

她手一挥,说:“谁晓得他怎么回事,昨天躺在客厅地板上听了几个小时音乐,动都没动。”

我忍不住心里犯嘀咕:难道我的邻居都不用上班的吗?但是我问:“外遇呢?”

“谁管它。”她耸耸肩。

她的表情松弛而舒展,看起来年轻了十岁。

我继续问:“猫呢?”

“噢,我的小可爱现在知道去外边撒尿了。”

“女儿怎么样?”

“你能相信吗?她竟然练起了小提琴。”

“还在吸烟吗?”我没忍住继续问。

“不知道,我已经不怎么担心那个了。”

送她到大门口的时候,我停下脚步。“我很好奇,你怎么变了这么多?”

“好问题。”她停下来想了想,“我又开始写东西了,生活里每一件事都变得有意义了,我感觉又找回了自己。”她的脸颊漾起一个大大的微笑。“我的生活回来了,书写的感觉太美妙了,扫开了一切无谓的纷扰。”

“就这么简单?”我问。

“当然。”我目送她走进院子,踏上已经干掉的泥路。

一直以来我的工作是致力于传播写作的意义。《独立宣言》中规定了人之为人不可被剥夺的几项基本权利:生命权,自由权,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我想还应该加上一项,那就是书写权。

有时候我也会胡思乱想:会不会是自己夸大了书写的意义?因为书写滋养了我的生活,于是就往前大迈一步——品尝过美味的桃子派,就宣称桃子派是全世界最美味的食物。但是我明白自己的使命意义何在,推动整个美国书写,鼓励人们相信自己,体察内心的想法,理解自己感受到的一切,而这正是民主的基础。每当我在这份事业上懈怠,比如陷入空想或者犯懒时,就像八月那一天沉迷在夏日回忆中,总会有个人敲响我的门,提醒我继续工作。

我在德国的朋友大卫·施耐德用邮件发来一段话,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即将为他出版的新书《无尽的美丽:诗人和禅师菲利普·惠伦传》中的致谢的内容:

“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吗?”我的禅师开口讲话,将注意力放到我身上。他的目光那样专注,以至于我忘记自己身处温暖夜晚的法国小镇,正与许多人拥挤在嘈杂的小酒馆里。他提出的问题让每个虔诚的学生无处逃遁,而我们也很想从老师口中听到回答,就算接下来的一整晚、第二天、那一周甚至整个月的情绪都会因此而波动。我做出了一些回应——也许不是用语言的方式——表示自己正洗耳恭听,但是他没有在意。

“我想,”他一直注视着我的眼睛,我感到四周的空间和时间仿佛消失了,“你的问题是你不书写。你需要写。如果你觉得事情太多而没有办法写,那么我(在这里,他使用了一串很长的全名以及法号)郑重地交代,你的练习就是书写。”说完他将我从他的目光中释放出来,转身又回到人群中。他说得不仓促,但不知为何有些突然,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只有结论,没有解释,没有评论。很快他便沉浸到与其他人的对话中,仿佛我们之间这场能量的传递从未发生。我的呼吸久久无法平静,震惊和感恩之情从内心蔓延到四肢,我知道它真的发生了。

不是只有那些想要创作出“伟大的美国小说”的人才有资格书写。有些人很小就知道自己想要写作;有些人虽然早有征兆——他们通常痴迷于阅读,也被周围的人看好,但是却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找到自己,可能直到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才开始写。

我的一位学生——八十八岁的多萝西已经参加过我们在五个地方举办的书写营,但因为膝盖受伤而错过了十二月的止语书写营。她一直在加紧恢复,希望能赶上第二年八月份的课程。她有一位好朋友玛莎,她们十年前相识于陶斯。虽然两人住在西海岸的不同城市,却常常一起书写。最近玛莎去世了,为了纪念她,多萝西想再次前往陶斯上课。她担心女儿不让,便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在独居的八楼公寓里悄悄练习,沿着长长的走廊上上下下,缓缓经过一扇扇邻居家的门。启程的前一天,她找到一位同伴陪同协助。他们从西雅图坐火车去新墨西哥州,在萨克拉门托[4]转车。到了禅修中心,她把玛莎的名字放在祭坛上,面对玛莎的名字,她大声朗读。

玛莎,我想告诉你:我多么享受第一次参加书写营与你一同上课的时刻。教室里挤满了人。我记得你坐在外面,烟囱旁边,用针线修补你的皮鞋。后来你经常在同一栋楼里慢走。去陶斯之前,我对你只有一点点了解。后来我们一起旅行去了圣菲、日落大道和洛杉矶,住在青年旅舍。旅程中的所有细节都在我的记忆中。

我记得你被推进医院的时刻,感恩有幸陪你进入加护病房。二十多年你赖以生存的那仅剩的一只肺,正在迅速衰竭。你说不了话。你打手势让儿子们拿来纸,你要写。在你家的餐桌上,我们一起书写了许多年,有时也会在餐厅安静的角落里写。现在你戴上了呼吸器。

还有一个选择,是五十六千米外的另一家医院。在那里,他们会把盐水灌入你的肺部再吸出来,因为这些盐分,你的心也许会继续跳动。你写了一些短诗,但是大部分时间你写字条给两个儿子。你的心脏又继续跳动了十六个小时,其间你未停止写作,一直表示需要更多的纸。我问你的两个儿子,最后的遗言是什么。“妈妈说要我们做好孩子。”

几个星期后,男孩们为你举行了葬礼,我很荣幸能致辞。我说你是我的铁姐们,那个时代我们都这么称呼最好的朋友。我说是因为书写,我们成为好友。我们用娜塔莉教的方法书写。到现在一直有人问我是否会考虑参加一段新的课程,我无法回答,因为你,玛莎,你不在了。我一直想告诉你,你对我是多么重要。

——多萝西·谢尔顿

多萝西做到了,她胜利抵达目的地。八月的课程上,她自在地打断我:“娜塔莉,你还记得吗?有一年课上有人问你读不读《圣经》,你回答说,‘不,我不读,我只读自己写的书’。”

全班哄堂大笑。我转头对她说:“我有点印象。多萝西,你的记性真好。”

她也对我微笑。

注释

[1]圣菲(Santa Fe),美国新墨西哥州首府。

[2]堆肥箱(compost heap),用来堆肥的容器。将厨余、水果皮等放入堆肥箱经过发酵分解等流程变成有机肥料,施于土壤。

[3]长岛(Long Island),美国纽约州东部的岛屿。

[4]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萨克拉门托河流域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