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拥抱市场化的前夜
第一节 国营化格局下的大调整
百废待兴 全面国营
新中国成立前夕，酣战将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新中国成立的号角催发百业奋进，中国白酒行业的发展就此拉开帷幕。各地酒企在此后的70年时间里飞速成长，白酒风味交替轮转，白酒行业将打响一场竞争大战。
而这一切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营时代说起，故事的起点在山西汾阳的杏花村。
1948年7月12日，杨汉三站在义泉泳酒坊前，泪如雨下。他是孝义县人民政府首任县长，站在他身后的是杏花村芦家街的街坊乡邻。人潮在欢呼声和哭声中向村口的方向拥挤。就在刚刚，政府机关移驻汾阳，汾阳宣告解放。
在全国如火如荼的解放战争背景下，一个小县城的解放或许不足为奇。但是对于杨汉三来说，意义非凡。因为他不仅是首任县长，还即将成为晋裕汾酒有限公司（下称晋裕）的接班人。他的父亲杨得龄，被后世称为“汾酒之父”。杨得龄在民国时期创造了一个白酒帝国，他酿的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斩获金奖，被阎锡山赞为“味重西凉”。但此后战乱不断，酒业凋敝，待汾阳解放时，老人家已经仙逝三年。
杨汉三想到这里，泣不成声。这眼泪中有对过去的悲伤、惋惜，还有对未来的激动、喜悦。汾阳解放于他而言，也意味着汾酒得救了。
汾阳政府领导当即找到杨汉三，对他讲了两件事：第一，政府要帮他恢复酒厂；第二，不仅要恢复酒厂，而且要让解放区的人民在这一年中秋节喝上汾酒。在杨汉三看来，尽快恢复生产就像一场新战争，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接到的是一个“国家级”任务。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开封、济南、长春都传来人民当家作主的好消息。平津战役的胜利，意味着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在各个省市相继解放时，政府首先组织力量，召集民众全面恢复生产。
这天深夜，月亮就要西沉，杨汉三还在房间踱步，嘴里自言自语：“17号了……”此时，距离中秋节只剩下整两个月的时间。他接到恢复酒厂的任务已是五天前的事情了，可复产进度寸步不前。酒厂停产多年，粮食、设备、酒师都很难一时找全，要做到快速恢复生产，无疑是艰难的。
杨汉三深知，在战前，山西汾酒已形成不容小觑的规模，父亲的晋裕稳坐第一把交椅。而晋裕所产的两款酒——老白汾和竹叶青，占据了大部分市场。杨汉三想到，当年父亲白手起家，如今自己再不济，还有政府支持，更应该不畏艰难。于是，他开始四处奔走筹集粮食、恢复设备。好在他曾向父亲学习过不少酿酒手艺，因此解决了许多生产难题。
开始酿造之后，老酒师和工人几乎不眠不休，磨粮、润粮、上甑、蒸曲都在马不停蹄地进行。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杨汉三带领工人所制的老白汾终于在慢火蒸馏中汩汩而出。
而这一天正是9月16日，中秋佳节的前一天。
1948年的中秋，晋裕的老白汾恢复了生产。杨汉三则继续带领酒师恢复竹叶青、玫瑰汾的生产。曾经的山西第一酒业公司正式起步经营，虽然产量不高，但其蓬勃之势带动了当地众多酒厂的发展。
从全国来看，当时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和日常工作都受到战争的影响，尤其是产酒的作坊受战争影响极大。此时，国家在各行各业相继下达恢复生产、接受收编的指令，白酒行业也不例外。因此，1949年，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集结老酒师、备足粮食行动开始了。尽快复工成为全国各个白酒酒厂的头等大事。
汾酒在杨汉三的领导下顺利复工复产，但此时身在北京酒厂职工宿舍的王秋芳却陷入了难题。
王秋芳，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第七代传承人，是我国白酒界响当当的人物。1949年3月，她被调往华北酒类专卖总公司生产处，正式接触酒的生产、经营与管理工作。4月，中央税务总局、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召开首届酒业经营管理会议，决定对酒实行专卖，并决定在北京建立一个生产白酒的实验厂，以推动白酒行业科学化发展。时年23岁的王秋芳被选为实验厂筹备小组成员。
同年5月，筹备小组选定厂址，将实验厂建在北京东郊。之后，筹备小组克服种种困难，各项工作进入正轨。随即，王秋芳等技术人员开始了对二锅头的工艺研究、质量定型、产品评定等多项工作，以恢复二锅头的生产。这次任务时间紧迫、意义重大。因为北京二锅头的复产被列为献礼新中国成立的重点项目之一。23岁的王秋芳此时担负着巨大压力，她和五位同事必须在10月1日之前完成二锅头的酿制。完成工艺研究、两月出酒是第一项工作，但他们在第一步就被难倒了。
二锅头是北京地区的名酒，影响力覆盖整个河北，但各地风味不尽相同。王秋芳所在的白酒专卖公司经营一款石家庄露酒厂生产的二锅头。北京和石家庄虽相隔不远，但两地二锅头的味道却有些差别。
调往北京之后，王秋芳打听到在北京东郊有一些烧坊能制作当地正宗的二锅头，其中有一家名叫“源升号”。王秋芳听说这家烧坊是北京“独一份”，早在清朝就盛赞不断，甚至有传闻称康熙皇帝的御笔留在店中。
二锅头由高粱酿制，在蒸馏的时候需要用到一个叫作天锅的冷却器，经其冷却后的酒称为“酒头”。在多次探访之后，王秋芳获悉北京的烧酒师傅往往只取用第二次蒸馏出的质量最高的酒，因此得名“二锅头”。
酿酒工艺嘴上说着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却非常不容易，而且王秋芳等六人都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怎么能这么快就掌握二锅头的传统酿造技艺呢？
就在这时，北京市政府要求，九门之内不允许开设酿酒作坊，酿酒作坊必须开在九门40里外的四郊。这使得原本还尚存一线生机的民营烧坊没有了销路。
对于王秋芳来说，这却是一件好事。她亲自上门，连走了12家京城老字号烧坊，包括“源升号”“龙泉”“同泉涌”“永和成”等。面对这些老板，王秋芳心怀敬意。她说，如今中国百废待兴，各个烧坊需要联合在一起面对困难，联手办酒厂。
1949年5月，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收编12家京城老字号白酒烧坊，全部归为国有。红星酒厂正式成立，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批国营酿酒厂之一。
此后，全国的白酒烧坊逐步恢复生产，振兴白酒行业的大幕就此拉开。
消息同样传到了杨汉三耳朵里。他意识到，全国公私合营和行业改造是大势所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道路，而且改为国营之后也能解决汾酒当前的困难。
在杨汉三的带领下，老白汾和竹叶青的产量大幅增加，甚至竹叶青的产量从原有的20公斤提升到了250公斤[1]。但即使不断增产，民办酒厂仍举步维艰。仅从山西汾阳的白酒行业来看，当地烧坊原本不在少数，但经过战火洗礼，生产基础不如晋裕那样牢固的烧坊几乎销声匿迹，唯独剩下一家——德厚成酿造厂。
这家酒厂始建于清朝，也是当时有名的烧坊。在乱世，这家老字号经营得很吃力，但也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杨汉三曾担任县长，有着很强的大局观。他结合山西酒业的发展状况，加上红星酒厂国营一事，几次劝说德厚成酿造厂厂长。终于，1949年6月1日，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在收购晋裕汾酒有限公司杏花村酿造厂和德厚成酿造厂的基础上宣告成立，杨汉三担任首任厂长。
新中国成立后，重点工作转到了发展经济上来。1953年6月，“一化三改”[2]正式开始。白酒行业进入全面国营时代。
放眼全国，神州大地国营酒企纷纷浮现。其中，川贵地区相较全国解放较晚，国营酒厂起步也较晚。但是在深处内陆的四川，众多城市依靠内运河和长江运输能力，呈现出强劲的恢复力。长江上游的宜宾、成都、泸州等城市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白酒生产。泸州，位于沱江与长江交汇处，自古以来便是繁华的河运交通枢纽，有“江阳十里酒香”之称。
1950年2月16日，新年的礼炮声响划破夜空，46岁的李华伯同家人道过新年好后就没有守岁了，他想明早起来去拜访泸州几大烧坊的老板，劝说他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成立国营酒厂。
抗战期间，李华伯依靠“春和荣”酒坊，联合全泸州的酒坊扩大生产，以填补战时对酒精的需求。听着新年的爆竹声，他心中有着说不出来的欣喜。这是泸州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年。战争时期泸州未受战火摧残，当地酿酒业蓬勃发展，并为整个白酒行业的快速恢复做出了巨大贡献。想到当年同行纷纷一呼百应、各大酒坊通宵达旦产酒的场景，李华伯对第二天的劝说满怀信心。
可一天走访下来，情况并不理想，很多商户不愿合并或是收编国有。李华伯没有放弃。过去，他救起过颓然的家业，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次，他也绝不会轻易退却。
随后，他在《川南日报》多次发表文章，不仅劝说同行完成国营改造，也呼吁全行业加快国营化步伐。李华伯提出，既然大家对国营化有所顾虑，不如先从合并开始，让各地酒坊先聚集性发展、恢复生产，再进行国营。
果然，这个方法奏效了。经过不懈努力，以及在政府的支持下，1950年初，李华伯以“春和荣”为首牵头组建了“泸州曲酒联营工业酿造社”，从此泸州酒业开始大规模复苏和发展。在他的带动下，1951年，“义中”“定记”“温永盛”“曲联”四家私营酒社又联合曲酒作坊19家，恢复生产性窖池82口。同年3月，川南人民行政公署在泸州以赎买的金川酒精厂为主体，吸收未参加联营的另外17家曲酒作坊，正式成立“川南区专卖事业公司国营第一曲酒厂”。1955年12月，泸州城区的四家私营联营“社”“厂”经过改造，走上了公私合营道路，成立了“泸州市公私合营曲酒厂”。1961年1月，“地方国营泸州酒厂”与“泸州市公私合营曲酒厂”合并为“泸州市曲酒厂”，1964年更名为“四川省泸州曲酒厂”，这就是泸州老窖的前身。从泸州开始实施酒业合并到全面国营用了14年时间，参与其中的酒厂和涉及范围超乎想象。
在全面国营时代，白酒行业产生了第一批资历深、规模较大的国营酒厂。
1951年，仁怀市茅台镇的“成义”“荣和”“恒兴”三家烧坊联合成立贵州茅台酒厂，并在1952年底完成公私合营。五粮液酒厂则在1959年正式更名宣告成立，在宜宾建厂。它最早由“利川永”“长发升”两家宜宾烧坊联合成立，形成了“大曲联营社”，并不断合并其他烧坊，成立了“川南行署区专卖事业公司宜宾专卖事业处国营二十四酒厂”，最终演变为五粮液酒厂。
从更大的地理区域来看，川贵地区还有郎酒、全兴大曲、绵竹大曲酒厂等欣然而立；江淮地区的洋河大曲、双沟大曲、古井贡酒带着名士风范；中原地区的宋河、宝丰，以及华北地区的衡水老白干、永丰酒厂都是中国白酒日后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