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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説明

《禮記》成書於西漢，就其性質來説，《禮記》諸篇是《禮》的記文，故被稱爲《禮記》。《禮》即傳世文獻《儀禮》，又稱爲《禮經》，是儒家經典《五經》之一。《禮記·雜記》載：“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説明《禮》的篇目是在春秋末至戰國之際陸續書於竹帛的。有學者認爲先秦時期《儀禮》已經成書，文獻中單稱爲《禮》。《禮記·經解》云：“孔子曰：‘恭儉莊敬，禮教也。’”又云：“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或以爲所引“禮教”與同篇“《詩》教”“《書》教”“《春秋》教”並列，因此“禮”當作“《禮》”來理解，是先秦時《禮》已成書的書證。由於《經解》後文明言前舉“禮教”包括“朝覲之禮”“聘問之禮”“喪祭之禮”“鄉飲酒之禮”“昏姻之禮”等禮典，而非《禮》的篇目，故前引文不足證明《禮》在先秦時已成書。又《莊子·天運》云：“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天運》篇屬於《莊子》外篇，所述内容多爲杜撰。孔子見老子在三十餘歲時，此時距孔子治《易》《春秋》尚早，因此《天運》所述六經名目亦難於採信。《史記·儒林列傳》云：“《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意謂《禮》自孔子時起，記述禮典的經書就不完整，經過秦代焚書，竹書篇目散佚的更多。這是西漢司馬遷對《禮》成書的推想，至於《禮》在戰國時代實際是以單篇形式流佈，還是以穩定篇目的成書形式傳承，無從確知。

《禮》至遲在西漢初年已經成書。《史記·儒林列傳》云：“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漢書·藝文志》載：“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高堂生所傳的士《禮》即今之《儀禮》，共計十七篇。兩者大概除了篇序有所不同，篇目内容應當基本一致。（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中《喪服》不含《服傳》，詳下。）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即其後漢廷立於學官的今文《禮》。

西漢除了今文《禮》十七篇以外，還有古文《禮》五十六篇。《漢書·藝文志》載“《禮古經》五十六卷”，“《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淹中，蘇林注云“里名”，淹中是魯地的鄉里之名。孔氏《禮古經》即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之本。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漢書·楚元王傳》）云：“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宫，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又《漢書·藝文志》載：“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宫，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鄭玄《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王國維認爲《漢書·藝文志》所記《禮記》指《禮》。張富海則認爲“此‘禮記’，也可能本作‘禮禮記’”，即孔壁所出之書中既有《禮古經》，還有《古文記》。另外，河間獻王所得古書中亦有《禮》。《漢書·景十三王傳》云：“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由此，王國維認爲《禮古經》有三種文本，其一是魯淹中本，其二是魯孔壁本，其三是河間本。唯《隋書·經籍志》云：“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隋書·經籍志》没有述及孔壁本古文《禮》，認爲《禮古經》乃高堂生所傳《禮》與魯淹中本的合編本，似是古今文合編的本子，與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及鄭玄《六藝論》所述相左，不可取信。

河間獻王所得之《禮》雖由古文寫成，卻不能直接稱作《禮古經》。日本國東京大學藏鐮倉末鈔本《孔傳古文孝經》載題名孔安國撰《古文孝經序》。孔《序》説今文《孝經》爲“建元之初，河間王得而獻之，凡十八章”，而古文《孝經》乃“魯共王使人壞夫子講堂，於壁中石函得古文《孝經》二十二章”。“建元”爲漢武帝第一个年号（公元前140年至前135年），鲁恭王壞孔子宅在漢武帝末年，兩者相距約五十年（魯恭王卒於漢武帝執政早期，《漢書·藝文志》載其壞孔宅得古文書籍在武帝末，年代倒錯，不能確屬，此處姑從《藝文志》之説），前後所獲《孝經》的古今文屬性截然不同。這説明河間獻王收錄整理的前代文獻，被時人目爲與漢初所傳性質相類似的典籍，其中一部分有古文本傳世的後來還被視爲與古文本相對應的今文本；魯恭王壞孔宅壁所得的前代書籍，則多被時人視作古文典籍。河間獻王收藏整理的古書之所以一直以來被認爲古文典籍，主要是由於其所獻的《周官》一書。《周官》在東漢時期被古文學家奉爲最重要的古文經典，因此《周官》的古文性質少有人懷疑。然而《漢書·藝文志》在著錄《周官經》六篇時，並没有標明此書爲“古文”。王國維認爲《漢書·藝文志》注明“古文”者，是因爲有與之對應的今文本。若無今文本，則無須冠“古文”二字。王氏因而認爲《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周官》是古文本。張富海《古文經説略》認爲《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周官》“早已轉寫成隸書本了”。結合前述河間獻王所獻《孝經》流傳的情況可知，《漢書·藝文志》在《周官經》前不冠“古文”，是由於河間獻王所獻的古籍由於整理流傳較早，早已完成隸寫，西漢時人並未視《周官》爲古文典籍。同理，河間獻王所得之《禮》，時人同樣不會視作《禮古經》，將之視作高堂生所傳《禮》十七篇的今文另本的可能性更大。只有“出於魯淹中及孔氏”的《禮古經》才是《漢書·藝文志》著錄的“《禮古經》五十六卷”，河間獻王所得的《禮》並非此本。《禮古經》中與高堂生所傳之《禮》相重合的十七篇，即鄭玄注《儀禮》時所用的古文本。

漢初，魯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於爲禮容（儀容、服色、周還揖讓之節等）。徐生傳禮至其孫徐延、徐襄。徐延及徐氏弟子著名的有公户意滿、恒生、單次以及瑕丘蕭奮。瑕丘蕭奮傳禮東海孟卿，孟卿授於東海后倉、魯閭丘卿。《漢書·儒林傳》云：

倉説《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漢書·藝文志》載：“經（七十）〔十七〕篇。后氏、戴氏。”又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可見，后倉、聞人通漢、戴德、戴聖、慶普所傳《禮》皆爲十七篇的今文《禮》，而戴德、戴聖、慶普三家所傳的今文《禮》學立於學官。

當戴德、戴聖、慶普立於學官之時，河間獻王所獻之《禮記》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出之《禮記》已經面世。《隋書·經籍志》云：“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一〕篇，向因第而敘之。”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按：“‘一’在‘十’之下，寫者亂之。”《漢書·藝文志》的撰作本於劉歆《七略》，《七略》又由删改劉向《别錄》而來。按《隋書·經籍志》的記述，《别錄》所記“《記》一百三十一篇”，當是河間獻王所得之《記》，二者篇目數量一致。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云：“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别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王度記》《王霸記》《瑞命記》《辨名記》《孔子三朝記》《月令記》《大學記》《雜記》。”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注：“失注出處，又有《謚號記》，見《御覽》七十七應劭《風俗通》引。”劉向《别錄》云：“《王度記》似是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説也。”《史記索引》引劉向《别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此記，故曰‘三朝’，凡七篇。”《漢書·藝文志》“孔子三朝”條目顔師古注云：“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王應麟《考證》云：“七篇者，今考《大戴禮》，《千本》《四代》《虞帝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無論《孔子三朝記》是否如王應麟所言屬於《漢書·藝文志》所舉《記》一百三十一篇，《漢書·藝文志》之《記》的文本組合均可藉此一探究竟。《漢書·藝文志》之《記》一百三十一篇當由多組篇目多寡不同的竹書組成，《考證》舉《記》所含的諸種逸篇（如《三正記》之屬）應該各是一組屬性相近或者内容相關的文章組合，每組竹書形成一個總括的篇題。將這些篇題下單篇的文章單獨計數，總共合計一百三十一篇。前面已經説明，河間獻王所獻古書，整理流傳均在孔壁出書之前，時人並不以爲是古文典籍，以此《漢書·藝文志》所錄的“《記》一百三十一篇”不冠“古文”二字。

除了《記》一百三十一篇之外，根據劉向《别錄》，還錄有“《古文記》二百四篇”（《隋書·經籍志》説“二百十四篇”）之説。《經典釋文·敘錄》引劉向《别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又引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删《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删《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隋書·經籍志》云：“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一〕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篇。”《隋書·經籍志》所述《古文記》二百四篇的組成，爲河間獻王所得《記》一百三十一篇，與劉向所得另外四種古書的合編本。王國維由此認爲“獻王所得《禮記》，蓋即《别錄》之古文《記》。是大、小戴《記》本出古文”。四種《古文記》類古書最有可能的來源是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的古文《禮記》，包括《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史氏記》《樂記》等戰國篇目（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天子建州》中有不少“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或是《明堂陰陽記》的遺篇）。在劉向編寫《别錄》之前，戴德亦將《孔子三朝記》編入大戴《禮記》。到劉歆編定《七略》的時候，則將《樂記》編入《樂》類，將《孔子三朝記》編入《論語》類。班固《漢書·藝文志》因循之。無論如何，劉向所檢得的《記》一百三十一篇，即河間獻王所得之《記》的傳本，在整個西漢時期有著完整的流傳。劉向之所以將河間獻王所得之《記》視作古文《記》，大概正如《隋書·經籍志》所説“時亦無傳之者”。“無傳之者”，並不是説這一百三十一篇《記》都不爲人所知，而是説西漢學者没有將其作爲一個整體加以傳習。在河間獻王整理轉錄這批《禮記》類文獻之後，應當有部分篇目在天下廣泛傳佈，這些流傳的篇目正是戴德、戴聖取材並編定二戴《禮記》的來源。

漢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后倉弟子聞人通漢、戴聖等皆與其議。《通典》記錄了其中不少議論。從聞人通漢、戴聖所引的内容來看，確有一類直接稱爲《記》的文獻，除此之外還引有《曲禮》等篇名與《記》之名對舉。從所引《記》的内容來看，有屬於《王制》《雜記》等篇的内容，還有一些《禮記》逸篇的内容（不見於今本大、小戴《禮記》及其他禮類文獻）。可以推測，聞人通漢、戴聖在石渠閣議論時所稱的《記》，有可能是《漢書·藝文志》著錄的河間獻王所得《記》一百三十一篇。由於其中有司馬遷認爲成書於漢文帝前元十六年（公元前164年）的《王制》篇，説明河間獻王所獻的《記》並非全部爲先秦古本，其中亦有漢初成書的《禮記》類篇目。如果河間獻王所獻的《記》一百三十一篇中包含漢初所作的篇目，而劉向所謂《古文記》又包含有河間獻王《記》全部篇目，則《古文記》亦非全爲戰國古文寫成，稱其爲《古文記》，不過説明與當時廣泛流傳的《禮記》篇目來源不同罷了。1957年甘肅武威磨咀子6號漢墓出土的《武威漢簡》中有數篇《儀禮》及單獨抄寫的《服傳》甲、乙、丙本。學者據此推測《服傳》在兩漢時期主要以單篇形式流傳，並未如今本《儀禮·喪服》散在經、記文之下，直至東漢晚期方由馬融或其他學者編入《儀禮》正文。就《服傳》的性質來講，顯然也屬於《記》一類的文字。整理者曾撰文説明《服傳》的成書年代可能在西漢初年，雖然未被收錄入今傳本大、小戴《禮記》，但根據前文的分析仍可能包含在河間獻王所獻的《記》一百三十一篇之内。

《漢書·藝文志》著錄有《曲臺后倉》九篇，是后倉説《禮》的記錄。姚振宗《條理》按：“《明堂陰陽》《王史氏》《曲臺后倉》三書，舊時文相連屬，皆蒙上文‘記’字。”《曲臺后倉》即《曲臺后倉記》，又稱《曲臺記》。劉歆《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文選·任彦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文）顔師古《漢書注》引如淳曰：“行射禮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漢官》曰‘大射於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宫。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也。”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説，因以爲名。”顔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宫。”由於西漢長安無太學，天子在曲臺行大射之禮，后倉在曲臺校書著説，故名《曲臺記》。認爲《曲臺后倉記》是專講射禮的書，恐怕無據。朱彝尊《經義考》引孫惠蔚曰：“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王應麟《考證》云：“按《大戴·公符》篇載孝昭冠辭，蓋宣帝時《曲臺記》也。”孝昭冠辭是大戴《禮記》中《曲臺記》的遺跡。然而《曲臺記》的具體面貌如何，現在已無從知曉了。

后倉傳《禮》於聞人通漢、戴德、戴聖、慶普之後，戴德、戴聖、慶普三家立於學官。戴德、戴聖所傳的《禮》十七篇篇序頗爲不同，除了前三篇《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相同之外，其後十四篇的編次完全不同。大戴《禮》後十四篇的篇序爲《士喪禮》第四、《既夕禮》第五、《士虞禮》第六、《特牲饋食禮》第七、《少牢饋食禮》第八、《有司》第九、《鄉飲酒禮》第十、《鄉射禮》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大夫禮》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禮》後十四篇的篇序爲《鄉飲酒禮》第四、《鄉射禮》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禮》第八、《喪服》第九、《特牲饋食禮》第十、《少牢饋食禮》第十一、《有司》第十二、《士喪禮》第十三、《既夕禮》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大夫禮》第十六、《覲禮》第十七。這兩種《禮》的編次順序與今本《儀禮》很不相同，説明戴德、戴聖對於《禮》十七篇的禮典内涵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解説。

戴德、戴聖又各編有《禮記》選本。鄭玄《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記）》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據《隋書·經籍志》“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可知戴德與戴聖爲叔侄關係，戴德年長於戴聖，故戴德號曰“大戴”，戴聖號曰“小戴”，史稱二人所編選本爲大戴《禮記》、小戴《禮記》。大戴《禮記》與小戴《禮記》是戴德、戴聖兩家立於學官之後，他們爲學生講授《禮》十七篇而編輯的參考資料，因此來源駁雜。二戴《禮記》篇目的取材範圍，有《逸禮》三十九篇，有《記》一百三十一篇，有《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有《樂記》二十三篇，有《孔子三朝記》七篇，有《曲臺后倉記》九篇，還有一些《漢書·藝文志》所錄諸子書的篇目。今本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奔喪》《投壺》出自《古文禮》，《王制》《雜記》出自《記》（由《通典》聞人通漢、戴聖所引推得），《曲禮》可能出自《古文記》（同前），《月令》《明堂位》出自《明堂陰陽記》，《樂記》（十一篇）出自《樂記》（二十三篇）；今本大戴《禮記》三十九篇，《朝事》《投壺》《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出自《古文禮》，《千乘》《四代》《虞帝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七篇出自《孔子三朝記》，《公冠》篇末的孝昭冠辭出自《曲臺后倉記》。大戴《禮記》八十五篇，小戴《禮記》四十九篇，皆爲當時各種禮類文獻的彙編明矣。王國維説大、小戴《禮記》“本出古文”的論斷，無論從河間獻王《記》的來源、《古文記》的組成，還是大、小戴《禮記》的取材任一個角度來講都是不可信的。

今本大戴《禮記》餘三十九篇，闕第一至第三十八、第四十三至第四十五、第六十一、第八十二至八十五共四十六篇，與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内容很不相同，重複的篇目只有《投壺》和《哀公問》兩篇。雖然前文已述小戴删大戴《禮記》而成小戴《禮記》四十九篇不足信，然而此説暗指大戴《禮記》所闕的四十六篇大體正是今本小戴《禮記》所傳的四十九篇（《投壺》《哀公問》兩篇重出不算，小戴《禮記》異於大戴者合四十七篇）。黄懷信《大戴禮記匯校集注·前言》説：“其之所以佚失，蓋因文同而抄書者省之也。古者抄書不易，小戴書既已有其篇，則於大戴無需更抄，故抄者省之，自是情理中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大戴之書自隋、唐《志》所載，卷數皆與今本同。”《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皆作大戴《禮記》十三卷。由此推測，遲至隋代，大戴《禮記》已經成爲今天的面貌，其中與小戴《禮記》重複的篇目已經不存了。戴德、戴聖禮學同出於后倉，二人對於當時流傳於世的《禮記》類文獻哪些對説明《禮》十七篇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應該有著很大的共識。這種共識會體現在大戴《禮記》與小戴《禮記》重複選目之中。傳世古書所引大戴《禮記》亡佚的篇目内容有《禮器》《祭法》等篇的佚文，由此可以相信大戴《禮記》到隋代所闕的篇目，與小戴《禮記》今存的篇目有著很高的重合度。〔一〕

劉向《别錄》的編纂晚於大戴、小戴《禮記》的成書時間，因而在《别錄》中記載了全部的小戴《禮記》篇目，並對小戴《禮記》諸篇進行了分類，分類被鄭玄《三禮目錄》轉錄，存於孔穎達《禮記正義》疏文中。《經典釋文·敘錄》云：“劉向《别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爲他家書拾撰所取。”劉向《别錄》云：“《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别錄》所記《樂記》的篇次正與今本《禮記》相同，證明小戴《禮記》的編成時代在劉向《别錄》成書之前。《漢書·儒林傳》記慶普、戴德、戴聖禮學的傳授云：

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後漢書·橋玄傳》云：“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按：“戴德”乃“戴聖”之誤）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楊榮之學史傳無説，不知有著作與否。無論如何，小戴《禮記》在西漢時期已由其弟子注解講授，並流傳於世。

東漢時期，雖然二戴《禮》仍立於官學，但在崇尚古學的風氣影響下，大、小戴禮學逐漸式微。《後漢書·儒林傳》云：“中興已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絶，然未有顯於儒林者。”今文《禮》學只有慶氏《禮》較爲興盛。《後漢書·儒林傳》載董鈞習慶氏《禮》，爲博士。又同《傳》記載“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後漢書·曹褒傳》載曹褒“持慶氏《禮》”，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有名於當時。曹褒所傳的四十九篇可能是慶普所編的《禮記》選本，也可能即是戴聖所編的《禮記》四十九篇本。東漢中後期，古文經學興盛，校注《禮記》的主要有馬融、盧植兩家。《經典釋文·序錄》云：“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所謂“附戴聖篇章”，是説馬融撰《禮記注》、盧植撰《禮記解詁》均單獨成書，注文並未散入小戴《禮記》各篇之中，兩書均將小戴《禮記》四十九篇附在書後。可以想見，馬本小戴《禮記》與盧本小戴《禮記》在校勘意見及文本取捨上當有小異。《序錄》所謂“去其所敘略”是指小戴《禮記》原書之前有對每篇《記》文的“序略”。小戴《禮記》“序略”今本不存，不過鄭玄《三禮目錄》對《三禮》諸篇章均有“篇序”，小戴《禮記》的“序略”恐怕也是這一類的内容，鄭玄《三禮目錄》與其或有承襲關係。另外，《隋書·經籍志》有所謂“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之説，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力駮此説，認爲馬融並没有足其三篇。從今本《禮記》中《曲禮》《檀弓》《雜記》三篇分爲上下篇來看，今本《禮記》本只有四十六篇，如果再去除《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則難以湊足四十九篇之數，似以《提要》所論爲是。

東漢末年，鄭玄受業於馬融，爲《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禮記》三種禮書作注。所謂《古經》十七篇，實際是西漢今文《禮》十七篇在東漢的某種傳本。鄭玄將小戴《禮記》諸本相互參校，並爲之注，形成今日所見的鄭玄《禮記注》的面貌。孔穎達《禮記正義·曲禮上第一》云：“鄭亦附盧、馬之本而爲之注。”王欣夫《文獻學講義》引孔疏並説：“故他（鄭玄）注《禮記》用盧、馬之本校勘，發現有異文，便附入注中。”因此鄭玄注文中往往有“某，或爲‘某’”，表示他本中所用之字與其擇取的不同。鄭玄校勘小戴《禮記》異文時究竟用了哪幾種舊本，現在已經無從考證，可能包括前述的小戴本、橋仁本、劉向本、曹褒本、馬融本、盧植本或其他流傳的版本。鄭玄注釋小戴《禮記》文字嚴謹縝密，要言不煩，簡約通達，注文往往與正文字數不相上下。鄭玄注廣採前人的意見，並以自己精深的禮學修養加以裁斷。《後漢書·鄭玄傳》給予鄭玄很高的評價，稱其“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删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隋書·經籍志》説鄭《注》問世之後，“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説”。自從鄭玄注《三禮》之後，小戴《禮記》便與《周禮》《儀禮》鼎足而三，成爲禮學的重要經典。

東漢以至於三國時期，鄭玄之學大盛，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統計曹魏所立十九博士，除《公羊》《穀梁》《論語》三經外，其餘七經《易》《書》《毛詩》《周官》《儀禮》《禮記》《孝經》皆以鄭學爲宗。《禮記》首次與其他諸經共立於學官，鄭玄作注功不可没。曹魏後期，王肅不喜鄭學，徧注群經，自作《禮記注》，有意與鄭學立異。由於王肅與司馬氏有姻親關係，政治上支持司馬氏篡魏，所以王肅憑藉尊寵地位，使其所注群經“皆列於學官”，王學由是大顯。《三國志·魏書四·三少帝》記載甘露元年四月，高貴鄉公曹髦親臨太學，與諸儒生講論《易》《書》《禮記》大義。皇帝執鄭氏義，諸儒持他説對之，最終多取王氏之説。西晉建立後，推崇王學，所定禮制“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晉書·志第九·禮上》），此時王肅之學遠比鄭學興盛。這樣的局面直到東晉才有所改觀。東晉時期，王學博士盡廢。晉元帝初年，精簡博士員額，《晉書·荀崧傳》云“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除《周易》、古文《尚書》、《春秋左傳》三經外，其餘六經今文《尚書》《毛詩》《周禮》《禮記》《論語》《孝經》皆以鄭玄注爲宗。鄭氏學重又興起，佔據了統治地位。南北朝時期，南北對峙，經學也分爲“北學”“南學”，《隋書·儒林傳》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然而《三禮》的傳習“同遵於鄭氏”。南北朝時期的經學，《三禮》學最爲尊顯，北朝、南朝以研習《三禮》著稱的學者衆多。北朝習於《三禮》者，有徐遵明、李鉉、熊安生、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等，“諸儒盡通小戴《禮（記）》，於《周（禮）》《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可見北朝時期對《禮記》的重視。南朝習於《三禮》者，有何佟之、嚴植之、司馬筠、崔靈恩、孔僉、沈俊、皇侃、沈洙、戚袞、鄭灼等，對於《三禮》皆宗鄭氏之學。南北朝時期義疏解經體興起，北朝熊安生作《禮記義疏》三十卷，南朝皇侃作《禮記義疏》九十九卷，這兩部《義疏》是唐代編撰《禮記正義》的重要資料。

隋代統一中國後，經學也從南北分立的局面重歸統一。隋代繼承南北朝時期的學術傳統，《三禮》學仍以鄭學爲宗。以《三禮》名家者，有馬光、褚輝等人。另外，隋代大儒劉焯、劉炫皆曾“問禮於熊安生”，有諸經《義疏》存世。唐代代興之初，唐太宗即詔孔穎達與諸儒編撰《五經義疏》，以統一天下經説。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五經義疏》成書，共一百八十卷。其後博士馬嘉運駮正《義疏》得失，太宗詔令修訂，但未集事。直至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才以《五經正義》之名正式頒布天下。《五經正義》包括《周易正義》十六卷、《尚書正義》二十卷、《毛詩正義》四十卷、《禮記正義》七十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卷，總計一百八十二卷。《五經正義》的問世使得漢代以後趨於分裂的經學重歸統一。《五經正義》於《三禮》獨收《禮記》，改變了漢代以《儀禮》爲經的局面，擡高了《禮記》的地位，從此之後以至於清代，小戴《禮記》的傳習都要遠盛於《儀禮》《周禮》。由於《禮記正義》所用的注文仍取鄭玄《禮記注》，所以《五經正義》的成書和頒行鞏固了鄭玄《禮記注》的地位。

兩宋時期，疑經思潮興起，宋人編輯前人經説，以己意加以裁斷，往往淹博有餘而精審不足。其中小戴《禮記》的代表注本有衛湜編集的《禮記集説》，雜採漢至宋諸家注説一百四十餘種，並不獨尊鄭氏。元代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重定科舉之制，《禮記》仍用唐代《禮記正義》。其後陳澔纂集《禮記集説》，以朱熹之説爲主，略度數而推義理，於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成書。是書“承諸子之説而有所取捨”，講解簡明，淺顯易懂，成爲元代重要的科舉參考書。明成祖時期，胡廣奉敕編纂《禮記大全》二十卷，爲《五經大全》之一。是書以元代陳澔《禮記集説》爲藍本，又採綴諸家之説共四十二家，於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年）成書並頒行天下，成爲明代科舉的標準教科書。清代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乾隆帝詔令開設“三禮館”，前後由鄂爾泰、張廷玉等人奉詔纂修《三禮義疏》。其中《欽定禮記義疏》由甘汝來、李紱、任啟運等人具體承擔。《三禮義疏》歷時十年，於乾隆十年成稿，於乾隆十九年刊刻成書，於乾隆二十年頒行天下。該書徵引歷代禮説二百六十五家，依“正義”“通論”“餘論”“總論”“存疑”“存異”“辨證”七大義例分類輯錄，是一部歷代《禮記》注釋的集成之作，成爲清代科舉的重要參考。其後，清代學者孫希旦，綜合鄭注、孔疏以及宋元諸家的學説，於乾隆四十四年撰成《禮記集解》六十一卷。由於體量巨大，該書直至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方才刊刻成功，成爲清代晚期最有影響的《禮記》注解。清代又有朱彬所作《禮記訓纂》四十九卷，該書刊刻時間略早於《禮記集解》，於訓詁、聲音、文字之學，用力尤深，是清代樸學在《禮記》考據方面的代表作。

目前存世的唐及唐以前《禮記》及鄭玄《禮記注》本有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編號爲俄敦二一七三背、俄敦六七五三背的《禮記·曲禮上》；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編號爲伯二五〇〇、伯二五二三碎二的鄭玄注《禮記·檀弓下》，編號爲伯三三八〇的鄭玄注《禮記·大傳》《少儀》；英國國家圖書館藏編號爲斯二五九〇的鄭玄注《禮記·月令》，編號爲斯五七五的鄭玄注《禮記·儒行》《大學》。西安碑林博物館藏有唐開成年間刻成的《十二經》刻石，《十二經》中有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全文（後簡稱“唐石經”），無鄭玄注。

存世的宋代鄭玄《禮記注》本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南宋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撫州公使庫刻本《禮記注》（後簡稱“撫州本”）、南宋婺州義烏蔣宅崇知齋刻本《禮記注》（後簡稱“婺州本”）、南宋余仁仲萬卷堂家塾刻本《禮記注》（後簡稱“余仁仲本”）、南宋紹熙三年（公元1192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宋元遞修本《纂圖互注禮記》（後簡稱“紹熙本”）等。根據王鍔《〈禮記〉版本述略》，上述婺州本與撫州本接近，屬於同一系統的版本；紹熙本與余仁仲本接近，爲另一系統的版本（見王鍔《禮記版本研究》表十六）。王鍔認爲《禮記注》版本中，撫州本最好，余仁仲本次之，紹熙本最差。八行本經注來源於撫州本，紹熙本、岳本、嘉靖本、和本及十行本經注和釋文來源於余仁仲本。由此，王鍔認爲“如果要整理《禮記注》定本，最好是撫州本或余仁仲本爲底本”。按照本叢書的體例，不收錄陸德明《經典釋文》，撫州本將《釋文》附刻在全書之後，不雜於經注文的特點與本叢書的整理要求一致（余仁仲本散在各條經注文之間），因此選取撫州本作爲本次整理的底本。以唐石經、余仁仲本、婺州本、嘉慶二十年（公元1815年）江西南昌府學刻《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勘記》（後簡稱“阮刻本”）爲參校本。另參考《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群經類《禮記》之屬《禮記》殘卷的相關整理成果，加以校勘整理。

清嘉慶十一年張敦仁曾影刻撫州本《禮記注》。1992年中華書局對撫州本進行影印出版，2003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再次影印出版，並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本次整理使用的是《中華再造善本》影印的撫州本。撫州本《禮記注》二十卷，東漢鄭玄注，一函六册，包括小戴《禮記》全部四十九篇。下面照錄王鍔《南宋撫州本〈禮記注〉研究》對撫州本版本特徵的描述：

撫州本板框高20.9釐米，寬15.5釐米。半葉十行，行十六字，注雙行二十四字，白口，四周雙欄。順魚尾，版心上魚尾上分大、小記字數，下記“禮記幾”，下魚尾下記頁數，下記刻工姓名。首行頂格題“禮記卷第一”，次行頂格題“曲禮上第一”，越二格題“禮記”，又越二格題“鄭氏注”。每卷末尾標注“禮記卷第幾”，下越二至三格記經注字數，如卷一第二十八頁A面第三行頂格題“禮記卷第一”，越三格題經五千七百二十二字，注八千三百二十七字。書體在歐體外且接近顔體，大小字橫直筆一樣粗細，筆鋒内斂，藏巧於拙，刀法圓潤，古樸大方，書寫認真，刊刻精美。

撫州本避諱非常嚴格，避諱字有玄、泫、縣，避宋聖祖趙玄朗諱；敬、竟，避宋太祖趙匡胤祖父宋翼祖趙敬諱；殷，避宋太祖趙匡胤父宋宣祖趙弘殷諱；匡、筐、酳，避宋太祖趙匡胤諱；恒、荁、完、莞、萑，避宋真宗趙恒諱；貞、偵、赬、徵，避宋仁宗趙禎諱；讓，避宋英宗趙曙父濮安懿王趙允讓諱；樹，避宋英宗趙曙諱；頊，避宋神宗趙頊諱；桓，避宋欽宗趙桓諱；雊，避宋高宗趙構諱；慎、蜃、瑗，避宋孝宗赵眘諱，均缺末筆。本次整理時，上述避諱字闕末筆的均直接補全，不另出校記。

撫州本中使用了一些異體字。本次整理時，異體字的用字習慣和結構盡量遵照底本，如“棄”作“弃”，“間”作“閒”，“簡”作“”，“嘗”作“甞”，“萬”作“万”，“熟”作“孰”，“體”作“躰”，“賓”作“賔”，“殯”作“”，“隸”作“隷”，“毆”作“敺”等；部分容易産生歧義的用字，則改爲常用字，如“巳”“已”“己”的互用，“粱”作“梁”，“刺”作“剌”，“棘”作“”，“毋”作“母”，“段”作“叚”，“椴”作“椵”等。部分常見的異體字和俗字，則改爲常用字，如“兑”作“兊”，“説”作“”，“税”作“”，“鋭”作“”，“涚”作“”，“帨”作“”，“棁”作“”，“賛”作“”，“穀”作“榖”，“彘”作“”，“世”作“丗”，“泄”作“”，“葉”作“”，“偞”作“”，“辭”作“辝”，“尤”作“”，“就”作“”，“蟄”作“”，“面”作“靣”，“遠”作“逺”，“慎”作“愼”，“淵”作“”，“肉”作“”，“敬”作“”，“姊”作“”，“泲”作“”，“清”作“”，“負”作“”，“沿”作“㳂”，“臾”作“㬰”，“喪”作“䘮”，“擥”作“”等；還有部分屬於缺筆或羡筆的異體字，則直接補全筆畫或減省筆畫，如“宜”作“”，“卑”作“”，“脾”作“”，“禆”作“”，“舍”作“”，“鬼”作“”，“瓜”作“”，“孤”作“”，“狐”作“”，“瓠”作“”，“苽”作“”，“皡”作“暭”，“厲”作“”，“冥”作“㝠”，“鄉”作“郷”，“饗”作“”，“幼”作“㓜”，“災”作“”，“富”作“冨”，“社”作“”，“徵”作“徴”，“具”作“”，“祔”作“袝”，“沐”作“沭”，“纏”作“纒”等。以上除必要説明的情形，改字與不改字皆不出校記。

本次使用的參校本余仁仲本、婺州本均選自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中華再造善本》。阮刻本使用的是中華書局影印清阮元校刻本《十三經注疏（清嘉靖刊本）》。

本次整理還參考了楊天宇譯注《禮記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龔抗雲整理、王文錦審定《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繁體豎排版，2000年），王文錦譯解《禮記譯解》（中華書局，2001年），呂友仁點校《禮記正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王鍔彙校《禮記鄭注彙校》（中華書局，2017年），郜同麟點校《禮記正義》（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王鍔點校《禮記注》（中華書局，2021年）。

本次整理稿形成之後，楊詣、劉新怡、王潔鈺三位研究生同學幫忙覆覈了校記，提高了整理稿的可靠性，特此致謝。限於整理者的學識和水準，整理本中存在訛誤在所難免，懇請讀者不吝指教，以便後續不斷改進。

徐淵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一〕　根據上述二戴《禮記》與《漢書·藝文志》所載諸種《禮記》的關係，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認爲“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卅一之數”的論斷難於成立。小戴《禮記》去除《曲禮》《檀弓》《雜記》分爲上下的重篇，爲四十六篇。今本大戴《禮記》的《投壺》《哀公問》兩篇與小戴《禮記》相重，去除後爲三十七篇。二者不同内容的篇目相加爲八十三篇，與一百三十一篇相減，爲四十八篇。《漢書·藝文志》所載之《記》一百三十一篇中，重複篇目竟達四十八篇，殊不合理。故吳承仕《經典釋文序錄疏證》認爲：“錢説雖巧，終不足據。”根據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河間獻王所得之《記》包括《三正記》《别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王度記》《王霸記》《瑞命記》《辨名記》《孔子三朝記》《月令記》《大學記》《雜記》等名，多數不在今大、小戴《禮記》之中。因此，可知《記》一百三十一篇只是大、小戴《禮記》的取材文獻之一，並非大、小戴《禮記》的合編。